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美国风·生活琐谈之五》（2）
美国医生的收入居各行各业之冠，根据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ation)的统计，一九九四年美国医生年收入的中间数为十五万美元。所谓中间数，也就是说，年收入在十五万美元之上和十五万美元以下的医生各占医生总数之一半。以下是各科医生年平均收入的细目：
放射科： 二十二万
外科： 二十一万九千
麻醉科： 二十万
妇产科： 十八万二千
病理科： 十五万二千
内科： 十五万
精神病科： 十二万
家庭门诊： 十一万
儿科： 十一万
其他： 十五万
同年度在美国各行各业中居收入第二位的律师的年平均收入为六万美元，勉强超过医生最低收入的一半。可见医生收入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至于是否应当如此高高在上，则见仁见智。替医生辩护的人认为只有保持医生的高收入才能吸引人才流入学医这一行，唯恐降低医生收入会导致医疗水平的下降。反对派则声称这种观点纯属无稽，指出比如英国和瑞典都有极高的医疗水准，而英国和瑞典医生的平均收入都远在美国医生之下。反对派的意见是否正确姑置勿论，认为非高薪不能吸引能人学医的观点，其实本身已隐含医生高价勒索的意思，只是不反对被勒索而已。价钱要得高，并不就等于勒索，之所以说勒索，是因为医生讨价的对象是病人，向病人讨高价不无趁人之危之嫌。此外，美国各行各业的收入差额基本上受制于市场经济，求过于供，则可以吊起来卖；供过于求，则只有听凭宰割的份。医生之所以能漫天要价，正在于医生供不应求；而医生之所以不足，又是因为医生操纵医学院的数量和学医学生的名额，有意制造供不应求的结果。有此两点，医生实难逃勒索之责。
美国各大公司无论经营何种生意，其大权往往操在财务或法律人员之手，技术人员无与焉，唯独制药公司例外，一概由学医和学药物者把持。如果有人因此而以为制药公司会在做生意上吃亏，那就大错而特错。事实上，美国的制药公司属于获利最高的生意，投资于规模庞大的制药公司是稳操胜券的买卖。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之一，是有美国政府的药物检验署替制药公司排斥外来药品，一些在西欧各国业已使用多年的药品也要经药物检验署左检右检，多年不得过关。一般说来，美国人大都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对进口货诸多限制，可是对于联邦药物检验署却另眼相看，甚少有人予以抨评。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大部份美国人以为只有美国的药才是靠得住的真药，视外来药品如洪水猛兽，唯恐其打入美国市场，鱼目混珠。美国人对于来自西欧祖宗国的西药尚且不信，对中药的抵毁不遗余力自然就更不在话下了。比如，美国人视以牛黄虎骨入药为迷信，视朱砂为毒品，前者以保护动物为由，后者以保全人命为由，一概禁止进口。原因之二，是但凡新药一律为专利品，在专利期内他人不得仿制，制药公司只要是能不断推出新药，不愁不财源滚滚。不久前某电视新闻披露某制药公司的某种药剂的成本不过几十美分，出售价格却高达几十美元。该制药公司的负责人对牟取暴利的指谪矢口否认，并反驳说电视记者不懂得如何计算成本，忽略了制药公司在研制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岂料电视记者预先作过一番调查，得知此药的研制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的拨款，制药公司毫无风险可言。当电视记者指明这一真像时，该负责人黔驴技穷，无词以对。不过，无词以对并不妨碍该公司继续高价出售其产品。正是所谓“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
