一个新概念：谬赏主义

一个新概念：谬赏主义 Toward Olympics: China'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2006 Annual Conference on CSR and Sustaian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的前期准备让我们一帮人忙得花容失色茶饭不香，非常觉得人生的凄凉无奈。恨恨地对Betty说：记住！将来一定不要在一个学文的手下打工，特别是不要为功底深厚激情饱满的文学博士们工作！   搜寻孙立平老师近期的动态和简历时，看到了孙老师的博客，顺手搬来下面这一段：   ……这让我想起最近刚刚看到的一个新词，叫作“谬赏主义”。这个词是一个网友在回应我关于“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问题时提出来的。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了一下，结果是这个词以前确实没有人使用过，是这位网友的独创。什么是谬赏主义呢？这来源于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一句话，“不能谬赏，不要滥罚”。谬赏这种现象被加上“主义”，我猜想可能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为了强调这个现象在我们社会中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广泛存在的。第二，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广泛存在，也许是因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运作社会生活的逻辑，体现了一种隐含在这种逻辑中的价值假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这个现象就不能等闲视之。 这位网友是这样来分析谬赏主义的。他说，在我们身边经常能看到将干好本职工作叫“奉献”，碌碌无为叫“敬业”，公务员叫“公仆”。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奉献”，什么是“敬业”，什么是“公仆”呢？奉献是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的无私付出，敬业要有成绩，公仆要无偿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如果按照真正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这些大部分还不能算做“奉献”、“敬业”和“公仆”。警察抓歹徒，其实是本职工作。如果干好本来应该干的工作叫“奉献”，那么没干好本职工作迄不成“干好工作”了吗？那么不干工作迄不成了“干工作”了！这些“美妙”的名词在中国的泛滥，颠倒黑白，混淆了国人的是非观。结果就是我们一直把一般的当成了非常好的加以崇拜，把不算好的的当成了好的来学……，然后把最差的当成了一般的来保护了。结果就是国人道德底线的彻底下滑和崩溃。 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即谬赏主义实际上是通过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太应该的模糊为应该的，而一步步地逼退了社会生活的底线，使得这种底限不断后退，最后终至溃败。在《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中，我曾经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的底线经常被突破。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在面临威胁。问题是在于，正如提出谬赏主义这个概念的网友所进一步追问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生活底线的失守？可以说，这里讨论的谬赏主义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应当说，谬赏主义的逻辑是与运作社会生活的运动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搞运动是我们运作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在那个年代，无论做什么事情，包括政治活动、生产活动甚至植树造林、环境卫生等社会活动，都要通过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方式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树立标杆，树立典型，然后无数的人学着去做，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比如在那个时代，劳模就往往是这样的一种榜样。可以说，在当时，典型、“表扬”和学习等是整个社会生活能够有效运作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谬赏主义就由此而生。应当说，本来谬赏主义的逻辑是用心良好的。它的假设是，即使是将本来应该的事情加以拔高，使其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也会为整个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榜样，人们就会学习模仿，就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 但这种谬赏主义很容易弄巧成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抽空了那些“应当”的事情中行动者的责任与义务。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当“应该”的行为受到褒扬，履行应当的责任和义务被誉为高尚，当普通的职务性行为被加以表扬，实际上也就将众多人普通行为的责任和义务底线抽掉了。因为当“应该”的行为成为表扬的对象时，有人就会说，我不想受表扬，我可以不这样。于是“应该”的底线便向后撤退。 最近几年中，在劳模评选中常有成功的或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及工作努力的农民工被评选为劳模，这曾引起一定的非议。有人会说，那些社会责任感强、积极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不应该受到社会的褒奖吗？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纳入评选劳模的范围，不是可以体现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吗？从道理上说这是不错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应该得到肯定，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应该得到提高。问题是在于，达到这些目标的有效方式不是将其评为劳模，不是对其进行表扬，而是应该用常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具有讽刺性的是，在捐赠行为很普遍的国家中，很少听到对这种行为进行表扬和宣传的，更不会请他们到处作报告。制度化的减税是最基本的褒扬方式。而在我们这个经常对这种行为进行表扬的社会中，据权威人士去年底透露，当时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道理很简单，表扬的结果是将社会捐赠这种在一些国家相当普遍的行为，定义为是“难能可贵”的。 尤其应当看到的是，在改革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多世纪的今天，我们社会生活的程序化和规则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社会动员的方式逐步让位于科层化、程序化的方式。在这种科层化和程序化的方式中，激励机制开始由树立标兵而转变为常规化、制度化的激励，而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开始成为对行为最基本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底线。当然，如果进一步说，现代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是与对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