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子事件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纪念八九民运16周年(ZT)

发生在八九民运中的“四君子事件”，是指1989年6月2 日上午至4日早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和高新，北京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台湾的著名词曲家侯德建四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开始参加绝食活动。
四君子事件的最主要作用是：“四君子”在中共兵临城下，屠杀即将开始的最紧急关头，以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无畏精神，挺进天安门广场，毅然参加了学生们的绝食活动，在“六四”大屠杀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成功的说服了军队和学生，使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几千名学生和民众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避免了中共继续进行的大屠杀，保住了几千人的生命，保存了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
四君子事件给我们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指导学生运动的。如果八九民运一开始就有“四君子”这样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参加的话，而不只是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发表各种各样的声明的话，在八九民运中的几个关键时刻，绝食、苏联领导人访华、严明复对话、凯旋在子夜等活动中，很有可能使八九民运中的大学生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领导的改革派达成一致意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使八九民运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

“四君子”的历史资料
1、刘晓波，男，1955年12月8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69年随父母下乡，参加工作后，当过“知识青年”和建筑工人，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后，进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198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88年获博士学位。
八九民运时他正应邀在美国等地讲学，4月底他毅然回国积极参加八九民运，在北京大学他为学生们出帖子，代写大字报，奔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和市民发表公开的讲演，并且为办小报和学生们一起募捐，有时他提醒学生们态度应该冷静下来，要为改革派争取机会。5月下旬，他积极投身于“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组织，不时的提出正确的主张，并要求接续学生，由知识分子接力绝食，此议在“北知联”讨论会中遭到搁置。然后，他找到侯德建、周舵、高新，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他指出，绝食是抗议李鹏军管，抗议新闻封锁，呼吁一个新的政治文化诞生，忏悔知识分子的软弱；他认为没有退路，不在绝食中自由，就在绝食中死亡，将立场完全和中共决裂。
“六四”后他被中共多次判刑，出狱后继续从事民主工作。2003年11月当选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会长。代表作品有《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六、二绝食宣言》等，现居住在北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和自由撰稿人。
2、高新，男，中共党员，担任过《北京师范大学周报》主编。“六四“后到美国成为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作家，主要著作有《江泽民的幕僚》、《江泽民的权力之路》、《中国太子党》等。
3、周舵，男，1954年在北京上小学，1968年下乡，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读研究生，198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198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1988年北京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
1989年5月4日，他参与组织首都新闻界大游行，发起一千多名北京新闻记者联名上书，要求新闻自由。5月13日，发起并组织中共统战部长、书记处书记阎明复与绝食大学生代表的首次对话。5月16日，组织阎明复与绝食大学生代表的第三次对话，倡议并负责指挥阎明复去天安门广场发表讲话。5月19日，执笔《告人民书》（即《人民日报》号外原稿），参与“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一系列活动。6月2日至4日，参与四人绝食，倡议撤离天安门广场，并动员侯德建，二人一起与戒严部队冒死谈判。使广场上数千名示威者免于流血牺牲。
1989年6月30日因被人告发，在山东烟台被捕。1990年后担任过北京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系访问学者、南非KMI住中国首席代表特邀顾问等职务，现居住在北京从事写作，主要作品有《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故事》、《我们没有敌人——纪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血腥的黎明——六四亲历记》等。