排斥进口药品和药品的专利权固然大大减少了药品市部的竞争，却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竞争。一些功能相同而又常用的成药诸如退烧止疼药等等，经常在电视上做广告，或是相互攻迕，或是争道自己是医生的选择，可见竞争还颇为激烈。有位熟人的兄弟是位医生，有一次要在医生组织的年会上发表演讲，年会的地址选在某大众向往的旅游胜地，于是，有家制药公司私下同他商量，只要他肯在演讲中提到该公司出产的某种药剂的名字一次，他就可以请十位亲朋友好同他一起前往，该公司替他支付全部来回飞机票和为期一周的旅馆费用。据说这类行贿的手段司空见惯，等闲如家常便饭。前几年有人在上文提到的退烧止疼药Tylenol胶囊中施放氰化钾，接连毒死数人，迫使Tylenol产家从全美国收回所有Tylenol胶囊。案发后不久，有一男一女向产家寄发匿名信，勒索巨款。联邦调查局迅速将这对男女捉锈归案，只是这一男一女不过是企图趁火打劫的歹徒，并非下毒的凶手，真凶至今逍遥法外，案子以不了了之。如果此案为Tylenol产家的竞争对手所为，那么，相比之下，贿赂医生的做法就显得是小巫之作，简直无足挂齿了。
根据反医疗舞弊全国委员会向国会参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美国的医疗保险每年因舞弊而导致的开销高达四百四十亿美元。卷入医疗保险舞弊的包括医疗保险受益人，医生和制药公司三个方面。经揭发的舞弊手法包括医生伙同所谓的病人谎报医疗费用，瓜分医疗保险金；制药公司向医生提供吃喝嫖赌，换取医生滥开药方，叫病患者买犯不上服用的药剂；医生欺哄患者，做些没有必要的手术等等，不胜枚举。联邦调查局长称严重到须由联邦调查局出面调查的舞弊业已累积至一千五百万件，想要认真对付这类案件，须将现有二百四十九人的专案组扩大一倍，而扩大一倍将意味着每年增加三千七百六十万美元的开销，联邦调查局实无从觅得这笔经费。换言之，每年四百四十亿美元的医疗保险舞弊费用还得照常继续下去。
如果高费用所带来的是高质量的服务，虽曰昂贵，至少还可以称得上物有所值。然而，美国的医疗水准是否像医务界所鼓吹的那样高踞世界领先地位，却十分值得怀疑。平心而论，美国在医疗设备、药物质量、医生水平上均不落后于人。问题在于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医务人员太少，以发财致富为目标的医务人员太多，遂令医疗事故频生。据估计，美国每年因医务人员的过失而造成的死亡不下八万人。下面是见诸报纸的几个例子：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一名叫威利·京的糖尿病患者在临进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某附属医院的手术室时，同医生开玩笑，问医生可知道应该锯下哪一条腿。医生说那还用问，保管错不了。结果，医生锯下了威利·京的左腿，而应当锯下的却是右腿。为了救命，威利·京不得不再锯下左腿，成为双腿皆无的残废。
出了这样的事故，医院和医生当然少不得赔款消灾，可恨的是当事的医生居然在事后还敢于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言不惭地声称威利·京的左腿反正早晚也是要锯掉的，早锯和晚锯其实没什么区别。言外之意是，并不存在医疗事故，威利·京得了一笔赔款是飞来鸿福。十一天之后，一名叫做利奥·阿尔芬梭的病人在同一医院死于非命，原因是某护理人员受命切断另一名病人的输液管，却误断利奥·阿尔芬梭的输液管。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在同一医院中出现两起严重医疗事故，只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意味着佛罗里达州的这所医院是害群之马，败坏了整个医疗界的名誉。同年稍后，《波斯顿环球报》的医疗卫生专栏作者贝紫·李曼在波斯顿具有权威地位的达娜-法贝癌症研究所一命呜乎，不是死于所患的乳腺癌，而是死于研究所误投四倍于最高服用量的抗癌药。也是在同一年，也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在密西根州某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时，医生误切下无癌的乳房，同佛罗里达州锯错腿的事故如出一辙，真是所谓无独有偶。同年纽约一名叫介荛·埃淖革的医生错把某病人的导尿管当作隔膜输液管，从导尿管灌入输液，导致该病人死亡。还是同一年，马里兰州某医院误将吗啡给三名婴儿服用，险些儿送这三名婴儿归西。
