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 70 岁的吴清源正式退役，并由白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回忆录《以文会友》； 1988 年，台湾独家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译本，名字改为《天外有天》。 1990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吴清源回忆录》，署吴清源著，李中南译； 1996 年燕山出版社出版《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收录有金庸、沈君山、桥本宇太郎三序以及《吴清源谈围棋规则》和《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 2002 年，吴清源分 90 期在《东京新闻》和 《中日新闻》的专栏“我走的路”上连载回忆性系列文章，结集为这本《中的精神》。
吴清源是围棋界的绝对神话，关于他的传说又多又 NB 。这本自传中写到一些，算是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视角，让我们有机会从吴的角度看待那些过往的轰轰烈烈的事件。这当然是件挺有趣的事情，不过我在读这本传记的时候，感触比较深的倒不在此，而是在其它四个方面，分别为政治、友好、思想、文风。
一、政治及其它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热衷于同政治沾边，这对于政治狂来说似乎是一件极难理解并且牢记的事实，因为他们不仅自己凡事愿意与政治密切相联，更把其他人也都或多或少当作政治动物政治工具或者政治对象看待。
尤其是政治以外的领域，比如文学，比如艺术，比如体育，它们存在并因此被赋予特定的政治含义，这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以政治来评断这些领域里人们的人格，那就是苛求了。
说白了，我们大多数的人，只有被卷在政治洪流中翻个把跟头听凭摆布的份，能够自保，并且不伤害他人，已经算功德圆满。要上升到爱国与不爱国，或者跟从何党何派，那还不是非政治从业人员所能轻易做到的呢。
好，我们来看看吴清源的东渡。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台湾的亲戚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一方面，父亲早逝、家里经济拮据很多人口要养，另一方面，少年吴清源的棋力很强，被日本大棋士濑越宪作看中，要接去日本重点培养。不论是从生计还是从兴趣来看，吴无疑都是作出了最自然也最适当的选择。他如果留下来，取了一个爱国的名，一生不快乐，或许还扼杀了一代宗师，那不叫爱国那叫虚伪。
在侵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吴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去南京，在街上看见城墙上贴着告示，其中一张居然是吴的画像，还写着悬赏金。“也许，在中国就是这样看我的吧。”
在当时人们眼中，吴就是一个文化汉奸。那这个文化汉奸，到底是什么一类人呢？
前阵子沸沸扬扬的“中国龙”风波中，有很多人称吴友富本人及其抱持的“中国威胁论”支持者为 文化汉奸，原因是“ 如此幼稚的举动还成为社会科学规划重要课题，所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文化存在著被西方文化边缘化的危险，更直接暴露的是，一些人假学术之名而实为奴颜媚骨文化汉奸嘴脸！”
我在这里不想评论“中国龙”本身，只是借它说说文化汉奸。可能在当年的中国，吴清源也是有着“假借围棋之名实为 奴颜媚骨文化汉奸嘴脸”的一个人吧。这样的判定标准本身才是幼稚的，脱离复杂而微妙的人性，把独立的个体一并放在一只政治大锅当中，浮起来的是一拨，沉下去的是一拨，到底哪一拨是有价值应当保留的，哪一拨又是要深刻批判继而淘汰的，要依这锅子正在烹煮的是什么东西而定。
什么是汉奸？《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而什么是国家利益，谁出卖了谁没有出卖，又变成了一个可以见机行事的典范。吴当年“出卖”的，可能就是国家的国格，还有与国家与人民共存亡的决心。很有趣吧？但这就是真实的当初。不仅当初，现在也是，一直都是，所以政治就是个阴险的婊子，要么拉你下水，要么泼你一身屎汤子。谁要想跟它辩清楚或者讨公道，那简直就是做白日梦。
对于吴清源呢？他不过是默默地看着地图听着外面呼喊口号的一个无所适从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在异国他乡的日子也不好过。在战争期间，到日本之后，卢沟桥事变其时，吴清源正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病着。他在病房里贴着一张中国的大地图，病友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日军在中国国内的行进路线。到那年的十二月，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也沦陷了。当“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后，疗养所里到处都是“万岁”、“万岁”的呼叫声。人们摇着日本旗，唱着“替天行道”的歌词，一直走到附近的车站。
