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履滇屐痕及辞官原因初探

边城秀才

    摘要：李贽于万历五年至八年任云南姚安府知府，其间政绩、思想，以及辞官过程及辞官原因，有必要加以探讨。本文从十一个方面加以论述，大体阐明李贽履滇三年的情况。
关键词：李贽；云南姚安；政绩；求道；辞官。

    李贽于万历五年入滇，八年出滇，其间事迹及思想，学者多有涉及而不完整。然而履滇为李贽人生途程之一重要环节，且在此期间实现其辞官退隐愿望，实为其人生经历之一大转折，故不可不详加探讨。笔者为云南楚雄人，早年读李贽著作，近年又搜求地方旧籍，得若干有关李贽履滇资料，集于一帙，或可窥其履滇屐痕之大略，并进一步知其辞官之复杂原因。
一、李贽入滇月份及会见罗汝芳
李贽于万历五年（1577年）入滇，任姚安知府之职。然问其入滇月份，则因史无确载，众研究者似亦未作探讨，故至今阙如。
顾养谦《赠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以下简称《去滇序》）说：“万历八年庚辰之春，谦以入贺当行。是时，先生历官且三年满矣。”以此回推三年，则可知李贽入滇当在万历五年八月。
李贽《与焦弱侯》信中说：“弟自三月即闭门专为告归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离任。”这条材料则准确记载了离任月份：“七月初”。
从以上两条材料，可知李贽入滇当在万历五年七月初至八月。
李贽入滇之初，曾与罗汝芳相见一次。
罗汝芳别号近溪，为明代著名学者，泰州学派代表之一，鉴于其情况为众多学人所知，此不繁引介绍。这里仅就其宦滇期间情况，略作简述。
罗汝芳于万历二年冬入滇，任云南道巡田副使，分守永昌，于万历五年拜左参政，离滇入北京。
其宦滇期间，整治昆明堤，疏浚滇池，兴修水利；曾驻节腾冲，指挥边界军事；而讲学与刻书，影响尤著。
郭斗《刻近溪罗先生明道录》说：
“万历甲戌冬，公始以副宪来滇，再得会公于滇中。公学益精，力益勤，而从游者日益众，欲倡道西南。会同野李公继至，与公同志，又合并晹谷方公、西岩顾公、禹江张公、渐江张公、一水陈公诸君子，讲学五华书院，日孜孜不倦。诸生不惟得领诸君子文学之教，其所熏陶培养者多矣。幸不大哉！”
又说：
“公一旦出家居富美堂及今五华书院所集公与诸公讲义共二卷视诸生，诸君子见而喜之，恐其久而或褪也，属同年晹谷公叙之。晹谷公谓其言有裨风教，当梓传焉。合而刻之，一题以《五华会语》，一题以《双玉会语》。”
《五华会语》和《双玉会语》，即汝芳于万历四年孟夏在昆明所刻两部书，为其后《明道录》之主要内容。
高奣映《鸡足山志》卷六人物载：
“罗号近溪，江西吉安人，嘉靖癸丑进士，官云南督学道，兼督粮参政。万历丙子（万历四年）约中溪（按即王畿）同游鸡足，诗赋联额，辉映庵寺。迨宦成旋里，遣先生仲子送藏经于寂光寺。其惓惓鸡足之心如此。”
至此，我们看李贽记忆他与罗汝芳在滇会面之事。
李贽《罗近溪先生告文》中说：
“我于南都得见王（按即王畿）先生者再、罗先生者一。及入滇，复于龙里得再见罗先生焉。然此丁丑（万历五年）以前事也。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
李贽于万历五年七、八月入滇，罗汝芳离滇时间不见记载，但以三年任期计算，应于万历五年冬任满离滇，则两人于万历五年七月初到当年冬之间，应有一段可以见面的时间。
然而李贽说见面地点在龙里，而龙里在贵阳之东，今黔南州东北部，距云南尚远，不知李贽所记是否有误。若无误，则很可能是罗汝芳未满三年之任而升迁离滇，而李贽入滇，两人相遇于途中。
今有学者以为罗汝芳与李贽在鸡足山相见⑴，则《鸡足山志》记罗汝芳游鸡足在万历四年，而李贽游鸡足在万历六年，两人实未相遇于鸡足。
虽然李贽与罗汝芳在龙里见面的情况不得而知，但李贽说：“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则可知这一次会面，对李贽今后的精神生活，起着巨大影响。而罗汝芳的学术，公认为王学中最接近禅宗的一派。由此亦可知李贽在滇期间，所读之书与所谈之话为何种内容。
二、李贽牧姚期间所要应付的重要人物骆问礼及王凝
骆问礼其人，《明史》有传，字子本，号缵亭，浙江诸暨人，生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与李贽同庚。三十九岁中进士，官南京刑科给事中。在隆庆朝，问礼以亟言直谏知名朝野，连张居正的意见，也敢反驳，遂颇得帝心。后因隆庆帝令众官面奏诸政务于便殿，问礼上十事奏疏，帝不悦，宦侍又从中构陷，就被贬谪到云南楚雄府，仅任以楚雄县知事之职。次年，吏部在杂职官中选拔升迁者，骆问礼及御史杨松受到选举，但隆庆帝说：“此两人安得遽迁！俟三年后议之。”于是被担搁下来。
