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在网上逛荡，看到介绍旅美作家查建英女士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她与北岛，甘阳，崔健，阿城等十几位八十年代文化名人的对谈。读了一些，是回忆夹论说的文字，有怀旧也有反思。因为是对话形式，结构自然散漫一些，但从中看一时风云人物今日如何品评当年，颇有可读性。不过十来年，说起八十年代竟有点天宝旧事的味道，不由让人感叹世事变迁与集体健忘的程度。之所以对这本书有兴趣，一半由于作者是我少年时住的大院里的才女，不过我没有读过几篇她的小说，只是和她的弟弟在七十年代初偶尔有打弹球之谊。
近年来，时常见到一些对于八十年代的怀念，似乎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不象后来那样物欲横流，世风日下。有一种说法，如果八十年代不是那样突兀地结束，今天的人文景观会是相当的不同。由于历史没有如果，所以这种说法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历史虽然常常有着戏剧性的面貌，其底流却很难说是一个突变性的过程。再说，如果八十年代真的涂满纯净的理想主义色彩，那么九十年代的弯也转得太大了点，理想主义抛弃得也太容易了一点。
虽然我在八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仅仅是一个局外人，但我的青春岁月在那时度过，呼吸着那个年代的氛围。在我的周围，不时出现内心萌芽着精英意识后来也大多成为精英的人，或思指点江山，或欲激扬文字，在激情背后是很强的功名心和事功追求。八十年代的所谓理想主义，只能从钞票还没有在人心目中变得那么重要这一点讲，而从目标是现实成功和社会承认这一点上讲，和后来并无不同。九十年代的转变，其实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关注淡出的背景下，人们脱去理想的外衣，投入到实在的牟利过程之中。同样是这一代人，到了新世纪达成初步小康后日益倾向保守主义和精致趣味，也算是很自然的事。
八十年代说：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九十年代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荒，
发展，开荒，都是为了脱贫致富。二十多年过去，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自然是脱贫了。而思想文化侃出来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这看你拿什么当参照系。和样板戏小红书时代比那是进步得没话说，可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至其后的二十多年比呢？的确，后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思潮理论纷纷与时俱进地引进来了，但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等学人似仍无人企及，当代人无论根底，训练，还是心态，风骨，不是先天不足就是后天变异，也难怪如今文化人的感慨是数风流人物，还看前朝。
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令人怀念的理想主义时代，存在的只是幻觉以至在当年曾达到人生巅顶的人们的自恋。我自己何尝不如此？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沉湎于往事，越来越津津乐道那些短暂的灿烂时光。我也越来越理解老五届也好，红卫兵也好，知青也好，他们已经进入了人生的黄昏，他们的大多数或相逢一笑，或恩怨分明，总要自觉不自觉地生活在早晨八九点钟时的亮色里。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没有什么反省的传统，谁又有权利要求他们去回想当年是如何蒙昧呢？
一个流行谈理想的时代并不见得那么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理想主义者都是非常稀有的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年代。真正的思想从自嘲开始，并不将思想的变迁一股脑推到外部历史事件上去，然后玩一把九斤老太式的感慨。中国人不缺的是自恋，半个多世纪来滥觞的是仿鲁迅的“痛打落水狗”式批判，但往往少了鲁迅先生的反叛，多了几分势利，而且只批判别人。《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间或谈到反思，如果仅仅是怀旧，仅仅以八十年代为对照来感叹今天精神的危机与贫瘠，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并不准确。事实上，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和八十年代并没有两样。（写于2006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