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没有转贴倾听人生，因为那篇“车祸现场”太过血腥，太过伤感。这一周的“带你去杭州”，刚看一遍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幸运，生来就是杭州人，成长、教育、工作都在杭州，没有觉得做杭州人需要那么辛苦。可是再看一遍，就与故事的主人公同病相怜起来了：他千辛万苦的要做回杭州人以及帮他的老婆做成杭州人；而我呢，千辛万苦地要在一片毫无根基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自己。我甚至比他还辛苦——在一个语言和文化完全与过去不同的地方。我想来这里访问的大多数朋友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吧！
带你去杭州
口述 阿 培 整理 曹晓波
2007-02-08
我31岁结的婚，老婆18岁，叫小菊。我说，小菊，我没有骗你，是介绍人把我的年纪说小了。她说，我们是前世有缘。那是1974年，经人介绍，小菊第一次见我。她站在介绍人的家门口，正好下班，人来人往，我背一只旧书包，攉记攉记走过，她认定就是我了。她问旁边的小姑娘：这个人是不是邬培孚？
你看照片，我老婆，还好吧，年轻时还要好看嘞。她是三门县当地农民，从小就定了亲。她爸找到农场来了，不晓得哪个房间，叫啊。知青听到，宿舍的门全关了，集体装聋。哎，现在我也是有女儿的人，想想不应该的。后来我与老丈人蛮好，像他儿子一样亲。
我老婆家是中农，一家的为人，稳厚，豁达。那时候农场的知青对生活大多已失去了信心，自暴自弃的有，被“专政”的也有。要是没有小菊，我不晓得自己会走到什么田地。
我老婆年纪小，没见过世面。1975年春节，我带她到杭州，她走马路怕慌，拉牢我走。有一天走过小吕宋商店，橱窗没有现在花哨，小菊看得呆煞。她说：培孚唉，杭州噶好，你为啥要到三门去的？她说：我们要是能做杭州人有多少好喔。
她这一句话语，30多年啊，压在我的心头。我说，小菊，我会带你去做杭州人的。
去三门凤凰山农场，是1964年6月19日，雨，行李全湿了。台风来了，我看见对面山腰里一棵梧桐树倒了，像慢镜头中的画面
我为啥会去三门？说来话长。1962年2月，杭州动员社会闲散人员去农村。我18岁，浙江机械工业学校读了两年，生病退学在家。我爸爸是天水街道宝极观巷居民区干部，动员人家难，拿我做榜样。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余杭平山农场；二是萧山钱江农场。钱江是种棉花的，我说我去钱江。
农场里都是当地农民转的农工，有点文化的杭州人头儿是不大要看的，因为这种人嘴巴臭，看不惯，好说。台风来了，那时候不叫“防台”，叫“抗台”。都到地里去，顶了台风扶苗。我说台风过了再扶好了。后来就叫我去基建连了，去了才晓得，基建连的人都是领导眼里的落后分子。
1964年三门县组建凤凰山农场，钱江农场基建连划了过去。这一天是6月19日，阴天，有雨，行李全湿了，揿揿同油豆腐一样出水。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闯也好的。
三门属台州地区，凤凰山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犯人围海塘改造的滩涂，一条健跳江在凤凰山下流过。我在这块土地上一干就干了33年，要没有后来那场灾难，或许，我老婆想做杭州人的愿望还不能这么快实现。