隆庆六年，帝薨，年方八岁的朱翊钧继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以大学士张居正为首辅，朝廷大权，俱掌其手中。此后，骆问礼迁分守洱海道参议之职，驻姚州。
骆问礼在楚雄及姚州的情况，正史无载，而宣统《楚雄县志》及光绪《姚州志》载其任职名录。康熙《楚雄府志》载其诗一首《会基关》，曰：
几度基山顶，凭临四望赊。羊肠残卒哨，鸡黍野人家。
径侧荒村远，风高落日斜。奔忙因何事？羞睹道旁花。
由此诗看，问礼当年不得志而欲有所作为的心情，已然表露无遗。
光绪《姚州志》职官表中，有“分守道”一栏，注“万历元年置”，骆问礼名列该栏首位，故可推知问礼任分守洱海道参议之职，似在万历元年。由此看，到万历五年李贽入姚安时，骆问礼在分守道参议位置上，已然四年有馀。
李贽与骆问礼的关系，有两条资料可得说明。
其一是《豫约·感慨平生》。他在此信中说：
“……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记余尝苦劝骆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仕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岖崎而入，岂容备责？但无人告发，即装聋作哑，何须细问。盖清谨勇往，只可责己，不可责人，若尽责人，则我之清能亦不足为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嗟嗟！孰知余竟以此相触也哉。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
这里所谓“巡抚王”，即云南巡抚王凝，骆即骆问礼。
这条资料，相当多的引用者割裂为数段引用，以致于读者看不到李贽与骆问礼的矛盾，来自于两人对治理“杂夷”，与对待不尽职的地方官的态度之分歧，粗看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细看则是一个政治思想的问题。
王凝与骆问礼二人如何“作意害我”，无具体资料。通常学人，以此四字为据，问罪于王、骆二人，而为李贽鸣不平，且有人以此为李贽辞官之主要或唯一理由，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王凝其人，《明史》无传， 而康熙《云南通志·王凝传》曰：
“凝，字道甫，湖广宜城人。万历时任巡抚，当内地干戈方息，缅警复闻，边将又多喜事，凝一切以镇静待之。后以数年经画，檄汇为一册，曰《西寺贻稿》。在任时和年丰，召书院诸生于署楼课艺，亲为评荐，士民至今怀之。”
这条资料，似因地方志为尊者讳，所以看不出王凝“下流”而“不必道”。但冯甦《滇考》记载中缅边界一段长期战事，其中万历四、五年期间，巡抚王凝 “少通变之才”，措置失当，以至“一时士民咸以此为大失机会”。倪蜕《滇云历年传》引用《滇考》这段记载之后，评说：“亦有以知云南末季之时，谋国无人。”则主要是针对王凝而言。
据以推测，李贽入滇，正值王凝处理边界事务失利，大受官民指责之时，因其材能不足为封疆大吏，且与李贽有意见分歧，故而被李贽目为“下流”，而“不必道”。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知王、骆二人如何“作意害我”。
然而值得注意者，乃李贽《答骆副使》一书，其曰：
“某粗疏无用人也，又且傲慢好自用。夫自用则不能容物，无用又不能理物，其得尔三载于滇中者，皆我公委曲成全之泽也。物犹知感，而况人乎！优游以来，终年兀坐，户外事无知者，是以无由致私祝于下执事也。乃过辱不忘，自天及之，何太幸！何太幸！寂寞枯槁，居然有春色矣。……重念海内人豪如公者有几，不知何时按临此土，俾小子复遂抠趋之愿，乃以近年学古所获者一一请正于大方也。”
这封书信，是骆问礼由分巡洱海道参议迁湖广副使，而李贽辞官之后，在新邑时所作。书信中对骆问礼的赞扬，以李贽性格推测，应该是发自内心，而无阿附之嫌。如果当年骆问礼真正“作意害我”，以至于因而辞官，则后来写此一信，当作何解释？此书信之开头，是李贽对故人作一个“自我批评”——“傲慢好自用”、“不能容物”、“不能理物”。这是故意用常人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内心既仍有高傲，却亦不乏真诚的自责。由此揣度，当年李贽以为骆问礼“作意害我”之说，似乎责任多半并不在于骆而在于李自己。是他的自由个性不能忍受朝廷的纪律和上官的约束，其深层的原因是他与时代、社会的冲突，而与王凝、骆问礼的冲突则仅仅是一个表象，一个不太有力的借口，而他给“骆副使”的这封信，其中有一层意思就是表示主动放弃这个借口，借以愈合从前被他撕开给众人看的创口。
三、李贽在姚安的政绩
李贽治姚政绩，光绪《姚州志》所载有四：一是在北门内建城隍祠，二是在城南废德丰寺开设三台书院，三是在城东关外建光明阁，四是在城西三十里建连场桥。
