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经过（修订稿）
在1966年12月3日已经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1967年2月19日又有《关于院校和党、政、军、民、机关军训的指示》
1967年3月7日还有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更具体的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1967年3月27日《人民日报》文章里在一次号召学校要 “复课闹革命”。
但与此同时在全国又掀起“一月风暴”的“革命夺权斗争”。
1967年3月《人民日报》文章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成了当时最重要的革命内容。《人民日报》也有社论表示支持。报纸上宣传和支持夺权斗争，所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单位的群众都开始进行夺权斗争。
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这一段时间里，北京中学运动的情况是，学校里的校长、书记无一例外地都成了走资派，所有的老师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都靠边站了；66年 12月，中央宣布北京许多中学的红卫兵“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命令予以解散。那么，1967年掀起“一月风暴”的“革命夺权斗争”怎么在北京的中学校里展开呢？
中央的指示是明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学校里的老师们脑筋也开了窍，想到自己也可以起来闹革命。因此一些出身好的教师自动组织起革命的“战斗小组”，选出“战斗小组”的头头，也戴上红袖章，称自己是红卫兵。有些既不是革命干部家庭，也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教师也敢于称呼自己是“革命群众”，因此也成立了战斗小组。学生当中也在积极地重新组织红卫兵或者叫作战斗组。
大家以战斗组的名义写大字报，表明各自的观点，而且组织和组织之间开展串联活动，慢慢地，观点相同的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组织。也有的组织从校内扩展到校外。比如“红色造反团”的组织关系，就是联系到其他学校的组织或其他单位的社会团体。
这时，中央很快派出解放军进驻各个中学。在北京，“文革”时期，解放军进驻中学的时间从1967年春季到1969年上半年，共计三年。其中有过轮换的情况；最先来的叫“军训团”；第二拨来的称作“支左解放军”；第三拨就是和大学一样的“双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称字数太多，所以一般都用简称；“军宣队”、“工宣队”、合称就是“双宣队”。）
最先来到学校的解放军，叫做“军训团”，带队的最高领导是团长和团政委。军训团依照学校原来的教学班级纳入军队的编制，也就是一个年级的学生算是军队里的一个连，配备解放军的一个连长和一个连指导员；一个教学班算一个排，配备解放军的一个排长。我所在的初中三年级一共有八个班，意思就是这个连队一共有八个排的战士。
从“军训团” 这个名称就会知道解放军是来执行“军训”任务的。军训刚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每天按时来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学习《毛主席语录》，到校的学生可是寥寥无几。有的学生来到教室里坐一会儿就走了。有的学生还在外地串联没有回到北京。不过慢慢地学生都来齐了。
解放军没有鼓动学生把老师当作斗争对象。所以老师和学生可以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习《毛主席语录》，可以一起到田间劳动，完成秋收的任务。
这时，在向走资派夺权斗争的新的形势下，出现了新的群众组织的情况。原来学生和老师已经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而是得到解放军支持的“革命的三结合”一边的老师和学生的大联合组织，和另一边的老师和学生联合的组织形成互相对立的派别，于是有了“打派仗”的现象发生。
解放军的“‘支左’工作”就是要对这样一些群众团体进行甄别，找出可信任的认为是“左派”的组织，给予支持，而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者，自然成为可以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代表人物。同时解放军对被打倒的干部进行考察，要干部在群众当中亮相（就是在群众组织面前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可以用写大字报的方式），群众认可以后，就算是革命干部，就有可能被结合，进到“革命委员会”里，担任干部的职务。有解放军的军代表、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代表参加，实行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这个单位里的合法领导机构。
在我们学校里，党支部的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都属于被打倒的“走资派”，只有总务主任没有被打倒。他的出身好，是本校毕业学生留下来工作的干部，所以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三七公社”是解放军认可的革命群众组织，它的领导人也进入了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红色造反团”，被认为是有反革命嫌疑的组织（当时中央文革对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采取否认的态度），形成学校里的对立面，后来扩展为“北京公社”。他们也结合了一个干部，但是因为缺乏解放军的支持，不能建立“革命委员会”。我原来所在的小战斗组参加了“三七公社”，所以我是“三七公社”的成员，算是革命群众。对方一部分人参加的“红色造反团”这个组织被怀疑，他的所有成员就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他们联合起来的组织改了一个名字，叫做“雷锋战团”，后来和学生的一个组织联合，扩大为“北京公社”。我们跟着解放军积极参加“复课闹革命”的活动，“北京公社”“雷锋战团”的人不参加，我们就说他们没有抓紧“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争辩都以大字报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批进驻学校的解放军，我们习惯地叫“支左”的解放军。这个提法是有来由的，比如1966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里有：“要热烈支持革命的左派，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7年《红旗杂志》第三期的社论有：“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的说法。那么，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得到解放军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群众，就成了当然的“左派”，没有被支持的一派的潜台词自然是“右派”。这就成了一个人人关心的大问题，谁也不想当右派，都害怕自己的政治生命被毁伤。所以没有被革命委员会接纳的群众组织的群众就有抵触情绪。
