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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政体转型-来自俄国和中国学者的声音
面对“寡头” |
雷 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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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正如这本书的封面宣传所说,这本书描述分析的“是一场跨世纪的权力、财富与民主的较量”的故事,因此坊来格外有趣。由于俄国/前苏联道路对人类、尤其是对现代以来中国命运的巨大影响,这部记录、透视俄罗斯社会惊人深刻变革的著作更引人深思。
1995-2001年担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主任的霍夫曼在本书中记述了斯摩棱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卢日科夫、丘拜斯等当今俄罗斯最富有、最强大的六寡头的成长历程。在1985年前苏联的改革苗头刚刚露头时,这六人还只是藉藉无名之辈,有的是卡车司机,有的“开黑车”糊口,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还是在校大学生,只有卢日科夫是一位低级官员。他们的发家史当然各不相同,但却有一点相同:对即将到来的空前巨变,他们与全社会一样毫无准备;而痛苦的生活经验使他们与全社会一样对陈腐、僵化的旧体制深恶痛绝。有趣的是,当年苏联为批判资本主义阴暗面而翻译出版的美国作家德莱塞揭露20世纪初美国某些资本家巧取豪夺的《金融家》、《美国悲剧》等书,无意间成为这些人的教科书。
除了个人因素以外,这些寡头的出现有着更重要的社会背景。人人厌恶的旧体制几乎是一夜坍塌,其结果是俄国的新制度在真空中诞生,没有也来不及建立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国家权力被严重削弱,人们行为自然失范,甚至没有道德约束。贪污腐化、欺蒙拐骗、官商勾结,所以这些寡头们的第一桶金几乎全部来自国家。其实,在沙皇时代就有腐化的传统,而在前苏联旧体制下腐败依然如故,而新体制为腐化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财富。有人这样分析:“苏联解体后最初几年的情形就像一个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犯人。当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时候,他陶醉在炫目的阳光、新鲜的空气、欣快的自由之中,那种感觉就像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一切都感到新鲜。”人人都想发财,但对真正的金融、投资却一无所知,长期被束缚、压抑的创造性和欲望突然爆发,但却不知道怎样好好利用这股新鲜空气。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俄国人民的选择。虽然腐败横行,经济自1991年起曾连续几年严重下滑,但俄国人民在几次关键性的选举中都没有选择象征旧体制的久加诺夫。例如1996年大选时,俄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下降近50%,“外界”无论担心者还是窃喜者,都看好久加诺夫,但对旧体制深有体会的俄国人民依然没有选择他。
或许,这表现出了人民的理智。但理智总是有限度的,如果不尽快完善新体制,如果已经令人难以忍受的贪污腐败仍愈演愈烈,这种人民的理智迟早会化为愤怒的烈火。人们对现在贪赎的容忍,是建立在对新体制美好的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旧体制的痛苦记忆之上的。如果人们渐渐感到美好未来遥遥无期,而随时间流逝对过去的痛苦记忆渐渐淡化时,人们再作何抉择真很难说哩!或许是认识此点,俄国近日开始了对“寡头”的打击。不过倘只“打击”而无制度建设,功效则只在一时,恐难长久。要从根本上清除腐败、铲除权钱勾结的寡头,只有进行更彻底的制度改革。
(源于2004年07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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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平静解体、俄国政体成功转型是俄罗斯人民对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
出处:
http://www.nabble.com/()--t2892928.html
俄国之所以在解体转型中经济下滑比较大,不是因为俄国人的休克疗法的失败,而是因为俄国转型前是成熟的计划经济,是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高度的完整的计划经济,他们从一种走入了死胡同的成熟的有相当高度的完整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转型的幅度大,对原有的经济运作震动大,所以付出代价比较大,这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之所以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是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措施怎么得当,不是中国的渐进改革措施怎么正确,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伟大,不是猫论、不争论的力量,而是由于改革前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命令经济(这种命令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很多人误解那时候的经济叫做计划经济),是由于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是由于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是一个烂摊子,比前苏联落后好几倍,是根本不成体系的混乱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无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都会很快取得大的改变。