4、侯德建，男，当时32岁，台湾的著名词曲家。1983年6月从台湾来到向往以及的大陆，但在大陆生活的并不愉快，事业也遭到挫折，一项版税关司，使他不满和挫折的情绪常常公开暴露，他曾向香港新闻界抱怨，他自己成为中共抛弃的“统战玩偶”，他的兴趣和才能无法发挥。
学运开始时，他并没有积极参加，直到6月3日中共镇压前夕，他才和大陆知识分子四人组成绝食团；并且当时他特别声明将要到香港参加演出，计划绝食两日。但4日凌晨，中共军队即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即将以武力镇压学生的时候，他很快的站出来与军队代表谈判，希望能够让所有在广场的人平安撤出来，他随后以一贯激情的声调向学生喊话“同学们，就是在今天以前，我们早就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了。同学们，我相信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我们都不怕死！”在一阵掌声之后，他话锋一转“但是，我们要死得有价值！”就这样，这位龙的传人的作者，又一次发挥他感人的力量，劝服了许多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出，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他意外的介入撤离广场的时机，为学运最后阶段的主角之一。
六四后的8月份，他被驱除台湾前，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中共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说明他一直藏在外国驻北京机构，并没有被捕，他强调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段公开为六四屠杀“澄清”的谈话，被全世界认定“侯德建是骗子”。他的重要作品有《龙的传人》、《酒干倘卖无》等。现在他完全淡出政治了，在台湾从事电影制作及研究《周易》等。

二、“四君子”的绝食宣言
1、 绝食的目的
1989年6月2日，由刘晓波主笔，经过侯德建、高新、周舵修改并签名的《六、二绝食宣言》，在“四君子”绝食的时候宣布。
主要内容是：“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争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绝食的目的：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武力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
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受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的主张的权力。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人心的领导人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
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2、“四君子”在《六、二绝食宣言》中首先批评知识分子的“软骨病”，他们说“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争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他们要为知识分子树立一个榜样，以绝食行动表现他们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决心，他们的行动很像戊戌变法时候的谭嗣同，认为“中国历代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没有流血，今天从我开始”。
侯德建说“整篇绝食宣言是刘晓波起草的，我只加了两句话，第一句就是说：我们来绝食，不是寻找死亡，而是追求真实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很想提醒很多同学、甚至有些要绝水的同学的话，因为那样做是对自己身体非常不好、会有很糟糕的后遗症”（2004年6月魏城《广场四君子今昔》）。当然，“四君子”的目的是抗议中共戒严，而不是去流血牺牲，侯德建提出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加进去“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的一句，更清楚的表明他们绝食的目的，就是反对中共镇压学生，而不是去以爆抗爆，正是他们基于这样一个和平民主的政治观点，才能在“六四”大屠杀的关键时刻，勇敢的斡旋于学生与军队之间，在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中找到“同一性”，避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流血牺牲，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力量。
后来，侯德建也确实在保护自己和民众的生命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通过和中共军队谈判使广场上的部分民众和平撤离，这是必然中的偶然，他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实现了“追求真实的生命”的诺言。不然，邓小平“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指示，已经发出，再杀了天安门广场的几千人算不了什么，运输天安门广场死人的直升飞机和焚烧尸体的武器都准备好了，这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天安门广场的人们坚持暴力抵抗，那一定是大规模的屠杀，也就没有了侯德建为中共证明“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口舌，也就没有了中共尽快恢复秩序的条件，那将是更大规模的人民反抗和军队的镇压，结果正如赵紫阳说的“那样的话，受罪的还是人民”（实语著《绝密档案》）。
