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应不早于1960年:回应匿名网友

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应不早于1960年:回应匿名网友
起轩


阁下在文章中认为,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说,“与其你反毛主席，还不如我反毛主席……”.但据我所知,刘少奇的原话是:”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从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这句话被拿出来做全国性的公开批判.30多年来,解读的方式有无数种. 从这句话里,我的解读是:

1,刘少奇嘲笑没有执政能力的彭德怀,自不量力地要利用反大跃进的机会篡党.他在这里攻击的是彭德怀写"意见书"的动机,而非讨论"意见书"的内容是否正确.

2,4月份刚刚当上国家主席,并且在一线全面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此时有点飘飘然,把自己看成已经登大位,且比嘉庆早期更有实权党的领导人.

3,彭德怀对刘少奇历来不服气,毛泽东也知道,且敲打过彭.毛说,.“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刘少奇这次用这种讽刺的手法批彭篡党,有点儿"官报私仇"味道.

恕我眼拙,单凭刘少奇这句话,在下丝毫看不出你说的"言下之意，对三面红旗，反只是纠错的意思，要有策略才行……".的含义在里面.

而且就在庐山会议闭 幕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还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 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这里哪有一点对大跃进或三面红旗纠错的意思呢?

阁下在文章中所说,"59年时，“左”的冒进盲动躁动造成的危害，明显露出来了，只是大致上还没有饿死人."这句话和历史事实相差实在太远了!你甚至只要查一下国内公开发表的统计年檻,就可以发现,1958年只有四川一个省有人口负增长现象,这是李井泉造的孽.1959年全国人口负增长的省份已达到15个!饿殍百万,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中,大规模饿死人始于1959年秋季,到1960年2月才基本止住.由于我国公布的,在大跃进期间的人口统计相当不准确,很多进一步的调查显示,1959年发生大规模死亡的省份,远远不止15个.这方面的资料,阁下只要稍加努力即可找到.阁下所说的话,只有放到1958年还可以勉强解释通.

1958年，河南掀起「反潘杨王事件」，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在毛泽东,刘少奇和陶铸的支持下,把反对浮誇,反对征”过头粮”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场斗争,实际上是第二年批判”彭黄张周”的预演.毛泽东曾点名潘复生为”地方上的右派”,1958年红旗半月刊还登出”插红旗,辨风向,为撤底肃清潘复生思想影响而奋斗”的社论和一篇把潘复生”从头批到脚”的文革大字报式的文章.1959年的信阳事件是1958年”反潘杨王事件”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1958年潘复生的观点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基本一致,只是前者更具体,后者的”意见书”略显抽象.一个区区的省委书记应该没有”篡党”的可能吧?可潘复生1958年即被赶到农场劳动,直到1962年的7000人大会后,才由李富春等人到河南宣布潘复生平反,并将其调到中南局工作.

如果按您说的,”看到了“左”的危害，不仅是彭德怀等，也不仅是刘少奇等，毛泽东等也是看到的，所以才有庐山会议.”.那么庐山会议前,为什么毛泽东和刘少奇没有对早已高瞻远瞩地看到”左”的危害的潘复生等人”平反昭血”呢?

平心而论,如果在庐山会议前半段,毛泽东和刘少奇真心要清算大跃进”左”的危害的话.对经济工作基本外行的彭德怀,连写”意见书”的机会都应该没有.而彭对大跃进并没有否定,而只是认为它搞的”过头”.历史告诉我们,在庐山会议上,只有完全停止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才是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人民死亡的最佳经济和政治决策.而毛泽东连彭的意见都定义为”反党集团”,谁会相信积极支持毛泽东倒彭的刘少奇” 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时间是在1959年.’呢?

　　庐山会议后,在批判彭德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 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从这种强词夺理的口吻中,哪能听得出一丝一毫纠正大跃进”左”的错误的意思呢?

至于1959年以后的情况,该文说, “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发生在1961年。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由于找不到1960年的资料,笔者只能根据已有的证据作判断. 和您一样,我也认为这种猜法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但从在1959年11月间，刘少奇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多次发言中看, 刘真正认识到大跃进的错误的时间,应不会早于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