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
《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一流，定义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作，据所列书名观之，当时所谓的“小说”，即如今所谓的“野史”、“笔记”、“回忆录”，与现代所谓的“小说”，所指有别。然现代所谓“小说”者，其名称缘自《汉书·艺文志》则无可置疑，因现代“小说”，取意“非真人真事”，而“非真人真事”正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未可尽信而出。
接近现代“小说”的定义的作品，汉代已有之。宋太平兴国年间编辑而成的《太平广记》，堪称空前绝后的文言小说选集，共辑录自汉至宋初的小说四百七十五种。其所辑录之原作的单行本大都遗失，赖是集而得以幸存。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曾出版标点本，大可为有兴趣于古典小说者留连忘返之所。
《太平广记》所辑录，除“野史”、“笔记”之外，大抵为所谓“志怪小说”或“传奇小说”。所谓“志怪”或“传奇”，就是记录稀奇古怪之事的意思。既然是记录稀奇古怪之事，大抵为现实所无有。然“无有”的程度或有不同。“志怪”类的“无有”，多属幻想，可视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祖。或以为古典小说中的幻想无非妖精鬼魅，何可与今日以“科学”为基础的幻想小说相提并论？但凡如此设想者，皆不明今日所谓之“迷信”，未必非昔日所谓之“科学”，而今日所谓之“科学”，亦未必非明日所谓之“迷信”。“传奇”类的“无有”，多近于现实，其中一部份，比如《虬髯客传》、《红线传》，可视为今日武侠小说之祖；另一部份的所谓“奇”，不过“无巧不成书”之意，如《莺莺传》、《李娃传》等，除所用语言为文言外，与今日所谓纯文学性的“小说”，并无区别。
自宋至于近代，“志怪”、“传奇”渐少，就现代一般定义而言的小说渐多，然而可读者却寥若晨星。记得从上小学到上初中看过的非“志怪”、非“传奇”古典小说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唐》、《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七十一回、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水浒后传》、《三侠五义》、《红楼梦》、《西游记》、《三言二拍》等等。当时看得兴致勃勃，以为皆为精彩非凡、不可不读之杰作。尔后文化渐趋政治化，大部份古典小说皆因不合政治需要而从市面上消失。再往后，不足二十年而河东河西已经换位，古典小说全面开放，包括自五十年代初即遭禁止、因而从来不曾谋面者，如《施公案》、《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等，皆重新刊行问世。一时趁兴把少时看过与不曾看过的流行古典小说一一重新或初次过目，却发现可读的古典小说原来仅有三部半而已。《西游记》为一部、七十一回《水浒传》为一部、《儒林外史》为一部。至于《红楼梦》，则只能算作半部。
《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唐》、《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水浒后传》、《三侠五义》、《施公案》等等，文字低劣，有目共睹，置之于“可读”之外，当无可争议。《三言二拍》、《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则因文气低劣而不入选。“文字低劣”易言，“文气低劣”难论。明胡应麟《诗薮》称：“‘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年年检点人间事，只有春风不世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皆仅去张打油一间，而当时以为工，后世亦极称之，此诗所以难言。”窃以为能识胡应麟所引诗句为极近“打油”，便能识《三言二拍》、《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的文字为“文气低劣”。倘若不能识，则柞里子亦无如之何，只有袭用胡应麟之语，感叹一声：此文所以难言也。
