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渔： 张东荪孙子与郭沫若儿子
-------张鹤慈与郭世英的悲剧
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他晚期的文化观可以称为西体中用论，毕生勤奋研读，不停地著述. 先后发表了数百篇各类文章，著，译、编各种著作20余部。按照近代以来西方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为“社会的良心”，他理性、平等、自由等这些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著名报人俞颂华是张东荪旧友他，40年代深论张的个性 与为人是可信的。他说；“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 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 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 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 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 不可能的。”俞颂华毕竟了解他的老友。评论说“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 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
《再生周刊》第118期记载，1946年6月22日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中间性的社会体制，张东荪的提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在中国宣传和提倡中间路线的一些政治团体和个人的一种共识。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东荪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
到1949年，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张东荪仍然执拗地主张新中国不能反美；不能成为苏美冲突的牺牲品等看法。张东荪在外交政策和对新国家政治的未来构想上，与中共的发生了重大分歧。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感到强烈不满，张东荪满情绪一度低沉。之后，令人震惊的“张东荪叛国案”发生了，也源于张氏“中间路线”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顽固立场。毛泽东不可能对这种“秀才文人”的挑战掉以轻心，出于策略和巩固自己的优势。建国后，张东荪等极少数“不识时务”自由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走着一条悲哀与孤独的小路。
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与小渔的书信写道：
“我的祖父，拒日本时请作教育部长，北京市长，作了半年监狱，判了两年。国民党时蒋介石几次请出山，后来请出国，不为所动。共产党，毛泽东给的政府职务，一概拒绝，不放弃学校的工作，49年到53年，一句话不说，一字不写，要保持沉默的权力，在学生的请求下，只写过四句打油诗”。
也说明张东荪与政治，张东荪后来的命运，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是陌生的。张东荪晚年40年代末很苦闷，这苦闷后来日甚。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人之一，同时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郭沫登上文坛之初的1920年9月，就与时任《时事新报》主笔的张东荪有过通信关系。郭沫若后来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也依赖张东荪的促成。虽然为郭沫若《女神》时期的火山喷发提供阵地的是宗白华，但因著《学灯》毕竟是《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郭沫若除了与《学灯》主笔宗白华结为艺术知交，对张东荪也不会不心存感激。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与民盟的重要人物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等交往甚多，对张东荪鼓吹的“文化上自由主义”却不相投机了。开国以后，张东荪很快倒了霉；郭沫若却一直活跃于政坛。
1952年在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中，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写下了一段批语： “彭真同志：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对于郭沫若来说，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为他平添了一丝忧愁与不安的迹象。后来郭沫若自己的儿子与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搞到一起并且遭到灭顶之灾。
张鹤慈与郭世英是文革前高干子弟和高级知识份子子弟云集的北京一O一中学的同学，两人和一批有独立思考不满专制主义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思想和读书心得，评论时政，后来张鹤慈考进北京师范学院，郭世英考进北大哲学系。一九六三年张鹤慈、郭世英，还有解放军卫生部部长孙仪之的儿子孙经武等成立了一个地下文学团体X社。不到三个月，张鹤慈和郭世英相继被捕。 他们被拘捕罪名4条：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图偷越国境。4, 诬蔑党的领导，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1963年六七月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安排下，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回忆道：世英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从中学就是优秀生，X小组发生后，世英提前解除劳教，进入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不久，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这个“‘Ｘ’反动集团”的案子惊动了中央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X诗社成员的张鹤慈惟独“出身不好”的张鹤慈被重判，又因“文革”爆发，以至到林彪垮台后的1973年，教养了10年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才被从茶淀劳改农场放出来。他实际上被“劳动教养”了15年。