改革前,俄国的生活水平是中国的好几倍,俄国的农民有象城市工人一样拿工资、享受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而中国改革前的广大农民除了受到政府的高度管束外没有任何保障。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的农民老说,除了失去政府的高度约束之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所以农民的积极性特高,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这不是官员的改革做得好,这是改革之前做得特别差的缘故,是改革之前的政府官员做得特别差的缘故。同样的道理,中国改革这些年来的发展不是说明了官员的功劳,而是说明了改革之前官员的过错特别严重。
关于这一点,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秦晖 先生的相关文章有多次论述。
另外一个叫做 李猛 的知名社会学学者在谈到农民问题的时候也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的发展起落给人们这样的结论,当基层政府瘫痪衰落的时候,农村经济就快速发展,农民就有福气,当乡镇政权完善和发展的时候,农民就处于灾难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当今官员的功劳,而是国民自己奋斗的结果,是官员们没有像改革以前一样束缚阻碍国民发展经济的结果,只要官员们不从中作梗、只要官员们放松束缚、减少阻碍,中国经济就能够快速发展。说实在的,在今天的体制下,我们是不敢奢望官员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任何正面的作用的,我们只希望他们能够尽量起少一点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就是国民的幸运。
俄罗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在政体和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型之中,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整体上是和平的、理性的、低代价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对于这么大规模的彻底的转型来说,俄罗斯付出的代价是非常低的,俄罗斯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批伟大的领导人在主导整个的进程,他们心胸开阔、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性、有对人民负责的道德勇气。俄罗斯的成功转型,不但给俄国人民带来福气,也给世界人民一种鼓舞、一种榜样、一种好的示范,同时也避免了俄罗斯的动乱带给世界的灾难。世界人民、包括有良知的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经受过非人性制度贻害的人民,应该感谢俄国人民,包括他们那些伟大的领导人所作出来的历史功绩。
反观我们生活的社会,情况则不容乐观。改革20多年来,虽然由于百姓的努力,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由于缺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伟大的负责任的领导人、由于腐败官员主导整个进程,我们生活的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但是自然环境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代价,社会环境的代价更是亘古绝后的巨大,不但政府官员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社会的各行各业的风气也是每况愈下,学校、医院等等道德形象面目全非,更不要说经济生活中蕴藏和积聚着的巨大危机,如银行的呆坏账、国有企业运转的暗箱操作、科技体制导致的科研经费使用的严重不公、教育医疗保险的巨大经费缺口、政府官员人数臃肿和经费的严重浪费,还有贫富差距、干群矛盾、末日心态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一次又一次错失了政体转型的时机,致使这方面的转型越来越被动、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转型面对的整体环境越来越积重难返、越来越复杂莫测、越来越凶险阴暗,迫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对政体转型失去信心、失去耐心、失去理性。这是危险的,这是令人担忧的,这是容易导致人们走上极端的。
我们需要学习俄罗斯人民的,特别是俄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领导人的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不要再错失越来越渺茫的历史时机,不要再陷入黄宗羲定律的历史陷阱,不要让中国继续在治乱中循环,冲破陈旧政体的框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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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风 发表评论于
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权力核心势必导致激烈冲突甚至火并关键词: 俄罗斯 民主 宪政 议会 总统制
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权力核心势必导致激烈冲突甚至火并1.议会和总统两个权力核心的对立。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议会与总统叶利钦成为互相对峙的两大权力机关。在这场对立中议会议长哈斯布拉托夫是议会一方的代表,副总统鲁茨科伊站在议会一边。本来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在“8.19事件”中曾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1990年6月12日,当叶利钦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哈斯布拉托夫当选为俄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成为叶利钦的盟友。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以鲁茨科伊为竞选伙伴,赢得了58.9%的选票,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经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与此同时,鲁茨科伊当选为副总统。之后,叶利钦向议会力荐哈斯布拉托夫,哈氏遂于1991年10月成为俄罗斯议会议长。
