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问题

"饿死人" 在医学上是 "死于营养不良"。晚期营养不良的病人主要表现为严重消瘦，重要脏器，如心，肝，肾，肺的功能受损，免疫功能的低下等。晚期营养不良的病人往往并不是死于 "饥饿"，而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心功能衰竭，或肝肾功能衰竭，或免疫功能衰竭继发感染等而死亡。

在大学期间，我住的学生宿舍里有几个从西北边远地区来的同学，我们曾聊起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情。但是这些同学间的观点就是很不相同的，说饿死很多人的，往往是政治立场偏右的同学，而说没有饿死人的，也往往是支持 GCD 的同学。综合起来，我的一个印象是三年困难时期确实有些饿死人的现象，那时的死亡诊断不用 "饿死" 这个术语，也不用营养不良，而是诊断为 "黄 (浮) 肿病"。实际上这些营养不良的病人，发生肝功能衰竭 (黄疸)，又喝了大量的水充饥，这才在临死前造成 "黄肿" 现象。我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即使有饿死的，但人数并不很多 (但不排除很少数地区，有比较多的人饿死)。这样说是因为我的那些同学们，对于黄肿病的说法也都是间接听来的。至少他们的家人或周边的人群都没有饿死的。

来到美国后才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的问题。有说是这三年一共饿死了三千万，也有说是两千万或一千万的。但是不管是几千万，咋一听这个数字真的很大，是不是耸人听闻呢？国家在这方面没有公布数字，官方的文字大致就是 "很多地方发生了饥荒，还有些地方饿死了人"，到底有多少人饿死了，没有具体的数字。

没有具体数字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保密，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做过统计。那个年代对统计根本不重视。举例说吧，在我们学习血吸虫病的预防和治疗时，老师曾经谈起过五十年代末江南水乡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当时还引起毛主席 "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预防治疗血吸虫病，大致是破坏虰螺的生存环境和药物治疗等几类。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统计数字，虽然血吸虫病是消灭了，但是从医学角度我们却永远无法知道究竟哪一种方法是控制疾病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我很怀疑国家根本就拿不出来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在这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的数字。

我手头有一份资料，"美国每年医疗费用一览表" ((ANNUAL PHYSICAL AND ECONOMIC COST OF MEDICAL INTERVENTION) (点此处可以查证文章来源)。按图表提示，美国每年死于营养不良的人数大约是十万八千八百人。这一个数字是来自于养老院营养不良和脱水的调查报告 (HEALTH CARE FOOD NUTR. FOCUS 2000 Sep; 17(1):1, 3-7, Medline)。这里仅仅是养老院的死亡人数，那么每年非养老院营养不良死亡人数，无家可归的成年人以及新生儿婴幼儿及儿童营养不良死亡人数呢？笔者没有找到，或许也没有统计数据。笔直估计这几项加起来 (养老院，非养老院，无家可归，以及新生儿婴幼儿及儿童等) 美国每年死于营养不良的人数可以达到三十至五十万左右 (笔者注，这只是 "合理" 推测)。

这是平常年美国一年死于营养不良的可能人数，如果经济不好，萧条或者衰退时，估计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

现在美国有三亿人口。六十年代初，中国大概是六亿吧。如果按照六亿计算，那美国每年就有六十至一百万人口死于营养不良了。

再算一下，现在美国人的人均口粮 (或者用生活水平指数) 是六十年代初，中国人的人均口粮 (或者用生活水平指数) 的几倍？三倍？五倍？十倍？如果是十倍，那就是死了一千万人，或许没有吧，但一定也是个很惊人的数字!

另外一个因素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前几年，因为开放吃，坐吃山空的吃，又碰上所谓的 "还债" 问题 (我不知道对这点是不是也有争议了)。但本该前一两年去世的老人，病人都活了下来，这也增加了这三年的负担，因此也会增高一点点死亡率的。

因此，如果有人拿饿死 "三千万" 来说话题，我心里头是有谱的，那年代，农村中因为 "营养不良" 而去世的人本来就不少。那三年，到底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呢？一年死一千万？是不是高了一点？但就算有可能，跟美国比较一下就是了。

现在人的自然平均寿命延长了，中国人都可以活到七十岁左右了。以前的人为什么活不长呢？一个方面是因为医疗技术不发达，很多病治不了；另一方面就是当时人的健康状况不如现在。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差，口粮也不多，人口中营养不良的现象很普遍，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人为因素，口粮一旦发生问题，缓冲的余地就很小了，营养不良的体质是很容易患上其他疾病的，饿死人也是很容易发生的 (但象是姚明这样的运动员是不会饿死的，饿死的多是老弱病残的)。

我也觉得，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可能是急了点，也可能过分了点，没有处理好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但凡是新生事物，大规模搞起来，总会有偏差的。但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土改以后，土地从穷人手里流失的现象也很严重，农民没有土地，本来就会饿死的。因此，合作化运动可能是有其必要性的 (当时 GCD 里也有人做调查研究的)。

老邓在改革开放时，在农村搞了 "承包制"，提高了农产量。但是如果有人就此说，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错误的，那他没有看到这些年来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科学种田" 毕竟还是管事情的，特别是新品种的应用。现在的亩产量是过去的好几倍，还从国外进口，人的食谱也发生了改变。

谢天谢地，我们不再饥饿了。

我对那三年是没有特殊记忆的。但我一个长辈告诉我，那年我外祖父正在患病，她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元，一只鸡蛋在黑市上要五毛钱，她不得不买。我记得，直到文革前夕，家里的中饭，隔三差五的吃 "青菜汤面疙瘩团"，那时候吃不饱，所以不觉得难吃，但现在是一口也咽不下去的。

总之，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没有，饿死多少人，一直是有争议的。而且，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对于饿死多少人看法两极。杨继绳追究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著书《墓碑》是为了要控诉，可是他的书可信吗？既然他是一个被 GCD "蒙蔽" 了那么多年的老人，谁能够保证他现在的观点不是被他人 "蒙蔽" 了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疑问。

一个容易受骗的人，总是会犯同样的错误的。

我没有看过他的书。但我从一些介绍他书的文章里，觉得他的考证是有问题的。比如，他去某个地方挖掘资料。很多当地人都不说这些事 (按杨的观点是这些人害怕不敢说)，终于他找到某个老人，老人带他去某个荒地，指著一棵树说，那里埋藏了好多饿死人的尸体。

对于这类，我的疑问是既然这是一个跟政治观点有关联的，有争议的话题。这个老人为什么要告诉他，或者说 "敢于" 告诉他呢？老人家自己的政治观点又是什么呢？或许人们还应该问一下他的家庭出生吧？(是不是地主的儿子，呵呵)

总之，这不象是在考证，更象是在文革年代里挖掘一些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