笔者小渔问张鹤慈，为什么在诗社前面“x”呢？张鹤慈说是十字街头，郭世英解释说是未知数，孙经武说是俄文中赫鲁晓夫第一个字母。没想成这却成了他们的首项大罪。文革中，农大造反派认为周总理袒护了郭世英，整郭世英也是要搜集炮打'周公'的材料。所以郭世英死去，周总理痛切愤恨之余，一反含蓄阴柔的常态说出的那句“'这是对著我来的”并非空穴来风。在这样杀气腾腾的血色背景下，我们已经注定是在劫难逃，“X”不偏不倚，恰恰撞在了枪口上。
现居住澳大利亚的张鹤慈提到当年发生的事，说有一次他们在孙经武家里找到一把女式手枪，有八颗子弹，他们在骑车途中便说应当分给八个领导人，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自然还有刘少奇、彭真、周恩来等。孙经武曾在语文课上公开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
张鹤慈分析，按当时政治气候他们当时的思想确实“很反动”，公安部文件中列举他们的罪名，如“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香港等地都是事实。其思想在当时可说是极端的离经叛道、绝无仅有。
张鹤慈的哥哥张饴慈友人信中讲述，二弟张鹤慈他们就在这相对平静的日子里，被拘捕了。张鹤慈从小就脾气急，小学六年级，正值冰心去北大附小参观，夸奖过他的作文，这大概使他比我们更喜欢上了文科。我们兄弟读的杂书不少，不过因为祖父的关系，家里是坚决反对我们学文的，而且我们兄弟三人理科都不错，张鹤慈对文特别喜爱而已。张鹤慈有着年青人狂妄，他比其更厉害些，所以造成他更不合群，自傲，愤俗。
张鹤慈从小受张东荪和他父亲张宗炳两个美国“间谍”的西方主流思想的影响很深。张东荪经常教育他：“看什么问题都要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张鹤慈读了许多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经济学 和其它反动书刊。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什么都不好，西方“文明、自由” ，什么都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是“政治宣传”。张鹤慈既有政治的敏感，又有理性的反骨, 他展示着那一代青年学子的不懈追求。岁月让那一代人走过花样年华，如今他们已经踏入不惑之年。坎坎坷坷，颠沛流离的人生，仅仅用“悲伤”来表达是远远不够的。
文革中悲惨遭遇各有不同，张东荪一家几代人的遭遇与恐怖的经历。这个不仅仅是数字，数字后面是活生生的人的画面。这里的画面的真实镜头如同电影摆在你的眼前。
张饴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我第一次去探视二弟, 是在延庆.天已经很冷了, 砖瓦厂的阴森气氛,.会见时,边上有监管人员,只能说些‘好好改造 ’之类的话,他阴沉沉的几乎没说什么。
最后一次探视他是在67年冬,家里出事前(父,母,祖父尚未被捕,二叔也还在).到茶淀他的所在地,要步行经过一大片荒地.我堂弟陪我去(半年后,他被判刑15年)。因为是两个人,谈了几句后,堂弟故意去和监管人员聊天,我乘机告诉二弟,抄家和三叔三婶自杀的消息。分手时他为了不让我们见到他难受的样子，抱著我们带给他的东西,飞奔而去，留下让人酸楚的背影。
这个政治风暴是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他们看书识字，独立思考，充满叛逆精神的受害者；却不会观察与分析政治风向，不识人间烟火般惹下的麻烦事。
左起: 戴煌，夫人，张思之律师，付可心律师，孙经武，夫人刘纪莎, 张鹤慈.
关于对孙经武、张鹤慈等人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平反决定
一九六三年五月，孙经武、张鹤慈、郭世英、叶蓉青等人犯了组织“X”集团、编写“X”杂志，并密谋偷越国境的严重错误。当时因考虑他们还年青，其错误尚未造成严重危害，故本著教育挽救的精神，没有给他们的问题定反革命性质和给予刑事处分。只是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孙经武、张鹤慈劳动教养二年的处理。在劳动教养期间，孙经武、张鹤慈由于一九六四年底利用劳教场所管理上的漏洞，秘密串联，再次企图越境外逃，故延长了一年教养期。一九六六年五月，骄阳期满后，孙经武按时解除，由总后勤部安置在重庆三四零三厂。张鹤慈则因“文革”始，没有按时解除劳动教养。
在“文革”中，由于谢富治、李震等人的干扰破坏，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处理。孙经武被揪斗进了“牛鬼蛇神劳动队”，以后，有三三零二厂当作“三类人员”加以控制；张鹤慈则延长教养七年，于一九七三年劳动期满后留场就业。
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孙经武、张鹤慈本人及家长先后提出申诉，要求复查。经复查认为：“文革”前，对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的处理是慎重的，正确的。“文革”中，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处理是错误的，这完全是谢富治、李震等人干扰破坏造成的。公安部于一九八零年四月给张鹤慈、孙经武正式作出了“文革”被错误处理进行平反改正的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作了如下处理：
一、孙经武在重庆三四零三厂受冲击的问题，已经平反，有关材料钧从档案中抽出销毁。孙在石家庄三三零二厂被当作三类人员控制的问题也已作了纠正。
二、给张鹤慈发了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原定时间解除劳动教养的通知书。对档案中与“文革”中错误处理有关的材料作了妥善处理。并将张转回北京。
现将此平反决定发给本人，并归档存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
（三个圆章）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