为了彻底改革前苏联的国有化体制,行政和立法机关曾紧密合作,积极推行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以建立西方式的社会。叶利钦在西方的支持下,从1992年1月2日起,实行了激进的经济改革,企望通过全面放开物价和大规模私有化,在较短时间内达到市场平衡、财政稳定,为市场调节提供广阔的场所。但这个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整个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家发展模式、国家体制等问题上,双方逐渐出现分歧。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对叶利钦采取的政策先是支持,继而怀疑并最终走向了对立。总的来看,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建立总统制国家,还是议会制国家;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中是采用激进的改革措施,还是采用渐进的改革措施;是坚持统一的俄罗斯,还是扩大地方分权甚至独立;是承认苏联解体的现实,还是恢复和重建苏联;在对外关系上是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还是主张面向东西方的全方位外交,等等。这些问题在总统、议会、地方以及各政党之间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坚持激进改革的派别集结在总统周围,主张实行总统制。其他各种主张的派别,如中间派、共产党、斯拉夫主义以及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为了各自的利益,逐渐向议会靠拢,并以议会为阵地,在对付叶利钦这一共同目标下形成统一阵线,展开反对行政机关的斗争。应该说,双重政权的根源就在于俄罗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权力与利益的争夺。
2.两个权力核心对立尖锐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长期存在双重政权的局面,否则整个国家机器将无法正常运转起来。为了解决这种僵持的局面,双方都作了多次努力。从1992年年底开始,议会试图用更换总理、收回总统的部分权力等办法削弱总统的职权,使更多的权力集中到议会手中。1993年3月11日,第八次人代会以叶利钦的失败告终,从而使他以全民公决方式解决他与议会斗争的企图付诸东流。3月20日,叶利钦宣布他享有总统特别治理权;议会强迫他收回这一法令,但未能形成弹劾他所需的多数。4月25日,在全民公决中,叶利钦再次赢得俄罗斯人民对他的信任,获58.7%的支持票。但是,同议会的冲突依然存在:他未能获得举行一次临时大选所需的大多数登记选民的支持。为了消除异己,叶利钦在公决后首先拿对他威胁最大的鲁茨科伊开刀,削弱其副总统的权力,解除政府中亲议会的官员职务,甚至用取消某些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办法限制和羞辱对手。与此同时,叶利钦抛开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在6月5日召开了主要有联邦主体参加的制宪会议,欲借助地方的力量强行通过新宪法草案,进而达到建立总统制的目的。但叶利钦并不顺利。会议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对抗,哈斯布拉托夫因要求发言而未获准,一气之下退出会场,并带走了上百名人民代表,致使会议中断。复会后一些地方领导人又提出扩大自主权的要求,会议进程再度受阻。制宪会议断断续续地共开了37天,新宪法草案终于在7月12日初步制订完成并送交各联邦主体审议。然而各地方主体对新宪法草案意见不一,未能按期完成对草案讨论,致使制宪会议复会的时间一推再推,变得遥遥无期。
经过深思熟虑的权衡之后,叶利钦于8月12日通过电视向议会发出进攻的信号,他声称,俄罗斯双重政权危机已发展到相当阶段,威胁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以必须尽快解决。8月下旬,解除了杜纳耶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和巴兰尼科夫安全部长的职务;9月1日,下令限制鲁茨科伊的副总统权力;9月16日,叶利钦还亲自视察内卫部队捷尔任斯基师和塔曼师,以争取军方的支持。重新启用1992年12月被人代会解职的盖达尔,并任命他为第一副总理。此举表明叶利钦已全然不把议会放在眼里,决心一意孤行。9月18日,叶利钦召集86个联邦主体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联邦委员会成立大会。指出联邦委员会将是组成新议会两院中的上院。同日,戈卢什科接替巴兰尼科夫,被任命为安全部长;由原第一副总理洛博夫接任至关重要的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这些人事安排大大巩固了叶利钦的政治地位。为防不测,叶利钦针对鲁茨科伊于9月18日还专门签署了《关于副总统代理总统某些职权的命令》,规定总统缺席期间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必须由总统以命令的形式公布,否则将被视为非法和无效。9月20日晚,叶利钦借口“协助警方搜查毒品和非法武器”,把内卫部队调到莫斯科市内,进行了一场战前的预演。与此同时,议会方面也没有坐以待毙。9月18日俄人代会发表告公民书,指责总统叶利钦企图用非法手段控制社会和摆脱危机,警告叶利钦近日可能宣布实行“总统治理”,而直接的“总统治理”就是解散人代会。议会还建议代表们在议会大厦白宫聚会,以防叶利钦禁止议员们开会。到了20日,哈斯布拉托夫通报说,“夜里有军队调动”,“局势很不平静”,呼吁“保持警惕”。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即将爆发!
