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体现态度，而中国社会的细节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涓涓细节，汇成源远流长的文化。 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需要成千上万的细节建设。 希望不远的将来，有一个细节中国……
第一篇 被叫停的历史
一、“国军”为何不扔手榴弹
在无数的国共两军交战的影视作品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国军扔手榴弹的镜头，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国军只配美制冲锋枪，不配手榴弹（手雷）吗，还是他们的手榴弹只在自杀的时候用。
每每国军用重机枪压得共军的战士喘不过气来，共军就施展出扔手榴弹的绝招，夺华山是这样，战上海也是这样。手榴弹这玩意儿我上中学的时候也玩儿，而且还达标了，想来扔出去并不难。
看来问题就出在导演和编剧身上，是他们不让国军扔手榴弹，因为这一招已变成共军制胜的经典招法。我们的导演和编剧还有很多类似的绝招，就像我军的演习总是红军胜蓝军。这种颜色的意识形态一直压得蓝军抬不起头来。直到柳建伟写出《突出重围》，真正的战争对抗演习才算在虚幻的作品上开始了梦幻之旅。这仿佛就是影视的力量。
想想斯皮尔伯格和他的战争作品，想想那些血肉横飞、子弹穿耳的场面，才明白其票房为什么那么高。尽管有很多特技处理，但子弹对敌我（同盟国军与德军）双方来说都是不长眼睛的。
好了，现在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国军的手榴弹了。它们将毫不留情地被编导们扔向日本鬼子，炸得他们人仰马翻，就像共军炸国军一样。我们的编导们终于有机会来实践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艺术真实原理了。
二、中国影视里何以没有哲学家、科学家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是作官的。他们一边作官，一边做学问，他们的哲学思想其实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中国的影视作品即使表现哲学家（如：孔子）和科学家（如：李时珍），也多是表现其情感生活的一面，几乎不讲究哲学或科学的生成过程。那些影视创作者似乎认为，只有这样才会达到普通人（一般观众）的心灵，产生所谓的“共鸣”。
在中国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哲学与科学历来都是不被重视的两座孤岛。那些立在孤岛上的我们民族的精魂们在无人喝彩中暗自摸索着我们中国人（汉语）思维的边际。那些所谓的政治家、那些清官和那些聪明人对民族的贡献，比起他们来，不能同日而语。
但他们的贡献归贡献、事业归事业，影视追求的只是好看好看更好看。即使当今的所谓“主旋律”影视，也是以反腐、刑侦、改革为主题。这和那些清宫戏、皇帝戏、官场戏在旨趣上并无二致。这也不奇怪，这些其实都是同一帮人搞出来的玩意儿，不过是贴上了不同的标牌罢了。
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们，依旧要在那个孤岛上承受着冷落和孤寂。当然他们已经作古，于是孤岛成了坟茔，渐渐被历史长河里的垃圾给掩下了河面。
三、领袖们的笑
在表现***打败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各类影视里，我们时常看到领袖们的笑。
笑得最憨厚的是朱德。他虽贵为总司令，但几乎拿不出什么战略战术，顶多附和毛泽东两句。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红军时代使用的那条扁担，那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帮带啊。除此之外，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元帅竟然没有丝毫真知灼见的表现，也只得呵呵傻笑了。有时候不知所云的说句笑话，然后领先笑起来。
笑得最无奈的是刘少奇。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对战争艺术不是十分熟悉，除去说些注意这注意那的小事儿，也只可埋头写下《论***员的修养》。
笑得最灿烂的是周恩来。他总要表扬老毛两句，以显示后者的伟大英明及自身的谦虚谨慎。他每每拿着要发出的电报草稿给主席看，只会批评主席不注意身体。他也开玩笑，但很文雅，有时评论老对手蒋公两句，有时候对某国民党大员讽刺一二。他的笑里也仿佛在说，瞧瞧，我是不是还可以当个毛主席的助手啊。
笑得最豪放的当然是老毛。我们的老毛总是在开了一个很幽默的玩笑后放声大笑，或者朗诵自己的诗歌后爽朗而笑。然后我们的另三位领袖们就像闸门被打开一样，大笑不止，直到分镜头结束。
四、反腐题材的主要模式：二把手犯罪
看多了反腐题材的电视剧，也琢磨出其中的一些模式。政治搭台，经济唱戏。其中最主要的模式，就是二把手犯罪。无论是副市长、副省长还是党委副书记，要不就是下一级别的干部，反正必须是这样的人物犯罪（主要是受贿、渎职），整个剧作才好处理。
在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里，这些二把手或道貌岸然，或委实狡诈，或暗渡陈仓，或南辕北辙。开始总是风光无限，找到一个上级作靠山，而这个上级一样是个副手。待到即将暴露，又会来上一连串的组合拳，使情节骤然紧张而悬念突增。待到一把手或上级当中的正职出现，才是拨开云雾见太阳。一切都尘埃落定，板上钉钉。那一把手或上级当中的正职为什么早不露出庐山真面目呢，或者犹豫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或者在疗养休整到党校学习，或者就是剧情需要很容易搞定的事偏要拖到罪行进行完毕。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能看到公安战线的那些英雄们。他们看似对地位甚高的（有时甚至是顶头上司）嫌疑犯穷追不舍，表现了一个公安干警应有的职业素质和社会责任。其实他们不过是一个良心的道具，用以掩盖作品本身在反映社会现实上的缺失。
