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养虎为患
1、叶利钦——车臣匪徒的政治造就者
尽管1994年出兵车臣的命令是叶利钦下达的,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叶利钦在造就车臣匪帮问题上的政治责任。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90年,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了通过架空联盟中央争权,就鼓噪着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强调俄罗斯联邦的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制度。俗话说“上行下效”,其他加盟共和国和一些更低层次的自治共和国也纷纷如法炮制,通过了类似的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导致了分离主义在全苏联境内的泛滥。车臣分裂主义势力,就是在这一恶浪中开始分裂活动的。〔14〕
为了在与联盟中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抗中获取地方的支持,叶利钦还大慷国家之慨。1990年8月,叶利钦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19〕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8〕权力对人的诱惑当然是巨大的,那些自治共和国的总统、自治州的州长们,有几个不想吃下尽可能多的主权,过一回货真价实的“总统”瘾呢?在叶利钦的鼓舞下,以车臣—印古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等共和国为急先锋,多数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开始向中央要主权。〔19〕杜达耶夫之所以宣布车臣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恰恰是叶利钦煽动的结果。
1991年“819”政变期间,由于杜达耶夫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得到了叶利钦的赞赏,甚至肉麻地吹捧杜达耶夫为“大山里的叶利钦”。〔5〕现在看来,这个评论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在祸国殃民方面,无论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叶利钦,还是“大山里的叶利钦”,实在是难分彼此。不但如此,后来的车臣匪徒首领、血债累累的巴萨耶夫,当时也是叶利钦所谓的“白宫保卫者”之一。〔4〕叶利钦为了对抗戈尔巴乔夫、瓦解联盟中央并攫取最高权力,不惜与魔鬼结盟,请来了民族分离主义这个瘟神。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地方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一旦来到人间,不饱食人民的鲜血它是不肯轻易离开的。
2、格拉乔夫——车臣匪徒的军事造就者
如果说叶利钦从政治上创造了车臣匪徒,那么叶利钦时代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则是车臣匪徒们军事上的缔造者。这位自比为“俄罗斯的拿破仑”〔3〕的人,虽然在敛财方面有特殊本领,但打起仗来却一塌糊涂。如果说,法国的拿破仑一生中只有一次滑铁卢;那么,俄罗斯的这位“拿破仑”的军事生涯中则充满了滑铁卢,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奥茨特利茨来。
杜达耶夫宣布车臣独立之后,为了壮大实力,从监狱里释放了大量刑事犯,组成了他的战斗队。主要由刑事犯组成的车臣武装人员开始袭击苏军,抢夺苏军武器装备。按理说,强大的苏联——俄罗斯军队对付既无足够武器,又无正规指挥的、羽翼未丰的刑事犯武装应当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然而奇怪的是,针对车臣匪徒们抢劫军火的犯罪行为,这位国防部长先生不但没有下令予以坚决剿灭,反而在1992年5月28日,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发出一份奇怪的密码电报,其内容如下: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亲收)
准许从173号军区军火库库存中转交给车臣共和国以下作战技术、武器、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其数量为:
作战技术和武器——50%;
弹药——2个战斗基数;
工程弹药——1%~2%;
汽车技术和特殊技术装备、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在当地按剩余的价值计算。
格拉乔夫
1992年5月28日
这封电报是1995年1月8日,原苏联最后一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向大众传媒展示的。当时,俄罗斯军队刚刚经历了1995年1月1日格罗兹尼城下的惨败。面对社会舆论的一片责难,俄罗斯国防部指使一些人写文章,暗示说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把武器移交给车臣匪徒,致使匪徒们如此强大的。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当众展示了这封格拉乔夫签发的命令。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为了掩盖罪责,格拉乔夫指示俄军总参谋部紧急从档案卷宗里抽走并销毁了与车臣武器移交有间接和直接关系的全部文件,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住宅中的政府电话线也被切断了。〔3〕由这封电报的内容完全可以看出,究竟是谁武装了车臣匪徒。
而且,这份文件里面规定的任务,被超额完成了:“不是50%,而是95%的武器和技术装备”〔3〕交给了车臣匪徒;以至于1994年年底车臣战争打响时,俄罗斯军队才发现杜达耶夫拥有130辆坦克,而不是原来一直以为的42辆。〔3〕尤其是,车臣人居然搞到了两辆T-82型坦克,而这种最新型的坦克连俄军都很少装备,“这种事只有直接在俄罗斯国防部才能办得到”〔5〕。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车臣匪徒们获得了8.6万枝枪,15万枚手雷,260架飞机〔15〕,130辆坦克和27车皮弹药,并组织了一支人数多达六万之众、武器精良的“国民军”。情况就是这样,没有格拉乔夫式的庸人们养虎为患,就不会存在这支车臣军队,起码不会这么强大。
3、首鼠两端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肌体上有可能会长出一种叫肿瘤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发现得早,并且在其没有发生癌变并扩散时就及时割除的话,病人可以健康地存活下来。车臣问题就是俄罗斯这个病人身上一个不断扩散的恶性肿瘤。面对几十万人死亡的血海、恐怖袭击此起彼伏的悲剧,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存在过以较小代价解决车臣问题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有过,而且有很多次,但都被无耻的政客们漫不经心地耽误了。而今天,血海深仇已经铸成,癌症已经扩散,要想彻底治愈这个国家,只有采取更加痛苦的疗法,付出接连不断的血的代价。
第一次以较小代价解决车臣问题的机会是1991年车臣事变初期,那个时候杜达耶夫尚未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然而,“从车臣事变一开始,叶利钦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消极立场……在最紧要关头的那些日子里,他根本好象失踪了。要么就是去休假了,打电话也找不到他;要么是一连几天躺在医院里等待要做的手术。”〔16〕就这样,等待着下命令制止事态扩大的克格勃部队,因为找不到总统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杜达耶夫分子抢夺权力,却束手无策。
第二次机会是在杜达耶夫当选总统前后,他写信提出了与叶利钦见面谈判的要求。按理说,自诩为“平民主义”者的叶利钦应该完全应该可以“屈尊”见见这个小民族的领袖,谈谈大家的将来。可是叶利钦没有这样做,他正在为苏联这口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忙得不亦乐乎。叶利钦派那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到了一趟车臣,跟杜达耶夫见了一面。回来后,鲁茨科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开说:车臣简直就是匪盗泛滥。〔16〕其实鲁茨科伊的话大概是接近实情的,但这个时候在苏维埃会议上说出这样侮辱人的话来,确实是没有脑子。
杜达耶夫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他的回答就是宣布动员令。〔16〕而来自莫斯科的反应是实施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杜达耶夫必须放下武器,解散刑事犯们组成的非法武装组织。但杜达耶夫根本就没有打算服从这个命令;忙于到别洛韦日去参加苏联葬礼的叶利钦也没有打算认真执行这个命令;而参与执行任务的军人们也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命令,因为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政客们总是拿军人开刀问罪。莫斯科严厉的言辞激怒了车臣人,而软弱的手腕却大大鼓舞了杜达耶夫分子的士气,又一次机会白白失去了。
第三次机会是在1992年2月9日以后。这天,武器不足的杜达耶夫武装公然袭击驻车臣俄罗斯军队,抢夺武器弹药,车臣局势骤然紧张。〔14〕这本来是打击车臣非法武装的绝好机会,师出有名,对手又不强大(否则就不会冒着遭到全歼的风险抢劫武器装备了),结果莫斯科竟然根本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反而根据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的指示,把这些武器装备全都送给了车臣匪徒。本身就骁勇善战的车臣人获得了这么多慷慨的馈赠,顿时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