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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公社和承包责任田的PK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承包责任田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因为牵扯到两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而向来属于评论的雷区--客观评论的雷区。
即使到了今天,因为这两个时代摇笔杆的师爷或者有关人员的存在,评论这个依然纯属找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这个领域成为永久的雷区,所以我今天就准备先探一探,看看自己能够死得多难看。
因为纯属找死,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要评论的如何仔细,算是抛砖引玉吧。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那么我们还是用毛泽东时代的术语来评价:优点讲够,缺点讲透。
当时人认为,人民公社能够节约劳动力,所以就一定具有足够的优越性。
这种理论在现实中有一定的体现。
从历史来看,人民公社的集体主义,确实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时代对于农村的一些基本建设,譬如水利工程和乡办小学等等,这些工程在邓小平时代甚至现在起了巨大的作用,人民公社对于邓小平时代的乡镇企业也起着至关重大的决定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说,农村的经济腾飞虽然在邓小平时代得以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这种腾飞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如果毛泽东时代就实现责任田承包,邓小平上台继续沿袭这个经济形势的话,农村的经济形势未必比现在更好。
为什么呢?一般来说,要把一群人组织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譬如现在一个人如果能够组织起成百上千个人一起劳动的话,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大牛人。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宣传,却把这种本来需要很高成本的工作变得非常简单。在毛泽东时代,组织一个庞大的劳动队伍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热情,全国各地兴起了庞大无比的水利网,这些水利网在后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民公社的热情,后来农民才能够积极集资办起了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在后来的全国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那时的乡镇小学,培养了大批的大中小学学生。 没有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全国人民的教育水平要降低很大的一个档次,而没有这个教育打下的基础,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也要打很大的折扣。
人民公社对后来的经济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在当时却没有成效呢?
这在理论上也是有根据的。
简单说来,按照毛泽东时代的口号,“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最光荣”, 这个口号并没有错误,上至老迈之徒,下至垂口小辈,显至高官贵族,穷至落魄饿夫,都能够理解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反过来就有问题了。
也就是说劳动并不一定创造财富。譬如我现在努力敲键盘,就没有创造财富。不但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也没有给个人创造财富。
那么人民公社呢?当时的领导,譬如毛泽东刘少奇,他们都看到了人民公社可以节省劳力,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做的是“拔苗助长”的事。
什么是拔苗助长呢?
这个成语是孟子所创。孟子说有一个农民看到自己的庄稼长得太慢,因此就跑地里把禾苗拔高了。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行。 怎样才行呢?应该像他那样每天练气,这样才会有很大的好处。
这个成语看起来不错,毛泽东也觉得不错。现在没有毛泽东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这个成语寓意不错。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世界上只有农民才不会拔苗助长,世界上只有孟子这样的人才会拔苗助长--他们以为是勤奋,以为是练“浩然之气”呢?
我们再看人民公社,看看农民的种田。
大家都知道,一块田的产量由很多因素决定,绝对不是跟劳动量的多少成正比。简单的说,如果劳动量严重缺乏,那么产量确实会降低。但是劳动量增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产量就不可能再往上升了。
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但是劳动不一定创造财富。这是毛泽东恐怕一辈子也没有弄明白的逻辑推理。这种明显的逻辑推理的错误根本在于中国文化中名辨思维的缺乏。
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下,全国人民付出了过剩的劳动力,他们成天跟草斗,跟鸟斗,似乎非得做到尽善尽美,非得要让天地对得自己的良心。
但是老子说得好:天地不仁,以圣人为刍狗。天地才不管对得起对不起圣人的良心呢,它只知道按自己的自然之道运行。
再具体地说吧,一块一亩地的田,一年只需要一定的劳动量以及一定的化肥量,再多了不但未见得有好处甚至会出现负面影响。这样简单的道理农民基本都懂,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号召下,大家只能跟着瞎折腾。 到了最后,全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是为了劳动而劳动,而不是为了粮食利益而劳动。稍不服从,还得批斗, 弄不好就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典型了。 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怎么可能不犯错呢?
农村的劳动力本来就过剩了,结果还要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虽然当时的全民劳动确实创造了很大的社会财富,虽然当时的少数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给当时的农村带去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但是从整体来说这完全是对于劳动力分配的反动行为,很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以及很多人的劳动完全是一个浪费。
不幸的是,毛泽东似乎特别喜欢干这样的事情。这个错误确实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因此也可以理解很多知识青年对毛泽东的反感。
那么在仔细考察具体的政策执行和操作细节呢?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就完全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可以承担的了。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于更多政策更多人的具体评价,不是这篇泛泛而谈的文章可以覆盖,这是题外话了。
那么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呢?实际上的最根本的好处就是解放劳动力。劳动人民从此不再成为一块田的奴隶,而成为田地的主人。他们在操劳完田里的活以外,把多余的精力花在渔林桑牧手工业的发展上;他们在空闲的时间内把精力更多地花在了对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搞起了简单的手工作坊,他们集资搞起了乡镇企业,他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逐渐走出田地,走出农村,看着自己的勤奋、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聪明才智走遍全国各地。
一句话,他们把自己的劳动转化成了有形的资产,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而不再仅仅是当年的人民公社工本上抽象的“劳动”两个字。
但是没有组织的农民,他们中很多的人行为是盲目的,这点也是后来农村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因此看来,如果国家一定要对农村实行宏观调控的话,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轮换体制才是最好的政策。
peterpan1668 发表评论于
就那我曾经插队过的潜山青楼地区来说,当地的老农诉苦道:大炼钢铁前人·可以从树上走由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大炼钢铁后,这些森林斗消失了。我所看到的青楼已仅剩了光秃秃的山岗和一些稀稀拉拉,瘦不拉几的马尾松了。。。
两只黄鹂 发表评论于
对北方不太熟,所以我觉得大跃进的影响跟区域有关。
这个区域性,突出了人祸的影响。不过这些跟文化大革命没有关系。
你说的森林的事,能否再仔细讲讲?