之所有让公安干警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一个原因还是为了使剧情更好看。而那些拙劣的侦察手法，那些做报告一般的台词对白，那些插科打诨的爱情，那些拘谨的场景，使得作品只能和晚会歌曲一样属于一次性消费品。以《大雪无痕》为代表，副市长（又是个二把手）案件竟然是通过一张子虚乌有的室外照，一张很可能是失手才拍下来的垃圾照片而获得突破的。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煤矿腐败的影子。那么多矿难，那么多煤矿工人的残死，那么多煤矿安全的隐患，那么多隐藏其后的腐败，何以就不能唤起影视工作者的良知、勇气与灵感呢。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只有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而且还获了个二流国际奖。可见写这方面题材还是很有便宜的。可《盲井》所表达的思想和腐败也无关，也不是什么深刻之作。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丝毫看不到新闻监督应起的作用，看不到公民、纳税人对公务员的监督，看不到正义力量的那只无形之手。创作者们依然没有脱离在反腐题材上的一元化思维，似乎新闻舆论、公民（而不是群众）监督等等都是不能登堂入室的，顶多有个群众来信或记者采访。其实，他们是处理不好这样的情节，认为在政治上太过敏感，认为民主监督不是他们要表现的。他们觉得，只有一元化的监督才是最稳妥的情节。
基于这样的创作心态，观众及其广大的眼球们也只能看到千篇一律的作品。
于是，我们就会在不同的电视剧里看到那些大义凛然的纪委书记，貌似廉洁的二把手，高深莫测的上级，作为经济动物的二把手的情妇，忽而狡诈忽而愚蠢的商人，容易冲动的刑侦大队长，能把屁股坐出痔疮来的公安局长。
试问，如果一把手或上级的一把手也参与了犯罪，那么这样的反腐电视剧将如何进行到底呢。
五、影视中的十五宗拙劣
1、人一昏迷就喷水
昏迷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气的，有的是吓的，有的是饿的，有的是革命斗士被敌人严刑拷打打昏的（这得用桶来泼水才行）。可无一例外，只要给喷（泼）上些水就一定会醒。这到底有什么医学依据么，我反正没试过。
2、摔瓷瓶
电影中的人物一生气就顺手拿起瓷瓶摔下去。摔瓷瓶的好处很多，动静大，还能象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物心理，而且成本低廉。可惜现当人物就没有这样的方便，在电影环境中瓷瓶几乎难觅。怎么办？砸玻璃。窗户、茶几、门，都是撒气的对象，甚至连眼镜儿也不放过。
3、不关家门
不关家门的用意是让其后想进来的人不必打招呼、动脑筋，尤其是那些仇人、小偷、强盗、情人之类。导演如此安排，实在可以减少很多于剧情毫无价值的细节铺垫。
4、女扮男装
影视作品里为了增加戏剧性，有很多女扮男装的情节。女可扮男装，但其身材、胸部、肩腰臀的比例、音色、还有上厕所的方式，却是无法改变的。作为一个观众，我想我若是剧中人物一定能立马看破。可导演不让，那就将就吧。
5、睡觉还穿正装
很奇怪，这些穿正装睡觉的人难道不难受么。而且这样的场景很多还出现在夫妻戏里。他们有的穿制服，有的穿运动服，有的穿校服，有的穿运动服，有的干脆白天穿什么睡觉还穿什么。他们连起码的生活真实都不讲，还讲究什么睡得舒服与否呢。尤其是女的，可能是怕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露点走光，就特别会穿，一般就是时装了。
6、弹未炸，人先跳
战争场面或许是很难拍摄的吧，一般都不够真实，所以《拯救大兵瑞恩》才那么好看。但至少在表演的协调配合上应该注意一些吧。那些“弹未炸、人先跳，刀未到、人先倒，剑未到、先惨叫”的场景该是向京剧当中的武戏学了很多技巧吧。
7、倒带的轻功、飞去来
表现轻功的一种很原始的方式是演员往下跳，然后倒带编辑出来。后来有了《卧虎藏龙》和《英雄》里的飞去来，简直就是在表现神仙，而不是武侠。到了这个时候，侠的本意已经遭到了篡改。侠不是神仙，而是具有侠气的人。是人就要受到现实因素的束缚，这样才能有侠的光辉。中国武术也不是仙术、神术，它一样受到人体生理的局限。
8、是军队，就多找几个人来
使用群众演员最多的，就是表现军队了，还有学生游行。那些港台剧在这方面很差，经常几个人就当成千军万马（又是京剧的象征手法），几个拉标语穿学生装的就算游戏示威了。也许那里的军队和游行就是这样的。可大陆不该如此啊。大陆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军队，那么多学生，尽可以表现浩浩荡荡和轰轰烈烈，而且这方面的传统也相当深厚啊。
9、装疯卖傻
人为什么会发疯？何时发疯？原因很复杂。但在影视剧里，发疯却是可以预料的。当编导们干不下去的时候，剧中人物要么不明不白地死掉，要么就发了疯。发疯是个状态，也是个标志，说明这个人物以后再无情节的发展，告示观者不用再管此人物。他会在不久以后就消失掉，因为该交代的已经交代完了。
10、血迹太假
那些跟红墨水差不多的血迹把演员身上的衣服都弄脏了，却丝毫也没有负伤的意思。演员越是装痛苦，就越让人觉得滑稽了。
11、化妆不是为了体现人物，而是为了留下倩影
完全不从人物性格出发，纯粹为了自己美丽的花瓶身体能留在电影史记当中，而刻意化妆，根本不管历史、时代背景。
女演员最喜欢演两种角色，一是皇后、妃子，一是妓女。为何？因为化妆方便、能够比较随意，尤其是妓女。
12、一脱衣服就转移镜头
要不然就含蓄点，干脆用比喻或提示的方式来告诉观众剧中人物要做爱了，要不就大大方方地演，别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和“此处删去XXX字”似的。
13、轻功
自从〈卧虎藏龙〉出名以来，轻功更是甚嚣尘上。人人都能毫无道理地脱离地球引力，飞得跟风筝似的。
似乎这轻功已成为中国功夫的典型性表演，但它跟大卫的魔术一样，丝毫不能表现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因为这根本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杰作。
14、清朝官服
最丑陋的服饰，最没落的王朝。
破草帽，松松垮垮的肩，总是那么脏的官蓝。
15、奴才的角色
我发现，在很多电影里演奴才仿佛也成了热饽饽，而且容易出彩。
这到底是演员演技高超，还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当奴才的感觉呢。
六、无人理睬的错别字
我们何尝在乎快餐包装纸上出现几个错别字呢，我们只在乎快餐的质量。我们行色匆匆地路过街道，何尝在乎一旁的标志牌有几个错别字，或那上面的英文是否标准。
更多的错误来自信息量更加巨大的电视。电视每天给我们提供娱乐和资讯，整理着我们每日繁杂的生活琐碎的记忆。无人理睬的错别字和误读，它们不会影响到信息的确定性，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但看到电视屏幕上频繁出现的错别字，听到播音员对常用字有口无心的误读，我就已经能把握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了。