9月21日晚20时,叶利钦在俄罗斯电视台突然宣布:中止俄罗斯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权力,12月11~12日举行新的立法机构——联邦会议选举。特别指出的是,这不是提前选举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而是选举新议会。在解释他解散议会的理由时,叶利钦指出,议会正处于政治瓦解状态,丧失了履行代表权力机关主要职能的权力,不再是人民政权机关。如不结束这种对抗局面,就无法控制局势,以维护俄罗斯国家的和平。叶利钦呼吁人们理解和支持中止议会权力的总统令,希望国际社会支持和理解他被迫采取的措施。
针对这种情况,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人代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指出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总统令违反了俄现行宪法,是“政变行为”。宣布停止叶利钦的俄罗斯总统职务。由副总统鲁茨科伊代理总统职务,鲁随即宣誓就职。根据议会认可,鲁茨科伊任命阿恰洛夫为国防部长、巴兰尼科夫为安全部长、杜纳耶夫为内务部长。紧接着又在23日晚举行的俄罗斯第十次非常人代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上述决定。鲁茨科伊在讲话中呼吁军队要站在法律一边,抗议总统违反宪法的行为。
3.最后诉诸武力解决,总统确立了权力核心的地位。在政府与议会两权公开对立的局面下,军方的态度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国防部长格拉乔夫22日表示,军队不想介入政治,但如果议会动武,军队将“执行保卫国家的任务,包括符合叶利钦总统最近发布命令的任务”。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公开表示支持总统。内务部长叶林也声称:“我们完全控制着局势”。议会作出决定后,叶利钦随即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宣布鲁茨科伊的代总统职务以及以总统名义下的命令“非法”,并开除巴兰尼科夫、阿恰洛夫的军籍;宣布格拉乔夫、戈卢什科和叶林继续履行其国防部长、安全部长和内务部长的职权。叶利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保证“将不会发生流血事件”,一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下令剥夺议会财产,收缴议会武器,宣布对拒绝执行总统令的公职人员将开除公职,如系军官将勒令提前退役。对从议会投靠到总统方面来的人士则予以妥善安排。
23日晚,莫斯科发生了第一起武装冲突,一伙身份不明的人企图占领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部,枪战中有两人死亡。这一事件就像一根导火线,使本来貌似平静的莫斯科局势骤然紧张起来。鉴于此,叶利钦下令调集军警解除守卫议会大厦人员的“非法武装”。内务部称,白宫内藏有三千件轻重武器。24日,数千名警察、内务部队和特警部队很快被调入市区,进驻白宫周围待命。28日,政府军和防暴警察封锁并层层包围了白宫,采取断水、断电、停止供暖等措施,以迫使议会就范。
双方在经过两个星期对峙后,10月3日下午3时,近万名议会的支持者,与包围白宫的政府军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并冲破层层封锁在白宫前举行集会。鲁茨科伊在“白宫”阳台上呼吁军队倒戈,要求人们攻占莫斯科市政府和俄国家电视台。随后,支持议会的示威者占领了市政府的部分楼层。6时,俄罗斯第十次非常人代会在白宫开会,哈斯布拉托夫宣布已夺取了俄国家电视台。约7时电视台广播停播,但晚9时又恢复了简短的广播。正在麻雀山官邸与部长们碰头的叶利钦,闻讯后匆匆返回莫斯科,当晚6时发布总统令,宣布莫斯科进入紧急状态。解除鲁茨科伊副总统职务并开除其军籍,严禁群众参加集会游行。俄政府继而发出告市民及俄人民书,呼吁人们不要参加游行集会,称政府将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混乱。