此外，李元阳《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说：
“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谆谆亹亹，日仄忘倦。庙学颓圮，罄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凡关系山川、风土、形势，有改作不易者，制度不可阙者，皆悉力为之，处置有法，而民不知劳。”
从以上记载看，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颇有政绩，故其名列入《姚州志》之“名宦”。
关于建三台书院，此有进一步加以说明之必要。
通常以为，建书院乃地方官寻常之举，并无特别意义。然而在特定的时空之内，则有出人意外者。盖嘉靖十七年，朝廷曾下令禁毁书院，于是内地书院纷纷凋零。张居正秉政，又于万历七年令“各地方除先圣庙、先儒书院入志者不废，馀尽毁拆之。”⑵
李贽建三台书院的具体年代不清楚，但只能在万历五年七月至万历八年三月之间，则无疑问。众所周知，张居正秉政期间，政令极严，朝野畏惮，而李贽此举，既以先朝政令若未闻，又置张居正严令于不顾，则胆量气慨之过人，不必讨论而可知也。
建城隍祠，亦有可说者：
古人以有水之城堑为“池”，无水则称为“隍”，故建城隍祠庙以护卫城池。自唐代以来，祭祀城隍，相沿已久。明初以来，太祖亟以建城为务，敕令各府州县大建城池，滇南各城，或改土城为砖城，或新建砖城，而府县皆各有城隍祠庙。姚安古城始建于唐代，为御史李知古所建。洪武二十一年，姚安升为府，并置所，于是指挥戴都建新城，然周围仅二里八十步，高二丈。至万历五年，已历一百九十年，竟无人以兴建城隍祠为倡，殊为怪事。李贽建城隍祠，目的在于借神力以卫护姚城，且以补前此历任之不足，其用心良苦，有以也。
建光明阁之目的及过程，见李贽所作《光明宫记》，楚雄人据以阐述者甚多。此简言之，则因姚安城累被火灾，李贽下车之初，知州罗琪即建议建祠祀火神以消灾，而李贽无暇，仅每年临时筑坛以祷。及至万历八年初，才建祠以祀，题为“光明阁”，而李贽则称为“光明宫”。
在《光明宫记》里，李贽告戒地方官，治理地方，不应忽略事神事鬼之事。他说：“幽明一理，神人无二。舍民事而专务谄祭，则虽神弗飨，苟尽其在我而又先事祷告，以求默助其不逮，则神之应之也如响，又何惑焉？故特述其创建之由，以告后人，使知所以理神而勤民焉。”
此文不见于李贽各集，而似仅存于光绪《姚州志》，因而内地学者似难见到。但其内容，却与《焚书》卷三之《鬼神论》相通。在《鬼神论》中，他说：“若诚能知鬼神之当敬，则其不能务民之事者鲜矣。”可见李贽之鬼神思想，是他学术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建光明宫，则是他鬼神思想的一个物化体现。
四、李贽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思想
李贽在姚的工作作风，光绪《姚州志》所载虽简而明，曰：
“贽天性严洁，政令清简。簿书之暇，时与释子参论。又每至伽蓝判了公事。”
康熙《广通县志》卷三祠庙，记曰：“来青寺，相传姚安太守昔讲学其中。”广通县属于楚雄府，邻近姚安，李贽至此，讲学于寺庙，则其喜爱在寺庙讲学，此为一生动例子。
李贽这一特别的工作作风，甚至为袁中道所特别注意，而在其所撰《李温陵传》中说：
“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薄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
袁中道为李贽及门弟子，所言当不虚。其中情况，尤以其坐公堂而伴以名僧之状，古今以来，骇人听闻，故不免“人皆怪之”。此一语不仅道出李贽思想作风与众不同，且说明他为官场所不容的一面，而并非如退休时之一片颂声。
李贽在姚的工作作风，根源于其由佛道思想为基础而形成的政治思想。
顾养谦《去滇序》说：
“其为人汪洋停蓄，深博无涯涘，人莫得其端倪。而其见先生也，不言而意自消。自僚属、士民、胥隶、夷酋，化先生者，而先生无有也。此所谓无事而事事，无为而无不为者耶？”
李元阳《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也说：“惟务以德化民，而民随以自化。”
李贽无为而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给知州罗琪之《论政篇》中。此文收于《焚书》卷三，是李贽集中论述其政治思想的篇章，广为学人所熟知，此不繁引。文中，李贽把政治分为两种，即“君子之治”与“至人之治”。他认为：“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