1997年8月18日，电无缘无故停了。我的房子在山腰上，晚上8点钟，台风来了，我坐在窗门前，月亮特别的亮，我看见对面的半山腰里一棵梧桐树倒了，像慢镜头中的画面，压在了屋顶上。我晓得这种日子场里又会来叫“抗台”的，我说小菊，你就说我在发热。后来晓得，县里通知是赶紧撤退，这是两百年不遇的大灾啊。什么灾？海啸，“三合一”的。也就是：这一天是一年中最大的海潮，这一刻水位最高，这一刻正好台风吹到。就这么说话的工夫，我说小菊，这山下怎么全变白了？
这白的是水啊，塘坝被冲垮，海水进来了。这山脚下到大海有一里路，你晓得水涨得多快？十几分钟，房子全没了。来不及跑的人爬在房顶上，抓住房顶，一直屏到水退下去。跑得快的，到了山上。这时候我家的楼上楼下全是避难的人，都迈不开脚了。还好冰箱有菜，米缸有米。我说不是我小气，我们只有烧粥吃了。锅子小，我老婆不停地烧，一批一批轮了吃。吃到第三天，救灾的船送粮来了，才救了大家。
来不及跑上山的人这时候只有在高处每人抱一棵树了，海水卷着浪头在冲刷他们。有一个杭州知青的孩子也是在水里抱了树，他同他姆妈说我抱不动了。手一松，人没影了。他爸也在一边，和他妈已经离了婚。他妈说儿子没有了我也不想活了。他爸说，你千万不要松手。这人的后妻在家里也没有逃出来，拉了伢儿，扑在门框上，浸了一个晚上。水退了，人僵掉了，下不来了。
最惨的是唐小毛，杭州知青，高高大大，会几记武功，七八个人近不了身，讲义气。吉普车来接人，一车拉几个，拉了好几车，最后他让别人上车，自己和老婆走。早走几分晚走几分都不会死的，偏偏海啸来时他们走到了一处洼地，水一下子没了头顶。唐小毛托了老婆游，托不牢，冲开了，他老婆抱了一支电线杆后来得了救。唐小毛卷进了刺丛里，尸体找到，佝成一团，棺材都放不进去。
海水退不下去，人死了好几个，田地全毁了。炸了塘堤也没用，还是一片汪洋。我承包的那块地，成水产养殖场了。这是后话。当时大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人总要活下去，只有投亲靠友。
回杭州，我在花园岗附近租的农民房子。大白天要点灯，解手是露天茅坑。闲了半年多，我上班了， 600块一个月，外加奖金
当时我53岁。我说小菊，要么带你去杭州。我说这话心里是没有底的，这毕竟是逃难。我姐姐说过，你们想做杭州人，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房子。
我晓得兄弟姐妹的难处，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在花园岗附近找农民房子。花园岗的农民很富，我找的房东已经在单位上班了。我说杭州话，我老婆说三门话，房东像看人口贩子一样看我。租的房子大白天要点灯，解手是露天茅坑。没办法，为了省点租金。
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按政策，可以在杭州落一个户口，我落的是女儿。我女儿职高毕业，在杭州一家工厂打工，做爹娘的没路，她在食堂洗碗，还靠了我外甥女的牌头。有一天，女儿和厂里的花工谈家常，花工养猪，常到食堂倒泔水，他说他家有空房，要不住到他家去。我们是饥不择食，搬去了。这地方，现在要我白住我都不会去的，在猪圈的旁边哎。一头煮泔水，一头养猪猡，熏得头脑子发昏。
我的儿子在读职高，有一天同学来看他，同学回去和他爸爸说了，要他爸爸无论如何想想办法。他爸算是放了心里的，问到一个同事，三墩老街上有一个小套。那时候杭州人还不稀罕住三墩，150块一月，我算是捡了一个便宜。
找不到工作啊，这杭州人做得真苦作滴滴。没有收入，儿子要交学费，农场带来的一点钞票，越用越少。我借了一部自行车，满杭州逛。1997年，经济不景气，街面上有不少商店、公司关闭了，我找不到工作，我老婆没有怨言，当杭州人的这一种代价她不惊不馁，用最少的开支维持生活。她不会说杭州话，每天傍黑去菜场，照样和行贩讨价还价。刮完鱼圆肉的鱼头，上午五毛钱一个，她去的时候，五毛钱能买回三个。我每天回家就怕老婆看到我失望的眼睛，没办法，再失望也得面对。