汉语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具，一个熟视无睹的符号。
茴字确实有四种写法，但我们和那个咸亨酒店的伙计一样可以不予理睬。
汉语上的错误就像街边行乞者，与我们的世界丝毫不构成交叉。
那些砍大山的北京混子能把口语说得精湛无比，但错字连篇，甚至提笔忘字。这很像那个燕国青年去邯郸学步，却爬回了家。
汉语，就是我们回家的路。
七、被叫停的历史
身处在一列不知向何处去的列车上。列车时常嘎然而止，据说是被叫停了。
而后又徐徐开动，改变了方向，却依然不知去处。
被叫停的次数多了，便有了经验，不再因迷惑而痛苦。
列车两旁风景秀丽，足以慰籍。
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诈金花儿的诈金花儿，快活的快活。
不再询问车的前方会是哪站，以后的目的地又是怎样。
当车再一次叫停，便有人下车去买土产。
即便停在了稻田麦地边，也能和老乡通通乡音。
等到汽笛一响，便知有一个前方已遭抛弃，而另一个停处正在敞开。
回到车上，或许少了刚才的熟人，或见车窗上多了一盏明灯。
大白天的，点灯作甚。
可无人去吹灭，原来那竟是吹不灭的。
继续向前，抑或在向后，是爬坡的需要。
两个机头，更多了叫停的可能。
何时能安排叫醒服务，在叫停的时候。
睡下时看表，也是停了。
须知，这列车便是中国的当代史，便是时下的此刻。
八、嘿，请叫我“公民”！
经常在电视上能听到那些政府官员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老百姓”，啊！这个不知是谁发明的词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勿庸置疑，“老百姓”肯定和启蒙读物《百家姓》有关。至于“老”，那应该是个虚词，和“老虎”的“老”以及“老师”的“老”一回事。
我是老百姓吗，我是，我只是其中的一员。除此之外，我还是群众中的一员，人民中的一员，市民中的一员。
在这里最常用的，还是“老百姓”。官员们爱把“老百姓”挂在嘴边，其内心独白无非是：瞧瞧，我这个父母官当得还不错吧，我这个政策的施与者还行吧。
政府真的是所谓的“公仆”吗？
那些“公仆”如果是“公仆”，为什么事事优先于他的主人。道理很简单，因为仆前有一个“公”字。他是人民、老百姓、群众的公仆，而不是谁的私仆，所以能事事优先。
每当听到那些“公仆”们一口一声亲切地叫着“老百姓”的时候，我都很烦。
在关掉电视之前，我大喊：嘿，请叫我——公民！
九、有关部门
在日常生活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关部门应该……”的话语。我们也不知道“有关部门”这个词是不是新闻学上的术语，反正大家这么听多了也就接受了。
“有关部门应该……”，似乎在表明这件事一定有人、有部门来负责。可能那位记者、编辑还没搞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想搞清楚）这个有关部门是哪个。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那个部门是谁呢？不清楚可以求证之后再报道。你不指名道姓，人家“有关部门”就不痛不痒，下次报道的时候还得弄公众一头雾水。
汉语，实在含蓄啊。
[注]
“有关部门”可以追溯到诸葛亮的《出师表》，“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其中的“有司”就是现在的“有关部门”。
十、别跟我说你很忙
一句“我很忙”，标志着“忙”的时代代替了“吃”的时代。“忙”意味着一个人有事业、有家庭、有目标、有奔头，所以现在的人们除了谈房子就是说：“我很忙”。至于忙什么，那就各怀鬼胎了。
有的人两眼一闭说，嗨，瞎忙。
有的人双手一摊说，忙了一辈子了。
在这样忙的时代里，最忙的是少年儿童。他们被功利的父母带到各种培训班里、各个大小舞台上，去体味一个忙碌的世界，去感受地球的离心力。
充实就是冯小刚一年一个的贺岁片，丰富就是街上的盗版大片儿一部接着一部。
我们逐渐用过程代替了理想，用速度代替了方向。
就理想而言，过程实现的欲望被当成了理想。
就速度而言，速度的快感消解了方向。
所以，别跟我说“我很忙”。
第二篇 “中国智慧”
十一、找你们经理来
在饭馆里吃饭，经常会遇到有人不满意服务，就对服务员喊，找你们经理来。
这人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付了钱，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服务。如果服务员不能解决问题呢，经理自然是要叫的。行使权利嘛。
这人的逻辑非常正确，也一定能得到《消费者法》的保护。只是我们不光吃饭要付帐，我们购买了这个社会很多的公共服务。
当我们不满意某种社会服务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这么说：
找你们科长来 [服务大厅的座席这么少，得等多久啊，再叫两个来。]
找你们处长来 [这马路开膛就没个计划，“十五”里是怎么规定的？]
找你们局长来 [怎么电信资费老那么高！]
找你们部长来 [油价不是跟国际接轨了吗，为什么人家降的时候咱这儿不降，涨的时候就猛涨！]
找你们总理来 [地皮到底卖给谁了？]
十二、晚会歌曲的两段论
中国不知道何时出现了那么多的晚会，可能是太平盛世就要歌舞升平吧。晚会基本上有歌和舞组成，一般是舞伴歌，也有歌伴舞。
听听那些歌曲，基本上是两段。第一段叙事，第二段咏叹。然后重复第一段的旋律，但歌词有所不同。再然后同理重复第二段旋律。最后以高调歌唱最尾旋律片段两到三次结束。有的时候，最后那几个字还要像结巴一样重复一下下。
汗ing
原来连歌曲也是个八股，不然那些作者怎么赶得及呢。
自从戏曲有了程式，才能在同样的板调下演出不同的戏剧，才能让演员在观众的期待中唱出所谓的唱腔。
而晚会歌曲的程式完全就是在粗制滥造中期待某种板儿砖式的漫骂。可是，没有人扔板儿砖，也没有人漫骂，因为大家根本就不听这种歌曲。这种速朽的垃圾歌曲居然是在烘托一个很高尚或很伟大的晚会主题，实在让人作呕。更加作呕的是，居然我还听过这样的歌曲而且还要评论它。
十三、开心辞典：二选一，你到底是公仆还是父母官
“这是一道真正的选择题，如何选择将分别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风、不同的观念。”当《开心辞典》里的王小丫把五个手指并作一面旗，就是在告诉你，“请回答。”
“受教育这么多年了，也。我选一。”
“公仆——。啊，你确定？”
“我……”
“你知道‘公仆’的来历吗？”
“我……”
“要不要求助一下亲友团？”
“好的。”
……
“你的亲友团要你选二，父母官。确定？”
“我……”
“你知道‘父母官’的来历吗？”
“我……”
“要不要求助一下在场观众？”