如前所引，李贽曾苦劝骆问礼：“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又说：“仕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岖崎而入，岂容备责？但无人告发，即装聋作哑，何须细问。”这分明是他“至人之治”思想的具体表现，然而却很难得到上官的认同，并由此而生矛盾。
李贽的政治思想，是李贽全部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学者所关注，撰文研究者多。本文限于题目所关，不可能展开讨论，此仅强调：研究李贽政治思想，最好是结合他在姚安任上的政绩和工作作风而开展论述。因为只有在姚安知府任上，他才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一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身分实践他的政治理论，居然成效不菲，则说明其理论确有深刻的道理，而不容忽视。
五、李贽入鸡足山论学、著文
高奣映《鸡足山志》卷四载：“先生温陵人，官姚安太守。万历六年戊寅，因巡按调榆（大理府）、鹤（鹤庆府）、姚三府会剿北胜（州治在今永胜）蛮贼机宜，按君延于永昌府（治在今保山），故先生得久游于鸡足。寓大觉寺，与水月禅人论法门，遂作《念佛问答》。又与同官论《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等，皆于二观楼所成者。”
关于万历六年剿北胜“蛮贼”之事，《明史》及地方志乘皆无载，估计规模不大，故无记。然而李贽却因而登鸡山，且“久游”，而以上所说四文，皆收于《焚书》卷四“杂述”。四篇文章，除《念佛问答》外，篇幅都不算小。其中《四海》讨论山水地理，《念佛问答》与《六度解》讨论佛学，《二十分识》讨论见识、才能及胆量之关系。
在《六度解》中，李贽说：“我所喜者学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说？”显系为人讲授佛学知识。由此可见李贽当年在佛学界已初具声望，因而才可以在佛教名山胜地，以渡人金针的姿态出现。
《鸡足山志》卷六又载：“李字卓吾，福建晋江人。以孝廉历仕，于万历五年官姚安太守。爰义更号氏，迨卒之年，计号四十有七。刻意成家，任癖一往，大约得精于禅，以文为综该，遂有所自入。六年戊寅，缘按君剿贼北胜，调姚、榆、鹤三府会酌机宜，先生遂得留鸡足山数月。”
这段文字中，我们仅注意“留鸡足山数月”一句，由此可以看出，李贽心思入佛门之深，而于太守之任，却不能不有失职之嫌。于此，要上官对其听之任之而无意见，实在很困难。至此，回顾其给骆问礼书信所说：“其得尔三载于滇中者，皆我公委曲成全之泽也。物犹知感，而况人乎！”则这样经月游名山、不理政事的违规违纪行为，不见受处罚，则有可能曾为骆问礼所遮掩。
六、李贽之姚籍门徒
李贽在姚，建三台书院而讲学，此为诸学人所共知，而其知名门徒，传为陶珽。《楚雄州志》卷六陶珽传说：
“陶珽，姚安人，生于明万历元年，字葛阆，号不退。因慕南齐豪放不羁的著名文人孔稚圭的为人，故又号稚圭、天台居士。珽幼年即有志于学。时值李贽任姚安知府，收徒授业，随即‘游于卓吾之门’。至万历十九年中举，此后‘屡科不第’。后寓居祖籍浙江，寻师李贽于麻城，读书于龙湖，被时人誉为‘龙湖高足弟子’。”
这段文字中讲到陶珽生年，又讲到其“游于卓吾之门”。则万历元年出生之陶珽，至万历五年才五岁，至万历八年也才八岁，以此年龄，仅能入塾开蒙，哪能进书院听讲？谓其“游于卓吾之门”，则大可疑也。
 查光绪《姚州志》卷八载陶珽所撰《李卓吾先生祠记》，其文说：“先生去姚，距今四十年。其卒于长安，又距今十六年。”则知此文作于万历四十六年。文中未说他早年游于李贽之门，而是说：“余既晚从先生游。”其“晚”为何年？不可知，然大体可推测为李贽辞官之后，居龙湖期间。
由此，可知陶珽确为李贽之徒，但不是在姚安任上所授之徒。《楚雄州志》此传之作者，未考查而移其壮年之事于幼年，读此传者，应当注意。
李贽姚籍门徒，有郭万民者，虽不出名，但却倍受李贽称赞。其《与焦弱侯》书信中说：
    “弟自三月即闭门专为告归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离任，因兹得尽览滇中之胜，殊足慰也。又得姚安一生为郭万民者相从，自三月起，颇有寻究下落处，窃自欣幸，以为始可不负万里游，又更奇耳。此生虽非甚聪慧，然甚得狷者体质，有独行之意。今于佛法分明有见，虽未知末后一著与向上关捩，然从此稳实，大段非庄纯夫比矣。弟南北云游，苦未有接手英雄、奇特汉子，此子稍称心云。虽非无尽、大年诸老可比，然边地得此，亦足奇矣！”
郭万民，《姚州志》无载，然李贽以大段笔墨，向焦弱侯介绍此人，且以为万民性情之近佛法，胜于其女婿庄纯夫，称万民为“接手英雄”、“奇特汉子”，则李贽真以万民为其高足弟子，不爽也。并由此看出李贽之品人高下，多从近佛之深浅而论。
七、李贽在滇的两位重要僚友郑某与顾养谦