通过新闻媒介广为报导的事故自然是事故中的极少数，更多的事故都在私下了结，或不了了之。比如，几年前一位朋友在芝加哥拔牙，不仅错拔掉一颗好牙，而且把嘴唇割破。今年一位相知在圣路易斯拔牙，牙医忘开消炎药，致使感染肺炎，几乎送命。两起事故都是不了了之，因为如果不想以不了了之，就少不得认真打官司，而在美国打官司是件极其劳神伤财的事情，一件平常稀松的官司，少则一拖数月，多则一拖一年半载尚且不得要领。想要同医生打官司，其难度又好比更上一层楼，那是因为判断一件医疗事故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得医生说了算数。中国有“官官相护”之说，美国有“医医相护”之实。美国医生不仅深明众志成城之理，在维护其高收入方面团结一致，也深谙唇亡齿寒之道，在庇护同业方面不遗余力。想要找到一名医生出庭证明另一名医生的业务过失，除非是事有干系，不得不耳，否则，不是难于上青天，也至少是难于行蜀道。有人在报上指出：跑到首都华盛顿，不难问到中央情报局的地址。可是，想打听一个医生出过多少事故，或者其行医执照是否业已吊销，却无从问津。一切有关医疗事故的资料都被当作绝对的机密，非医务界以外的人所能得知。
前几年电视曾报导一件有关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官司，案子谈不上是医疗事故，却充份揭露出医务界的唯利是图和“医医相护”的关系。案子的情节简单说来如下：加州某病人因某病就诊于某医生，经手术治疗之后痊愈。医生吩咐病人定期去医生的诊所验血复查，验血复查经久不断，令病人感到惊讶，医生解释说这是出对病情的需要，因为病人的疾病时时有复发的危险。几年后，病人因工作调动迁离原住的城市，医生主动提出负责病人来往诊所的飞机票，以确保复查不因此而中断。医生的过份热心终于使病人心生疑窦，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经病人聘请的私家侦探侦辑发现，所谓复查以防疾病复发的说法纯属谎话。原来医生在病人的血液之中发现了种特殊的成份，可以用来培养一种抗体，医生业已将抗体申请专利并通过某制药公司成批生产，叫病人定期去抽血只是为了确保原料源源不断而已。病人得知真像之后勃然大怒，控告医生弄虚做假，并要求分享医生通过专利而获得的利润。医生则矢口抵赖，坚持复查的目的在于对病人的病情负责，至于从病人血液之中提取某特殊成份用以制药，则声称是自己的科研成果，同病人没有任何干系。新闻上电视时，案子正在进行中，对案件作评论的律师一致不看好病人胜诉的机会，原因是极难找到其他医生出庭证明复查的动机与病情无关。
说起医生的弄虚做假，最为轰动的是一九九五年了结的一桩丑闻。一九八五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权威兼负责人罗伯特ܫ伽罗因“发现”艾兹病毒HIV而获得专利，从而每年可领取政府科技工作人员所能领取的最高专利金额十万美元，美国联邦政府也因此而每年获利两千万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同法国帕斯托研究所有合作关系，法国方面声称罗伯特·伽罗所谓的发现，其实是窃取法国帕斯托研究所的成果。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虽不曾用“窃取”的字样，也都承认罗伯特·伽罗的所谓发现，使用的其实是法国帕斯托研究所发现的病毒。可是，由于罗伯特·伽罗在美国政府和医学界有一手遮天之势，法美之间的这场科技专利权官司一直打到一九九五年方才以保全美国和罗伯特·伽罗的面子的方式妥协。罗伯特·伽罗承认在做试验时出于无心误用了法国帕斯托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法美政府重新签署协议，由原来的法美四六分账，改为由两国平分由此项发现而获的利润。罗伯特·伽罗仍旧当任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领导，仍旧领取一年十万美元的专利金，并且在案子了结之时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帕斯托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他自己都应当从此忘记这次争端，共同致力于艾兹病治疗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