“好的。”
……
“在场观众要你选一，就是你刚才差点选的‘公仆’。确定？”
“我……”
“确定？”
“主持人，我能都选吗？”
“不可以。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在场观众选一，而你的亲友团选二。”
……
“时间到。正确答案是，啊，答案呢？”（低头寻找，而后扬脸）“场务，导演，编辑，佳明儿——”
十四、当居民楼一层全变成按摩院
当那些临街居民楼的一层全都变成了美发厅、按摩院，我们会看到一幅多么美妙的浮世绘啊。一到夜里，旋转灯就跟参加灯会似地一齐转动，霓虹也闪得格外诱人。行人驻足，如见罗敷。
按摩院比饭馆干净，没有油烟，又是人人需要，最适合开在居民稠密的小区。以洗发为名，用按摩当幌，行卖肉之实。电视里歌舞升平，小姐的手就是回春的丹药。从此，丈夫再不闹离婚，再不嫌弃老婆的扮相。老婆怀了孕，也不至于担心老公出外遇。只消到门口楼下泄泄火气，当空放放空枪，也就是了。虽然破了些财，却纯粹是种生理需要，与感情无涉。
中国人历来以身体为重，男女授受不亲。可是偷情的、扒灰的、插足的、露水的，历来不少。其实那些更多的是先解决生理需要，然后才生了情。可哪个男的会对楼下的小姐产生廊桥遗梦般的情愫呢。
女权主义者又要发言了。那妇女权益谁来保障？一边是女色消费对女性不尊重，一边是下楼偷情、对女性不忠诚。她们叫嚣女权已经百年。她们可以改造那些被迫卖身的人，却无法阻止那些滚滚如鲫的女孩主动投身色情业。
指责社会总是那么容易，可按摩院、美发厅、洗头房还是解决了很多没有一技之长的女孩的生计。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有的就此沉沦，有的去学化妆并走上正经之路。按摩院就是一个转换器，使那些漂泊尘世的女孩们接触到大城市的文明与丑陋。她们还能利用劳动所得学习电脑、化妆、服装等技能，同时支持她们的亲人走出贫困，支持她们的兄弟姐妹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城市化、需要驱除愚昧，需要给三农问题一个小出路，需要给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一个解决之道，居民楼的一层全都变成按摩院又何妨？
十五、信息要用血来换
断断续续看过央视-法制（治）频道的《秦兵说房》，看样子还要一直说下去，看来房地产中的猫腻堪称自楚汉相争后又一次十面埋伏。
这里专称那些购房的公民为老百姓，是因为公民是单称、老百姓是复称。
看看购房合同，那就是为老百姓集体制作的，谁跟谁的都一样。
要是一个公民，他就会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和开发商签定个性合同。每个公民的合同都是不一样的，这才是公民待遇。
那个说房的秦兵到底在说什么，他是秦始皇手下的大将吗。他不是，他在说的是阿房宫的秘密，也就是房地产的真实信息。
为了这信息，老百姓可以驻扎在售楼处外长达数月。
为了这信息，老百姓可以自组织起来去搞蓝城攻略，他们倒是很像一群房博客。
为了这信息，老百姓可以去求东求西，有时候还要把维权的条幅挂到大街上去。
在老百姓成为单数的公民之前，在秦兵依旧说房的时候，这信息是要用鲜血来换的，因为房子就是老百姓的江山社稷啊。
十六、民主需要怎样的素质
很多年前，谈到在中国实行民主，有人就说中国人素质低不能搞民主，一放就乱。这样观点的人非常多，他们的思维一直是因果颠倒的。
现在，村基层实现了民选，乡也有了海选。这些可都是在农村、在国民素质最低的地区搞的民主制度（或者叫实验）。
在城市，业主委员会是最民主的机制了，它有权选择物业公司。这很像议会选择政府。
那些买得起房子的大多是中产阶层。他们主张自己的民主权利是必然的，却和农民的民主诉求如出一辙。
在这素质一高一低的两个阶层里，民主的种子早就发芽成长，小树亭亭玉立。这民主之树说明，民主和国民素质实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么，民主需要怎样的素质呢？
民主的一个目的，是要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民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保证每个人的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
我想所有具备了不同素质的人，纵然他们财产有多寡之分，精神有高下之别，在民主的诉求上却是异口同声。
所以说，民主根本不需要什么素质，因为素质是民主之果。
十七、恶俗语
1、风景线
这个词被广泛地滥用着。首先一个风景能够被喻为线，这本身就表明此风景已然退化成了一个符号。如今很多事物就是个符号，就是个形象工程，却偏偏要再一次符号化，称之为“某某城市的又一道风景线”。不仅仅是“风景线”，更是大量的国资民财，就为了给眼前增加一点亮色，而成为滥用者的牺牲。
2、双刃剑
这个词的恶俗之处在于说者自以为相当地辨证，可天下何物又不是“双刃剑”呢。把那些带有矛盾的不同发展趋势的事物统统归入“双刃剑”的大筐，实在不如说成“两面针”更有新意啊。
3、搞笑
这仿佛成了评判一个东西是否有价值的头一等标准。笑是需要搞一搞才能出来的，这成了很多娱乐作品的原则了。相声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搞笑，而无厘头电影兴盛的缘由也是这个。
4、填补空白
我国确实还比较落后，无论经济还是科技都欠发达。但落后也有好处，就是有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空白等着去填补。填补空白，无论是否有长远的裨益，这已经是对中华民族的千秋功绩了。国画山水讲究留白，留下的白是对黑的限制，染上去的黑也是对白的解答。看来我们国家的很多空白未必就需要填补，那些填补所耗费的国力不一定就能有几点墨汁的效果。
5、里程碑
“里程碑”的命名思路缘起自“质量关系”。当量的增长达到了质的地步，就可以说“里程碑”树立了。高速公路上每一公里就该是一个里程，是否也要树碑呢。碑林么，还是墓地。
6、还行
这个词与“凑合”、“一般”、“那么回事儿”一样，表达出随遇而安的心态。恶俗之处在于不带任何信息量，毫无生机地袒露说者平淡无奇的生活和思想。不仅是生活与思想的“还行”，而且是汉语口语上的“还行”。后者更是说明对汉语丰富变化毫无兴趣，而任意处理自己的口语资源。
7、天王（天后）
“天王（天后）”的流行应该是港台娱乐界的创造。越是个面积人口都很小的地方，其中的娱乐明星越是要封上这样的名头，反而更加显出小来。
8、美女（帅哥）
凡是女孩一律恭称为“美女”而不是“小姐”，凡是男子则就送给“帅哥”而非其他。满天飞的美女们让审美的价值跌落到历史最低，使得真正的美女找不到美的方向，从而削减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度的真实数量。
