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的本质(ZT)

中共镇压八九民运，发生六四事件，成千上万的人民倒在血泊之中，其中的主要原因，换一个角度看，是为了挽救中共因急剧改革开放而导致的秩序失范。 ( )

八九民运时明显表现出经济失序，学生口号“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反对物价上涨！”都是有经济原因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出现两极分化，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中共高层都在揽功推过，中共元老们把责任推给赵紫阳，而赵紫阳自然也不认帐，推给了李鹏，李鹏只有向养母邓颖超告赵紫阳的状。1989年5月21日，八老召开会议，邓颖超说“李鹏对我说，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讲政府工作失误时，想写一段过去的话，到赵紫阳那里通不过，结果把失误统统算做现在的。”邓小平迎合着说“这些乱子，不是去年开始才有的，是三年前就很明白的，五年前就出现的，算帐也有他一份。”姚依林说“我坚决拥护小平同志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意见，戒严有利于恢复北京和全国的秩序，结束无政府状态，有利于制止动乱。”（《六四真相》张良著）经济改革只所以失序，主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去，影响了经济改革的发展，这一观点乃是被中共高层和理论界一致认同的。但是，中共民主派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或政治现代化，与邓小平及中共元老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说“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40页）可见，这种政治改革，是邓小平限定的“体制”上的改革，而不是“制度”上的改革。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警告中共民主派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然就是动乱，就是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八九民运中，许多民运人士激进的口号，超出了邓小平划出的范围，他担心政治改革走向资本主义制度，那样社会主义制度的秩序必然要乱，然后建立起新的资本主义民主秩序，所以邓小平派军队镇压了八九民运。1989年6月2日，中共元老和常委开会，决定对天安门清场，邓小平说“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这一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有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改革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经济建设，今天来个示威，明天来个大明大放大字报，没有精力搞经济建设，所以清场决心非下不可。”（张良著《六四真相》）1989年6月7日，中共在刚刚镇压八九民运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题讨论六四问题，邓小平说“事件发展到这一步，没有退路，全国会乱，会失控，是我拍板决定的，不能再拖了。”邓小平用了一个“拖”字，说明中共当时没有立即镇压八九民运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在统一思想，选配新的总书记，故意扩大事态，找准时机下手镇压。但精明的学生们和市民一直没给中共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策略，所以表面学生的目标口号总在变化，并不明确，但他们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不会变动，而且一直得到民众的支持，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中共在调兵谴将之后，也没有寻找到下手的机会，这样只有学习毛泽东在1976年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的手段了。在一个风高放火天的夜晚，出动军队镇压学生和民众。只不过是使用木棒与坦克的区别，第二天早上再擦干天安门广场上的滩滩血迹，这黑灯瞎火偷鸡摸狗的坏事，只有中共红鬼们才干得出来的。邓小平还恐吓说“没有退路，全国会乱，会失控。”这种谎言是骗不了人民的，也只能是做贼心虚的中共保守派掩耳盗铃的手段而已。邓小平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镇压八九民运，压倒了政治改革。

1、 中共镇压八九民运的实质是什么？从表面看是对政治改革的扼杀，因为，八九民运主流目标是政治改革。结果使很多改革事业陷入绝境，中国发生了大倒退，因而，普遍认为八九民运是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但他们都属于中共内部集团之间斗争，除了某些政见的分歧，利益得失之外，更多的具有同一性。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挽救中共不倒，只是方法与手段不同而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他们打倒，后来邓小平上台后，不也一样搞四个坚持吗？只不过实行了相对于毛泽东的专制统治开明了些。现在邓小平要打倒赵紫阳，也必须说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设想如果赵紫阳复出后，也会搞社会主义，也要打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只不过比邓小平的专制统治更开明而已。赵紫阳下台后，有记者问他和邓小平同志之间的关系如何？他说“不过你提到我和邓小平同志之间的关系，我愿意告诉你，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上没有任何分歧，无非是一个愿意更快一些，另一个主张平稳一点而已。”（1999年1月实语著《天机泄露——中共绝密档案》