“要问我那时的感受，我总觉得很难回答，只好说：‘那个年代，咳。。。’出生于中国的我，是怀着中日友好的愿望来到日本的，所以我的心情很复杂。”
战争结束之后， 濑越一行出访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说：“下次请一定要带着吴清源一起来中国。我保证让他回日本。”回国后，濑越跟吴说了这话，“但那番话在我听起来却很不是滋味。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回或不回的问题。不过，能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这些往事过去了，我们不再去看这位“围棋之神”在往日的一点小小政治冤屈，毕竟他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被神化了呀。可作为当事人的他，内心必定始终比局外人要更敏感，有很多我们所不能够体会的细腻滋味。
1939 年，吴清源同好友木谷实的镰仓十番棋， 120 手时，木谷实脑贫血倒地，而处世简单的吴清源还在继续长考，这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甚至有人还威胁日本棋院机关杂志的总编辑安永一先生：“如果这次吴赢了十番棋，那命就要没有了吧。”濑越先生当时对吴说：“作为棋手，死在棋盘上可以说是死得其所。”。
（这里顺便提一句，后来濑越宪作是自杀身亡，遗书中写道：“因为不能下棋了。”）
在自传当中，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的想法。但是把棋说成是他的灵魂恐怕也不为过，自然不可能是将自己的才华与政治混为一谈的投机分子。
说到底，我是极不赞成文化人卷入政治的。这些人 做其它的事情仿佛更合适，在这方面，劝大家都不要向王蒙同学学习哈，要学就学吴清源同学，有种说法是，“中国抗战战胜日本，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帮助。战胜日本的只有吴清源。只有在围棋上，他真正战胜了日本。”吴似乎对这种说法基本认可，这是他的成就、骄傲。
正是这样的人，才可能在任何景况中保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付出奋斗甚至对牺牲作出隐忍。吴一共下了十七年的十番棋，打败了所有能够成为对手的棋手。从 1939 年镰仓十番棋他 25 岁开始，到最后一次十番棋已经 42 岁，那段时期是他棋力最强盛的时期，可以说是无往不胜。但是如果他在“升降十番棋”中被某个棋手打败的话，就无法在日本待下去，必须回中国。“我就是带着这样一来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本来，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把‘名人’称号授予棋艺达到颠峰的棋手的惯例。但是关于授予我‘名人’的话题连提都没有提起过。”
（这里我有点疑问，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吴清源不是本国棋手呢，还是应当归咎于当年的政治方向？林海峰在后来的第四期名人战上，获得了冠军，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我不明白的是，吴所说的是“名人”称号，而不是“名人”的名次。这牵扯到复杂的名人制度，还要内行给我讲解一下才行，或许那样就能够明白这其中吴想要说的意思了。）
这一段叙述，让我想到了很多华人科学家在海外的处境。国内的研究条件与同业打压程度，都是很大的归国障碍。而在海外的不公平待遇一样存在，边缘人的尴尬处境，不分行业不分时间不分地点，而吴清源胜就胜在他的良好心态。
“八十七岁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应该可以说是追求中和的人生吧。”
二、友好
既然有这么尴尬的处境，吴清源又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而后又很坚决地留在日本呢？
他本人不断强调说，他是为了中日友好而去日本，这一点，我相信起初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本能，随着经历的增多和年龄的增长，这个意识才逐步形成并且完善起来。
他刚去日本的时候，才十四岁，除了母亲和兄弟姐妹之外，他的世界就是围棋，哪里来那么远大而高尚的理想和抱负？有一点想法的话，也都是模糊的。比如他去日本之前，后来的日本首相犬养毅曾经问濑越：“如果北京的天才少年来了日本，将来夺取了名人位该怎么办呢？”对此，濑越先生回答说：“这正是我的宿愿。” 吴后来听说，这个‘宿愿’不仅是指对围棋的发展，而且也是指“中日友好”的宿愿。“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慢慢地对‘中日友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而老人家写自传的时候，却已经是一生荣辱都经过，这些逐步形成的观念，已经深深渗入他的血液当中，不再分年龄分阶段，所以究竟何时他有这想法，或也不必考究。说到底，他首先是一位围棋泰斗，其次才为友好使者。他两样靠的都是健康完全的人格，而不是伟大的情操，这么说，对他其实更合适。