9、炒作
它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对过度宣传的蔑视变成了怀疑主义者的口头禅。不炒作同样可以是刻意的沉默，也是一种炒作。
10、“总”
不知什么时候起，“张总”、“李总”、“王总”到处都是，大家都成了“总”、“老总”，似乎身份地位马上就直上重霄九了。
总经理、总监的头衔已经像扣帽子一样成了社交场合和单位内部的称呼习惯。不管怎么说，“总”什么总比“老”什么要好听一些吧。时代真TMD进步了那么一点点。
想想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周总理从来就没被叫过“总”吧，只有朱德常常被叫“朱总”。
11、你老家在哪
这是一句中国人初次见面必问的话，和以前的“吃了吗”是一个等级的。只是后者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而消失，前者却一直保留下来。
为什么老家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么重要呢，那不过是父辈的出生地而已。可能是时代的发展使人更喜欢找寻自己的本源，于是互问老家就成了寻根探讨的开端。
然后就是：
哦，我去过那里。
风景怎样？
小吃如何？
姑娘漂亮吗？
呵呵，再见！
12、为xx而奋斗！
这种口号还是经常能在各种会议的发言稿上看到，听到。那些写稿的人似乎根本就没想要去奋斗，因为这么重要的实践词汇被这么轻易地说出口。丝毫不费力，也就说完就算。最后，被奋斗的往往是下一篇发言稿。
同理的还有：作出XX的贡献，努力xx到底……
13、战线
这种革命时代的词汇如今依旧没有褪色，到处都是“战线”。什么公安战线、稽毒战线、防洪战线、反黄战线……，甚至比战争年代还要多呢。
类似的还有：“战役”、“斗争”、“号召”、“动员”、“运动”。
但“战壕”可能是没了，因为一说它满身满嘴都是土。
14、某某酒量不错滴
我很奇怪，为什么人们喜欢把餐桌上的第一句夸奖用如此的方式送出。在我们这个崇尚喝酒、几乎县县都有自己的品牌酒的国度里，能不能喝酒、酒量如何，已经成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性。
某某酒量不错滴；
某某还是很能喝滴；
菜可以不吃，酒一定要喝光；
瞧不起我是不是，来，干；
操，你怎么这么没酒德啊；
吐了再接着干；
……
15、广场与嘉园
那些房地产商如今成了新地名的命名者了。
广场、嘉园、工社，大量的地区新词汇充斥在广告牌、电视上。
还能说什么呢，没有典故的这些地名将抹灭很多东西，而我们以后更需要把怀旧当成一种时尚了。
16、《论代总》（来自[作者]“梦见自己睡着了”的跟帖）
楼主，“你老家在哪”？认识“代总”吗？代总住在3800的“广场与嘉园”，而且“酒量不错滴”！
代总虽非“美女”“天后”，基本上也“还行”。
代总在杂谈“填补了空白”，构成亮丽的“风景线”和崭新的“里程碑”。
代总的“搞笑”“战线”是“双刃剑”，毁誉参半。代总还要继续“炒作”，“为杂谈YY而奋斗”！
十八、那些没有思想的评论家们
常常看到很多社会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出镜，指点江山，激扬话语，粪土当今社会现象，俨然是明星了。他们经常出镜，也就养成了一些毛病。有的是新养，有的是痼疾。
其中之一是语速飞快，如同印钞机，仿佛生命即将结束必须赶紧把遗言说完。这样的语速，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
另一是靠举例拖延时间，并可取代自己的想法。也许根本就没甚么想法。经常作客电视栏目之后就会形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把做节目当成拉家常。
还有就是不断地说车轱辘话，越是同义反复，越是不知所云。
这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周孝正了。他的出镜率实在太高，其思想水准也就接近于影视明星水平。虽然老夫聊发少年狂，但实在难于听到什么新东西。他让我经常联想到学校里的教导主任之类的人物角色。他似乎也学习了西方很多人文理论，却不能融会贯通，更不能发出自己的思想之芽。
他评论网络新偶像的时候，那些几乎是喷着唾沫发出的论调不仅毫无新意，而且自相矛盾。可参见博客网肉唐僧的文章《周孝正，你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有什么作用？！》（http://bbs.bokee.com/p719294.html）。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周孝正之类的社会评论家具有思想吗，我们真的需要他为我们提供一些新东西吗。
如果一个栏目策划对这些评论家说，如果您没什么独到的见解，就别上节目了，那么估计这个节目也就主持人一人跟那儿干讲吧。
应该说，我们的精神生活还没有丰富到需要每天听到新思想、享受新文化、消费新艺术的地步。我们只需要有个人来替我们把道理摆摆，把我们自己想说又懒得说的废话给倒出来。
于是，周孝正、郑也夫之流就粉墨登场大话天下了。所以这社会上才有那么多外国产品的代理，才有那么多思想的二道贩子。
十九、“中国智慧”
总是有一些新出来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就像海龟们贩卖西方理论一样，其作者以兜售本土文明为生。这样的本土文明多是些经典的回光返照，或者就是刚刚出土的古董级智慧。孔孟、老庄还有一本《易经》，似乎已经把“中国智慧”的轮廓勾勒出来了。那些被奉为圭臬的玩意儿已经混和到那些宣扬“中国智慧”者的口水、体液、血液里了。他们整理这些玩意儿，把它们一一晾晒到大众面前，似乎中国的文明就复兴了。
中国最神秘的智慧莫过于《易经》。扬振宁说《易经》耽误了中国科学思维的形成和成熟，他其实说了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易经》本来研究的就不是自然，而是天与人的感应关系——按照天的征兆来行人事。儒学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到了董仲舒方有“存天理、灭人欲”。
而老庄或讲治国，或论人生，与科学进化毫无关联。他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长久和人生的快乐。相比而言，庄子更像一个艺术家。他只谈人生，几乎对政治抱着厌恶的态度，当然也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了。而老子相对沉稳，睿智而消极，如汉朝依旧施行黄老之学恐不会有四百年基业。老庄道学可以说是一种解构之道，对艺术创造非常有益处，却不能胜任国家、家庭和人际的复杂。