事实上，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后，就实行垂帘听政的统治手段，胡耀邦、赵紫阳只不过他的路线的执行者。邓小平以政治改革为前提，实行经济、文化上的全面改革，不像有些人分析的，说他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只不过是他的政治改革，只限制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他首先从政治改革上打破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次取消了阶级成分，为大批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第三破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就是1982年12月颁布《宪法》规定“共和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四是实行党政分开。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党政分开，这涉及政治改革。”（《邓小平文选》176页）但是，1986年底发生学运，知识分子和学生声援政治改革，保守派借机发难，胡耀邦被迫下台。邓小平又任命赵紫阳当总书记，继续推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说“当然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因此，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邓小平文选》）作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当然清楚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实际情况，他当然希望通过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发展，巩固中共的统治。赵紫阳上台后就着手按邓小平政治改革的精神在1987年10月召开了中共十三大，邓小平给予充分肯定。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批准，赵紫阳决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动作。但是在推动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时，受到中共保守派和地方官僚利益集团的普遍抗命，例如：胡启立等人到大庆等国营企业去推行党政分开制度时，受到冷落就是个有代表性的证明。在中央和国务院元老们和“太子党”们谣言四起，为了自身利益反对政治改革。

然而，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支持政治改革，各种报刊杂志和社团纷纷出现，宣传讨论政治改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政论片《河殇》，他以现代化的传媒手段，以中央电视台的权威，集政治改革思想之大成，呼吁资本主义在中国要大力发展，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强烈反响。海外华人民主力量也给予政治改革极大的赞同。这时，由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配套，经济上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 保守派又打出了“新权威主义”向改革派发难，邓小平又倒向保守派一边，决定召开中央会议，停止政治改革，他说“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整顿秩序。现在看起来局势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文选》）邓小平亲自出马为“新权威主义”摇旗呐喊，可见保守派和改革派围绕着是否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的论战日趋激烈。

2、八九民运本是1986年学运的继续发展，是民主派反对中共封建专制斗争的继续发展，但由于支持学运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在中华民族风俗传统的作用下，在中共总理周恩来逝世时禁止群众悼念而引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的经验教训下，中共没有轻举妄动采取早期镇压，使学运发展起来。邓小平和保守派发表《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把学运定性为动乱，激化了中共和学生、民众之间的矛盾，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同时，把中共内部争夺邓小平的接班人的斗争也公开化、激烈化。这样中共保守派利用学运欲擒故纵赶赵紫阳下台，改革派利用学运小题大做保住赵紫阳的权力，民主派利用学运坐山观虎斗推翻中共统治，民众利用学运风起云涌争取民主。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使八九民运不断升级。

但是，为什么邓小平发动军事政变的方式削夺赵紫阳的权力呢？并使本已艰难进行的政治改革事业夭折呢？这里关键是对于八九民运的实质性估计。一般认为赵紫阳改革派和邓小平保守派之间的权力斗争终于导致政变的发生，或者改革派发表让邓小平退休的言论，触犯了邓小平的权利。确实邓小平和保守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自始至终保留的赞同政治改革，当政治改革危害他们的利益时，便开展治理整顿百般阻扰。从这点看，军事政变的发生当然是赵紫阳和邓小平两大政治集团利益的斗争。不过，政治改革并不在赵紫阳改革派的私利，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为陷入困境的中共封建专制政权，寻求一条解救之路，这一点是中共统治集团共同要求，就此而言，赵紫阳和邓小平并没有保守与改革之分。1989年5月19日，邓小平对扬尚昆说“要是没有经济这个基础摆在这里，学生这个样子，不要说一个月，就是十天农民都要起来造反了。而现在，全国农村很稳定，工人也基本上是稳定的，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改革到一定程度，就要有政治改革做配套，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政治改革，但要考虑实际情况，要考虑现在这个形势下，党内有多少老同志能接受，那能一下子吃成个胖子，没有这个好事。我老了，有人说我老朽也好，老糊涂也好，我想我的思想在我们这个年纪，在我们党内，我不应该算作保守的，我恋权位吗？”（张良著《六四真相》）