这里请让我引用一段陈平原对 1933 年 10 月开始的那场吴清源与秀哉名人“恶斗”的评论：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当初到底是意识到赢棋危险而故意放水呢，还是措 手不及，回天乏力？我相信是后者。《中的精神》固然只提及“这第 160 手的妙著，后来听说是名人的弟子 前田陈尔五段发现的”，不作进一步的发挥： 早年的《天外有天》，也只是使用虚拟语态：“现在我 常想，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若是我胜了这盘棋， 弄不好会吃大苦头呢。”日后可以“输了棋， 处境反倒好多了”自我解嘲，当初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 对现实政治缺乏了解，对世态人情不太关心，沉湎于围棋世界的吴清源，不可能因计较得失而故意放弃。从儿时的痴迷围棋，到老来的谈玄说道，吴先生性格中，有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
这段分析，深合我意。吴其实骨子里就是个颇具童心的人，一心沉湎于围棋世界。除了童心，还有怡然的性情。那么去与留，就变成个简单的问题：哪里能下围棋就在哪里。
吴的弟子芮乃伟也这样评价她的老师：
吴老师是 14 岁去日本的，不久便所向披靡，威震棋坛。对此，我自己也曾有疑惑：在当时中国没有高手的情况下能出这样的绝世人物，莫非老天的安排真是如此－－我们只须等待超人？跟吴老师学棋后才明白，即便是天才，也还是要靠后天的勤奋努力才能够获得如吴老师这样辉煌的成绩；或者说，除了棋上的绝世之才外， 还有其他很多素质，如对围棋的不带功利心的单纯的热爱、常年来静心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习惯、对世俗功名的 不动心以及对清贫俭朴的生活安之弱泰的人生态度等等， 都是吴老师作为大天才的一部分。
因此他对于友好的概念，顶多也是从围棋出发，是一直存的心愿，有机会便尽一份心力，勉强不得。
早年由于精力全在围棋上，这方面的考虑就不多。比如在 1941 年，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在日本的中国人处境越来越大糟，所以吴的母亲和妹妹回国。“在这之前，哥哥和母亲一直在劝说我回国，但我还是准备一直留在日本。一九二八年来日本以后，我一直是以要为促进中日友好作贡献的心情待在日本的。他们也劝说我进日本的学校读书，但这样就不能专心下棋了，所以我也没有考虑。”
嗯，这个，我持保留意见。我相信，留在日本，完全是由下棋而引起的，中日友好不过来自他的纯良和遭遇，但是说到底，顶多算是个附带的念头。那个年代，连他为之将围棋都一度搁置不理的宗教信仰，都是想友好而无力的，人人都在战火里偷生呢。
到了晚年，吴清源在中日友好方面做的工作就大有功效了。是专心而为之，一来已经退役，二来他的个人经历让他的心意越来越向着将围棋推向国际化，扶持如他自己一样的有希望的年轻棋手，扶平战争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两国人民带来的心理创伤。
这时候，与其说他是怀着中日友好的心，不如说是怀着爱围棋将其向国际化推进的心。当写到芮乃伟的时候，他说：“确实，如果实力强大的外国人来到日本，又可能会囊括所有的女子冠军。但是，假如是因为过分担心那样而排挤她的话，不能不让人觉得那是气量小的做法。从长远的目光来看，正是因为有外国人的强大，日本棋手才会受到激励而拼命地研究棋艺以提高实力，这样日本的整体水平才会上升。”
紧接着，他又拿韩国来作比。芮乃伟 2001 年获得韩国“国手”冠军的时候收到金大中的贺电。“尽管中国人夺取了韩国的国手冠军，但金大中总统还是因此发来了贺电，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金总统的宽广胸襟。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三、思想
前面已经提到了吴的“中和”人生，那我们也不妨顺便聊聊他的六合之棋。
围棋和易经以及天文有著很深的关联。我从没有把围棋当成胜负去看待。当然，围棋是争胜负的竞技项目，但 我觉得不能忘记围棋最开始是来自于阴阳思想的。阴阳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阴和阳的中和，所以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那一 手才是最佳的一手，那就是中和的意思。每一手必须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合之棋”。
固然他这套理论深受少年时代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其实更是在晚年对自己一生追求的总结。这是一个渐渐进步渐渐探知自己的过程，不论是在中日友好方面，还是围棋观的形成方面，都是如此。
陈平原在为本书所写的序中说：
作为文类的自传（或者回忆录），并非某一生命形 态的自然呈现，而是刻意经营的成果。一个精彩绝伦的 “人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转化成为同样异彩纷呈的 “文本”。所有的自传，都是对于已经一去不复返的“ 过去的生命”的追忆。无论是谁，一旦拿起笔来细说平 生，原初的生命必然有所变形，或删繁就简，或洗尽铅 华，或飞扬跋扈，或夸饰放大。随著时间的推移，叙述 者的立场、心态、趣味、记忆等，都在发生变化，人们 无法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自传都是一种“再创造”。
我非常同意。何止是自传，到老年时候对一生的回忆以及总结，其实都是在再创造。
