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教育部发言人“无知”论遭抨击(ZT)

多维社记者江天报导／中国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9月2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经常语惊四座的王旭明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片哗然，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

新华网9月26日报导说，9月25日下午，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斥责媒体说：“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中新社报导说，王旭明在新会发布会指出，现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困难孩子上学，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愤怒指责的，也有同情可怜的等等。实际上，中央政府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了几百个亿资助这些孩子们上大学，包括建立了“奖、减、贷、助、免”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但是对这样一个完整体系，媒体的宣传还不够，仍有很多舆论在呼吁穷孩子怎么穷，希望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王旭明认为，这样的报道往浅的说是无知，深的说是对国家政策的漠视。()

王旭明表示，国家出台这样一个大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是一批的，在这样的政策下受助、受惠的也是一整批，却很少有媒体报道哪一个学生的典型是靠国家助学体系成才成长起来的，反而是哪个学生怎么困难的报道随时可以看到。()

《光明观察》9月26日发表题为《什么逻辑－－媒体呼吁资助贫穷是“无知”？》的文章指出，中国目前到底有没有因为贫穷而失学或辍学的孩子？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厚道的，因为这个问题还较为严重。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向王旭明请教：第一，这个助学体系的实施效果怎么样？第二，补助贫困学生的钱全部不折不扣地用于贫困学生了吗？第三，来自公共财政的教育扶贫经费是否已经多得根本不需要民间的捐助？()

文章强调，虽然国家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体系已经建立，但是建立体系并不意味着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即以助学贷款为例，今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截至当时，云南省2005学年近两亿元国家助学贷款计划，约有8000万元贷款未按期发放；这意味着该省约两万名贫困生没有及时得到资助。()

7月24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消息说，在全国高考状元县也是极为贫困的甘肃省会宁县，许多贫困学生在上大学前实际上无法得到生源地助学贷款，报道说：“由于政府、社会的力量都有限，最后负担孩子学费的重担还是落在了每个家庭身上”，“上不起学的贫困学生也相应增多”。()

文章指出，助学贷款如此，其他补助的经费能够落到实处吗？《兰州晨报》9月26日报道说，甘肃酒泉市肃州区教育部门实施“现代教学课程”，让数万学生停课10天去田间掰玉米补充教学经费；9月19日陕西《华商报》报道说，因拖欠8万余元工程款，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富强乡冉砭小学所有教室被承包商挂锁，而本来上级拨款用于工程的款项，却被乡政府挪用买了轿车。()

去年国家审计署对50个县基础教育经费审计调查结果表明，43个县地方政府及财政、税务、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挤占、挪用、滞留各类教育资金4.45亿元( 2004年第1号审计公报)。当然，这些钱不仅仅是对贫困学生的补助，但是，完全可以肯定，这些被挤占、挪用、滞留的经费中，必然包括对贫困孩子的补贴补助；而即使被挤占、挪用、滞留的经费中不包含对贫困学生的补贴补助，这种行为也对于贫困学生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文章最后质问道，面对高昂的各项收费，政府的救助措施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贫困学生的入学困难，这种情况下，媒体呼吁社会各界能够关爱这些学子，力所能及捐助教育扶贫，不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政府对于这种为政府分忧，替政府解难的做法，难道不该举双手予以支持吗？举世瞩目的希望工程，不就是通过民间的多方捐助搞起来，并解决是许多困难学生的入学难题吗？莫非媒体重视国家政策，就不能呼吁社会救助贫穷了？这是什么逻辑？()

《上海证券报》9月27日发表的《舆论呼吁援助贫困生怎么成了无知》的署名文章说，诚如王旭明所言，中央政府为了让困难学生上大学，已经拿出了几百个亿资助这些孩子们上大学，包括建立了“奖、减、贷、助、免”一套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孩子都得到了资助。以“奖、减、贷、助、免”中的“贷”为例，去年8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就严厉点名批评了海南、天津等八省市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几年来几乎毫无作为，特别是海南、天津竟“一个子没贷出去！”()

这至少说明，在海南等八省市，“贷”根本就是徒有其名。更何况，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疯狂上涨了25倍，加之教育乱收费至少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公众的教育负担是相当沉重的。世界上学费开支最贵的是日本，大学生平均年支出为8930英镑。但考虑到日本人均GDP为中国的31倍，日本人的8930英镑相当于中国人3550元的支付能力，而中国大学生每年实际支付却超万元，中国大学生每年的支出相当于日本大学生的3倍，稳居全球第一(《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14日)。()

文章说，舆论呼吁援助贫困学生，乃是出于一种高度负责的悲悯情怀。这种做法怎么就成了“无知”了呢？()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语惊四座的发言，这并不是第一次。今年3月6日，王旭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谈及“上学贵”问题时说：“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多维社注意到新华社3月6日报导，王旭明在回复两会期间代表们所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

随后，王旭明把北大、清华比成1万元一套的衣服，而没钱的人只能去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王旭明接着说道：“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信息时报9月27日的署名文章说，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是根据我国已经建立了资助困难学生的完整体系而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看法能让公众信服吗？我们可以反问：舆论能不能呼吁社会各界援助穷孩子？如果不能难道就看着穷孩子一路“世袭”下去吗？如果是在漠视助学贷款政策，那么舆论还会探讨如何完善助学贷款政策吗？()

毫无疑问，如果离开了政府这一最为重要的参与者，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将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就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这能成为否定舆论呼吁帮助穷孩子的理由吗？在教育部指斥舆论无知的背后，公众看到的是偏见和傲慢，是对公共政策公正目标的背离。()

文章驳斥道，教育部指斥舆论无知，是对我国助学贷款深层次矛盾的无视，这是一种更大的无知。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在设计伊始就没有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种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突出表现为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助学担保体系中，惟独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没有相应的担保责任主体。正是自身所承载的风险无处转嫁，才使得负责提供国家贴息助学贷款本金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2003年9月开始几乎停止了助学贷款的发放，导致我国助学贷款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现象。()

教育部指斥舆论无知，从根本上说，是忘记了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助学贷款体系不代表解决了穷孩子上学的问题，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看到“大学学费猛于虎，贫困农民夫妻为学费丧命”，“为女上学，劳作母亲累死猪圈旁”，“供儿上大学，三轮车夫累死在街头”之类的新闻。如果让公众仅仅看到实行了助学贷款制度而对上述现象无动于衷，那是对人性善良的抹杀，也不符合社会的德性。()

文章最后指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威，只有立足社会生活中人的基本问题来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才能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政府政绩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把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政策服务于人，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才能巩固。离开人的问题，公共政策只能成为权力游戏的工具。资助困难学生完整体系的建立，同样不能离开人的问题；离开了人的问题，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也会沦为政绩的工具和权力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