事实上，邓小平所以发动军事政变，让赵紫阳下台，可能更多的从自身利益考虑。假如不发生《517宣言》让邓小平下台，假如不是保守派陷害赵紫阳有分裂举兵之谋，邓小平不至于对赵紫阳及民主派很之入骨。邓小平之所以用政变的方式削夺赵紫阳的权力，其根本目标并不是政治改革的一切政策，而是对当时最现实的考虑，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秩序。这个正常秩序就是邓小平主张的“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竟选，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40页）邓小平对八九民运的否定，也是一种表面文章，是对中共保守派的强烈压力做出的一种姿态，因而我们看到他在镇压之后的讲话中，不是针对政治改革，而是竭力大讲第三代领导班子。这和十三大后邓小平大讲十三大的好处是建立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而不讲政治改革一样。1989年5月19日，邓小平对扬尚昆说“你知道这次事件爆发以来，我承受了多大的党内压力。赵紫阳的亚行讲话后，先念就对我讲，这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声音，让我表态。以后，先念、陈云都给我打电话，交换过好多次意见，按照他们的意思，学生去天安门，就是中央怂恿的结果，要采取措施，他确一点不配合，连一点配合的意思都没有，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真是越走越远了。”（张良著《天安门真相》）邓小平对八九民运的镇压，对赵紫阳的软禁，除了发泄个人仇恨之外，也当然有对民主派所说的政治改革的不满，因为，他担心这种民主派的政治改革会导致照搬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过，由于政治改革的开展与邓小平本人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他深知如果从根本上否定政治改革，则势必否定自身。另外，邓小平也知道，过分否定八九民运，是违背民意的，也将堵塞中共发展的道路。在镇压八九民运的前两天，邓小平招见李鹏、姚依林时说“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已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6页）邓小平的尴尬之处，就在于他们保守派和改革派并不是真正的对立。他们由于在利益上的冲突，有可能视若仇敌，涉及到根本因素和重大问题时，他们的同一性，远远大于差异性。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歧，有时明显，但不是那么明显，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参与策划下，就更加复杂化了。换言之，中共的政治改革与镇压八九民运，不在改革与保守之分，不在进步与反动，只不过是中共高层的一场权力之争，是高层权力转移，当然，也不可能使中共根本国策发生逆转。正如美国总统布什判断的那样“自1975年来，中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我对中国某些变化感到高兴，但他们还有一段路要走。”（1989年5月5日）八九民运被镇压后，西方各国纷纷对中共实行制裁，也是民主国家对中国民主的支持，但多少是由于媒体的炒做。有些民运斗士也不切实际的产生了，中共在一两年内倒台的浪漫想法。1989年6月2日，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开会，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要有国内稳定环境和国际上的和平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张良著《六四真相》）

