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伤口——俄罗斯车臣问题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按】2004年的夏末秋初对于不少俄罗斯人来说，是个充满恐惧与愤怒的时段：8月24日，俄罗斯两架民航客机几乎同时发生爆炸事件，100多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全部遇难；8月31日，莫斯科里加地铁车站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10人死亡。而9月1日，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则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劫持人质事件；9月6日，由于绑匪在安装炸药时意外爆炸，导致一场混战，致使326名人质死亡、700多名人质受伤。尤其是死亡人质中有150多名小学生，更使这次事件成为“911”恐怖袭击后又一轰动世界的大惨案。当人们纷纷谴责这次惨无人道的袭击、杀害平民事件，为无辜者祈祷志哀的时候，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残忍的恐怖事件？虽然这些恐怖袭击事件还正在调查之中，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恐怖事件与俄罗斯车臣分裂势力有不可割裂的联系。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客观公正地理清车臣冲突的来龙去脉，同时对一些比较流行的错误说法做出澄清。
　　
　　　　谨以此文献给恐怖主义袭击中死难的无辜者，并谴责那些制造恐怖的刽子手。
　　
　　　　　　　　　　　　　　　　　　一、历史冤仇
　　
　　1、车臣民族
　　
　　　　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的八十九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与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即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故乡）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面积1.5万平方公里，1989统计，共有人口127万，境内有100多个民族；由于连年战乱，大量人口沦为难民或死亡，1994年人口为123.50万，到1996年人口锐减到60万人，而到1999年8月车臣匪徒入侵达吉斯坦前，由于“经济的崩溃及犯罪猖獗”，约有22万俄罗斯人和50多万车臣人离开了车臣，只剩下32万人口。在车臣独立前，车臣的人口构成如下：车臣人57.8%，俄罗斯人23.5%，印古什人12.9%，此外还有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卡尔梅克人等。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冲突加剧，非车臣族居民锐减，其人口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车臣人与印古什人实际上是一个部族，与达吉斯坦等信奉伊斯兰教的高加索民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由于俄军对车臣匪徒的打击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车臣局势出现了安定的趋势，外逃难民纷纷返乡，到2002年10月，车臣境内人口已经恢复为108万人.
　　
　　　　车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区，直到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才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虽然车臣人以民风强悍、骁勇善战著称，但车臣人始终未形成较大的政治实体。这是由于车臣人至今仍处于原始的氏族（泰普）阶段，其政治演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泰普）或部落基础上，四分五裂和以实力火拼是车臣人的政治常态。这一点，车臣分裂主义的思想家阿•努哈耶夫自己倒是阐述得明白：“只有不承认什么国家偶像、国际法权威、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拜金规则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能够成为真正的车臣人。这就是哈尼夫（【注】哈尼夫，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上受阿拉伯民族古老传说和犹太教、基督教影响的一神信仰者的通称。反对多神崇拜，提倡修隐，以求与神‘合一’）的思想……它遵循……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自古相传的惩罚准则，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规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规戒律。要想成为哈尼夫，就必须是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是最初神圣涵义上的蛮夷之人。”此外，沙俄在征服车臣过程中为了减少车臣人反抗的强度，并没有触及车臣人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制度，导致车臣人没有完全融入俄罗斯社会。长期以来，车臣人保持着族长制的氏族体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鄙视技术性生产劳动，并自以为这是本民族“高贵”之处，这导致了车臣地区生产力极其低下，逐渐养成了靠突袭抢劫邻近地区，以获取生活资料的掠夺式生存方式。车臣人还具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即如果某个家族有人被杀害，那么被害的家族一定要杀死凶手家族的一个成员（不一定是凶手本人）作为复仇。了解车臣人的这些特性，对了解车臣独立后的混乱局面和车臣战争中的种种残酷行为至关重要。
　　
　　　　有一些以“人权卫士”自居的西方记者或学者在提到车臣人的民族特性时，总是要忍不住加上一句“爱好自由的车臣人”作为赞语，甚至有人说车臣人是天生的“自由斗士”。实际上，这种看法只能说是片面的：车臣人所谓的“爱好自由”，并非真的爱好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因为在车臣盛行的极端伊斯兰教法的约束下，人们是谈不到什么“自由”的。看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统治下的人民就可以知道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享受多大的“自由”了，而车臣分裂主义势力，所梦想的就是建立这么一个国家。车臣人爱好的所谓“自由”，是指那种鄙视诚实劳动，从事没有任何约束的抢劫、偷盗及奴役其他民族的自由。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车臣两次“事实独立”期间，车臣人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通过绑架人质勒索赎金或干脆掠卖为奴，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中心地带——“三壮士”纪念碑广场（【注】该纪念碑兴建于70年代，取材于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三名英雄——俄罗斯人尼古拉•吉卡洛、车臣人阿斯兰别克•舍里波夫、印古什人加普尔•阿赫里耶夫，象征民族友谊。在车臣独立后该纪念碑被摧毁）旁边，就是北高加索地区最大、最红火的奴隶市场，每天大量的奴隶被成交（想象一下，假如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俄罗斯莫斯科的红场或者美国华盛顿的白宫草坪前有这么一个奴隶市场，我们会如何看待这些国家？）；在广场上一个靠近砖墙之处，则是当众行刑的地方，惩罚那些不小心犯了所谓“沙里亚教规”的人们；而一些山地车臣部落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奴隶供自己奴役、折磨甚至杀害。从这里，我们嗅不到哪怕是一丁点的所谓“自由”的气息。
　　
2、帝俄时代
　　
　　　　车臣与最早俄罗斯发生联系是在18世纪初，当时沙俄在彼得大帝变法后日益强大，也开始自视为东正教保护人，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穆斯林的入侵。这一“国际主义义务”有两条战线：一是在巴尔干半岛，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的奴役；另一条战线则是在高加索，帮助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1795年，波斯人攻陷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通过车臣人的领地，遭到车臣人的袭击。
　　
　　　　在此背景下，沙俄积极推行南进扩张战略，进入车臣，试图将高加索地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但遭到当地包括车臣人在内的穆斯林土著的激烈反抗。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沙俄军队展开激战，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车臣一直是北高加索反抗沙俄入侵的主战场，沙俄始终无法征服这一地区。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发动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车臣人在宗教领袖“伊玛目”（【注】阿拉伯语教长之意）沙米尔领导下，从1834年到1859年跟沙俄军队打了25年的游击战。沙米尔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为宗教利益无情剥夺部族长老的权力，因而无法结成统一战线。最终，沙米尔被沙俄军队生擒，车臣于1859年并入沙俄版图。到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为争夺巴尔干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
