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敦煌壁画的大师--张大千
张大千，四川内江人。生于1899年，1983年殁于台北。名爰，又名季、季爰，还有个斋号叫"大风堂"。
1918年冬天，19岁的他离家出走，投身松江城内妙明桥附近的禅定寺，住持逸琳法师为他起了个法名叫"大千"，从此以后张大千这个名字几乎传遍了世界。在他出家不久，还未来得及剃度受戒，就被他的二哥张善子强行叫回了家，并让他去上海投师学画。他的才华得以显露，从而成了一名杰出的画家。
大千先生观察千佛洞时发现，千佛洞在坐西面东的山崖上，早晨有阳光射入，再加上气候干燥，毫不潮湿，所以洞内的内藏能长达数百年而不损坏。不过，三百多个洞窟之间，路径却崩坏了，大千先生只好一面探洞观画，一面要修路开道。"老实说，我到敦煌之初，是抱着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视了千佛洞之后，眼见每洞由顶到底，都是鲜明的壁画，瞠目惊叹之余，真是自觉渺小。"在敦煌初期，大千先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三百多个洞编号。他编号的目的，固然为了便利工作的查考，一方面也是方便后人游览或考查的索引。大千先生编的洞号一共有309洞。
这一部分的工作，就花了五个月。大千先生为了补充食物、画具，暂时回兰州，待了两个月。浩浩荡荡二进敦煌再到敦煌之前，他先到青海塔几寺，雇用喇嘛。依规定喇嘛是不能离开青海的，大千先生托了关系才以五十银元一月的薪水，雇了昂吉、三知、格朗、晓梧、杜结林远等五人，他们的工作是拼缝画布："我们缝连，总免不了有针孔线缝，尤其在画布绷张以后，针眼孔更粗，但喇嘛可以作到天衣无缝。"
同时跟他进敦煌的，物品共有七十八辆驴车之多。二度到敦煌，又开始吃苦。大千先生说："很多人不了解，临摹敦煌壁画，有相当的困难。"以工具来说，纸绢没有数丈大的，全靠番僧拼缝。最大幅的壁画，有12.6丈之巨，拼缝完毕，钉在木框上，涂抹胶粉三次，再用大石磨七次，画布光滑才能下笔。
在临摹时，大千先生的原则是要完全一丝不苟的描，绝对不能参加自己的意思。每幅壁画，他都要题记色彩尺度，全部求真。在画的时候，还要雇木工造架，站着临摹，因为千佛洞的空间实在太小了。
千佛洞大多数的光线都不够，大千先生要一手拿蜡烛，一手拿画笔，还得因地制宜，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还有时躺卧在地上，虽然是冬天，勾画不久，都要出汗喘气，头昏目眩。这样辛勤的作画，多数日子是清晨就进洞工作，黄昏才出来，有时候还要开夜工。
大千先生解释："壁画色多斑烂，尚须秉灯静观良久，才能依稀看出线条，我主要在观摩揣测上下功夫，往往数十次观研之后才能下笔。为了不浪费材料起见，临摹时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后把初稿粘在画布上，在极强的阳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后，再敷色。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是我自己动手，其余楼台亭阁不很重要部分，则分别由门人子侄喇嘛分绘，每幅都注明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画的手续都繁复，极力求真，大幅要两个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要十几天。"就是这样画了276幅画，石青石绿等颜料用了千百斤。
如此留在敦煌两年七个月中，大千先生确认："以前常有人说，中国文化多受西方影响，我研究了敦煌壁画之后，认为此说不足信！敦煌壁画所画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补唐宋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历史考证之价值，重于艺术之欣赏。""至于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做，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的大成，敦煌壁画代表北魏到元代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还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一九四四年元月，大千先生在四川成都举行"临摹敦煌壁画展"，很是轰动。大千先生的朋友，书家沈尹默曾题诗赞他："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张大千毁坏敦煌之谜 
从此，敦煌莫高窟有了专门的保护研究机构。这其中也有张大千的一份功劳。
敦煌有很多名胜古迹。张大千在敦煌的两年中，曾去过榆林窟、西千佛洞及鸣沙山月牙泉，为此而留下了很多诗词。他去鸣沙山游览恰好是中秋节，故即兴作诗一首："阴晴原不绾离游，地近龙堆客子愁。君看月牙泉上月，月缺月圆过中秋。"诗中非常巧妙地把地上的缺月和天上的圆月结合在一起，喻意深刻而又风趣，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敦煌艺术博大精深，为每一位艺术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艺术营养。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它从这座艺术宝库中走上了"当代第一大画家"之路。
来源：【飞天文学网】
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率众**远赴敦煌，临摹敦煌壁画。正在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如果有毁画之举，又是为何？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与家人离开成都，远赴敦煌，埋首艺术。在此之前，他对老友熊佛西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276幅，这一切，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敦煌之行，开拓了张大千的眼界，对他的画艺长进帮助甚大，其绘画风格的变化，就是从敦煌之行后开始的。
张大千离开敦煌后，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反响极大。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银行大楼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被誉为艺术盛事。此间，他还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扩大了敦煌艺术的影响。
许多人是通过张大千的画作才认识敦煌壁画的，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陈寅恪高度评价张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以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声誉日隆、人气极高之际，传出了他在敦煌破坏壁画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毁誉参半。张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没有毁画呢？如果有毁画之举，那他为何要干如此这般的蠢事呢？对此，有以下几种解说：
张大千为觅画而毁画
张大千率**们在第20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
张大千和**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层，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然后剥落外层，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张大千陪于右任观赏壁画时，随行人员不慎毁画
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视察时，绕道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的随员、敦煌当地人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中忆述道：
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因年久腐蚀之故。
张大千指使马呈祥的士兵打掉外层壁画
壁画毁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陪都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立即发电报给敦煌县长要求查明情况，并“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张大千在结束临摹途经兰州时，曾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5年后，张又被甘肃省参议会的郭某等人以盗宝及破坏壁画为名控告，但没有查到真凭实据。窦景椿在文章中为张大千辩护道因：
适有外来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张大千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对于敦煌壁画被毁，张大千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一种看法认为：张大千为一己之私，漠视珍贵的古文物，他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是对敦煌艺术的破坏。
另一种看法认为，不论张大千是否破坏壁画，我们首先要搞清敦煌这两幅壁画是否应该被打掉。
敦煌石窟的墙壁，是由戈壁滩的石子堆砌成的,在壁上画画,先要在石墙表面涂上泥巴、石灰，铺成墙壁。敦煌壁画，由北魏到宋，历代前来求神祝福者甚多，前人在墙壁表层画满了，后人在墙上再铺一层泥巴、石灰，继续画，经历若干朝代，而今敦煌的墙厚厚的，形成了好几层壁画。
1981年《旅游天府》第2期发表了石湍的《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一文，作者自称在敦煌莫高窟工作10多年，据他亲眼所见，张大千不仅没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作了不容否认的贡献。
著名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他说：
我到敦煌之前，这两幅壁画的外层已经给张大千打掉了，所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打掉的过程，……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谢稚柳从唐代郡县设置情况及“墨离军”((唐代一大军镇)等资料判断“此窟当始于天宝五载(公元746年)后，成于十四载(公元755年)前”。谢稚柳在回答记者时说：“这幅壁画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谢稚柳的话是有权威性的。
张大千并不避讳此事，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也曾叙述此事：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显然，张大千认为果断地“破壁”，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史的断代问题有所贡献。（记者：陆灵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