四、文风
吴清源性情平和，从自传的文字可见一斑。明明 叱诧风云 ，可是毫不张扬，值得百分之九十九的出书名人学习。比如长达三个半月之久的 1933-1934 年与名人对局，真可谓杀得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是吴清源围棋生涯最惊心动魄的一笔，但是他却写得极其朴实，甚至可以说是闲庭信步。让我们看看他写开局是怎么写的，就能明白一二：
在日本桥的旅馆里，开始了这局棋。拿黑棋的我第一手是下在了三三。江户初期的本因坊道策把三三称为“鬼门”，是禁着。在本因坊一门，当时还有那样的传统。如果下了禁著的话，是要被逐出师门的。因此，谁都害怕，不敢下。但尽管棋圣道策的棋很高，可他不说明三三不能下的原因，就要将弟子逐出本因坊门，也是很奇怪的规定。和名人的对局，我的第一手就向传统发起了挑战。
第二手我下的是“星”。第三手是“天元”。前三手的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将它们放在一起下的这个奇怪的布局着实让名人吃了一惊。
现在下星位是很流行的。如果是白棋，下两个星位是很普通的布局。星位在本因坊秀甫时代时有人下过。棋圣秀策在晚年也曾下过。
“三三 星 天元”之后，我又占据了包含天元在内的四个星，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的模样。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新布局。这样的布局和先前的常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隔壁观战的本因坊弟子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冲击。这完全和本因坊一门所教的布局背道而驰。
当然，棋迷们也十分震惊，影响很大。这样的对局使得《读卖新闻》的销量直线上升，正力社长一定很高兴吧。
而他对于围棋中的争斗，又是如何看的呢？
在围棋上，战前战后的“升降十番棋”是以我的棋士生命作赌注的，那真是类似于武士的真刀真枪的决斗。 1961 年我遭遇了交通事故，因为后遗症的关系，在比赛上我陷入了困境。
我有过许多痛苦的时刻。每当那时，我就会背诵白乐天的诗。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所以他真可以看淡很多东西。
其实，原本台湾的围棋协会是想授予我“棋圣”称号的。但我听说之后，婉言谢绝了。“圣”这个字在中国只有像孔子那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我是实在不敢当。所以他们才改赠我“大国手”的称号。
这是真正的大师。
大师又是如何描写战争的呢？
那一天的空袭中，我家虽然奇迹般地没有被烧毁，但在 5 月 25 日的空袭中，到底还是被烧掉了。 5 月的空袭，真像是红色的暴风雪。变成鲜红色的木窗到处乱飞。风也十分大，甚至把毁坏的房顶吹上了天。
我戴著防空头巾，灌了一瓶一升的水逃了出去。因为空中不断有火星飞溅过来，所以我一边逃一边把水洒向周围的人们。烟雾很浓，几乎睁不开眼睛。因为市谷附近在 3 月的空袭中已经被烧毁，所以我们就向那里逃去。被烧毁的地方不会再起火，于是也就成了救命的避难场所。
到了第二天，周围一片被烧毁的废墟。地上都是一根根像棒子一样的东西立在那里。那是什么呢，定睛一看，原来是自来水管。东京的街面全被烧光了，我记得那天从市谷附近都能看见东京湾的大海了。我还记得当时虽然已经是 5 月的天气，但依旧很寒冷料峭。
直到战争结束，人已经都疲了：
宣布战败的那一天，我受玺光尊的差使外出了，没有听见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虽说战争停止了，但我也没有什么精力去“特别感慨”一番。只是，今后不用再提心吊胆地去听空袭警报的声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为这一点感到高兴。
显然大师不爱装大尾巴狼。
不经意的幽默，也就是童趣，也是吴的风格之一，令人忍俊不禁。也试举例一二。
1928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母亲和大哥也一起到了日本。二哥独自留在中国，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读书。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真是很能走路呀。
。。。
《读卖新闻》社主办了由五段以上棋手参加的淘汰制“日本围棋锦标赛”，最后的冠军将和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因为那年名人正好是60岁，所以将此作为名人的花甲纪念对局。我当时是19岁。在半决赛中，我战胜了木谷实先生，决赛中我又战胜了师兄桥本宇太郎五段，获得了冠军。
据说，《读卖新闻》社的社长正力松太郎，在我获得冠军后，竟然握著桥本的手对他说：“真是输得太好了。”这种“感谢”方法是很怪的。其实，《读卖新闻》社特别想让继承了本因坊传统的名人接受我的新布局的挑战，他们期待着这种新旧对抗能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
以上就是我的《中的精神》读书笔记，如果读到的人里边有围棋爱好者，看到无名字句之间对大师的不敬重，还请原谅并不吝赐教，因为不当之处皆非我本意，不然大侠那关我就过不了，因为阿小源那是他的第一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