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商”，先得说说什么是“儒”。如今“儒”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定义。前者专指以孔子学术为主流的思想流派，后者泛指读书人。或以为先有狭义的定义，然后有广义的定义。这推理所据，无非是以为儒既独尊之后，所谓“读书人”，读的无非是儒家经典。所以，“读书人”就与“儒家”并无区别了。
这推理的逻辑不错，只是历史并不总是合乎逻辑。考之以史实，在孔子之先，早已有“儒”。上古之时，巫、祝、史、卜等等掌祭祀、看天象者，通称为“儒”。尔后引申其义，泛指“学者”或“从事教育工作者”。别笑，以为滑稽得很。上古之世，懂祭祀、天象、占卜等等的人，正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就是这些内容。也别小看了那些知识，如今的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学等等，皆从中出。
什么时候“儒”被孔子流派所独占？窃以为当在汉武帝独尊以孔子为首的学术流派之后。司马迁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孔子抬举到诸侯地位的人，可见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之高，名副其实高不可攀。而司马迁却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什么“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公然视“儒”与“侠”为违法乱纪之徒。可见在司马迁之时，“儒道”与孔子学术之间，并不存在等号。
后世通称“读书人”为“儒”，从什么时候开始？无从考核。柞里子猜测，当在科举盛行，儒家经典广泛成为科举的考题之后。
就狭义的“儒”而言，第一个儒商，当推孔子的弟子子贡。子贡不仅擅长经商，而且擅长搞政治、搞外交，多次为鲁卫之执政。当时诸侯大都以为子贡其实贤于其师。可见孔子学术之所以能够免于“虽盛而不传”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子贡的势与财。
子贡发财致富的诀窍，说起来很简单，只有八个字。哪八个字？“囤积居奇，买贱卖贵”。或者换一个说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别看这区区八个字，说起来容易，想要做到，何其难哉！不信，扪心自问：眼看股票大跌，持股者纷纷抛出，你手上没有，敢买？你手上有，敢留？眼看股票猛涨，人人争先恐后抢购，你手上有，肯卖？你手上没有，肯袖手旁观？
就广义的“儒”而言，第一个儒商，当推陶朱公。“陶”是春秋时地名，在如今山东定陶县。“朱”是姓氏，“公”，是尊称，相当于如今的“先生”。不过，“朱”并不是真正的姓氏，不过如“柞里子”，只是一个化名。此人本姓范，名蠡，与子贡同时，与文种、计然同为越王勾践的主要谋臣。范蠡深谙“狡兔死，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之道，在协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辞官归去。为何去之陶？因为陶是当时天下的贸易中心。
据说计然为勾践谋划七策，勾践用其五而兴邦振国。范蠡取计然谋国之七策，变换之，用于经商，于商场屡战屡胜。子贡时而经商，时而务儒，时而执政。范蠡则先参政，后经商，一旦经商，则终于商。也许正因范蠡以商终，历代商人皆尊奉陶朱公之为鼻祖。
司马迁《史记》有《货殖列传》，以范蠡为首，次子贡，再次为白圭。范蠡的事迹，并见《越王勾践世家》。子贡的事迹，除见于《货殖列传》外，又分见《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至于白圭，则仅见《货殖列传》。白圭，魏文侯时人，也是个“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高手。白圭曾对自己的经商之道作过如下总结：我的治产之道，犹如伊尹、吕尚之谋国，孙子之用兵，商鞅之行法。哈！兼伊、吕、孙、商之术于一身，好大的口气！可见这白圭，也必然堪儒商之号。
如今“儒商”应当如何定义？窃以为无非也只能取“读书人”经商之遗意。不过，既然是“儒商”，不是“商儒”，则须以“商”为本，以“儒”为辅。什么叫“以商为本”？说白了，就是以“牟利为先”。赔而不赚，何商人之有？什么叫“以儒为辅”？简言之，就是要识大体，有远见，不作损人利己的缺德之事。
在如今的中国，有谁堪称“儒商”？恕柞某孤陋寡闻，不能有所推举。不过，至于谁不堪，自以为心中还有数。谁不堪？如巴灵顿大学毕业的博士之流，无论经商如何成功，只能以“奸商”目之，绝不可当“儒商”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