1998年清明这天，我去父亲的坟头，回来时我穿街走巷。骑到文一路和莫干山路交叉口，一家卖自行车和配件的商店，贴一张纸，招工一名。条件是男性，本市户口，50岁以下。三个条件我只符合一个，想问又怕倒霉。回到家里，我想安慰老婆，有话没话说几句，我说今天差一点儿，可惜我没户口，年纪偏大。我老婆说你应该问问啊，问问总不要钞票的。
条件明放着，我不好意思问。第二天，我一早就站在这家店的马路对面，看有没有人报名，看伙计做一些什么工作，看我这种年纪适不适合。
我站到9点多，壮了胆子，走了过去，我说师傅贵姓。他说姓徐。我说我是来找工作的。他说哦，老板还没有来嘞，你去问问里面老板的丈人。我说我等等吧。
我一直等到11点，老板来了，姓步，很年轻。我和他说自己的情况。他说，我要是真用你，每天三墩来回骑车你吃不吃得消？我说你要是用我，我保证按时上班。他说让我想想。
这时候一个女的出来，看了我的身份证，说，你认不认识戴凤珍？我说认识，她和我一起从“钱江”到凤凰山的，他老公还是我朋友。她说噢，你先回去，我们电话联系。我哪有电话啊，给她的是女儿食堂的电话。
这一天女儿落班，她说老板要我明天去。
我上班了，半年多啊，一家人没有这么高兴过。到了店里一谈起，姓徐的伙计也是老知青，他是余杭平山农场的。看我身份证的是老板娘，戴凤珍是她的姨妈。老板是教师下海经商，仁义，说好试用三个月，才一个月，老板就给我正式工资了。600块一个月，外加奖金。1998年，这份收入相当不错了。
遇到了一个好老板，我知恩图报。三天后，我对店里的各类自行车、三轮车配件基本有数。配件是按车子的系统上架摆放的，我提出按日常销售的动态摆放。常动的，放到易拿的地方；不常动的，放到高处，放到角落里。登高的梯子，地砖容易打滑，梯子的脚上绑上橡皮。每天下班，我顺路给修自行车的摊主送配件。我天不亮从三墩出来，提前半小时到店；下班回家已经是万家灯火了。我高兴啊，常常一路踏车子，一路唱歌儿，想我老婆在家做的什么菜蔬。
老板也是看在眼里，每个月除了奖金，年底在饭馆请吃团圆饭还给我一个千把块的红包儿。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步老板晓得我住房小，朝向不好。他说邬师傅，白天这么辛苦，晚上困不好吃不消的，我爸爸在五交化当头儿，有一个牌子的窗式空调价格便宜，质量好，给你去搞一台。步老板开了车子陪我去，又把空调送到我家里，帮我装好。哎，这个老板啊，良心好，有水平。晚上开了空调困觉，老婆肉疼归肉疼，想想总是做杭州人了。
我做了两年，爬上爬落有时头要晕，我不在乎。步老板看出来了，这一天是过完清明，步老板说，邬师傅，有句话语照道理过年过节不好说的，我看你是高血压啊，要出事的。我看步老板说得为难。我说老板，你不要说了，我晓得你的意思，爬上爬落，我是不来事了。步老板好的，算工资，又多给了我一个月。
有一个朋友说，你还算大城市来的，不出一点血，钞票能还你吗？拿了四万多块钱的砖头，钞票一到手我就去润达花园买房子
这是1999年的四月，我又开始满街找工作。我骑过三墩的新世纪花园售房处，进去看看，我是想看工作的。售房小姐又年轻又漂亮，以为我是买房子，她拉了我的手不放。她说大伯，你就买一套好不好，我是新手，没有销售业绩，老总天天都批评我。我回家学给老婆听，我说我是拿不出钞票，七八十平方米的新房，首付四万，十年按揭。算一算，一千多一平方米。我老婆说，我们是坐吃山空，你闲着是闲着，到农场去一趟，看看，欠我们的钞票能不能要一点回来。
我再说说凤凰山农场。
1983年，农场搞承包，分地到人，固定工资没有了。第一年我种甘蔗，赚了一千。第二年有经验了，赚了两千。到了第三年，赚三千了。第四年开始我承包橘园，每年都是赚的，没有亏过。我再忙都不叫帮工，宁可自己吃苦，钞票一点一点赚进来。1994年，农场招股办砖瓦厂，一股三万，我买了一股。海啸来以前，我每年可以拿到砖瓦厂7200块红利。听说砖瓦厂老早恢复了，我去讨的，就是这笔钞票。