3、“四君子”的《六、二绝食宣言》，的内容和1989年春天方励之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中的观点，以及学生们的《请愿书》的观点是基本相同的，就是呼吁中共实行政治改革。“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这是《六、二绝食宣言》的核心内容。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的观点就是等于让中共下台，而不只是让李鹏下台，而没有直接像严家祺等人提出让邓小平下台，比较策略一些，实际他们是一样的，李鹏的后台是邓小平，“联络有亲，一损具损，一荣具荣”（《红楼梦》），邓小平当然不会让中共烈士的后代、周恩来的养子李鹏下台。
他们让李鹏下台的观点，如果在民主社会里是十分正确的，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印度尼西亚政府、台湾政府、菲律宾政府等等，解决像中国这样的学潮和运动的问题，都是现任政府某个高官或集体辞职下台，然后，使政府和民众互相合作，进行政治改革，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四君子们还是犯了历史界限划分不准确的错误。在一个专制政府，不可能按照民众的意愿行事的，慈禧太后和邓小平是一样的封建人物，都是在垂帘听政，“光绪”和赵紫阳是一样的儿皇帝。只不过是服装与外表参照物的区别而已。
可以说“四君子”的初衷是为中共好，希望中共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要求避免流血冲突。他们希望中共走“和平演变的道路”。高新说“这个绝食宣言的中心意思，其实就是反对以暴易暴，因为当时广场上弥漫着一种情绪，一种悲情意识。（2004年6月魏城《广场四君子今昔》）”的确，无论是大学生绝食的宣言，还是柴玲对外国记者的谈话，都流露出高新说的“悲情意识”。从电视组论片《河殇》就流露出来了，从戊戌变法时候就流露出来了。因为，面对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他们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几乎都不能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那时有大批工人进行轰轰烈烈的罢工，有许多的著名知识分子和学生们一到参加游行示威，而现在只有这么个“四君子”和“自由女神”。
4、“四君子”的《六、二绝食宣言》，在16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非常民主的言论。但是，他们和广大大学生一样，忽视了对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基本的历史定型，就是中共是复辟了的封建专制社会，是继承了满清封建制度的社会，而不是在民主社会的条件中，那么，这个民主言论非常高尚的《六、二绝食宣言》，只能是此路不通！知识分子和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必然希望中共改邪归正，他们把从报纸、电视上面看到的西方民主游行示威的各种方式硬搬到中国来，以为中共可以“放下屠刀，立刻成佛”，结果是被中共保守派利用打败了民主派。正如费尔巴哈说的“居住在高楼大厦和居住在茅屋的人的思想，必然有明显的不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被中共多次大清洗而残留下来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在这共产主义的恐怖环境中也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了。
在这一点上，广大的民众比知识分子，更能看清楚中共的反动本质，从群众支持的“四二七”大游行，到中共宣布戒严后民众把部队堵截在北京城外；从湖南三壮士涂污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到“六四”民众浴血奋战保卫天安门广场上的共和国，都表达了民众与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至少在“六四”屠杀的时候，才看到中共的残酷面目，那时学生领袖郭海峰才去烧毁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画像，王有才去上海联系广大民众。更可悲的是16年后的今天，还有些民运人士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相提并论，说什么都是专制制度，这种混淆是非的思想贻害无穷，试问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了民主的制度，只不过不够完善而已，那时就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现在台湾还在延袭该制度，而且实现了普选，成为亚洲民主制度的典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和中华民国相比那，中共至今也没有实行中华民国时候的民主自由，只不过是脱去了封建古装，换上了西服而已，骨子里还是封建专制。当年，段其瑞枪杀学生以后就公开向民众承认错误，而中共都16年了，还大言不惭的说“六四绝不能平反”，千方百计的打击为“六四”平反而拼搏的人士。目前，海内外民主运动的各种各样的分裂思想，基本都是对中共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而造成的，就是对中共的历史界限划分不准确，从而进一步的引起还要不要进行民主革命？是否接受中共的“招安”？改良派和革命派谁对谁非？《六四真相》是真还是假？台湾、新疆、西藏是否独立？等等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怎样解决？“四君子”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已经明确的回答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

三、“四君子”绝食的真相
1、“四君子”绝食是“火上浇油”吗？我认为开始是的。
