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文献的记载看，三月三的曲水春游，是非常热闹的。晋成公绥《洛禊赋》载：“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渔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砂场，列垒樽，飞羽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三月三日 ，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不仅民间老少咸集于水滨，帝王贵族也都车马辐辏络绎不绝地赶来，以示“与民同乐”。《史记》和《汉书》都记载，吕后曾于上巳日在灞上举行祓禊典礼。汉末时，袁绍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仪，也曾在“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后汉书·袁绍传》)。晋元帝司马睿初到江南，为收拢人心，“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王）敦、（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晋书·王导传》）这些都说明历代统治阶层对这一民间习俗的重视。
不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汉代的节日，始终笼罩在一种宗教化的神秘氛围中，几乎所有的节俗活动均为媚神、娱神而设，故而节日的气氛是庄重而压抑的。魏晋以来，世积乱离，生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时行乐的思潮就在时代文化的领导和弘扬阶层——士族分子中间广为流行。节日成为他们抒发情思、寄托情怀、肆意玩乐的集中时段。禳灾去秽的上巳变成了高朋聚会、游戏水边的佳节良辰，而岁末逐疫的大傩也变成了闹哄哄的假面舞会”。（张承宗、魏向东《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对水的崇拜渐渐被一种“戏水”、“玩水”的心理和风气所取代。在水滨畅游时，节目自然很多，或执兰沐浴，或“张乐于流水”，或“曲水流觞”纵意酣畅。
不仅如此，据七世纪初的杜宝《水饰》记载，三月三日 ，还有大型的民间文艺演出。当时的新城（洛阳附近）热闹非凡，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观水饰”。演出的剧目自“神龟负八卦出河”以迄“长鲸吞舟”共有 72势，皆是与水有关的传说故事。演员为长二尺许的木人，“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木人奏音声，击罄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场面很是壮观。（《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六引《大业拾遗》）梁庾肩吾“百戏俱临水，千钟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兰亭曲水宴诗》）的诗句，描写的就是当时的盛况。
民间的情况是这样，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样更多。正如《韩诗章句》所说的，三月上巳，于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详，“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于是，在俗众的游戏之外，又多了两个节目，那就是清谈和赋诗。《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着。”（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
根据刘孝标注释中“解禊”一词，可知这次请谈聚会当是“三月三”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与朝歌令吴质书》）的描述。这里的“高谈”，也可理解为早期的请谈活动。
比之曲水之滨的请谈高论，“曲水赋诗”活动开始的还要早些。它跟汉末魏晋时期，伴随“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文人诗创作勃兴紧密相关，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水”在中古时期已经和“赋诗”活动密不可分。曹丕《与吴质书》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文选》卷四十二）石崇《金谷诗序》：“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涧中，赋诗以叙中怀。” 这里，酒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但“觞酌流行”当然也离不开曲水环绕。王羲之在《三月三日兰亭序》里说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后来，“曲水流觞”就成了一个脍炙人口的风雅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