1999年五月，我回到了凤凰山农场。新场长姓包，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以前他是放电影的，不知怎么混上场长了。我找到他，他打着官腔：这是前任留下来的账，我不赖的，但我没有钞票。
没办法啊，我只好住了下来，天天求他。每天我一到场部，姓包的一看我就走。场部的人同情我，都晓得我投了钞票，也算是个股东。但大家怕姓包的，集体沉默。
有一个朋友说我，你还算大城市来的，现在啥个社会，你不出一点血，钞票能还你吗？这一点拨，我才晓得自己弄不灵清。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县城，买了西洋参，买了高档烟酒。
我这辈子没给人送过礼啊，怎么送？送到场部？送到他家？下午我站在包家的马路对面，一遍一遍来回走，看太阳下山，看他家的电灯打亮，看左邻右舍都关了门，我鼓足勇气上前去敲门。开门的是他老婆，一见陌生人，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眼梢从我的头上转到手上，才有了笑脸。她说小龙不在。我就说了情况，我说我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求求包场长多少还我一点。真的没有现钞，批我一点砖头也可以。
第二天我到场部，包小龙很客气，他先叫会计算一算，连本带息欠我多少。这一算他还真吓了一跳，按每年两分利息算，场里要还我本息五万多块。我说包场长，场里困难，最后一年按一分息算好了。这么一算，要还给我四万多。包说，先批你一万块钱的红砖，人家是现钱，一毛六一块。你是划账，按一毛七算。我明晓得吃亏，我说好的。这总比没有好。
我找了一个开拖拉机卖砖头的人，人家卖一块给他一分，我给他一分半。卖了二天，开拖拉机的就找我来了，他说砖瓦厂的厂长说每天只准他拉一车，这卖到哪一天去啊？我说好的，我去找厂长。我送厂长的礼是衣服包进去的。第二天开拖拉机的见了我就说，老邬，你本事算大的，我现在是卖多少厂长给我拉多少，就是开票的有一点疙里疙瘩。我说我晓得了。当天晚上，我给开票的送了一条香烟。
一万块钱的砖头卖完，我又给场长意思了一下，还有三万多块钱的砖头全到手了。开拖拉机的说，老邬，你不要等在这里了，砖头卖完，钱我给你汇到杭州去。我说好的。我回了杭州没几天，这钱也汇来了。最后还差我四五千，后来我去了一趟，要回来了。
要债的经过我为啥要说得这么清楚，因为钞票一拿到手我就去润达花园买房子，一套77.8平方米的新房，首付三万八，十年按揭，每月914块。1999年的7月，我付了五千块的定金。没多久，这房价就像坐了飞机，呜呜地往上升。再想买房子，做春梦了。
我们提前四年还清了按揭房款。儿子职高毕业在邮局工作，女儿在一家软件公司做文员。现在我怎么看，我老婆都像一个杭州人了
我们农场不少返城的人，到现在都没有房子，苦啊。我先后租过7次农民房，受人歧视，租得我连尊严都丢光了。我去三门讨钞票前，三墩的房子被人收回，又搬到花园岗。这个房东我背后叫她“巫婆”，厉害。我们三门来的亲戚多几个，说话声音大一点，她要指责；卫生间瓷砖下的木头霉了，她说是我们衣服洗得太多；窗式空调晚上滴水，她说太烦。后来我是不怕她了，你说几句就说几句，我们熬到头了。我老婆很硬扎的，这一种“做杭州人”的滋味，我晓得，总有一天她会受不了的。
我买的是期房，我时常去工地看房子，看它一层层地砌上去。半年后，终于搬进去了。那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入，我老婆倒是找到了工作，我女儿也加了工资。每月的按揭款，付得很辛苦，付得很开心。这时候我怎么看，我老婆都像一个杭州人了。