诚然，“中国智慧”远不止这些，但百家争鸣也算是夸张了。墨家算是当时的科学技术人员的集团了，讲究一些科学技术上的研究与开发，以便提高农耕效率和质量。但百家争鸣而不是相互融合，导致相互排斥和仇杀，终究没有产生一个集大成者。如果墨家（科学技术）能和儒家（社会伦理政治）、老庄（人生艺术）相互融合，想必今天的中国会是另外的景象。
于是，在这样的“中国智慧”里，当代中国人的贡献是极小的，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真的需要那些“中国智慧”贩卖者的贩卖吗。那些一版再版的“中国智慧”丛书，有的类似大型礼品装，有的装潢精美好似月饼盒，有的故作神秘像古墓门。
我之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之所欲书，已书古人手。似乎我们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依旧是古人经典的注解。似乎我们的每一次言语不过是祖先古文的白话版。似乎我们的行事作为仅仅是为了弥补历史细节上的空缺。
并不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先贤，我们就有任何的自豪。因为这样的“中国智慧“谈得越多，我们就越不自信，越发感到现时代的卑微。
这种对“中国智慧”的发现，既源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泛滥，又是对”文艺复兴“的中国式想象。这样的“中国智慧”发现，跟刨祖坟窃取其中的宝物差不多，终究是文化的抄袭。以前抄西方的，后来抄日本、韩国，如今就只得抄古典了。
我们终不能从自身的感知出发，达成自身的理念。我们对古典的崇拜，是现代化带来的对文化归属的梦魇。当西方人把目光投向东方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他们看到的是我们背后的历史和我们脚下的古迹，而不是我们本身。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文化，就只能捧出“中国智慧”来招待客人。
二十、环境被污染的古诗
1、早发白帝城•和李白同志
朝辞白帝看半天
千里江陵不见猿
但问导游何处有
山间野店盘中餐
2、相见欢•天桥
无言独上天桥
车如流
万里铅云灰色锁地球
风不断
闻得见
是氧硫
别有一番滋味
在鼻头
3、小区送友人出
北风卷地白草折
可怜几年不见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塑料布
招摇过市当旗帜
散入窗台成罗幕
莽莽苍苍无限望
愁云惨淡万里途
城里垃圾已失控
市长调兵忙开路
屋中置酒遣君尝
君言归途尚茫茫
忽闻纷纷人语响
但见小道起微光
小区东门送君去
去时垃圾又满目
三绕两绕不见君
路上空见君行处
4、酸雨
酸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害人细无声
5、无题
百尺烟囱擎天树
一路汽车鸣喇叭
塑料本是囊中物
误上青天满枝桠
6、国风之一
坎——坎——捞——泥——兮
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黑油油猗
不稼不穑
能做鞋油一千盒兮
不狩不猎
却卖美圆九百块兮
7、老君县除四害
奖给我省老君县
消除四害出奇迹
群众运动几十年
结果还是白费力
发展经济鼓春风
这事还得靠科技
乡镇企业烟囱多
老君山下排废气
二氧化硫进了城
四害终于全葛屁
耗子麻雀碾成泥
蚊子苍蝇没了戏
人生几回伤往事
大地依旧裹寒衣
今逢四害消灭日
老君山下草凄凄
第三篇 大便学说
二十一、网络游戏与中国书法
盛大公司因网络游戏的盈利而在Nasdaq股市上一路高走，成为新一代的中国概念。与此同时，天下芸芸父母却都在为孩子网游成瘾烦恼不已。网络游戏可谓是新时代的鸦片。可以说，盛大公司就是开了一个大大的大烟馆儿，吸引了这千千万万的未成年人来此吸食，而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
素质教育专家陶宏开如今成了天下父母们心目中的观世音。他是一位勇士，通过讲座演讲、媒体宣传、一对一谈心、培养志愿者来对抗盛大的商业行为，来对抗盛大业务的网络传播，怎么看怎么像螳螂当车。所以陶老师也是一位烈士。
成功的网游行业在中国就像烟草业，明知有害，但利税不断；更像那些高耗资源的制造业，明知污染严重，但利润丰厚；还像我们的国粹——书法艺术。
书法何以在晋时发扬起来，很可能是当时无为之风盛行。人人扪虱而谈，作清流状，闲极了就以炼字为生，不惜染黑池塘。这和网游的境界何其相似。也许这样的比喻，是对书法艺术奥妙的误解。但这样的并置，又有着一番情景的雷同。网游玩家可以几天几夜废寝忘食，其痴迷状与十数年不下楼的书法家情同手足。
互联网的繁荣，一个是靠黄色网站，一个就是靠网游。黄色网站曾一度使网络找到了可提供的内容而繁荣起来。虚荣是什么？词典上说是表面的光彩。在网络世界里，却是虚拟的光荣。那些网游玩家得到的虚拟的光荣是黄色网站无法提供的，网游让互联网更合乎情理地昌盛了。
天下的父母和教育家们必须想到，电视等媒体虽然强大，却远没有互联网更先进。互联网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陶老师的说教内容，如孝顺、如前途、如电脑工具说，却都是很古老的生产关系。
说到吃人的网游，那么高考制度一样是吃人的游戏。陶宏开为什么不开导孩子们不要去考试，为什么不教唆其父母去搞素质教育吧。说到害人的网游，其根源还在教育制度上。陶老师只是靠讲道理，靠纠正父母的教育方法，想使痴迷者回到那根本不讲道理的枯燥的应试制度当中去，这实在不能说治到了根本。
曾有一代人牺牲在愚昧的时代，
还有一代人牺牲在奴化的时代。
曾有一代人牺牲在个人崇拜的时代，
还有一代人牺牲在偶像追逐的时代。
曾有一代人牺牲在应试教育的前线，
正有一代人牺牲在网游繁荣的后方。
既然牺牲是不可避免，我们就该想想，这一代人的上一代又曾为什么痴迷，忘记了更上一代的教诲。我们就该想想，这更上一代又曾为什么废寝，而忘记了更更上一代的管教。每一代都有痴迷，都有可以痴迷的对象。如此追溯而上，必能追到东晋的王羲之了。
二十二、从教室占座看潜规则的生成
经常可以在大学自习室里看到有人占座。这些人占座的方式五花八门，但规律却是一个，不见占座的人，只见占座的工具。
用书占座是最常见的，不怕丢是最基本的，不过有的老兄还要放上好几本，似乎在着重说明，千万别抢，否则书丢了算你的。
有的在桌上签名就算占座了，看来即将到此一游。
有的把喝光的饮料瓶往上面一搁，到底是谁喝剩的呢，只有指纹能作证。
有的用张纸就能代表自己的使用权了，太象征主义了。
有的用粉笔画上自己的势力范围，做得够绝的。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这样。图书馆的座位几乎被占光了，可图书馆里却没多少人。我很气愤，就把那个占座的书包往窗台上一放，顾自看起书来。