至于《金瓶梅词话》，则无论如何为之辩护，毕竟是色情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虽有社会史价值如辩护者所云，虽有经济史价值如辩护者所云，作者之意不在撰修社会史或经济史甚明，读者之意不在研究社会史或经济史亦甚明。正如美国春宫画报《花花公子》，虽有种种正襟危坐之谈，毕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倘若删去其色情描写，则又精彩尽失，味同嚼蜡。
《三国演义》向来名列古典小说名著，然文字实属低劣，仅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所叙故事之精彩者大抵取材于《三国志》和《三国志注》，并非《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之创作，故亦弃而不取。罗贯中其他著作如《粉妆楼》、《平妖传》等，亦文字低劣。相传由罗贯中扩充而成的一百回《水浒》，名副其实狗尾续貂，皆可为《三国演义》文字低劣之旁证。
§⒉
或以《西游记》为证道之作，或以《西游记》为儿童读物，或以《西游记》为老少咸宜之消遣作品，柞里子以为皆失之。所谓“证道”，即阐述道统之意。此说当因小说《西游记》长期与非小说《西游记》、如今多称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者混为一谈所致。清乾隆末经学大家钱大昕在苏州玄庙观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真本，成书于明代的小说《西游记》与成书于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了不相涉的真相方才大白。
长春真人，道教大师，亦称长春子，俗姓邱氏，名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是长春真人的弟子记录长春真人旅行西域时所见所闻，大约相当于今日的游记，与“证道”亦了不相涉。既误会两书为一书，又因实不曾见《长春真人西游记》，不知其究竟为何等著作，直以己意揣度之，遂成此误。其实，稍有常识并愿稍事思考者，当明此说之谬，因长春子乃道教真人，故即使《长春真人西游记》确为“证道”之作，其所证之“道”当为道教之“道”而不会是佛教的“道”，而小说《西游记》至少就表面而言，明显抑道扬佛，其不可能是道教徒“证道”之作，不言而喻。
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止(如今情形如何，非久居海外如柞里子者所知，不敢以意揣度)，学龄儿童甚至学龄前儿童大约都知道《西游记》的一些故事，但知道一些《西游记》的故事并不等于看过《西游记》，更不等于看懂了《西游记》。绝大部份儿童对《西游记》故事的知识来自小人书、戏剧、或各种《西游记》简写本，而并非来自直接阅读《西游记》本书。即使是直接阅读过《西游记》的儿童，想必亦皆囫囵吞枣，只追求故事情节而忽略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因其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皆远在儿童的理解能力范围之外，想不如此亦不得不如此。由此可见，《西游记》绝不是儿童读物。倘若细心阅读，则不难发现《西游记》之中其实有诸多儿童不宜之处。柞里子不想把《逍遥谈》也搞成儿童不宜之作，故不便一一引证于此。既然如此，视《西游记》为老少咸宜者，自亦非至当之论。
但凡忙于事业、忙于学业者，除非其事业或学业碰巧正好是文学，皆无时间或心情读小说；但凡忙于挣钱者，无论是有幸为发财致富，抑或不幸仅为生存，亦皆无时间或心情读小说。由此可见，但凡小说皆可视为消遣之书。《西游记》既然是小说，自然也不免为消遣之作。不过，有些小说，无论作者与读者，写与读的目的皆在消遣；有些小说，无论作者与读者，写与读的目的皆不尽在消遣；有些小说，读者虽意在消遣，而作者之意却并不尽在消遣。窃以为《西游记》属于最后一种，故视《西游记》为消遣之作，亦非尽然。
柞里子既以文字低劣和文气低劣为由，斥一系列古典小说于“可读”者之外，《西游记》既中选，其文字不俗，自当不言而喻。或以为不然，指出《西游记》无非逢山必有怪，遇水必有妖，重言复语，何文字高明之有？但凡作如是想者，想必仅仅是少读《西游记》而已矣。如前所述，少时读之，不得不囵囵吞枣，只顾故事情节而于文字甚少留心。成年不再读，记忆之中于是只有故事，而少时以为精彩非凡、百读不厌的故事，成年回想起来遂成千篇一律的鬼话，从而以为《西游记》的文字无非能哄善骗幼稚而已。其实大不然。何以言之？曰：《西游记》的故事情节诚难免千篇一律之讥，其文字则否。因虽逢山必有怪，遇水必有妖，然妖妖不同，怪怪有别；山光各异，水气分明。《西游记》不仅把妖怪写得活灵活现，而且也把菩萨写得栩栩如生，倘若泥塑石刻工匠从《西游记》中窥得一二灵感，留在世间的菩萨也就不会一个个呆若木鸡了。