魏城说“在1989年那场一波末平，一波又起的街头运动中，所谓‘四君子绝食’是运动后期的一个规模不大、意义不小的波澜。。。。。按四君子自己的说法，他们绝食的初衷不是为了‘火上浇油’，而是为了‘火上泼水’。”（2004年6月《广场四君子今昔》）表面看这个“四君子”绝食事件，发生在中共戒严开始后，大兵压境即将镇压的6月2日，从“四君子”的领导者刘晓波在“北京知识分子联合会”提出“绝食接力”的主张被否决后，自己决定组织“四君子”绝食，及《六、二绝食宣言》的内容上看，是要把八九民运进行到底的，以他们的榜样力量鼓舞民众，实际上也确实起到了鼓舞民众的作用，天安门广场一下子又热闹了许多，侯德建的歌声又吸引来了大批民众，刘晓波的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师的身份，更加鼓舞了广大学生；从这点上看，“四君子”绝食是“火上浇油”。刘晓波也承认“由于5月27日那次我们撤退的那次决定被柴玲他们否定之后，学生在广场上的情况是撤也撤不下来，维持那个形象是越来越差、广场的人越来越少。当时联席会议研究的重要议题就是怎样整顿广场秩序。要么咱们就好好的撤掉，要么就坚持下来，就应该有好一点的形象，不应该就只坐在那里没什么事可干了。那么什么办法？想也没有。当时我就想：那么还不如去绝食。（卡玛《天安门》）”
“四君子”和大学生一样的目的，就是认为事情没有做完，要等到中共按原定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题研究讨论学生运动问题，可能是对赵紫阳改革派是个最后的支持，可能扭转运动失败的结果，还有革命的英雄主义在他们的心中牢牢的扎下了根，坚持就是胜利。然而，高新也承认：虽然他们绝食的初衷是呼唤理性，但最终造成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广场上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听你的绝食宣言是什么，他们只想着又一轮高潮来了，他们只想着知识分子来绝食了，我们的革命行动可以一波波、再接再厉了，而且，确实也有人在筹划所谓接力绝食。就是说，谁进去以后，谁都会处在一种非理性状态，这个非理性状态是谁给打醒的，是军队给打醒的。（2004年6月魏城《广场四君子今昔》）”
刘晓波说“我没法确定就是政府决定要用枪、要用血来平息这场运动的时候，与我们绝食有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有，那么这种内疚可能要跟随我一辈子。六四流血事件发生以后，从我走出广场的一开始，我就有一种特别沉重的心里负担，直到今天这个心理负担仍然没有解决（卡玛《天安门》）”。
当然，在“火上浇油”的问题上面，也许另有别人，例如：嘻英雄说“更有甚者，就像柴玲说过的‘在6月3日广场上的学生本来已经决定撤出广场，但是傍晚时，有人向我转达了赵紫阳的话，赵紫阳的意思是希望学生坚持到天亮，只要坚持到天亮，事情就有解决的希望。于是大家才能撤出’。这是柴玲原话的大意，胡平曾经向笔者证实柴玲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反正柴玲还在，应该公开说明到底给你传赵紫阳的话的人是谁？。。。。。。现在看，如果不是有刘晓波、侯德建等‘四君子’，那真的不知再添上多少天安门广场上的冤魂。柴玲说的那个传赵紫阳话（绝对是假传圣旨）的家伙，真是歹毒非常！（2004年4月17日《评严家祺等赵紫阳前智囊》）”但是，刘晓波在卡玛《天安门》中已经证明了柴玲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也许柴玲是信口开河，也许是有人假传圣旨。我相信赵紫阳是不能说这样的话的，况且那时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2、“四君子”绝食是“火上泼水”吗？我认为结果是的。
侯德建说“刘晓波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到广场上去，我们不去参加学生，不去面对和学生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发言权（卡玛《天安门》）”。正是他们有开始的“火上浇油”，取得了广场上大学生和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发言权，才有后来的“火上泼水”，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从“四君子”在“六四”的早晨领导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民众和平撤离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四君子”的“火上泼水”的作用。下面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
（1）、周舵述说的比较完整“忽听纪念碑西北角人声鼎沸。刘晓波和周舵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市民敢死队，带着几支冲锋枪上了平台，说是要在纪念碑上坚守。学生们拼命劝说，让他们不要以暴力对抗。这些小伙子那里听得进去？他们怒吼着‘你们不使用暴力，当兵的可不管你这一套！你不杀他们，他们可要杀你。’我们把好话说尽，总算把他们请走了。临走时，这些人怒视着还在绝食的学生大吼道‘好吧，你们这些软骨头！我们走，我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有你们后悔的时候。’接近午夜，又来了一批市民敢死队，带着一挺从坦克拆下来的高射机枪，把学生纠察队赶开，把机枪架在纪念碑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对准人民大会堂，准备和军队拼命。这几个敢死队员已经半疯狂，手里拿着铁棒，谁敢上去就敲谁的脑袋。学生们没有办法，气急败坏的跑进帐篷，要刘晓波他们帮忙。几个人又出了帐篷，使尽浑身解数劝说那几个拿枪的人把枪仍掉，起初就仍在纪念碑上层的平台上，大学生邵江说他受过军训，建议最好把枪栓卸掉。一切照此办理了，这几个人才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广场的大喇叭里，一边是学生领袖柴玲在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能丢。一边是政府在反复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告》：‘今晚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请你们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这时军队已经开枪打死人了，留在广场上的学生们也都准备了棍棒、菜刀和燃烧瓶。双方的一场恶斗看来以成定局，广场上眼看着就要血流成河了。