占座的是个女生，她气哼哼地拿起书包在旁边坐下来。
我不认识她，却问，你恨我吗？
她不说话。
我很天真地说，你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吗。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说，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
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
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数量；
第三，人们之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
分析一下同学占座的情形，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是很接近的。
首先，这块自习桌还不曾有人占住。
其次，同学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学习所必需的面积。确实，很少有太过分的，一下占上十个座。同学们还是比较节制的，谁都不容易。
第三，同学们占有这块土地不能凭空洞的仪式，而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使用权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比如放张纸，也是劳动啊。要是搁两本书，简直就是耕耘了。
大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思想的基础。他们能够把占座思想作为社会契约论的生活实践，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精神足以发挥到对小区物业的管理当中，业主委员会要讨论的占座问题那就复杂多了。
只是，占座一例似乎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滥用。同学们把个人以为合理的契约强加给别人，然后也默认他人的强加。于是，这个占座的契约就能风行校园，变成一个潜规则。
中国的潜规则大约都是这样形成的。先是容忍，然后是默认，最后是同流。
潜规则也是契约。
那些中国的青年在大学里可以去占座，到社会上就会去买批文圈地，获得不义暴利。
同学们现在可以用一张纸来宣称自己的不义之权，将来就会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的狗肉挂出羊头，就像《无极》那样。
他们在校园里习得了潜规则的创立、流行之法，必会应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引以为豪。
这种占座行为其实和业主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后者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像前者那样无端制造自己的权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的说法里包含了更多的契约精神，只是这样的契约精神在于不订立契约。
我们不订立那些类似潜规则的契约，我们的生活或许会更加简单、清澈。
参考：
1、 lovervip《大学自习室占座面面观》
http://edu.sina.com.cn/y/bbs/p/2006/0111/11291900.html
2、 卢梭《社会契约论》
二十三、借古讽今的游戏
司马迁批评了汉武帝，留下千古美名。但到了司马光，就只能资治通鉴。于是后来的人大多学会了司马光那一套，借古讽今的手法越来越精熟。至今，中国人借古讽今的历史已相当悠久。
五十年代的人说事儿，必借着明清那点儿历史，像吴晗的《海瑞罢官》、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六十年代的人说事儿，先是说明清史，然后开始研究更加古老的宋元，钱钟书就是这样写下了《管锥篇》。
到了七十年代，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批林还要带着孔老二，借古讽今达到了最高潮，很多古迹文物因此遭殃。
到了八、九十年代，说事儿必要上溯到文革，但下追也止于文革，因为文革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了。
这就是我们借古讽今的文字游戏。
那些喜欢这种游戏的人抱着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自以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却从来不喜欢、不敢于把现实问题说明白、说透彻。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游戏中一点点丧失了反思的力量。
二十四、国民素质的传说
这世上是否有个东东叫“国民素质”，竟然还四个字的，很动听啊。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东东就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每每显身用来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实。于是问题迎刃而解，“国民素质”不行嘛。
不知道这东东是从哪个理论箩筐里掉出来的，真不知道这样生动的理论到底是谁发明的，真不知道这个发明者的住址在哪。
鲁迅研究了“国民性”，这个人就发明了“国民素质”。
农民算是国民素质里最次的吧，可正是他们搞起了村直选、乡海选。民工算是低素质吧，可没有他们哪里有高质量的城市呢。
好的理论决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好的理论总和实践分不开。而一句“‘国民素质’问题”，就可以把行动直接从理论的离心机里甩出去，就可以使我们达到心平气和的地步。
鲁迅写出了《阿Q正传》，可“国民素质”依旧是个传说。因这东东的一大特征就是要贬低国民性，否则发明出来干吗。
二十五、化妆对美女的贡献
网上经常会传些明星美女们未化妆时的照片，似乎在说，瞧瞧她们，其实底子挺差的。
必须承认，化妆使大街上的美女增加了两倍，使夜色中的美女增加了十倍，使影视上的美女增加了一百倍。这确实是化妆独特的贡献。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化妆利用的是人类共有的视觉上的错觉。