《西游记》中非游戏文字大都是玩世不恭之语，冷嘲热讽之谈，绝无正襟危坐而论道之意。或因书中妖怪多化作道士，遂有人以为《西游记》作者厌恶道家，有反对明王朝沉迷道教的意思。窃以为作如是观，只是读者正襟危坐而论道，与作者无关。《西游记》既从正面写唐僧往西方取佛经，表面上尊佛贬道在所难免，然到头来受到最大嘲弄的却并非是道教而是佛教。读者如果不信，请重温第九十八回的这几段文字：
“四众到大雄宝殿前，对如来倒身下拜。拜罢，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复向佛祖长跪，将通关文牒奉上。如来一一看了，还递与三藏。三藏俯囟作礼。启上道：‘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遥诣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赐回国。’如来方开怜悯之口，大发慈悲之心，对三藏曰：‘……我今有经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器用、人事，无所不载。汝等远来，待要全付与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强，毁谤真言，不识我沙门之奥旨。’叫：‘阿傩、伽叶，你两个引他四众，……将我那三藏之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检几卷与他，教他流传东土，永注洪恩。”
柞里子不自量力，模仿《西游记》游戏文字体，评曰：
盛气凌人，装模作样。盛气凌人，妄受远道来客再拜长跪，孰谓知礼！装模作样，检点一路过所印信文书，干卿底事？真个是坐井观天，竟以为天下事无所不知；假装做慈悲为怀，岂舍得阁藏经一并付与？哪堪称普渡众生，如此毁谤下方生灵；说什么四大皆空，原来不忘洪恩永注。丑！丑！丑！
“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尊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见他讲口扭捏，不肯传经，他忍不住叫道：‘师父，我们去告如来，教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阿傩道：‘莫嚷！此是什么去处？你还撒野放刁！到这边来接着经。……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经，打开看时，原来雪白，并无半点字迹。慌忙递与三藏道：‘师父，这一卷没字。’行者又打开一卷看时，也无字。八戒打开一卷，也无字。三藏叫：‘通打开来看看。’卷卷俱是白纸。……行者早已知之，对唐僧说：‘这就是阿傩、伽叶那厮！问我要人事，没有，故将此白纸本子与我们来了。快回去告在如来之前，问他□财作弊之罪。’……行者嚷道：‘……被阿傩、伽叶□财不遂，通同作弊，故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全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升三斗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唐僧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实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伽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
柞里子既已献丑于上，不妨再度效颦，评曰：
公行勒索，巧施欺诈。二尊者公行勒索，明目张胆强求人事，叫道：‘快拿出来’！佛祖宗巧施欺诈，胡搅蛮缠跪辩白本，笑曰：‘倒也是好’。敛财聚货，原来是上头的既定方针；传经济世，不过是外边的虚晃招牌。西方极乐世界，既然这般龌龊；东土取经徒众，何必如此执迷！臭！臭！臭！
既丑如彼，又臭若此，故曰：到头来受到最大嘲弄的却并非是道教而是佛教。
§⒊
《西游记》与《水浒传》，孰高孰下？窃以为颇难分解。金圣叹抬高《水浒传》不遗余力，包括贬低《西游记》在内。然金某以为《水浒传》高过《西游记》的理由却可笑得很。金某曰：“《水浒传》不说神鬼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这说法既不合逻辑，也不符事实，兼自相矛盾。说不说神鬼怪异与文字优劣了不相涉，内容在说妖魔神圣，文字自然离不开神鬼怪异；内容不在妖魔神圣，文字自然可与神鬼怪异无关。若依金某之说，但凡说神鬼怪异者便非高手，那么，《聊斋志异》就只有奉陪末座的份了。所谓不合逻辑者，指此。
