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外企的“优惠”帽子，经济学家叫好

2007年春天举行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崭新的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向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此次人大代表的席位上多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3月9日，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将这项改革具体化为“两税合并议案建议将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目前的外资企业税率平均为15%，而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则高达33%。

“这一税法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而言，是个好主意。”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对《华盛顿观察》周刊如此评价说，“早先，中国政府用税收补贴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以补偿他们的投资风险。这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新环境下学习经济管理要付出的学费。”

现在，这份“学费”总算是交齐了。按美国经济学家们的话说，两税合并相当于结束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分而治之”的局面，为中国企业创造了和外来竞争者平等发展的机会。同时，外资企业也不至于因此就吓得跑出中国。长期研究对华外商直接投资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副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 为这一政策的酝酿、待行而感到十分高兴。

“实际上，中美之间以贸易纠纷为主的经济问题就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而引起的。”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分析说，“相反，改善中国国内的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则能扩大中国的内需，缓和中美的贸易紧张关系。”

两税合并标志中国经济晋级了！

如果两税合一的新税法在此次人大审议中通过，外国投资者三十年来在中国享受的大量税收优惠政策将宣告结束。按照金人庆公布的数字，中国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计划应会使外国投资者的年纳税额增加人民币430亿元（约合55亿美元），将分5年过渡。

“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中国经济不再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试图将外国资本引入毫不知名的中国，”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永泰（Wing Thye Woo）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谈起这一税法改革时说。

中国开放国门之初，经济腾飞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样样不足，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尚心存疑虑，中国想吸引外资不是件容易事。如此环境下，外资在税收等政策上享受特殊待遇，似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往往采取各种优惠政策留住外资老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里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很多人为此而欢呼，甚至以引进外资的数量来标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

“目前以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来看，中国已经无需再用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补贴来吸引外资。我想，这一政策的主要效果将是去掉那些为了取得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优惠而不得不走的复杂步骤，”斯宾塞说。

斯宾塞指出，过去的税收不平等政策将刺激中国国内资本外流，然后再顶着“外资”的旗号回到国内市场进行投资，从而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国内资金的这种游戏式的往返操作就是为了能享受到本应是外商享有的直接投资的优惠待遇。这一缺乏效率的资金运转方式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弊端，只有平衡来华外资的税收政策，”斯宾塞说，只有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设定同样的起跑线，才能让中国经济车轮更有效率地行驶。既然内资和外资要缴纳同样的所得税，中国的国内资本就没有必要再大费周折地跑到国外转一圈，混个“外资”身份重新回国投资了。

黄亚生在1999年出版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亚洲的视角》（FDI in China: An Asian Perspective）一书中，就曾比较了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接受、运用FDI的表现，对中国的“外资依赖症”做出了分析和解读。他在2003年的《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这本书在中国已经是广为人知，马上要有俄文版面世。

在黄亚生看来，外国对中国投资有时是不合适的。对FDI叫价过高往往导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议价权，同时使投资和进口需求过分增高。另外，针对外商设计的的优惠政策挫伤的是中国国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为这一政策付出代价，长期在“二等公民”的地位上挣扎着求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也有着公平化的要求。一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分为两种，这在世贸组织里是不允许的，不符合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在经济国际化和国内发展晋级的双重动力下，在中国的内外资企业两种税率的合并已成为必然。

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之后，已经做出了很多对中国发展十分正确的决策。首先，他们阐述了中国的农村和社会问题，其次，就是重新思考了FDI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统一中外企业的税率是第一步，但的确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中国本土企业的春天到了？

“我非常高兴看到‘两税合并’的政策制定。”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官方对其本土企业非常不公平，其政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有种种不符。”

黄亚生倾向于将中国国内企业分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看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国外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民营企业都比国营企业有效率，更有竞争能力，换言之，民营企业是有效的内资运用。而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只占国内总投资的很小一部分。从银行贷款、外汇供应，到商业机会的分配，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支持都是倾向于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直到几年以前，民营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不能进入所谓战略性的、高赢利行业。国营企业的资源富裕和私营企业资源匮乏的同时并存，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体制问题，同时成为1990年代外资迅速进入中国的微观因素。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摘要》，2003年私营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563亿人民币，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13.7%。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是4,441.3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587（4,441.3亿元除以7,563亿元），或58.7%。在1990年代，美国FDI相比于内资只有6.2%，虽然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数额比中国大;加拿大是 8.3%；巴西是5%。中国的FDI与内资的比例超出东亚经济的好几倍。换言之，中国的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颇为惊人，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则被挤压得十分狭窄。

“两税合并取消了对中国企业的歧视，特别是对中国的私营企业而言。这是让中国的企业，无论所有权如何，享受同等对待的一步，”胡永泰由此下了这样的评语。

斯宾塞说，中国国内企业正在成长，并且越来越成熟，而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进一步开发中国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阶段。这一税收改革不但不会伤害到它们，反而是对中国国内企业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在中国本土企业从两税合并的法案中看到春天的契机时，黄亚生同时提醒说：“简单地统一中外企业的所得税还不够。在法律和金融体系当中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特别是对小型私营企业，应该为他们提供产权保护，让它们能更容易地获取资金。中国虽然改变了税收政策，但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目前最实际的问题是财产权的安全，同时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应该说，中国在改革经济体系诸多因素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两税合并，中美贸易逆差的缓冲器

从立法程序看，《企业所得税法》的生效目前已完成“三步曲”中的第一步：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其后还需再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之后经全国人大审议、表决通过才能正式生效。这一法案一旦通过，将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然而，一种不可避免的担忧是，两税合并会给发展得热火朝天的外资企业浇下一盆冷水，打击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积极性，甚至使已流入中国的外资大量离华。

本刊走访的几位美国经济专家并不担心这一点。正如胡永泰所言，“两税合并的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FDI流入中国的数量，但是我不认为它产生的冲击会很大。”黄亚生更加乐观，他说：中国FDI的水平或许会降低，但是不至于让人担忧。只要国内私有企业能增加投资，就算FDI完全消失也不打紧。

中国官方也对中国的外资吸引力满怀信心，预计这样的变化不会影响中国现有的外国投资水平，因为外资企业仍然有丰厚的利润，而税收优惠不是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中国庞大的市场、优秀的人才、良好的基础以及成熟的配套工业才是吸引外商最大的磁铁。

“我同意中国政府的说法，这些特定的变化不会对进入中国的FDI数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斯宾塞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同时，我也不担心这一改变会影响中美贸易。多边或是双边贸易中的现有模式不会因此发生主要变化。实际上，我预料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更喜欢这样的政策。”

黄亚生也称自己不担心“美国会因此做出什么反应”。“实际上，中美之间的问题就是因为FDI急剧增长而引起的。中国过多的FDI不会提高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也不会让中国的私营企业的赢利有什么显著的增加。因为外商企业雇佣的中国员工毕竟很少。其结果反而是，中国经济由于内需不足，不得不出口美国，从而使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官方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压力也在增大，”黄亚生说。

扩大中国内需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刺激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果中国生产的商品都能在本土被消化，华盛顿的议员们也不必每每为中美间巨额的贸易逆差而叫嚣，或是一再鼓吹人民币迅速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