此所谓“僚友”，是从他们与李贽同朝为官之角度而言，其实应当谓为“朋友”。
郑某，名、字无考，仅知李贽任姚期间，郑某任大姚知县，故李贽按习惯，称之为“郑大姚”。
李贽《送郑大姚序》，洋洋八百言，首言曹参、严助，归其治法于黄老之术，而曰：“吾闻至道无为，至治无言。”是再讲其“至人之治”。
接下来赞扬郑某：
“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观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气，洞然不设城府。其与上大夫言，如对群吏，处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畅似曹参。此岂儒者耳目所尝睹记哉！君神色自若，饮后耳热，或歌诗作大字以自娱，陶陶然若不以邑事为意，而邑中亦自无事，嗟夫！君岂亦学黄老而有得者耶！抑天资冥契，秘道合真，不自知其至于斯也！不然，将惧儒者窃笑而共指之矣，而宁能遽尔也耶！”
这既是赞扬郑某，亦以自赞。查康熙《大姚县志》，知县中无郑某姓名，则一方面因该《志》编纂过于简陋，另方面则可见郑某在大姚县政绩平平，无可记者。而李贽说：“陶陶然若不以邑事为意，而邑中亦自无事。”这从道家角度说，是最高的治绩。由此可进一步理解李贽所谓“至人之治”的境界。
从《序》中，可知李贽与郑某“相聚二载馀”，而此时郑某将离任归山，于是李贽说：“夫渊明辞彭泽而赋《归去》，采菊东篱，有深意矣。”并认为，如郑某这样一位清廉之士，归家无酒，“当必有白衣送酒如贤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尔也。”表达了李贽对采菊东篱生活的向往与赞赏。
郑某虽不知名，但《送郑大姚序》却收入《焚书》，郑某之“治”与“归”，倍受李贽赞叹，则李贽在姚时之心思，可从此镜中得以反映。
李贽在滇另一位重要僚友兼朋友，为顾养谦。
养谦字冲庵，通州人，嘉靖进士，累官至蓟辽总督、中朝大司马。其孙顾国宝亦中进士，故其家乡有“祖孙进士”之誉。著有《滇云纪胜》及《冲庵顾先生抚辽奏议》二十卷，其事绩散见《明史》各传。
李贽与养谦之交甚厚，他给养谦的诗文，收入《焚书》者有《复顾冲翁书二首》、《书常顺手卷呈顾冲庵》，收入《续焚书》者有《读冲庵辞疏》、诗《顾冲庵登楼话别》。此外，李贽给焦弱侯等人的书信中，大量提到养谦，可见其交既厚且久。
李贽任姚安知府期间，顾养谦任洱海分巡道佥事，驻楚雄。《去滇序》中说：“谦之备员洱海也，先生守姚已年馀，每见先生谈，辄夜分不忍别去。”于此可知养谦至楚雄任职，为万历六年或七年初。
李贽对养谦，推崇备致，见于他给诸友书信，此不繁引。而对于李贽在滇履迹，养谦此文所记较详，尤其所记李贽辞官过程及部分原因，为难得之资料，因后设专节谈此问题，此不引述。
所当述者，为李贽《顾冲庵登楼话别》，其诗云：
知公一别到京师，是我山中睡稳时。
今夕生离青眼尽，他年事业壮心知。
帘外星辰手可摘，楼头鼓角怨何迟。
君恩未答黄金散，直取精光万里随。

惜别听鸡到晓声，高山流水是同盟。
酒酣豪气吞沧海，宴坐微言入太清。
混世不妨狂作态，绝弦肯与俗为名？
古来材大皆难用，且看《楞伽》四卷经。
从诗中，可知顾养谦于李贽离任之先，即已升调京师。而从《去滇序》中所说：“命下之日，谦方出都门还趋滇。”则对照可知，养谦于朝廷批准李贽离任之万历八年七月，确在京师供职，而一旦知李贽被批准离任，即离京返滇，至姚安或楚雄，为李贽贺，并撰《去滇序》。
李贽此诗，为送行、祝贺之词，原无深意，但末一句“古来材大皆难用，且看《楞伽》四卷经”，显系自叹之词。因为当此之际，是养谦升迁，李贽仍在原任。因此我认为，由此一句，透露了他辞官的另一思想原因——材大难用。我们研究李贽辞官的原因，不能轻易放过这首诗、这句话。
八、李贽在滇生活情况
这一方面，直接资料不丰，仅能透过极少的直接记载和其它间接记载，加以分析、推测而得出一个大体的情形。
李贽与夫人黄氏，生有四男三女，但仅知其长男、次男早死，而第三、四男之死，则未知其时其因。又长女、次女早死于饥荒，此为众学者所共知。
其由南京至滇赴任途中，留第三女与女婿庄纯夫于麻城，而仅携妻入姚。
顾养谦《去滇序》中说：“初，先生以南京刑部尚书郎来守姚安，难万里，不欲携其家，其室人强从之。盖先生居常游，每适意辄留，不肯归，故其室人患之，而强与偕行至姚安，无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强留。”
由此记述，可见李贽夫妇之间，在赴滇与驻姚的问题上，颇不乏分歧。此外又可想见这老夫老妻在姚期间，无儿孙承欢膝下，常人天伦之乐，他们夫妇不能享有。且李贽讲学、游山、交友、判公事、参佛法，常经月在外，于是黄氏之孤灯挑尽未成眠，可以想见。此黄氏至姚不久即欲离去，甚属自然，而不该受到责难。于是李贽家庭生活之清冷，亦不难想见。