《水浒传》何尝不言神鬼怪异？《水浒传》第一回( 或按金某的说法，第一回之前的“楔子”) 回目分明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守误走妖魔”。最后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也分明在谈神说怪。此外，书中尚有九天玄女赐书宋公明、罗真人戏弄黑旋风、公孙胜作法破高廉等等情节，皆为神鬼怪异之事。所谓不符事实者，指此。
所谓“弄不来时”，本是作者有意弄得如此，并非因文字低劣故被逼得如此。《西游记》作者显然喜欢观音菩萨这角色，故特意弄出一些“弄不来时”，好让观音菩萨出尽风头。若依金某之说，《水浒传》中宋江斗不过高廉，派戴宗寻回公孙胜之举，岂不也是“弄不来时”，求救于神仙？所谓自相矛盾者，指此。
金某之评点《水浒传》，如上所引不如人意之处，其实甚多，而新文化运动中人物却大都奉之若神明，亦可笑得很。比如，胡适说：“金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能动人的。”意既浅薄，文亦幼稚。鲁迅说：“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儒家经典《左传》等并列，是了不起的大贡献。”试问：了不起在哪里？贡献在何处？黎民因此而小康？吏治因此而清明？国家因此而富强？天下因此而太平？抑或史学家从此改行写小说？或小说从此变做历史？《荀子》斥之为“好为非常、可喜之论”者，胡、鲁之流正可以当之。
金某评点《水浒传》中最荒谬之处，在于对《水浒传》中人物的论断。金称：“《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真是天神。……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一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人入得他眼。……杨志、关胜是上上人物，……史进只算上中人物，为他后半部写得不好。呼延灼却是出力写得来的，然只是中上人物。”
如此说法有致命破绽一，与事实不符者一，与书中所述不合者一，不合逻辑、不近情理、见识浅薄者诸多。兹一一分析如下：
品定人物上下，当以人物的性格、言行为准，作者写得好与不好无与焉。史进是何等人物，仅凭上半部的描写已足以知之，不待下半部作者不曾写得好方才能作定论。呼延灼是何等人物，也不由作者是否“出力写”而定案。时迁盗取钩镰枪，作者极“出力写”，也写得极出色，然时迁的人物之高下并不能因此而有所转移。论人物而与作者写人物的文字混搅，此所谓致命破绽者也。
《水浒传》所写一百零八人，真写出“性格”从而可以评定其“人品”者，不过以下十一人 ( 以出场序为列 )：史进、鲁达、林冲、杨志、宋江、武松、戴宗、李逵、石秀、孙立、董平。其中用于戴宗、孙立、董平的笔墨甚少，若略而不计，则仅得八人。“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云云，纯属信口开河。此所谓与事实不符者也。
“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水浒传》写戴宗引李逵初见宋江时如此。写李逵口称“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并非表现李逵目中无人，正欲衬托李逵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耳。不明乎此而说甚么“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人入得他眼”，已可笑之至。姑置之勿论，且说宋江难道不是“山泊中一百七人”之一，李逵见宋江又拍手、又呼爷，又翻身便拜，十足一副狗见主人面孔，何来“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人入得他眼”之说？再说戴宗难道不也是“山泊中一百七人”之一，李逵既以“节级”官称呼之，犹嫌不够亲热，再加上“哥哥”两字方才罢口，李逵之巴结戴宗由此可见一斑。何来“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人入得他眼”之说？此所谓与书中所述不合者也。
其不合逻辑、不近情理、见识浅薄者不胜枚举，仅列数例如下，以收管中窥豹之效：
