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62回写道：贾宝玉生日那天，怡红院的丫头们把李纨宝钗黛玉湘云探春她们请去喝酒。史湘运兴致勃勃，跟宝玉划拳，不觉就喝高了。
史湘云喝高以后，不敢惊动别人，就一个人走出了怡红院。因为爱那一丛芍药花长得别致，就把芍药花做了一个花枕，在花下的一块青石上睡倒了。
史湘云这一通美人酣睡，不觉就做了一个好梦。史湘云发现自己来到了滁地的醉翁亭，喝着用泉水酿制的新酒，看着人来人往的行人樵子，听着鸟儿唱着“食色性也“的恋歌， 不知不觉就睡了， 并且在梦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飞来飞去。 没曾想这蝴蝶正和另一只蝴蝶双双翩翩的时候，史湘云却被小丫头给推醒了。 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只独自起舞的蝴蝶。
于是史湘云就开始陷入沉思：到底是史湘云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史湘云？
当然，这是庄周梦蝶的故事，《红楼梦》并没有明写这段故事。我之所以把这个故事和《红楼梦》史湘云“唯恐石凉人睡去”的故事搅和起来，是因为史湘云的命运一直存在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就和庄周梦蝶类似，到最后不知道是史湘云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史湘云--不过这里的“蝴蝶”不是蝴蝶，而是脂砚斋。
那么这个脂砚斋变成史湘云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我就做一个比较仔细的说明。
故事的开始，应该是史湘云先变成了“蝴蝶”。为什么呢？
我想大家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特别是通过我上面两回的分析，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史湘云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女孩子。
从《红楼梦》开始发表以来，史湘云就拥有不少喜欢她的粉丝。在这些粉丝之中，有一个人重新续写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1][2]--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本子，这个本子仅存在一些红学家的传说中，但这个传说又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和影响力--在这个四十回中，嫁给贾宝玉的就是史湘云而不是薛宝钗。我们也知道，《红楼梦》续作的版本很多。在不少版本中，嫁给贾宝玉的是林黛玉；在更多的版本中，贾宝玉不止娶了一个女孩子，甚至把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妙玉等等全部娶了的也有。所以这个版本的存在最能说明的就是很多人是非常欣赏史湘云的。
但接着这只“蝴蝶“就变成了史湘云。 为什么呢？
这个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 要说得从胡适说起。
大家知道胡适倡导的新红学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续传”。 因为这个“自续传”的说法，很多红学家就把贾宝玉和曹雪芹直接划了一个等号。既然贾宝玉等于曹雪芹，那么非常显然的推论就是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必然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人而不是简单的艺术形象。曹雪芹是有老婆的，那么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必有一个嫁给了他。--这个推论比较奇怪，但对不少人来说很严密--根据脂砚斋评本，能够嫁给作者的应该是脂砚斋，这个脂砚斋是史湘云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在这样一系列的推论下，“蝴蝶”变成了史湘云， 脂砚斋变成了史湘云。
由于这个庄周化蝶故事和史湘云变成脂砚斋的经过相仿，史湘云的命运就有了两种说法。为了说明史湘云的命运，我们就不得不两路出击。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还是把这两种命运交给下一篇分析吧。
[1] 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后，还真有点像进了“红色保险箱”，逍遥自在。不仅接踵而至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变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与自己无关，儿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队的插队，虽然难免牵肠挂肚，但既然全国人民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全国人民都逐渐开始对“文革”怀疑和反思，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强的地方，更是如此。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动起来，“人情味”慢慢有所恢复，不像“文革”热潮时那样互相提防和敌视了。周汝昌最上心的，当然还是搞了半辈子的《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
1974年重阳节那天，周汝昌忽然接到张伯驹的来信，通报了一个让人颇为震动的消息：有一个退休教师张琦翔，访问张伯驹谈到《红楼梦》，说他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曾于北大听一个名叫儿玉达童的教授讲课，儿玉达童说他见过一个《红楼梦》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桥者所收藏，其中回以后的内容，与通行本的后40回完全不同，如贾探春的远嫁是“杏元和番”（《二度梅》戏里陈杏元嫁到异民族），黛玉早夭后宝钗才嫁宝玉，宝钗“早卒”，贾宝玉穷到去当更夫等情节。
这个消息对于周汝昌来说，实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周汝昌研究红学以来，最根本的学术立场和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就是认定后40回是“伪续”，由于它的出现，淆乱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后来各种各样的“续书”，却都是从后40回的“狗尾”开始接续的。这个儿玉达童所说的本子，80回后的内容信息却和野史笔记中传说的“旧时真本《红楼梦》”情况接近。如果能把这个完全不同于程高续书后40回的《红楼梦》文本找到，那么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周汝昌震撼了，激动了，简直可以说是浑身热血沸腾。凑巧，周汝昌听说这时正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来华访问，名叫鸟居。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周汝昌对这个文本的关注实在太心切了，就提笔向当时主管文化宣传机构的中央领导人姚文元写信，报告这一重要的发现线索，建议他请鸟居回国后打听儿玉达童的下落，因为既然儿玉达童讲到这个文本，那就不排除这个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里并带回了日本。
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了信，称他为“周汝昌先生”，态度十分客气，说已经请托鸟居回日本后寻找。显然，这是因为姚文元知道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汝昌、对《〈红楼梦〉新证》都有好感，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史修养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这个新的《红楼梦》文本，也许会在毛泽东处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积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段时间，姚文元又来信，说鸟居已经找到儿玉达童，但已经是个年纪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记忆力，对这个本子无法继续探寻其下落了。
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传机构的最高领导，是“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寻找《红楼梦》异本的热情，尤其是在毛泽东对《红楼梦》如此推崇的前提下。
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写了第二封信，正面陈述流行本《红楼梦》的问题，建议应该迅速整理校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这第二封信是写给姚文元还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经记不太清楚，似乎是写给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后来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也都上交了。
第二次写的信，迟迟没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难免有些失望，心想这样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这时已经是1975年。 （之六十五）
梁归智著 漓江出版社
[2]这个四十回据说是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石头记》是《红楼梦》又一别名， 脂砚斋评本是目前红学界大多数人承认的较早的版本。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但这是题外话了--的脂本续的，跟目前大家熟悉的程高本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后四十回得到红学家重视是因为胡适和周汝昌倡导的新红学。新红学的考据和历史上的探秩有很大的联系。胡适因为读袁枚的《随园笔记》而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周汝昌在这基础上对脂批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周汝昌对于这个探秩结果的重视并且因此让红学界震动的结果可想而知。在这里对细节的评论不太现实，我只能简单地说：“比起胡适来，周汝昌缺乏小心求证的谨慎和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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