姚安一府，仅领一姚州一大姚县，居民力农，而工商业极其落后。据万历《云南通志》载，姚安府年入商税银仅108两，而同期云南府为4579两，大理府733两，永昌府975两，楚雄府820两，则姚安商业之落后，官府收入主要来自夏税秋粮，可知也。李贽牧斯土两年馀，以其财用之乏，而竟先后建书院、城隍祠、连厂桥、光明阁，殊非易事，且又捐俸，因而其物质生活之贫乏，亦是理之自然。
李贽在《又书使通州诗后》自述其在滇生活：“方某之居哀牢也，尽弃交游，独身万里，戚戚无欢，谁是谅我者？其并时诸上官，又谁是不恶我者？非公则某为滇中人，终不复出矣。”
在诗《使往通州问顾冲庵》二首中，李贽说：“滇南万里忆磋磨，别后相思听楚歌。”“磋磨”二字，亦是作者对履滇生活之一总括。
李贽《寄方子及提学》二首：
其一
何人独我思？天上故人而。白眼谁能识，雄心老自知。
滇云随绝足，昆海定新诗。此方多俊逸，长养报明时。
其二
为郎怜白下，秉宪忆南中。一万苍山路，三千鲁国风。
及门谁第一？时雨迤西东。闻有袈裟石，何由寄远公？
此二首中，“滇云”、“昆海”、“苍山”、“迤西东”，皆云南物名，而内容，前后写方子及提学二人与作者滇中之游，格调亦算明朗，反映李贽当年居滇时另一种心情。
九、李贽在滇所作诗文
李贽诗文可以确定在滇所作者，除上文所说者外，还有、《卓吾论略》、《高同知奖劝序》、《因记往事》、《答何克斋尚书》，载于《焚书》。《与友人论文》载于《续焚书》。《青莲寺二首》载于光绪《姚州志》。诗《钵盂庵听经喜雨》一首，载于《鸡足山志》，而收入《续焚书》则改题为《钵盂庵听诵华严并喜雨》，为二首。此外，据说还有《龙山说》及《重修瓦仓营土主庙碑记》⑶，因笔者未查到原文，故仅录以备考。
此外尚有若干需作考定者：
A；《蜻蛉谣》，此为读杨慎《蜻蛉谣》有感而发者。其中说：“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傜、僮之变矣。”此由“最后入滇”四字，推断为居滇时所作。
B：《因方子及戏陆仲鹤》二首
其一
不见中原十二年，云泥两路各依然。
鹏鹍自有青云侣，肯向人间问谪仙。
其二
带发辞家一老僧，三年长伴佛前灯。
归鸿日夜声相续，不到滇南不敢憎。
在李贽诗《哭陆仲鹤》中有句曰：“滇南昔日君怜我，白下今朝我哭君。”由此可知陆仲鹤曾到云南，并与李贽相会，以此判断《因方子及戏陆仲鹤》二首作于滇。
如果此诗确实作于滇南，则所反映之李贽生活情况及当年心情，是为探究其辞官原因之重要资料。
十、李贽辞官之过程
李贽辞官之过程，《去滇序》所记最详，曰：
“是时，先生历官且三年满矣，少需之，得上其绩，且加恩或上迁。而侍御刘公方按楚雄，先生一日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去姚安而来楚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公曰：‘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家，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即欲去，不两月所为上其绩而以荣名终也，不其无恨于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贽不敢也。需满以悻恩，是贪荣也，贽不为也。名声闻于朝矣而去之，是钓名也，贽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而两台皆勿许。于是先生还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鸡足。鸡足者，滇西名山也。两台知其意已决，不可留，乃为请于朝，得致其仕。”
光绪《姚州志》卷五载：“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巡按刘维及当时藩臬作《高尚册》以遂其志，佥事顾养谦为之序。”
李贽《与焦弱侯》信中说：“弟自三月即闭门专为告归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离任。”
《鸡足山志》卷六人物李载贽条：“继至七年已卯，竟自免归。巡按刘维钦其高尚，征诗文册以送之。八年庚辰，先生解组，遂再登鸡足，寓钵盂庵，听真利法师讲《楞伽经》。”
又《姚州志》“职官表”载：万历七年，姚安土同知高金宸署姚安府事。所谓“署”，即“代理”。其所代者，自是李贽。
李贽文《光明宫记》署：“万历八年五月姚安告老知府李贽书于鸡足山房。”又查高奣映《鸡足山志》，其中有李贽诗二首文三篇，可知其于万历七年致仕后，曾寓居鸡足山。
由以上全部记载，可以理出如下线索：
万历七年三月，巡按御史刘维到楚雄，李贽即谢簿书，封府库，携夫人黄氏，离姚安而赴楚雄，向刘维提出辞官意见。刘维婉言相留，李贽坚辞。刘维上报，总督、巡抚不许。于是李贽返回姚安，而走宾川鸡足山。自此，府事由土同知高金宸代理。