世间之为领袖者，除非其地位来自世袭，否则，必有于道德智勇言行诸方面高于其属下者。宋江之手下既有“上上”人物众多，更有“人中绝顶”如鲁达，甚至有“天神”如武松，宋江自己焉能属“下下”一等？此金某评论之中最不能自圆其说者。
倘若撇开权谋与驭下的能力不谈，《水浒传》中的第一人，非鲁达莫属。武松是趋利的小人，焉能反居鲁达之上！李逵是典型的地痞流氓，焉可与鲁达相提并论！《水浒传》中主要人物的上梁山，皆逼不得已所致，故世间有“逼上梁山”的俗语。鲁达的上梁山，虽非出于逼，但其落草为强盗，则出于逼，故归根结蒂言之，鲁达也是“逼上梁山”者之一。被“逼上梁山”者，虽皆出于“逼”，而原因并不尽同。鲁达之所以被逼，纯因仗义救人，于自己本毫无关系，鲁达之所以特高于其他人者，正在于此。
宋江之被逼，虽也出于救人，甚至也可以说是仗义，然宋江之仗义救人与鲁达之仗义救人毕竟有天渊之别。鲁达先后两次受逼，第一次为救金老汉与其女翠莲脱离水火，失手打死一方恶霸郑屠，被逼逃亡，落发为僧。鲁达与金老汉父女素不相识，鲁达之救金老、翠莲，凭的完全是一腔侠义之心。
鲁达第二次受逼，为救林冲于死地，遭高太尉追捕，落草为寇。鲁达与林冲之交，非世交、非久交、非深交、非利害之交，非势力之交，亦非感恩戴德之交。换言之，鲁达与林冲之交，不过义气相投之交而已。鲁达一路暗中保护林冲，出林冲于必死之地，凭的完全是纯净的友情。
宋江之救晁盖，固远出于卖友求荣者之上。然晁盖何许人？郓城县东溪乡保正 ( 保正者，一乡之长 )、大庄园主，十足的土豪。宋江身为郓城县押司 ( 押司，略相当于今日县长办公室负责人 ) 而结交本县富户，不无官绅勾结之嫌。故宋江、晁盖之交，不得与鲁达与金老父女的一面之交同日而语，也不得与鲁达与林冲的义气之交同日而语。
晁盖因何而有性命之忧？因劫取生辰纲所致。生辰纲虽为不义之财，晁盖之劫为己有，亦无义可言，与梁中书之榨取于民并无二致。故晁盖之危，可说是咎由自取，亦不得与金老父女、林冲之受恶霸权臣迫害同日而语。故鲁达仗义救人之义，为放之四海、历尽千古皆不可推翻之义；鲁达仗义救人之人，乃古今中外一切仁人义士必救之人。宋江之救晁盖，无论义与人，皆去之远矣。
武松之为趋利小人，可于以下四例见之：武松在景阳岗打死大虫，清河县令欲抬举武松为县都头 ( 县都头，约相当今日县刑警队长 )。“武松跪谢道：‘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下跪还嫌不够，还要把区区县令高抬为“相”，还嫌不够，还要在“相”字之前加一“恩”字。如此巴结言行，可是鲁智深能办得来者？此其一。
武松杀潘金莲自首，刺配孟州。为管营之子施恩豢养为打手，演出一场醉打蒋门神的丑剧。施恩何许人？请听施恩对武松如此说：“孟州一境，起小弟一个浑名，叫做‘金眼彪’。……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领，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蒋门神又何许人？也请听施恩对武松如此说：“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团练，管营的上司)，新从东路州来，带一人到此。那厮姓蒋名忠，有九尺来长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个浑名，叫做‘蒋门神’。……因此来夺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让他，吃那厮一顿拳脚打了。”
由此可见，施恩乃孟州地方一大恶霸，竟然倚仗其父为管营之便，动用监牢中的凶犯充当其打手，勒索快活林的赌场、商家、妓女等等。其勒索妓女，施恩自己明言之，至于其他巧取豪夺，只在“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一语中带过。其为恶之深、之广，又令号称“镇关西”的郑屠相形见绌。至于蒋门神，其与施恩之区别，仅在于本事更大，靠山更高。
仅凭“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这一句，足以令鲁智深火爆三丈，耐不住赏施恩三拳，令其归西。而武松却说：“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这厮 ( 指蒋门神 ) 和大虫一般结果他！拳头重时打死了，我自偿命！”不过得了些酒食，便如此死心塌地为恶霸卖命。此其二。
武松醉打蒋门神，替“施恩重霸得快活林”，蒋的靠山的靠山张都监诱武松入彀，对武松道：“我帐前缺恁地一个人，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体己人么？”“武松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伏侍恩相。’”重现前一回巴结县令之丑态，此其三。
