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为什么炮轰李敖
2005年07月18日
6月13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与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讲坛》联合召开的栏目合作暨节目研讨会上,自由派知名学者朱学勤、葛剑雄猛烈炮轰凤凰卫视中文台《李敖有话说》节目主持人李敖,以及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称两人是“凤凰卫视的污点”!
按照朱学勤的说法:“阮次山是个口碑极差的人,文风、言风实在不像是开放社会的专家该有的表现;李敖,他有的话实在有失水准,引起许多舆论反应,是个话题人物,官司不断”;葛剑雄也附和:“有的节目应该见好就收,以免得不偿失。像李敖这种‘就要钱,谁给钱就干,自我感觉极好的人’是做不出好节目的,有些人对他不适当的吹捧,使得他越来越不像话!”
学术批评、社会批评都正常,也是社会保持良性运转之必须。但是,能让自称讲究“文风、言风”、自我标榜开放、宽容的自由主义头面人物不顾文风、言风,不讲开放、宽容,联手起来猛烈炮轰,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件事显得颇不寻常。
是什么让朱、葛二人如此大动肝火呢?凤凰卫视并非只有李、阮二位评论员,朱学勤自己也经常受邀发言。让李、阮二人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发言中鲜明的中国利益立场。李敖在两岸关系上坚决维护“一个中国”,阮次山在国际问题上极力张扬中国利益,就是这种态度与立场,令自由派的大佬们很不爽,称他们“不像是开放社会的专家”。
朱学勤口中的“开放社会”,就是消解了国家、民族立场,一切服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言论社会。在国内问题上,朱学勤通过梳理英美与法俄两条不同的变革路径,提出了“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温和主张,令人敬佩;但在国际问题上,朱学勤一直致力于以普世价值消解对国家、民族利益的认同,自觉与所谓普世价值的俗世样板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最近他更撰文提出,联合国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孤立“独裁国家”,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一个学者,竟然呼吁国际社会孤立自己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祖国,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开放社会的专家该有的表现”吧?
作为知识精英、知名学者,朱学勤们可以如此洒脱,但是中国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老百姓不但从其出生起就开始形成对这片国土的认同,而且他们也从自己的切身处境中体验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得失的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共有着这种认同的中国老百姓也需要有人代言他们的声音,于是李敖、阮次山受到追捧;也因此,李、阮成为朱学勤等“开放社会的专家”们的眼中钉,在这个圈子内“口碑极差”。
站在中国利益立场上的知识分子绝非仅只李敖、阮次山二人,但李、阮二人依托凤凰卫视这个平台,在海内外制造出巨大的媒体效应,在海外由自由派主导的舆论下成为不谐之音,并且被输送回国内,这才是朱、葛联手,急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实际上,不但李、阮被朱、葛指为“凤凰卫视的污点”,同时为不同声音提供平台的凤凰卫视,仅仅因为它不排斥反而坚持伸张中国利益的声音,在自由派所主导的海外媒体中也成为异类,被许多“开放社会的专家”视为媒体的“污点”。
所谓“污点”,其实不过是异己的不谐之音而已。自冷战终结后,自由主义价值开始成为普世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朱学勤等自由派代表人物也一跃而执学界牛耳,受尽学界民间“不适当的吹捧”,成为这种观念一统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但是,随着冷战后单极世界的残酷性狰狞渐露,自由主义的普世理想开始受到质疑;尤其是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日益严峻,学界民间开始出现不同声音。无论是从观念还是利益来说,这种不谐之音都为自由派的头面人物深恶痛绝。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来看朱学勤们的此次炮轰,他们或许是希望籍此拔除李敖、阮次山这一“凤凰卫视的污点”,进而改造凤凰卫视这一媒体的“污点”,还海外舆论一个“清静”,进而使消解国家利益认同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能够重新一统天下。
