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华侨大学文章 之七
我们的班主任高老师
在我的想象中，大学生活是没有人管，可自谈恋爱，的“世外桃源”。可是到华侨大学后，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管得最严，是我“世外桃源”的幻灭！
华大设班主任制，派了一位女老师高奉箴来做我们的班主任。她没有上我们的课，是专门来管我们的思想工作与生活作风的。
高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可能她的爱人廖老师原籍福建，因此夫妇俩被派来华大任教。
高老师虽然是正宗北京人，但个子不高，肤色不白，有点肥胖，脚上穿拖鞋，像个南方人，再加上她喜欢穿过膝的长裙，与体形很不相称，更显得圆而矮。
高老师讲得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这是我最欣赏的。她为人厚道、善良、心地好，说话温柔，从不摆架子，更不会训人，所以深得同学们的敬重，不管男女同学，都亲切地称呼她为“高老师”！
高老师当时还年轻，可能阅历不深，再加上她是北方人，第一次到南方，而且还未接触过华侨子弟，所以事事都觉得新奇。虽然她尽量想与学生打成一片，除了鞋子穿日本拖鞋，但在处理问题上，有时仍不能得心应手。
记得高老师第一次在男生宿舍招见我们这些侨生新同学，宣布她是我们班主任是时，还有些腼腆，但她在执行中文系领导和学校决定时，态度是很坚决的。她指定要我当班主席，不容同学选举，也没有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她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我们中文系六四级一班（简称2641班，2是中文系的代号）开学了，全体中文系老同学要集会欢迎我们这班新生。高老师要我代表全班新生致答谢词，并一定要我写上“保证全班同学在五年的学习期间不谈恋爱”这一条。我已经对设立班主任，班主席制度不满了，现在又要我公开宣布这一条，我更加不高兴，坚决反对！我们班中有五十多名男女侨生，都不是未发育的小孩，怎能保证在五年内不让他（她）们不谈恋爱呢，简直是荒唐而不近人情的决定！为了这事，我坚持了两天，请求她改由别人致谢词。最后高老师亮出底牌：这是上级的决定，不能更改！又是一个上级，我只好屈服了。
欢迎新同学晚会在中文系的大饭堂举行。尽管我把这一条保证放在最后面念，而且把声音压得很低，加快音速，想蒙混过关，但全系几百名老同学还是听到，顿时一片哗然，弄得我狼狈不堪，无地自容。此后，中文系中的女同学见到我就偷笑，有的作弄我说：“看你这个柳下惠能坚持到几时？”
学校这条不准谈恋爱的决定，似乎真的起到阻遏作用。而班主任也似乎以这条为纲，经常到男女宿舍视察，找班干部汇报工作时，也询问这事。两年来我们班中的男女同学表面上确实在男女感情方面静如止水，但有无转入地下活动我不知，但我是个“言必信，行必果”之人，确实遵守自己许下的诺言，虽然班中有两位女同学对我的好感，暗送秋波，但我不敢造次。
不久，我们班就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一去就是大半年。高老师一样带领我们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脱离学校监视线，分散住进农民家中的我班同学，是否有谈恋爱，仍是高老师最关心的问题。在找我单独汇报工作时，她没有叫我谈同学们这方面的事，但我知道他有内线，几个女班干部“特务”，自然向她暗通消息，可能我也受到我手下几个女“特务”监视之列。
在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前，学校要我们先“清”自己，关起门来开会两个月，要同学交待自己所有问题，包括是否有男女朋友，弄到同学们惶惶不可终日，茶饭不香。我历史清白，也没有谈过恋爱，自然容易过关，但在“朋友”这个词上，我却摆了大乌龙，弄到女同学们笑我是“懵梁山”，不知祝英台的好意。因为在上海控江中学高三快毕业时，在位上海女同学私下对我说：“我们做朋友好吗？”我不知“朋友”这词的用意，就说：“我们都是团员，同志关系更密切些，何必要做朋友？”此话一出，只见她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开，以后对我就没有以前这样活泼自然了。当时我对她这种态度很奇怪，在心中老是有个问号。今天才恍然大悟她说的“朋友”概念。但如今事已迟，她已考进北京清华大学，也不知她的地址了！
高老师只当了我们一年的班主任，第二年换了个姓黄的班主任，但同学们对他都没有印象，连我目前都记不起他的名。但高老师之名，同学们至今对她仍敬重，可见她在同学们心中的份量。
两年后，在文革前，我调到部队去参加越战，同学位们也停学参“文革”，串联在一起，有的女同学未毕业已身怀六甲，五年不谈恋爱的保证，已不关我的事了。
2000年我在北京，偶然遇到高奉箴老师，她是回北京探望其年迈的母亲的。阔别35年的高老师青春常驻，光艳如昔，但仍是穿着与她体形很不相称的长裙，依样朴素，她已转到厦门大学工作多年。
不久我应华大母校外事组之邀，从上海直飞厦门，转回泉州华侨大学参观。高老师与在厦门的几位老同学接待我。在回忆起当年在华大往事时，高老师感慨地说：当时学校实行极左路线，我也是个受害者，天天要盯住学生，晚上不能回家，还在到女生宿舍睡觉，实在太苦。当我开玩笑地问她，如果我当时谈恋爱，你如何处理？她说要撤去我班主席的职位。可见到现在，她的思想仍然是保守的。
高老师不大愿意谈她在华大的往事，可能心中有些不畅快。
近日我从她大女儿的口中，得知文革时她在华大被批斗，而斗她最坚决的却是我班的同学黄东涛，即现在香港作家东瑞。高老师只是一位普通教师，为何被批斗？我想可能当时她在执行校方“清理自己”时，使部分同学受冤屈吧！尽管如此，高老师还是喜欢看东瑞的书，家中还有不少东瑞的藏书。后来，东瑞写了好多封长信向高老师道歉。
高老师是个共产党员，可能党性强吧，他的爱人廖老师到菲律宾接受财产，在那里定居多年，但她始终不肯“嫁鸡随鸡”，做根德（跟得）夫人，到国外生活。几十年来，她一个人孤零丁地在国内养育两个女儿。现在她的大女儿已38岁了，近日还在搜狐网上开了一个名为“水草集”的博客，成为我的博友。次女也已出阁。高老师现在已退休，与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可说是苦尽甘来，天天抱着外孙享乐。
尊师爱道，是我做人的宗旨。我敬重高老师，高老师对我也不薄，我每一个进步，她都喜形于色，说我不愧是华大的好学生，现在还常看我的博客。
应“水草集”作者之邀，特写了此文，因为廖女士是在文革后出生，不知道她母亲当年在华大的情况。我想高老师看我这篇揭她老底的拙文，一定是啼笑皆非，欲骂不能：因为她认为我是她得意学生之一，而且她也从来不骂人的。
陈湃 2006年10月28日，作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