既为张都监之“亲随体己人”，且看武松做何勾当：“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相公见爱，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段匹等件。”原来武松在那里招权纳贿！此等龌龊之事，且不说鲁达绝不为，杨志亦不屑为之 ( 稍事对照杨志受知于梁中书的文字，杨志、武松人品的高下便一目了然 )。此其四。
如此趋利小人，而金圣叹竟奉之为“天神”；如此胡说乱道，而胡、周之流竟奉之为文学批评泰斗！真所谓“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以趋利小人视武松，已属抬举。武松不仅趋利，而且使气好杀，实当以趋利恶棍视之。武松的出场，因亡命匿藏于小旋风柴进的庄园，与宋江不期而遇。请看武松如何向宋江自我介绍：“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一时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径的逃来。”因酒醉而打人，显系无赖。几乎将人打死，毫无悔过之心，反而得意洋洋于打人本事之高明 (“只一拳”云云，将得意洋洋之心态刻画活现 )，又下无赖一等。其杀张都监，将其全家连带无辜丫环、佣人大小共十五口一并杀死。武松自话自道：“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也只是死！”心中只盘算杀人如何抵罪，被杀者是否无辜完全不在武松的思维之中，何其凶恨恶毒！如此残杀之后，还不曾忘记两件事。其一，用被害者的鲜血在粉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七个大字。其二，把值钱的银酒器踏匾，装袋带走。此时此刻还不忘吹嘘打虎之威风，也不忘记顺手牵羊、拐带钱财，武松之为人性泯灭之徒，遂无可置疑焉。
虽然，武松较之李逵又高明多矣。李逵与宋将相遇于江州，“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只一句“打死人”，不言“因酒后醉了”。不醉而行凶打人，且不止是打昏而是当真打死，可见李逵下流无赖有过于武松。武松在县里当都头，李逵在管牢房的手下充当打手。县都头虽小，毕竟是正经职业；充当牢头打手，则正经一流氓，此又可见李逵之下武松一等。李逵向人借钱赌博，人家不借，李逵就要“打得他家粉碎”。如此横蛮，此武松所不为。李逵赌钱输了，“便就地下掳了银子，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如此下流，亦武松所不屑为。梁山泊三打祝家庄，扈家庄先降，李逵违宋江之令，将扈太公一家杀绝。扈家与李逵无仇无冤，李逵之滥杀扈太公一家又较武松之杀张都监一家更无人性。宋江不敌高廉，派戴宗携李逵寻公孙胜。李逵对公孙胜之母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李逵疑心公孙胜之师罗真人阻挠公孙胜出山，“提起斧头，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只一劈，早砍倒在云床上。”欲请人相救，却先欲杀人之母，继又杀人之师，天下岂有此理！
所谓“逼上梁山”，未必都受逼于官，卢俊义与朱仝皆受梁山之逼而上梁山者。卢俊义虽被逼得家破人亡，多少有几分咎由自取的意思。至于朱仝之受逼，则完全被动。梁山虽有凶残至卖人肉、吃人心之恶徒，能下毒手杀死四岁小儿以嫁祸朱仝而心中丝毫无愧者，舍李逵之外，别无可求，故吴用派遣李逵去干这份勾当，而李逵欣然领命，马到成功。如此一流氓、无赖、凶徒、杀手，而金圣叹却称：“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一片天真到底。……《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评语。”如此这般瞎说，却被胡适称道为“何等眼光！”，被郑振铎称道为“能言人所不能言。”胡、郑之流倘若不是心有所蒙，则必然眼有所蔽。金圣叹虽不曾杀人，却如此欣赏凶残好杀之李逵，其胸怀之中亦必有至恨、至毒之恶。故金某之遭腰斩，虽死非其罪，抑或老天之眼不曾有所蔽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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