万历七年底至八年三月以前，李贽曾由鸡山返姚安，建光明阁。（由《光明宫记》可知，光明阁建于万历八年。）
万历三月，“闭门，专为告归一事，全不理事。” 两台知其意已决，不可留，乃为请于朝，得朝廷批准，终于在七月致仕。
据《去滇序》说，李贽致仕后，留居滇中，有人问顾养谦：“李姚安始求去时，唯恐不一日去，今又何迟迟也，何谓哉？”顾养谦回答说：“李先生之去，去其官耳。去其官矣，何地而非家，又何迫于温陵者为，且温陵又无先生之家。”这是顾养谦从京城至姚安途中，与人之问答。“及至滇，而先生果欲便家滇中，则以其室人昼夜涕泣请，将归楚之黄安。盖先生女若婿皆在黄安依耿先生以居，故其室人第愿得归黄安云。”
而李贽《寄焦弱侯》书信中则说：“数月间反反覆覆，闭门告老，又走鸡足，虽吾宜人亦以我为不得致其仕而闷也。及已准告老矣，又迟回滇中不去，遍游滇中山，吾岂真以山水故舍吾妻室与爱女哉！此时禁例严，差遣官员俱不敢留滞过家，决知顾当急急趋滇也，是以託意待之一再会耳。果得一会，乃别。……乃宜人又以我为舍不得致其仕而去也。呜呼！此等贤妻尚不可告以衷曲，叫我传语何人哉！今日略为道破，亦不得已焉耳。顾虽聪明具眼，又安能知吾心哉！”
由此可知，李贽辞官后，留居滇中，只不过为了等待顾养谦的到来，并遍游名山而已。
十一、李贽辞官原因
这个问题，在前边其实已然断续涉及，只不过在此加以集中，并增添若干资料。
李贽辞官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见于其《耿楚倥先生传》，其中说：
岁壬申（隆庆六年），楚倥游白下，余时懵然无知，而好谈说。先生默默无言，但问余曰：‘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余时骤应之曰：‘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楚倥大笑而别，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后，思念楚倥不置，又以未得见天台为恨，丁丑入滇，道经团风，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见楚倥，并睹天台，便有弃官留住之意。楚倥见余萧然，劝余复入，余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黄安，而因与之约曰：‘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既三年，余果来归。”
此外，李贽《答何克斋尚书》中说：“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此可以作为对照资料看。
楚倥为耿定理之别号，其学术思想及与李贽之关系，为众多李贽研究者所熟悉，此不赘述。
关于李贽所要追求的“道”，此引台湾学者江灿腾《李卓吾的生平与佛教思想》一文中有关论述，借以说明：
“李卓吾是由于历经生活的打击和死亡的惊悸，才开始接触佛教的。他的思想源头始终环绕着出脱生死的问题，此在《焚书》或《续焚书》 中到处出现的此类自我表白，即显示此事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心灵。所以纵使他接触阳明学，也非一种希圣的道德主义爱好者，而是发觉到两者在思想的同质可以互摄，故他的心理倾向，一直是退隐和修道的﹔日后他也未如其它左派王学弟子积极深入社会讲学，其种因在此。万历五年，他出任云南姚安知府。这是他官运渐佳之兆。但他的退隐和修道的心理不变。”
 按李贽自己所说，他在姚安知府任上，只不过为了“糊口”而已，谈不上“谋道”，但这仅仅是一个大体的说法。按实际情况看，他居滇三年期间，仍然于簿书之暇，尽一切可能向佛门接近。不但“时与释子参论”，长期游鸡足，著文，讲佛学，甚至到了“每至伽蓝判了公事”的地步，这的确证明其“退隐和修道的心理不变。”
他在《复邓石阳》信中说：
“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质羸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
此所谓“人生大事”，即“求道”。家庭方面，已无牵挂，遂决心退隐，以实现多年追求的目标。
李贽在姚安期间，很少作诗，但当青莲寺落成之后，他即写下《青莲寺二首》，其第二首这样说：
芙蓉四面带清流，别有禅房境界幽。
色相本空窥彼岸，高僧出世类虚舟。
慈云晓护栴檀室，慧日霄悬杜若洲。
浪迹欲从支遁隐，怀乡徒倚仲宣楼。
可见仍然是一派退隐的心思。
楚雄知府张廷臣有和李贽此诗二首，有句曰：“暂借袈裟为伴侣，赋诗应许近阴何。”“虎溪三笑度清流，千载陶潜逸兴幽。”“不用谈禅增色相，为君沽酒醉高楼。”这说明，李贽归隐的心思，连同僚亦甚了然。
