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pringofwater.net/
爱城故事 无名
“你是来旅游吧？”
“不，我是留学生。”
八七年八月，从旧金山飞往锡德腊皮兹（Cedar Rapids, Iowa）的早班飞机上，乘客不多，个个睡眼朦胧。只有我脸贴舷窗不住向外张望。这时空姐走过来搭话。
“去哪里呢？”
“爱荷华城（Iowa City）。到爱荷华大学去（University of Iowa）。”
“为什么选中那里？大学有很多嘛。”空姐刨根问底。
“我的妻子在那里呀。”我不假思索。
“完美的答案！”
我俩都笑了起来。爱人一年前赴美求学，正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久别后重逢的喜悦激动着我，心早就到了那梦魂牵绕的小城。
和我的故乡北京比，爱荷华城可真是太小了。五万多人的大学城，连一座高楼都没有，简直不像美国。可我却喜欢这地方。爱城，多好听的名字。湛蓝的天空下，绿草如茵。爱荷华河从南边奔流而来，到这里轻轻带住脚步，把起伏的山丘分为东西两岸。两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宁静安详，远离都市的喧嚣。女作家聂华苓是这里的教授。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家带到这小城。贾平凹，韩少功，北岛……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怡然自得。
田园风情，人心淳朴，小城是读书的好地方。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我读计算机，妻子读数学，儿子上幼儿园。三个人每天在课堂、实验室、Day Care（日托所）、图书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地转。小城有一间华人教会。每到星期日，当街支起一个大牌子：“爱城华人教会—陈仰善牧师”。我对那里边的世界并无兴趣。功课、实验、奖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读书之余，除了带着儿子到山坡下校美术馆 Hancher 前的空地上骑车，便是在停车场鼓捣旧车。修自家的老爷车，也搭手帮助修朋友的。和几个乐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因为常常把手弄得满是油污，便谑称自己是 “黑手党”。
这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两年，故乡突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中的赤子之火。对过去曾相信过的理念彻底绝望，对未来一片茫然。我试图振作起来，好好念书，先拿下学位再说。而妻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入教会的门了。奇怪，那次在商场，当两个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不是她拉着我就走，还嗔怪说“怎么被这种人缠住了”吗？如今却自己要去。不过也好，只要她心里快乐平和。住我们楼上，我素来敬重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呢。儿子若能在教会中学些道理，也强似在家闲玩。至于我自己就免了。哪里有神？奋斗到今天还不全靠自己。每到星期日，我把妻子和儿子送到那块大牌子前，然后一头扎进实验室。
不知不觉间，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沉静而温和了许多。对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这年还做了学生会主席，我却成了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鞍前马后地跟著忙。
一天，她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
“我信主啦！”
你—信—主—了？这里面的含义，我一时不能完全体会。于是跟着她去听牧师讲道。这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回家的路上，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向妻子，她也答不上来。算了，还是去我的实验室吧。我更加努力读书，跨越一个个考试，似乎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近了。
那是九一年的秋天。万圣节刚过，天灰蒙蒙的。星期五早晨，我紧跑几步赶上校车，见到住在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嗨，还好吗？”我在他身边坐下。“挺好的。我的岳父来了。我们刚从伊州香槟大学回来。下午系里有Seminar（研讨会）。”小山答道。小山是学校里的知名人物。博士资格考试时成绩之好，让遥遥落后的美国同学汗颜。体育也棒，足球场上的骁将。平时又乐于助人，还是前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最近好事盈门。论文获奖，又在本校物理系找到工作。一下子跳出学生之列，成了研究员（Research Investigator）。小山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为他高兴，也在心里为自己鼓劲。
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楼外等车。凉风一阵紧似一阵，空中开始飘起了初冬的雪。突然，两辆警车飞驰而来，嘎然停在楼前。警察跃出车门，曲臂举枪在脸颊。一边一个，直扑楼门。先侧身窥探，猛地拉开门冲进去。这场景与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构成极大的反差。我心里疑惑，这是拍电影吗？
刚到家电话就响了，好朋友祖峰打来的。
“物理系有人打抢！”
“什么！是谁？”
“不清楚。有人死了！”
“啊！……”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电话铃不停地响。我家成了学生会的信息中心和会议室。一连串的坏消息构织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三点三十分，物理系凡艾伦大楼 309 教室。山林华和导师克利斯多弗·高尔兹（Christoph Goertz）教授，另一位教授罗伯特·施密斯（Robert Smith）及新生小李等许多人在开研讨会。突然，山林华的师兄，中国留学生卢刚站起身，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枪来，向高尔兹、山林华和施密斯射击。一时间血溅课堂。接着他去二楼射杀了系主任，又回三楼补枪。旋即奔向校行政大楼。在那里他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安妮和她的助手茜尔森，最后饮弹自戕。
我们惊呆了。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泪水无声地从脸颊流下。小山，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小山，已经离我而去了吗？黑暗中，死神的面孔狰狞恐怖。
谁是卢刚？为什么杀人？翻开我新近编录的学生会名册，找不到这个名字。别人告诉我，他是北大来的，学习特好。但两年前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离群索居，独往独来，再后就没什么人知道他了。听说他与导师颇有嫌隙，与山林华面和心不和，找工作不顺利，为了优秀论文评奖的事与校方和系里多有争执。是报仇，是泄愤？是伸张正义，是滥杀无辜？众口纷纭，莫衷一是。
枪击血案震惊全国。小城的中国学生被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笼罩。血案折射出的首先是仇恨。物理界精英，全国有名的实验室，几分钟内形消魂散，撇下一群孤儿寡母。人家能不恨中国人吗？留学生还待得下去吗？中国学生怕上街，不敢独自去超市。有的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车后箱里，准备一旦有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
一夜难眠。该怎么办？大家聚在我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由物理系小雪、小季、小安和金根面对媒体，开记者招待会。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追思老师和朋友。讲着，回忆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看的、听的，心里都被触动了。一位老美清洁工打电话给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说，“我本来挺恨这些中国人！凭什么拿了我们的奖学金，有书读，还杀我们的教授！看了招待会转播，我心里变了。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请告诉我，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学生会又召开中国学生学者大会。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副校长安妮。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是传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无儿无女的安妮，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谆谆教导，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请同学们到家里作客，美食招待，还精心准备礼物……千不该，万不该呀！不该把枪口对向她！同学们为安妮心痛流泪。
安妮在医院里急救，她的三个兄弟弗兰克、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两天后，噩耗传来。我面对着安妮生前的密友玛格瑞特教授，说不出话来。她脸色严峻，强压心中的哀痛，手里递过来一封信，同时告诉我，安妮的脑已经死亡，无法抢救。三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设备。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点弱下去，心跳渐渐停止而无法相救，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宣布安妮死亡后，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写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