4日晨8时,政府军开始包围、进攻白宫。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封锁了白宫的外围地区,不断向白宫射击;白宫楼内起火,浓烟滚滚。此外,还有军用直升飞机在白宫上空盘旋。继而政府军冲破效忠于议会的战斗部队在白宫周围设置的障碍物,推进到议会大厦对面的沿河街,从那里用炮和重机枪向白宫开火,一排排密集的枪炮声响彻莫斯科上空。政府军不断用高音喇叭喊话,要求白宫放下武器。切尔诺梅尔金也呼吁白宫无条件投降,并答应保障放下武器者的安全。鲁茨科伊出面进行干预,要求对方不要开枪,然而,没有反应。哈斯布拉托夫就地与莫斯科军区司令联系,请求派兵援助,以免白宫惨遭悲剧,但对方借口中立,不过答应“与同事商议此事”。白宫方面又要求西欧等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保障他们的安全,也遭到拒绝。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鲁、哈二人提出只有在政府方面保证其人身不受伤害的前提下,他们才会“妥协”,否则他们将同所有留在白宫里的人一起,用炸药同归于尽。下午6时,在政府许诺保证他们生命安全后,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等人才接受总统和政府方面的“最后通牒”,从白宫走出,登上早已等候在外面的大轿车,被送进列弗尔托沃监狱。首都戒严司令部宣布,从即日起实行宵禁,23时至次日凌晨5时居民未经特许不得上街或进入公共场所。至此,这场总统与议会间的激烈对抗终以武力方式宣告结束。
10月7日,叶利钦签署命令,在未通过新宪法之前,暂时中止俄宪法法院的活动。在新议会产生之前,由总统代行其职责。当晚,总检察长卡扎尼克签署逮捕令,指控前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前副总统鲁茨科伊等人组织领导“暴乱”而将其正式逮捕,同时继续搜捕参加十月“暴乱”的积极分子。10月9日,政府宣布将原定至10日的紧急状态延长至18日。同日,叶利钦决定更换地方代表机构。10月15日,叶利钦又发布命令,要求选举和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同时进行。这项新宪法通过后,将替代1978年制订的苏联宪法并在俄罗斯确立总统制政体。
1994年2月26日,根据国家杜马(下院)2月23日通过的大赦令,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等人获释,安全离开了列福尔托沃监狱。
在十月事件中,共有142人死亡,744人受伤。至此,持续1年多的“府院之争”和两个权力中心的局面结束。
4.总统制宪法的通过。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全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这是俄国历史上由选民直接投票通过的第一部宪法。新宪法的核心是建立了总统主导下的三权分立体制。新宪法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它突出了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赋予总统最为权威和最为广泛的权力。新宪法宣布废除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代之以两院制的议会,联邦会议作为议会“上院”,是俄罗斯的代表与立法机关,国家杜马作为议会“下院”,拥有立法权和对政府执行法令和行政事务的监督权。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联邦总理是政府首脑,总理的人选由总统提出并经国家杜马批准后任命,如果国家杜马三次否决总统的提出的总理人选,总统可任命总理或解散国家杜马并宣布实行新的国家杜马选举。如果国家杜马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提案,总统有权解散国家杜马或宣布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