3、 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彻底失败的历史大背景中去看，中共停止政治改革，果断镇压八九民运，又是针对东欧和苏联的政治改革来的。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对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们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会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共为了保住社会主义社会，保住一党专政，保住权力，就得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减少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那么中共从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就让李鹏开始实行了“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的政策，目的是停止政治改革。这个政策和1942年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脉相传的政治冬眠法。延安整风运动是为了躲过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打击，保存力量，为窃取抗战的胜利果实打下基础。这次是为了躲过国际共产主义社会倒台时的打击，保存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这个政策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开始解冻，和延安整风一样，经历了5年多时间。因为，这时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纷纷土崩瓦解，只有中共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当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实现了毛泽东多年的梦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说“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做稳定的功劳，还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1984年至1988年算一功。”（《邓小平文选》377页）但是中共解冻的只是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实行的还是邓小平的片面改革路线。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邓小平文选》332页）从这一点上看，邓小平和保守派确实是为了稳定中共的政治统治秩序，才镇压八九民运的。当时民主派虽然提倡民主，批判皇权，并没有要推翻中共，只不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而已。但保守派深深懂得，改革派的政治主张一旦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者原有的政治权利也保不住了。在这个要害问题上，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政见的。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既是为了打倒赵紫阳和改革派，也是为了稳定中共统治秩序，两者并不矛盾，统一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的真理中。邓小平还说“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是损坏别人，不会损坏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邓小平文选》331页）总之，在政治问题上既然没有解决的余地，结局就不取决于谁有道理，而只能看双方的力量对比了。所以，中共给八九民运下的定义只能是动乱，而不能是别的。至于中共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大肆镇压民运人士，大批民运人士被判刑或流亡海外，许多进步报刊杂志被关闭，刚刚上任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也叫喊“把个体户赶尽杀绝。”这些都是中共稳定秩序的权宜之计。这和1940年中共延安整风是为了躲避日伪打击、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躲避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冲击一样，中共镇压八九民运是为了躲避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的震荡。1992年1月，邓小平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的形势，开展了“新政”，他在南巡时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过后我们国家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371页）

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后，并没有全部取消赵紫阳执政时的十三大路线，对关系到经济方面的改革都进行了实施，有些方面远远超过当时的预期。在政治改革方面，开始系统的进行法制建设，是颁布各种法律最多的时期，终于向现代法制建设迈出了第一步。邓小平对八九民运提出的政治改革思想有些认同，他在1992年南巡时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还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虽然血腥屠杀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中国人民心头，但邓小平的新政唤起的热情，是更多的中国人投入到经济的潮流中，下海经商去了。确实，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变好，中产阶级的产生，都是八九民运学生和市民梦寐以求的，他们必须去追求。

丁子林教授说“民主是美好的，可通往民主之路，为什么那么血腥呢？从将介石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他们都参加过革命，提倡过民主，但当权后，他们都对民运人士进行无情的镇压。”（1999年6月《从五四到六四民主向何处去》）如果我们把八九民运放到政治形势中去观察，而不只是从思想角度去观察，我们不再认为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全由他反对政治改革造成的，而是基于当时最现实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挽救中共因改革开放而导致的秩序失范，一方面基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考虑。这样对他们当权后都反对民主，镇压民运人士就不奇怪了。1989年6月6日，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在西山开会，邓小平说“这件事情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事态就平熄不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凡是坊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说什么，无非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埃骂埃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一句话，中国不能乱，中国不许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不讲好像输了理。”（张良著《六四真相》）

用中共信仰的马列主义矛盾论，分析一下八九民运前后的中共，对于长期受中共思想理论教育的人来说，更便于理解中共的政治稳定问题。八九民运中，中共和民众的矛盾中，中共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邓小平当上了“太上皇”，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路线，决定着矛盾的运动方向。但矛盾双方的斗争日益激烈，血腥屠杀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双方的心头。中共动用几十万军队残酷镇压了八九民运，完成了高层权力更迭，妄图达到中共元老们预言的至少稳定二十年的目标。所以，他们时刻担心新的民运发生，每当一年一度的6月4日，中共胆战心惊，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胡说“镇压六四是正确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的需要。”民运一 方，并没有被赶尽杀绝，赵紫阳还被囚禁在中南海的红墙边，大批民运人士流亡海外，他们和港、澳、台、西藏、新疆、内蒙等地民运人士汇合，坚决反对中共镇压八九民运，继续完成八九民运没有完成的任务。只要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不平反六四，和它相对应的民运就会发生，到一定时候，条件成熟，矛盾双方发生变化，民运一方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民运胜利了，才告一段落。这和清末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一样，从十九世纪末的1898年，直到二十世纪初的1911年，资产阶级由改良转向革命，经历了十三年的长期“和平演变，”才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才告一段落。(2004年5月31日)

(六四事件的本质 全文完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