忽然，北大学生邵江再一次闯进绝食的帐篷，他蹲在周舵的床前用紧张发抖的声音，把军队开枪杀人的恐怖情况描述了一番，他说他刚出去转了一圈，亲眼见了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然后他带着哭声，恳求四个人想想办法，劝学生们能及时撤退。‘现在只有你们几位老师能救大家了。柴玲他们说话没人听，别的人就更不行了。无论如何，也请你们把同学们带出去吧！总得试试呀！我到没什么，可这么多人就这样坐着等死吗？当兵的杀人已经杀红了眼，见人就开枪，根本不管你抵抗不抵抗。快想想办法吧，周老师。’
周舵看看表，已经快三点半了，事不宜迟，要撤就得马上！周舵征求了高新意见，高新同意撤。这时旁边马上就有人反对‘北京市民为了保护学生，堵军车，流血牺牲，死了那么多人，我们就这样撤了，怎么向人民交代？不流血，怎么唤起民众？’
侯德建也同意撤，周舵又找到刘晓波，刘一开始不同意，侯德建、周舵、高新一起力陈撤退理由，终于说服了刘晓波。接着由周舵提出具体方案：一、说服学生领袖，由柴玲、李录指挥学生撤退。二、在广场广播站发表讲话，请广场上的全体人员放下手中的一切‘武器’，准备撤离。三、四人中派两人去找部队谈判。让他们配合，留出撤离通道。
最麻烦最危险的是找军队谈判。周舵建议由他和侯德建两人去，理由是撤离建议由他提出，所以他应该去。侯德建知名度大，当兵的恐怕也都知道他，可能会手下留情。刘晓波反对，说由他和侯德建去。周舵坚持说刘晓波在学生中名气大，万一他和侯德建出了问题，不管是死是伤，还是让抓起来，他和高新继续做学生的工作。侯德建也同意和周舵一起去，说周看上去比较文雅，不像个‘暴徒’。这样刘也不再坚持，四个人商定，立即行动。
周舵、侯德建、一个医生、一个纠察队员去和军队谈判。周舵见到51048部队的政委季新国上校。周舵说‘你们大概也从广播中听见了，我们已经说服了学生领袖，马上组织撤离。血流的够多了，不能再流血了。无论如何，我们也想办法避免暴力对抗，避免再出现大的流血事件。希望你们报告指挥部，给我们留出时间，说服学生尽快撤离。另外，告诉我们从什么方向撤，给我们留出安全通道。’
季新国马上表示说他个人非常欢迎这样的态度。让我们原地站着别动，他马上向指挥部报告。
正在这时候，大约是6月4日凌晨4点10分左右，广场上的灯忽然全部熄灭了。宋医生有点急了，他问周舵‘怎么办？’周舵握握他的手说‘别慌，没事’。谈判代表在战士们黑漆漆的枪口下站了大约十几分钟。季新国等人回来说，‘我们已经向指挥部做了报告，首长欢迎你们的态度。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秩序，平息今晚的反革命暴乱，政府通告你们应该早听见了，已经播发了几个小时了，反复动员你们离开广场。我们当然不愿发生流血冲突。你们几位这种时候来绝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希望你们说服学生撤离。时间已经不多了。上级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在天亮前完成清场任务。天一亮，市民出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一点你们应该理解。’
周舵回来对学生们说‘我们肯定最后走。同学们务必不要有任何幻想。部队的的谈判代表讲得很清楚，上级已经下达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在天亮之前完成清场任务。请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严重性。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周讲这些话是因为当时许多学生认为，只要他们坐着不动，等部队来把他们拖走，不以暴力对抗，军队就不会伤害他们。
广场上最后发生的事情，不在于它是否悲壮，这四个文弱的书生，在那样一种对立双方都极为冲动，军队受命不惜一切代价清场，学生和市民发誓拼到底的情况下，竟然说服学生和市民撤退，还把整个事情组织得这样有效，使政府保住了不少面子，使得他们可以在事后说‘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死亡。’尽管这个‘过程’在各种官方报道中仅仅限于‘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到五时半这段时间内’，只把‘没有一个人死亡’用来描述广场中南部学生最后撤离的情况。（《周舵文集》——〈天安门广场最后的故事〉）”
（2）、侯德建说“我们听柴玲在广播里说，愿意走的人走，愿意留下来的人留下来。柴玲要留在天安门广场。我觉得柴玲这样的讲话，很可能会有危险，很可能会有想走的人走不了，想留下来的会更危险。当时柴玲就跟我们讲，说赵紫阳和闫明复听说要希望学生能留下来坚持到天亮。刘晓波告诉她说，我们不管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拿现在广场上几千上万的学生的生命来作赌注！学生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没有派代表去，我们就自己去了。（卡玛《天安门》）”。
（3）、刘晓波和看守的对话“看守：那你们6月2日还去天安门广场绝食，不知道戒严部队要进城吗？刘晓波：不知道。我们当时还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敦促政府不再激化矛盾，不要让军队进城。如果我们知道政府已经下决心让军队不惜一切代价进城，而且说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那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搞这种和平抗议举动已经毫无意义了。看守：那就是说你们那场绝食实际上没起到任何作用？刘晓波：那也不对。应该说我们起了事先意想不到的作用。看守：不就是和平撤离吗。报纸上说了，你们是响应政府号召。刘晓波：那是政府的报纸。如果是我办的报纸肯定会是：那天凌晨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在清场响应了我们的和平主张，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和平撤离方案，没有像在长安街一带那样，采取完全丧失理智的行动。看守：你口气道不小。刘晓波：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是我们的和平主张奏效，如果不是我们收缴了广场上的抵抗武器，不但我们会流血，大学生和市民会流血，大兵们也免不了流血。（《大参考：高新：关于刘晓波的提审》）”。