我们学校里“打派仗”的形式主要是采用大字报和辩论会，因为“支左”的解放军起着重要的控制局面的作用，所以没有发展到像大学里那样的武斗。当时大学里没有解放军。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结合紧密，不像中学。中学里关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是老师，打派仗也是以老师为主。
解放军曾经遵照上面的批示，促进两派的联合，要求进行“自我批评”，当时叫做“斗私批修”（这也是毛主席的一条语录）。解放军曾经组织“斗私批修”会，会上让双方组织发言的人，做了“自我批评”的发言，但是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雷锋战团”的大多数成员当时并不在乎是否掌握学校的领导权，他们最关心的是不能让自己的政治生命被否定，因为这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命运，包括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就有较多的人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
按照中央指示，革命干部、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军队的代表三部分人的结合，叫做“革命的三结合”，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才有权威性。
不过，事实上，解放军并没有委派具体的人员加入“革命委员会”工作，他是高居于“革命委员会”之上的领导者。解放军的权力最大，威信最高。有什么重要事情都要找解放军的团长和政委汇报情况，听他们的指示。在“革命委员会”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教师里的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
可以说，解放军的第一批进驻学校的“军训团”，解决了学校师生之间的一些紧张的关系，也整顿了秩序。第二批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在完成“支左”的任务中稳定了学校中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学校有了能够体现党的领导的可以令行禁止的权力机构。第三批解放军和工人（双宣队）进驻学校，完成的主要任务是：（一）“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全面审查教师的历史问题；“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完成之后，有一部分教师到“五七干校”劳动；（二）协助“革命委员会”完成在校学生（即老三届）的毕业分配工作。这个时期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仍然是解放军；工宣队的人很少，后来就不知不觉的撤出了。“清理阶级队伍”、完成在校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和安排一部分教师去干校劳动，这些内容和大学里的一样。不同的是1969年上半年解放军从中学完全撤离，而进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就留在学校里，直到四人帮垮台。
1969年上半年，在中学的解放军全部撤离学校。学校里的工作完全由“革命委员会” 承担。到了1971年秋季开学的时候，由教育部门派来的新校长就职，“革命委员会”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算起来，从1967年到1971年，我所在的学校里的“革命委员会”存在的时间是将近五年。1971年以后，原来中学校里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被重新起用，他们不能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就分配到相应的单位任职，比如派到我所在的学校的校长是原来北航附中的校长。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去了另一所学校，仍然担任校长职务。我所在的学校的部分领导还被提升到区一级的单位任职。
“文革”时期，北京的中学校里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最后被定为“走资派”的，但是在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都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考验，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顺便再说一下教师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事情。1968年，从小学进入中学的学生是原来在小学的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进入中学以后，都是初中一年级。他们在校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到农村去了。也就是说1968年冬季到1969年春季中学里分配毕业离校的学生远远超过进校新生的人数。中学校里从1968年到1972年上半年没有高中生。1972年才有高中一年级的新生。也就是批判“右倾回潮”的时候。现实情况告诉人们中学里的老师超编了。但是又不能不留有余地，所以把一批老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是一个储备师资力量的好办法。不过到干校劳动的老师们的情绪很不好，因为，他们背着一个政治上不被信任的包袱。
留校的老师也没有上多少文化课，而是带着学生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仍然是体力劳动占多数。学工，是带着学生到工厂劳动，或者在学校里设立车间，把工厂里的活拿到学校来做；学农的劳动一般是在农作物收获的季节，住到农村，和农民一起抢收庄稼。学军的内容，有在校内的操场深挖洞，说是要准备打仗的。还有一次冬天，进行了一次长途行军的拉练活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时文化课也会到农村上的，我记得的有数学课。语文课，在没有新课本的时候，有时把语文课和政治课结合起来上，有时候干脆从报纸上找出社论来学习。这样做有时会遇到十分令人尴尬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