peterpan1668 发表评论于
谢谢。你不是出生在那个年代,也没有上山下乡的体念,能有这样的分析已经不容易了。事实上,三年自然灾害大部分还是人为造成的。
五八年的大丰收令人们冲昏了头脑:大锅饭,卫星田,浮夸风,前苏联的逼债;毛泽东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大后方的理念,一直千千万万的农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
大炼钢铁令大量的森林毁于一旦,由此带来的水土流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链,想不到人们仍未从中真正醒来。文革期间盲目的农业学大寨便是又一佐证。
不过我以为楼下的那位 ROARFORWARD 有点太悲观了。中国在改进,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她有许多不足之处。不过即便经济发达的超级大国,又何尚没有它们各自的不足和弊病?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超级庞大的大国,我们应该有点耐心。中国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作为中国人的一分之,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到庆幸。
两只黄鹂 发表评论于
好像第一次来啊,欢迎!
对于上山下乡我没有亲身体会,所以只能从外面看。
peterpan1668 发表评论于
不失为一篇好文。我也是上山下乡过来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可能是属于某种政治的需要;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信只是毛泽东时代政府因无法解决庞大的就业,由此顾虑引发的社会危机隐患的一个不得已的手段。
由于高中、技校及大学均不开放,事实上,当时已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隐患,大批的待业青年的不安因素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机,上山下乡分散了待业青年的人群,将城市的危机转嫁给了农民。当然这是一个很失策的一个国策。
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确为农民带来了实惠,令深受大跃进浮夸的农民获得了喘气的机会;可惜好景不长,文革便开始了--而刘本人亦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你说你敲键盘没有为国家人民及你个人创造财富,其实并不是这样。在这商品社会,财富只以金钱衡量,这只不过是物质财富;但是你创造的精神财富,只不是仅仅以金钱可以衡量的。是吗?
因此,继续敲你的键盘^_^
两只黄鹂 发表评论于
我没有觉得你的观点和我有所不同。
我觉得你不过重复了我的观点,最后说你你比我高。
你比我层次高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的文章本来就是照顾了不同层次的人才这样写的。
不管如何,谢谢你的评点,我高兴你和我有类似的观点,希望看到你的大作。
roarforward 发表评论于
一枝独秀不是春。搞几个大城市装装门面,不难!
按今天这个样子下去,即使过了一千年,中国社会、包括人类社会的本质、模式都不会有本质的突破,人类将永远挣扎在物欲的大泥坑中,永远是一种高级动物。
实际上现在看来,永远成为高级动物都不可的,环境污染就是人类灭亡了!
事务反战的历史,就是从初级到高级的历史。任何个人(包括人类)的历史,都是从物质第一、在晋升都精神第一的过程。初期表现为物质第一性、后期表现为精神迪一行。
明白了吗?
人类的唯一出路,必然是共产主义。
毛泽东只不过进行了极为初级的探索,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几千年后必将证明:毛的路是极其正确的,他的错误却是在于:“拔苗助长”,也就是说,给小孩子穿大人的鞋。 但是,这正是任何高层次东西的精髓:“变不能为可能”。无论佛家修炼,还是共产主义,在这方面是相通的。
想一想旧社会中国的情况,再看一看中国人今天的精神面貌,历时将无情的告诉我们说:毛泽东从来就没错过(有点绝对化了,是不是?)谢谢!!!
roarforward 发表评论于
你说的不对,你还处于浅层次,理解不了!
两只黄鹂 发表评论于
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安徽农业严重减产,粮食非常紧缺。为了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安徽省委根据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于1961年3月6日决定在全省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3月7日,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他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了试行责任田办法的意见。当时毛主席对安徽试行责任田办法很感兴趣,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当晚,曾希圣打电话给省委,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于是,责任田在安徽很快试行起来。当年7月,毛主席在蚌埠火车站又听到了曾希圣的有关汇报,他听了后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安徽省委立即部署各地,广泛推行责任田。安徽责任田是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与支持下得以试验并推广实行的,虽然不久后夭折,但它毕竟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创举,而且它为后来安徽率先实行“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最初的成功经验。
1965年11月14日,毛主席停车蚌埠,约召我和李葆华、李任之等向他汇报工作。
毛主席对安徽的矿产资源十分关心,他问我们:“安徽有多少煤?据说睢溪煤矿很大,储量多少?”我和李任之将沿江及淮北地区的煤炭储量向他作了详细汇报。
当李葆华介绍到安徽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情况时,毛泽东接过话题说:“机关可以留1/3,2/3下基层。机关人越多事情越难办。”
毛主席在和大家谈到工作方法时说:“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指导;只有领导核心,不与群众结合;只到群众中去,不从群众中来,是不行的!只剩光杆,怎么能领导呢?干什么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
在谈到粮食征购问题时,毛主席又关切地说:“你们不要调出8.5亿斤,给中央少调一点嘛。要稳重,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