（4）、封从德说“然后是四君子来劝退，我们开始都不太信服，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软骨病又犯了，后来发现他们讲的还是比较有道理，而且感动了很多同学。这时候就收枪，当时辛亏撤了一挺机枪就给砸了，收汽油瓶、收石头、收木棍，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你要仍一块出去，全场的同学都要跟着你全死掉。’这是当时非暴力的气氛。侯德建去谈判，这里我再次强调一点就是，他去谈判之前来征求过指挥部的意见，当时至少我亲口对他讲，你只能代表第三方，不能代表指挥部。而且指挥部也没有做撤的权力，权力在所有同学。所以李录说‘这是最后的联席会议’。这不是代表大会，而是直接大会。最后就变成了口头表决。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广场已经被军队包围了，对当时的屠杀情形我知情；但是没有很深的感觉。当时为什么要表决，我是认为经过四君子的劝说，人心已经动摇，那么鉴于以前我的经历，担心同学逃散，在散的时候自己人踩自己人，让中共拍下录相来，看笑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口头表决的结果，我的印象是喊撤和喊留的声音一样大。既然已经有一半的人想撤，我就担心那种奔放的情况；而且我还有一种心里判断，认为好撤的人不如喊留的人理直气壮，所以我想喊走的人更多。所以就这样宣布了撤。最后指挥部的人和同学们一块走的时候，我们离穿着迷彩服的军人，不到五米。（1993年6也《回顾与反思》）”

四、“四君子”的政治观点
中国传统有拟物喻人的传统。中国人对植物“四君子”：梅、兰、竹、菊的称赞由来已久，自是达成共识。其幽香远致，风骨清高，不做眉世之态，涤人之秽肠而澄滢其神骨，致人胸襟风度品格趣味于高尚之品性，深博世人爱意。它们的各自品格也应合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四君子”高尚的政治观点。不知道刘晓波先生当时组织“四君子”绝食团，是不是有意挑选风格炯贻的四个人？
1、 “四君子”对八九民运的评价
高新认为“整个八九，你不得不承认，那是一场最后失去控制群众运动、街头运动。” （2004年6月魏城《广场四君子今昔》）。
周舵则认为“从短期看，我是觉得，六四是很明显地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倒退，我主要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倒退。十三大后，本来已经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举错准备出台，六四后，不但全部停顿，而且有非常大的倒退；但从长期来看呢，这个效果就不肯定，主要看我们从六四当中怎样吸取经验教训。”（同上）
刘晓波认为“六四后许多知识分子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跟六四套，其实，那完全是两回事。六四再激进，它采取的方法、手段、以至口号都是和平的，所谓激进，只是学生在策略上就怎样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个方面的分歧，实际上在道义上来说，学生没有激进不激进的，而且，我觉得，六四时民间情绪的升级都是在政府错误决策的引导下出现的。”（同上）
侯德建说“我珍惜的东西，第一是和平，第二是理性。其实我蛮害怕街头群众运动，有人说，群众聚在一起，他们只有13岁，13岁的意思就是说，它很难体现理性的这一面，多半会留于情绪化，如果民主与法治不用流血而且不用街头运动就可以达到的话，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尽管会稍微慢一些，我都愿意让它稍微慢一些”。（同上）
他们对“六四”事件的发生都持批判态度，只不过侧面不同而已，刘晓波批判中共比较直接一些，他抓住了“六四”事件发生的本质特征“六四时民间情绪的升级都是在政府错误决策的引导下出现的”，而其他三人是在经验教训上面。
2、 “四君子”在民运问题上的差别
高新认为“我觉得，冒着激进民主导致社会失控风险。和在渐进民主的过程中，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还要在非民主或半民主的环境下在忍受相当一段时间，这两害那个更轻？我觉得，先保证中国有个安定的环境，保证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建设能够按部就班的继续向前稳步前进的前提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应该是首选。”
（同上）
周舵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老毛病就是，总是搞黑白截然二分，二元对立，要么就不能搞民主，要么就是赶快搞，越快越彻底越好，真理恰恰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所以。我主张一种渐进民主的模式。”（同上）
他们对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有个明显的不同，侯德建、周舵、高新三个人主张走“和平演变”的道路，避免发生新的“六四”事件，也应合了中共“稳定压到一切”的策略，和中共有个共同点，所以受到中共的打击相对比较小些；而刘晓波对中共的制度一直进行严厉的批判，坚持八九民运中的学生和民众没有错，而是中共利用学生运动进行了军事政变，破坏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对于“四君子”的差别，刘晓波认为“我觉得，这种变化是自然化的东西，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当时因为大家都投身于那么一场运动中，会有短时间的一致，实际上人的背景不同，对一个社会的长期观察和观点也就会不一样。看高新写的东西，他现在似呼更倾向于把希望寄托在官方的变化上；侯德建呢，我和他只是偶尔痛几次电话，但我知道，侯德建说，六四还是他心中永远的一个痛；周舵呢，他的变化就是，他前些年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这些年他在家潜心读书，我大致是赞同他对海外民运的某些批评。”（同上）