在此次炮轰中,人们看不到一星半点自由主义自我标榜的对待不同意见的宽容,有的只是奉劝“应该见好就收,以免得不偿失”的急欲除之而后快。这并不令人意外,宽容往往只是弱势者的需要,不管什么主义,当它居于主流、成为需要保守的既得利益后,就会表现出专横霸道,这就是自我标榜宽容的自由派在当下往往会上演党同伐异、排斥异己闹剧的原因。去年经济学界对温铁军、郎咸平如此,而今政治学界对李敖、阮次山又如此;去年是《中国改革》,而今是凤凰卫视--这些“开放社会的专家”们,不把寥寥几个有影响力的眼中钉清理干净,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不知道葛剑雄所谓“像李敖这种‘就要钱,谁给钱就干,自我感觉极好的人’”究何所指?难道陈水扁给钱宣传台独李敖也会干吗?李敖是个观点倾向极其鲜明的人,他不可能为钱出卖自己的立场。我相信,有些事出价再高他也不会干,有些事赔本他也会愿意干;如果所谓“开放社会的专家”的“口碑”只能由朱学勤们来定义、派发,我相信李敖、阮次山会对这一头衔及“口碑”弃之若蔽。
因此,对葛剑雄上述评语的唯一解释就是口不择言--不择手段欲将对手搞臭,已经顾不得发言“实在有失水准”了。所谓“钱”即利益,李敖、阮次山当然要利益,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牺牲立场换取利益。反之,大言不惭以“逐利”相责的朱学勤、葛剑雄们,难道自己已经清高至不要利益,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了吗?从他们的所言所行看,被他们清高放弃的,从来就只是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利益。
亨廷顿在其新书《我们是谁》中指出:美国的精英阶层由于其利益已经全球化,因此刻意淡化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这构成挑战美国国家特性的一大威胁。同样,由于困惑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形成某种特定的利益群体”,他们对民族、国家采取虚无主义立场,主张民族和国家应该无条件为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让路,中国国内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自由派后退”。在《我为什么从自由派后退了》一文中,李方开始探寻“鼓吹全球化、消解民族和国家的界线”背后的“自身利益所在”。
实际上,自由派利益化问题远比李方文中所言更为普遍。利益无所不在,当某种观念已经成为必须保守的目标时,利益就浮出水面;对利益的追逐必然加固对观念的偏执,必然表现为党同伐异和排斥异己。观念的偏执往往不仅仅是因为被主义所灌输、所洗脑,更是因为利益。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是其头面人物大都亲美反共,这并非偶然,这既是其观念之所向,更是其利益之所在--在执政者已经明确拒绝西方政治模式后,作为体制外的知识精英,颠覆体制是自由派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言必称美国,是其保守既得利益之必须。
幸运的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冷战后不到十年,自由主义一统江山的局面已经瓦解,中国思想界现在呈现为自由主义、新左派、保守主义的三江分流。自由主义虽然仍然是学界主流,但已经不再能够垄断学界民间的“口碑”。在自由派的圈子内,李敖、阮次山可能“口碑极差”;但在自由主义以外的学界及广大民间,他们的口碑好得很,因为他们代言了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反之,朱学勤们在自由主义以外的学界及广大民间却“口碑”越来越差,他们被称为“哈美派”--一切言论皆以美国的主流意识作归依。炮轰事件在网上公布后,朱、葛二人马上遭到网民万炮齐轰,“引起许多舆论反应”、成为“话题人物”,这就是明证。
世事无常,但学界民间的舆论变化如此之快,恐怕为朱学勤们所始料未及,他们已经习惯了由自己独断乾坤,习惯了全社会都宾服于自由主义的圣经。正象某位网民评论的:他们“听不得不同意见,不管有无道理。他们已经被惯出了话语霸权的恶习。他们口口声声讲宽容,但是最不宽容不同意见。如果李敖和阮次山讲的是与他们的同一观点,他们一定不会如此霸道”。
根据思维惯性,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未必能从此次炮轰事件中吸取教训,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心所向;反之,他们惯于将网民的批评视为官方灌输误导的结果。果如此,自由派在中国的进一步衰弱将不可避免。
来源: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作者:冼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