以上所说，是李贽为求道而欲归隐，这是其辞官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次要原因，则是他觉得为官太难。
在《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中，他说：
“且今之来此而为郡守州牧县令者，岂易也哉？彼其读书曾破万卷，胸中兵甲亦且数十万，积累勤矣。苟万分一中选，亦必迟徊郎署十馀年，跋涉山川万馀里，视子之爵不甚加而亲戚坟墓则远矣，然犹日惶惶焉以不得称厥职是惧。一有愆尤，即论斥随之，与编户等矣。其来远，其去速，其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也如此。”
这当然不仅仅是他对一般为官者的描述，而尤其是对自己宦海生涯的总感触。在官场而深感艰辛，活得很累，则自然应该选择归隐之一途。
再次，李贽为学术中人，读书、讲学、求道是他生活的意义所在，而滇南非学术之薮，除鸡足山之外，大概没有他中意的地方，且懂学术的朋友又多在内地，边地知音难求，因而亦欲急急辞官而回内地。正如他在《答周友山》信中说：
“独余不知何说，专以良友为生。故有之则乐，无之则忧，甚者驰神于数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也。此岂非天之所独苦耶！”
又《寄焦弱侯》信中说：
“世间胜己者少，虽略有数个，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令我终日七上八下。老人肚肠能有几许，断而复续，徒增郁抑，何自苦耶！是以决计归老名山，绝此邪念，眼不亲书，耳不闻人语，坐听鸟鸣，手持禅杖，以冷眼观众僧之睡梦，以闲身入炼魔之道场，如是而已！”
最后，引李贽《复焦弱侯》信中一段关于辞官的精彩议论：
“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于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为富贵，而外娇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此其人身心俱劳，无足言者。独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
由此看，李贽对于别人和自己的辞官与不辞官，曾有过仔细的观察与深长的思考。他曾为第一等人，“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最后选择为第三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终能潜心于“道”之追求与阐扬，遂成一代思想大家。
本文结束之际，再说两句：李贽有奇特的个性和思想，多不为人所理解。他的弟子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将其思想行为概括为五方面的矛盾，而曰：“公之为人，真有不可知者。”而今人黄仁宇据以称李贽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可见古今英雄，所见略同。盖人之一生，无不充满矛盾与冲突，而李贽表现得尤其突出、鲜明。
李贽弟子陶珽在《李卓吾先生祠记》中说：
“先生真人也，其在姚也，当其时，尽其心，如是则已。其去姚也，无系恋，无要结，如是则已。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有时见，有时不见，而俗眼见其见者，不见其不见者，以为先生如是则已。”
陶珽此评，虽然仅指李贽在姚之情形，然而作为对李贽一生的评价，亦似无不可。就因为他的矛盾与冲突表现得那样突出与鲜明，有童心，好高洁，不做作，不掩饰，故可称为“真人”。

注释：
⑴今有学者以为罗汝芳与李贽在鸡足山相见：江灿腾《李卓吾的生平与佛教思想》中说：“实际上，他的一生中，只在南京见过王龙溪二次，罗近溪则在南京见一次，另一次是在云南鸡足山遇见的。” 此文载于《中华佛学学报》第二期(1988年10月出版)。
⑵嘉靖十七年……馀尽毁拆之：这段文字引自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P253（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⑶据说还有《龙山说》及《重修瓦仓营土主庙碑记》：此二文，楚雄学人文章多有提及，然竟无一文言其出处、内容。我问过一些提到此两文的作者，回答“不知道”。盖本地此类文章，引其文而多不讲出处，辗转相引，最后不知谁为始作俑者。
 
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于鹿城东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