周舵认为“高新在美国，侯德建在台湾，根本就联系很不方便；刘晓波哟眼三年是关在牢中，所以，我们之间沟通也不够。总之说，我觉得高新走的是一条学者的道路，他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共高层人事问题的专家了，他并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侯德建完全的谈出政治了，他是在搞易经这类的东西了；刘晓波完完全全地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政府持一种完完全全的批评态度；我呢？基本上以一个研究自由民主理论的研究者的身份来介入政治。所以我们四个人当然是有差别的了。”（同上）
3、 “四君子”的共同点
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他们的共同心愿。正如魏城说的“当年共同绝食的战友在人生道路和思想观点方面出现分化，毫不奇怪，但他们仍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终极价值目标仍然是民主，所不同的是如何实现这一终目标策略。大概，这一共同的价值观是如今分居三地的‘四君子’在漫长的15年中仍然能够维系他们之间的友谊基石呢；大概，这也是他们在15年后听到这首当年广场上万众随唱的歌曲《龙的传人》时仍然能够共洒一掬泪的原因吧——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的一个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有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远永远你擦亮眼。。。。。。”。
“四君子”在绝食事件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周舵在六四的早晨撤离时，被杀气腾腾的军人打伤，他回忆说“伤了！——想想看，像这样被仇恨的怒火燃烧得半疯狂的士兵，如果不是我们动员撤离，说服市民敢死队把手中的武器丢弃了，一旦有人开枪，广场上会是怎样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说什么‘一小撮’，什么‘黑手’！事实真相恰恰相反，如果学生们能够听从我们这一小撮黑手的指挥，及时撤离天安门广场，这场大屠杀的惨祸根本就不会发生！恰恰是政府当中的一小撮居心叵测的顽固派。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学生火上加油，激起学生们的愤怒和反感，才使事态最终变得不可收拾！（2004年6月《我们没有敌人——纪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
他们在宣布绝食和撤离广场上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构成了他们在八九民运时候的辉煌点，二者相补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没有他们的绝食的原因，就没有他们领导学生、民众和平撤离广场的结果，没有这个好的结果，他们也就失去了继续参加民主运动的政治生命。正因为他们在当时做出了和平撤离广场的壮举，所以今后他们仍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优秀代表，仍然活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舞台上面。
5、“四君子”观点和赵紫阳改革派观点一致性
（1）、历史已经证明了，赵紫阳在对待八九民运的问题上面的温和态度是绝对正确的，不论他在“五四”纪念大会上面的讲话，还是对参加亚银会议代表的谈话，以及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政治局会议的《书面讲话》等，都十分明确的表示反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反对派军队戒严镇压运动，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面解决问题。最后他为了挽救大学生和市民的生命，而毅然辞职，放弃了高官厚禄的政治地位，为了民主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自由，现在依然被中共顽固派囚禁在“紫禁城”的红墙外的破旧房屋里。正如赵紫阳在1995年12月16日说的“后来有一种说法，说镇压是被迫的，无奈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有多次机会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关键是我们的措施不对，方针不对。事后证明，那里有什么黑手？那里有什么组织、领导？（扬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四君子”在八九民运中的绝食行动和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的辞职行动，本质上面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健康的发展，都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利益。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在八九民运中说了算，能够主导八九民运的走向的话，那一定是民众的福分，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那么中国就不会有现在的巨大罹难和隐患。