“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玛格瑞特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问她怎么可以是这样？难道不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他们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呀。教授伸出手来止住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
她接着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
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刹那间，三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被摇动了。
难道不应“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吗？难道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难道“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勇于斗争”不应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无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
“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啊，竟让冤仇成恩友！
还来不及多想玛格瑞特的信仰，卢刚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也传到了我手上。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充满了咒诅和仇恨。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找到几个贴（垫）背的”，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驱之不去。可惜啊，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如此思考缜密的科学家头脑，竟在仇恨中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泾渭分明。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射出的子弹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啊！
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一种负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大家相对无语，神色黯然。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是美国人的，还在教堂里。更想不到的是，葬礼上没有黑幔，没有白纱。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似锦，簇拥着安妮的遗像。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安妮的邻居、同事和亲友们一个个走上台来，讲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无尽的思念却又伴着无尽的欣慰与盼望：说安妮息了地上的劳苦，安稳在天父的怀抱，我们为她感恩为她高兴！
礼拜后的招待会上，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学生中间。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便努力与每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许多女生哭了。我的“黑手党”朋友，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上绽出微笑。哦，这样的生，这样的死，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不让我心里向往！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暖。突然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
感谢上帝！他在那一刻改变了我，我以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悦。
笼罩爱城的阴云散去，善后工作在宽容详和的气氛中进行。不仅小山的家人得到妥善安置，卢刚的殡仪亦安排周详。安妮三兄弟把她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了一个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案发四天后才从总领馆姗姗而来的李领事感慨道：“我本是准备来与校方谈判的。没想到已经全都处理好了！”冥冥中一双奇妙的手，将爱城从仇恨的路上拉回。
爱荷华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隧道的尽头是什么？我徘徊思索。信仰之路的障碍还在那里，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与宗教冲突论，还在困扰着我。但奇妙的是，我开始喜欢读圣经，牧师的讲道也不再枯燥无味了。黑暗中摸索的人处处碰壁，一旦明光照耀，障碍便不再是障碍了，因为道路已经显明。我当时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定理证明。证明便是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便不能认为是真理。谁能把神证明给我看？我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在推理和证明上，此时才重新思考系统中的公理（Axiom）。公理便是公理，不可证明，只能接受。证明并不是一切，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之下产生的定理（Theorem）。重读一下伟大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吧。这定理说的是，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永远存在不可证明的定理。也就是说，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是“不完全”的。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也无法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处处见证造物主的伟大与奇妙。许多过去读过、考试过、研究过的知识突然都有了新的含义，许多根深蒂固的误区，一下子云开雾散。
圣经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更“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们”，使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书12:1）。原来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便是这许多见证人中的一群。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记载：耶稣被人鞭打，戴着刺入肌肤的荆棘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对着残害他的人，向天父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这里看见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无缘无辜的爱”的源头──“爱是从神来”，“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4:7, 8）
神的爱引领我来到他的面前，在神的爱中重新认识自己。过去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在真理的光照中才看到心灵中的黑暗之处。仇恨、贪婪、嫉妒、骄傲、邪情私欲，这诸般的罪和罪念哪一样自己没有呢？不要批评卢刚的狭隘、偏激和冷酷吧，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感谢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又复活，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祷，他就把我从那沉沦的路上挽回，让我在充满爱和恩典的路上与他同行。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从浸池中起来，旧事已过，万物成新。生活还是有高有低，也曾陷在失业之中，也曾面临各样的打击。但我和我一家都跟随他，事奉他。耶稣牵着我们的手，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盼望。
离开爱城多年了，常常思念她，像是思念故乡。在爱城，我的灵魂苏醒、重生，一家人蒙恩得救。她是我灵里的故乡，与耶稣基督初次相遇的地方。爱城后来有了一条以安妮命名的小径。因她设立的奖学金名牌上，已经刻上了许多中国人的名字。友人捎来一张爱城日报，是枪击事件十周年那天的。标题写着“纪念十年前的逝者”。安妮、山林华的照片都在上面。急急找来安妮三兄弟写给卢刚家人的信的复印件，放在一起，慢慢品读。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在眼前飘然而过，十年来在光明中行走、在爱中生活的甘甜溢满心头。照片里安妮静静地微笑，似乎说，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
是的，我收到了。这源远流长的爱的故事，会接着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