我老婆的工作说起来也是巧事。她小学文化，不会说杭州话，不会骑车，坐汽车要头晕。我去三门讨钞票，她一个人在家，荡出去，汽车北站后面的村里有个塑料厂，老板是个黄岩人。一说话，也算是台州老乡。老板想找一个烧饭的，我老婆烧的菜很对他胃口，就在他厂里做了。
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天女儿回来说她的公司要找一个值夜班的，她说爸爸，你去试试看。这时候我女儿靠自学已经在一个软件公司做文员了。我说试试看吧。我算幸运的，网上报名120多人，几轮筛选，剩了3个，就有我。后来体检，又淘汰一个。公司要求值夜班的人会用电脑，因为员工下班，有忘了关机的。这一筛，就剩下我了。这是2001年的8月，我58岁。
我找到了工作，我老婆工作又没了，因为塑料厂迁到黄岩去了。2002年的春节过后，我们公司要招一名清洁工，我老婆应聘录取。公司的条件不错，全空调，我们还有一个房间。我女儿为人实在，一点都不觉得父母的工作对她的脸面有什么不妥。有一天，公司的副总听说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这里，很惊讶，他直说难得难得。
有了房子，有了工作，我们终于尘埃落定。我常去看步老板，我总说谢谢他。这不光是说步老板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给了我做人的信心，还有他对我的辞退。他不辞退我，我不会想到去讨钱，去买房子。我和老婆说，我还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给了我吃亏就是便宜的秉性。我讨钱时要是斤斤计较，这买房的机会就没了。
我儿子职高毕业，在邮局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三年前，我在凤凰山农场办了退休手续；去年，我们提前四年还清了按揭房款；今年五月，我女儿成家，她的先生也算是个事业有成的大学生。
我63岁了，像风雨中一张卷舞的树叶，终于在树根上踏实地舒展了开来。望过去，全是阳光。我老婆说，培孚，我们这才算安耽了。我晓得，她是说我们真的像杭州人一样安稳了。
一诺千金 [读稿人语（莫小米）]
古往今来，杭州是个公认的好地方，很多外地人将能生活在杭州当成一个人生目标，这一点，我在接《倾听·人生》热线时不断地被人们的叙述所印证。
何况阿培本来就是杭州人。
但从当时他们的境况看，阿培对小菊许下的诺言多少有点虚无缥缈。然而当他们都不再年轻时，这个诺言居然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向往杭州，说气候好，说风景靓，说食物美，都只是一个方面，我想这与如今挺时尚的“幸福指数”也许有关。
曾经，国内外学术机构联手对中国部分城市进行过一次幸福指数测试。在被调查的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6大城市中，杭州的幸福指数排名第一。
我们都知道幸福与欲望有关，欲望越大，能力越小，幸福指数就会越低，而从苦水里过来的人就特别容易满足而产生幸福感。但幸福的确是可以科学地量化的。
杭州也存在贫富差距，阿培一家就属于相对艰苦的家庭，你能看到他们的钱赚得非常不容易，终于稳定下来的代价真的挺大。但你无法否认阿培一家的幸福指数并不低，对于小菊来说尤其是，一个“一诺千金”的男人是可以提升女人的幸福感的，因为他证实了他的信念和能耐，证实了他的爱，要远远超过金钱财富所能够赋予的。
（转自杭州日报2007年2月8日第2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