（2）、刘晓波说“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也是政治幼稚性的表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是否同意军事戒严，绝非如何应付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此问题上还一味韬韬或妥协，赵紫阳也就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与独裁制度中的其它机会主义政客一样，即使保住了权力，他也可能不再是那位失志推动政治民主的开明赵紫阳了，而仅仅是第二个江泽民而已——中共官场上最常见的平庸政客。必须承认，在八九期间，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经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的极限了。而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付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事实上，八九期间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也就是说，在八九运动的全过程中，从反对‘四二六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和反对军管，赵紫阳一直以宽容理性的姿态，保护和支援大学生的民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以对话的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以放弃政治前途和党内特权来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亲赴广场象学生们道歉，以实际行动履行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誓言。（2004年10月《赵紫阳的六四形象》）”
刘晓波与赵紫阳都是要反对中共戒严，赵紫阳以拒绝参加戒严大会、辞职来抗争；“四君子”以绝食来抗争；他们虽然地位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反对戒严，反对杀害民众。赵紫阳丢了中共总书记的乌纱帽，刘晓波丢了北京大学教师。他们都是誓死不向政府低头，这种大无畏的为民主牺牲的精神是一致的。

五、“四君子”事件的经验教训
1、周舵在谈到教训时说“历史不是一条单行线。存在不是唯一合理的，它仅仅是诸多可能性当中实现了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按照政府方面的温和派（以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为代表），和反对派方面的温和派（以‘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及‘三所一会’为代表）双方的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相互妥协和让步，和平解决分歧’这种可能性本来完全可以实现的。不幸的是，最终却是双方当中坚持不妥协的强硬派、极端派占了上风，这才导致了谁都不愿看到的流血悲剧的发生。我们从中应当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训是：永远不让极端派成为主流！。。。。。。中国无论如何再不能搞激进革命那一套，我们必须走渐进民主之路。这就是我们十五年来上下求索，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2004年6月《我们没有敌人——纪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他是说今后开展民主运动，必须首先是从民主的原则上面开展起来，不论组织、方针、策略等，都必须严格按照民主的程序进行，那样的结果才是民主的制度的建立。
2、
刘晓波说“我们呼吁就是，要使政府和学生方面都消除阶级斗争意识，消除敌人意识，开始宽容。我们都要反省自身。我们这次绝食并不是英雄壮举，而是知识分子中几个人对我们过去的软弱表示一次忏悔（卡玛《天安门》）”。在八九民运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中，知识分子其实没有处理好和学生们、市民们的关系；“四君子”事件能够在八九民运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候起到保护天安门广场几千大学生和民众免招杀害的厄运，就是个最好的证明。
可以说刘晓波的“如果我们不到广场上去，我们不去参加学生，不去面对和学生同样面对的危险，我们就没有发言权”的话，已经是八九民运中经验教训中的“座右铭”。我们看到，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反复发表各种各样的声明，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费尽心机的斡旋，都是好心办了坏事，学生们不听他们的，市民们不相信他们的话，都没有达到好的效果，为什么？就是没有像“四君子”一样，以实际行动和学生、民众相结合。
总之，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经验教训都都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大好前程。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为了忏悔知识分子的柔软性，没有逃走，而是坐等杀头，他说“历史上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没有流血，今天从我开始”。戊戌变法以后，孙中山吸取了经验教训，开展民主革命，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那么，在以后的民主运动中，知识分子一定要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要发展有自己的民主政党组织，一定要有孙中山、“四君子”的大无畏民主革命精神，克服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坚定的和民众站在一起，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而不是指手画脚的动动嘴巴，那么，我们的民主事业一定会早日成功！
(四君子事件在八九民运中的作用--纪念八九民运16周年 全文完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