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 8
朱雨心
导致文革产生巨大破坏的根本原因，不是政治斗争，而是政教合一。文革时，政教合一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同时走到了极端。人们的一切，和一切的人们，都被卷入了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中。政治斗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有，不足为奇，但是通常与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有的也闹的很凶，但是，通常最多也只是把政府或政府官员闹的颠三倒四，并不直接妨碍老百姓的生活，对社会基本上不造成直接的破坏。文革的破坏，不在于政治斗争本身，而在于政府发动全体人民卷入了政治斗争。只有认识了政教合一的特点和规律，才能理解文革的前因、后果、和文革中的种种现象。
世俗的矛盾，核心的问题是利益分配。利益分配，是有可能通过讨论、协商、妥协来解决的，甚至还有可能实现双赢，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宗教的冲突，所表现出来的核心问题是对教义的解释，尽管内在的动力常常也是利益分配。对教义的解释的冲突，往往是无法解决的，越讨论、越协商，分歧越多，唯一的办法是回避。倘若双方无法回避，那就只有你死我活，没有妥协的余地。宗教斗争，有许多特点。一是窝里斗。对相同或非常接近的教义的解释的差异才会引起冲突。倘若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宗教，反倒不容易发生冲突。最典型的窝里斗，就是犹太教及其衍生教（即，基督教所有教派和伊斯兰教所有教派）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三种教各自内部的教派冲突。他们拜的是同一个神（即，起初犹太人的神）。而对同一个神的旨意，只可能有一种的正确的解释。任何一种解释被认定为正确的话，就意味着其它的所有解释都不正确。所以，宗教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调和余地。只要那个神不灭，犹太教及其衍生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就永远不会停止，直到地老天荒。
所谓的“路线斗争”，固然是政治斗争，但是有很强烈的宗教斗争色彩。高度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同时也必须是精神领袖，倘若一个人没有能力担任精神领袖的话，那么，他就不能担任政治领袖。所以，路线斗争就必然是围绕着对教义的解释展开的，必然是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攻防。任何人，倘若无法守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阵地，就必然会在政治上溃败。或者反过来说：要在政治上击败对手，必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击败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文化 ”会被绑上“革命”的战车，以至于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其原因，不在于政，也不在于教，而在于政教合一。
对于政教合一体制，意识形态领域是性命攸关的，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比掌握军队还要重要。一个人，要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就一定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建树，要在思想理论上达到顶峰。所以，一定要设法弄出些什么“理论”来用以“领导”全国人民，否则，连他自己都会觉得“望之不似人君”。而且，领袖的思想、理论必定被定义为当时的最高水平，否则，就无法回答：为什么应该是他做领袖，而不是其它人，就会发生危机。任何对领袖的思想、理论的异议，就等于对领袖的政治地位的挑战。
类似的，共产党既做政治领袖同时也做精神领袖。它把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所信奉的主义的正确上，因此，任何对共产党所信奉的主义的异议，就等于是对共产党的政治地位的挑战。然而，主义是否正确，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事，结果，共产党自己把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建立在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上。这是共产党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
政治领袖，或政府，把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建立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这种教合一体制的万恶之源。其一，它使政治领袖或政府，缺乏稳定和稳定感，而为了寻求稳定的努力，常常浪费资源和时间，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功能。而且，这种寻求稳定的努力，正是导致政治斗争和社会紧张的原因。尤其糟糕的是，这种缺乏稳定感，常常不是因为真的有人要动摇领袖或政府，而是领袖或政府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上。 没有人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其二，领袖或政府，不能犯错误，不能承认犯错误。因为一旦犯错误就意味着其合法性的消失。可是，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一旦出错，必须设法掩盖，结果是小错变成大错，直到不可收拾为止。
其三，造就小人。因为，领袖或政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领袖的思想理论通常也不是顶峰，更何况是否是顶峰也难以判定，而所信奉的主义也未必没有错误。一个政治领袖，同时又要在思想理论上达到顶峰，实在是太难做到了。真正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建树的人，正如林副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了那么几个。而同时还要是政治领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要求太高了。所以，实际上领袖或政府的合法性必然需要靠吹牛、说谎来维持。这些事，需要大量的小人们来做。
其四，必然造成思想的禁锢和学术研究的式微。因为领袖的思想、理论被定义为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其它所有人都没有必要思想了，学术研究自然也就只需要解释领袖的思想、理论就行了。 不但如此，任何要超越领袖的思想、理论的企图，都等同于挑战领袖的政治地位，根本就不应该有。更糟糕的是，挑战领袖的政治地位，或企图动摇政府，也往往是从否定领袖的思想、理论开始。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无法区分什么是学术研究，什么是政治斗争。学术研究既没有必要，又没有意义，也没有好处。为了保证领袖的政治地位不受挑战，为了保证政府，以及社会的稳定，政府必然要严格控制意识形态领域。
这些，是这种教合一体制的必然，与领袖的个人品德、个人的主观愿望，具体的主义、信仰，关系不大，也不是什么专制、独裁的特征。一个君主制的世俗政府，通常并不具有这些特征。而只要是这种教合一体制，不论谁当政，不论信奉什么主义，都必然是这样的。 2007 年 2 月 4 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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