　　
　　3、苏维埃时代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少数民族自我意识迅速增强，强烈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在列宁实行的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自决政策的指导下，先后建立了许多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车臣——印古什成为当时的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1922年11月30日又分离出来成立了车臣民族自治州，1934年1月15日改为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州，1936年12月5日改为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是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自治实体。按照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自治共和国也拥有自己民族国家实体，在国家管理方面享有独立自主权。但实际上，这些权利只是一纸空文。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展了斯大林“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把农业生产纳入国家集中计划管理的轨道，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富农”。在俄罗斯，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这样，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划作“富农”，不但要没收财产，还要消灭。这种近乎荒谬的划分方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自从1929～1935年，仅在车臣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3～4月苏军在车臣不止一次地采取围剿行动，直到1936年局势才安定下来。但车臣——印古什一直有小股匪帮在活动，直到德国入侵。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和镇压。这又一次加深了车臣人对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
　　
　　4、集体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打到了车臣地区。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军充分利用车臣的民族情绪，许诺给予其充分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不少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还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
　　
　　　　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令苏共高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非常恼怒。1944年2月，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根据国防委员会第5073号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派10万军队包围了车臣所有村庄，在2月23、24日两天之内将38.7万车臣人和9.1万印古什人押上闷罐火车，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苏联当局规定，每户只允许带20公斤重的行李；押车的士兵得到命令，车臣人离开铁轨五米之外，即可将之射杀。在迁徙过程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而居在所谓的“特居地”内，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不仅车臣人名义上的民族自治被取消，而且实际上被褫夺了公民权利。上述种种践踏人权和民族权利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车臣人的民族感情，给车臣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潜伏着不满情绪。车臣独立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杜达耶夫在出生后几个星期就随家族被流放，而马斯哈多夫则是在流放地出生的。可以想象，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何种不可磨灭的印象。
　　
　　　　笔者认为，斯大林“集体惩罚”车臣、卡尔梅克、卡巴尔达等高加索民族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民族中一些人的投敌表现。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区的很多民族，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托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甚至一些俄罗斯人，都有通敌表现。部分高加索人“通敌”的表现与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注】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使得苏联红军至少付出了数万人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战功赫赫的瓦杜丁大将）的表现相比并不突出，为什么这些民族都没有遭到类似高加索人的命运呢？很显然，这个决定不是一个“通敌”所能解释的。斯大林作为与车臣接壤的格鲁吉亚高加索人，大概其从小就对同为高加索人的车臣等民族有更深的了解，深知其桀骜不驯的民族特性；特别是苏维埃制度建立后，高加索人从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反抗，使得斯大林认为从根本上征服他们是难以办到的。那么只有退而求其次，以“通敌”罪名将这些民族从聚居地赶走，让这些小民族消失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原中并被同化，从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高加索问题的目的。
　　
　　5、平反昭雪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车臣人的迫害有所松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恢复名誉，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被流放到哈萨克荒园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陆续返回故里，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苏联当局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车臣人民度过了最为安定的三十年。苏联中央政府给予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大量经济援助和补贴，首府格罗兹尼逐渐发展为一个工业城市。在整个苏联境内所有民族中，车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车臣人口也迅速得以恢复和增长。在车臣战争中担任俄罗斯集群司令员职务的根纳季•特罗舍夫将军就是格罗兹尼人，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当时车臣首府的景象：“许多在战前已经离开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记忆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对它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距离罐头厂不远（【注】格罗兹尼罐头厂后来成为车臣战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导致了俄军的大量伤亡）、7路公共汽车路线所经的那条静谧的街道，记得那所二层楼的学校，记得自己家那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只能目睹另外一个格罗兹——它已毁于一旦，化为焦土。然而满眼废墟的可怕景象却无法破坏我的美好记忆，关于这座城市，关于当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美好回忆。”
　　
　　　　不过，在“平静的七十年代”，车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这个共和国的犯罪率奇高，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特别多。 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了群众性闹事事件。事后的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还应该注意到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可以想象一下，在最为平静的六十～七十年代短短的14年里，一个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当时格罗兹尼大约有30万人口）在政府保证充分就业的苏联制度下无所事事，这样的民族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