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船长是一非常健谈的人, 更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爱国者。 谈话中充满了哲理和智慧。 他让我们四个人去他的船睡觉和吃饭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和无比真诚的。 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去他的船休息， 他有时甚至于等于恳求我们去他们船似的。 陶船长终于点了头, 并要求我们晚上晚点去, 早晨早点回来。 不过逢年过节, 刘船长总是亲自来请我们去他们船聚餐。 他们的伙食的确办得好， 和在酒楼吃饭没有什么区别， 一张大圆桌, 正中间的坐位是船长的, 船长一到, 大师傅开始炒菜, 然后一盘一盘的上菜。 刘船长过生日那天, 他邀请全体在港船舶的船长, 日本船的全体船员和我们四个人， 共四五十人在他的船上开宴会。 而他们船的船员除了老轨和大副, 其它船员都成了服务员。 青年政治家这条船是香港万安船务公司的, 下水才一年. 这间公司共有10条船, 而且船令没有超过10年的。 公司以经营新船为理念, 到八,九年时就找买主了。 老板是上海人, 所以船长几乎全部都是上海人。 老板对船员特别友善和照顾, 因此船上的配备特别好, 除了图书馆之外, 还有乒乓球室和健身房供船员娱乐和消遣。 他们公司的其它船若是去科威特港, 公司的老板就会给他们带一些食品和书报杂志等。 从科威特送到巴士拉. 刘船长就又会请我们吃一顿。刘船长也是上海人, 他说他父亲是原上海德士古洋行的职员,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来到香港。 可是返回大陆是他的心愿, 他们全家于1964年返回了上海。 可是刚刚过了两年的好日子, 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 他被怀疑是特务, 被监视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几乎两年不让他离开中国, 失去了工作。 1974年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了一点， 他又举家迁回香港。 他说现在中国又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如果再好一点, 他还是要回上海的。 在他们船上住久了, 又结识了不少船员, 其中有个叫谢鸿财的水手也和我成了好朋友。 1984年我们船去香港修船, 他还来看我, 给我带了不少的礼物。 从伊拉克回去之后他就转行了, 改行在水果行做, 给小贩送水果。 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得起床上班. 也是非常的辛苦. 也因此给我带来了不少水果。公司给他们船的船员薪金增加百分之两百, 刘船长对我们的薪水也非常有兴趣， 他不相信公司没有给我们加薪水。 当时在巴士拉港的海员, 最高的有加百分之九百的。 只有日本船和我们中国海员不加工钱。 日本船船员是三个月换一次， 上船的第一天, 船长就把回家的日子写在小黑板上了。到时准换。 很多吃的东西包括米和面都是从日本带来的. 他们吃不完的, 临走时就会送给我们一些日本的珍珠米和其他东西， 真的很好吃。 我还收到过一个收录机。是一个日本船员送给我的。 刘船长常和我说, 我不相信你们公司没有给你们加工资。 如果说他们三个不知道这里危险的话, 那么隋大副你是从这里回去, 却又回来了, 不给你加钱你能来吗?我们都是惧怕死亡，贪图享乐的常人。但我们身边也时常会冒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人，常人往往不理解他们，就像燕雀不知鸿鹄之志。可他们做了常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并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和安宁。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有时事情也不是怕死和不怕死那么简单, 有时是身不由己， 也由不得你怕死了。 就像我当年在伊拉克时一样， 有句话叫贪生不怕死。 对生命的眷恋是人的本能。 有时候, 生和死不是我们能选择的。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炮弹从头上飞过，你说你是怕死还是不怕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