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不多的山西省昔阳县，历史上虽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进士。到了现代，出了一个更大的官，宰相级的大官，是个半文盲，这就是昔阳大寨大队(现在的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人说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一共当了5年零8个月副总理。 说陈永贵是半文盲，是指他识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汇报大寨情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1974年5月，笔者写了一篇稿子，请陈永贵审查。他当然无法读下去，笔者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笔者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写的，你光口头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上‘同意’两个字。”他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写了一横。第二次又多了一横。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两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四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1000个。 他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我们记者称他为“农民政治家”，他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质。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鞋。他不要“铁饭碗”，不拿国家工资，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开始，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这一点，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点上有点私吸公烟。 陈永贵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 陈永贵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150 元，同时每月给他50元保姆费。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据说国家给他免除了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还要经常做报告。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划圈却划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他说，他看华国锋、李先念划圈，他也就划圈。他信得过他们。 他口才很好，讲话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言之有物，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大实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没有官气。只要是讲农村生产工作的，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就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思写出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 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的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阴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4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100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 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对念这种讲稿头痛得很，觉得是活受罪 陈永贵自从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官。 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大寨党支部的日常事他顾不上，让郭凤莲接替他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仍挂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请示他。 他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村里没品的小官。古今中外，这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唯一的一人。 山西省里的日常工作，他不怎么管。晋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当第一副书记，昔阳县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个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呢?从县委、地委来说，省委是上级，可是从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来说，省委又是下级。谁再敢管大寨的事?后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向大寨发奖旗，不写“奖给”二字，写的是“赠给”，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陈永贵争自由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肉跳。大寨、昔阳的干部来看老陈，还得费一番周折。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3个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他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会看小说。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闲逛。服务员进房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 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这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憋死人。他也不能随便出去。据说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出乾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法保卫，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众，听不到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情实事，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争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这是他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 陈永贵解甲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他可以一个人上街跟老百姓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了。他终于又获得了多年前的那种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