正是因为错觉，我们缘木求鱼捉不住河里的泥鳅，我们视觉暂留发明了电影，我们刻舟求剑学会了西方的油画，我们熟视无睹放弃了人生的机遇。也正是有了错觉，尼斯湖水怪、神农架野人、UFO才盛行于世。
而化妆利用的正是以上错觉的总和。
而且我们还应明了，化妆更深地是作用在我们的内心。就像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我们内心的错觉认为，真、善、美也是三位一体，是一个东西。它表现为善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其一定是真诚而美丽的。它呈现为美时，我们就认为它的背后有着真的善心。它表达出真时，我们就会觉得是那样的美丽和善良。
于是我们总是下意识地以为漂亮的女人必然善，所以就产生追求之心。同时，轻信漂亮女人的话必然真，于是就倾己所有。毕竟西施素面朝天浓妆淡抹的时代已经过去，而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错觉依然故我。人类的进化实在还远未结束，恐怕要等美女们抛弃她们的化妆品那天才算有了曙光吧。
二十六、你凭什么劝返我？
2006年3月2日上午10时，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开展预防重大治安灾害事故、保障公共安全专项督察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
请问徐局长，两会期间公安机关对北京的有关人士进行清理，想问一下清理人员是什么样的标准？而且清理的人数大概是多少？是会增加还是减少？
回答：
我们没有针对某些特定人的清理，主要是对社会治安秩序的管理。在两会期间对一些无正当职业、固定住所及稳定收入而长期滞留北京的人员，采取集中劝返，减少危害社会安全的一些因素，我们没有特定的数量限制和指标的要求。
虽然我是北京人，有正当职业（虽然不懂何为“正当”、谁来认定）、固定住所（虽然这住所是我父母的）、稳定收入（但这收入会因为失业而波动），但我依然无法理解这样的措施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难以保证两会安全就可以作为违法操作的理由吗？
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没有法律根据，却还在我们这个号称“以法治国”的人民共和国里到处存在着。
当年的收容遣返制度如今被改成了自愿救助制度，然而“遣返”还是能以“劝返”的面目出现，而且还要以可笑的“集体劝返”方式，是要包专列吗。
再来看劝返的标准，“无正当职业、固定住所及稳定收入而长期滞留北京”。
“无正当职业”怎么了，我失业了，在找工作，难道就因为一时没找到而且在开两会，就要把我给遣返了。
“无固定住所”到底啥意思，怎样才算固定的，怎样才叫打游击。我一天换一个地方不行吗，我住旅馆不行吗，我住钟点房怎么了。
一个人是否有“稳定收入”难道也成了他能不能在北京呆下去的标准了。我今天挣500，明天挣1000，后天挣2000，这样的收入很不稳定啊。
“长期滞留北京”和“长期滞留中国”是不是一个意思。这是我的祖国，这是我的祖国的首都，为什么不能滞留、不能长期滞留。
万恶的劳教制度即将倒掉，像如此之类的公安部发表的言论为什么还那么落后于时代。
当然这根本就不是公安部发言人的问题，而是长期人治天下所养成的任意发挥、践踏人权法制的又一次表演而已。
二十七、想唱不能唱的IT精英们
看过《超级女声》，便想到那些奔命在华夏大地上的工程师们，
那些为了一单生意而徉装豪爽善饮的销售们，
那些和厂商里的区域经理打成一片争取特单的渠道代理们，
那些三十几岁满身是病满头白发的CEO们，
那些整日加班以点击率养胃的网站编辑们，
那些西服革履暗中盘算贷款的IT精英们。
IT业就是一个努力工作回报难以把握的行业。
没有知识版权的销售们日夜盼望的便是那点儿提成。为此，他要和客户达成默契，以便能够控制公司回款的频率，还得时刻提防公司的小动作，并且尽量占有一些公司的财物以防前者秋后算帐。
同样没有知识版权的工程师们看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要学的知识技术却越来越多。以前学的那些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还没学到的知识却已经像泰山般巍峨。
于是出现了很多MBA，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为了在应聘时多个砝码，一个是为了在MBA班上养自己的人脉。为此，他们要付出十几万的学费，学到的都是垃圾。
还有那些IT海龟，越来越多。他们的技术或许比国内还算先进，可插队知青的大帽子却摘不下来。他们看似洋，实是土，让人以为来自某个太平洋上璀璨的珍珠岛国。
IT业就是一个想唱唱不出来的行业，其中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一点也不浪漫，更难说什么快乐。
除了钱，找不出更多的意义。
和文化产业毫不相关，那些所谓的拓展训练不过是为了给马和驴饮点水。至于娱乐，无非是唱歌、聚餐、郊游，每个人都心怀鬼胎。也许回来的翌日，就会被动了奶酪。
IT既然是信息技术的意思，也就避免不了人变成信息的牺牲品。
硬件工程师的信息量就是他的技术性经验了，没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性经验很不保险，这才逼得工程师们必须活到老学到老，考这考那，花费金钱和精力，得到的不过是一份并不保险的工作保险。
而那些软件工程师虽然生有一双制造知识产权的手，可大多产权不归自己。那些软件公司很好地实践了中国古代帝王分而治之的原理，使得每一个编程工作者不过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卓别林”。他们能够把握的只是对Bug数量的控制，或者就是为了提防公司及客户安放一些“定时炸弹”。
日益严重的国产化和价格战使得外国公司愁眉不展。由于国产化总是从产品的底层向上推进，那些外企职员的日子也被逼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绝路颠峰。今天还是一白领如蝶般停泊在办公室的枫桥边，明朝就躺在床上不用起床可以自然醒了。
而那些国内大公司的基本市场策略就是人海战术，以华为、港湾为首，把大量的销售力量本地化、办事处化，使得在各个行业的办公室里都能看到他们生活的身影。他们每天就像泡妞那样去泡用户，直到把用户泡成钱包为止。这样的日子对于那些销售们无疑是枯燥乏味的，而他们却以此为荣、甚至以身相许。殊不知，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销售工蜂的角色，却还自以为代表了多么光荣的民族产业呢。
IT业的发展正如女孩的头发，越来越长，却长得越来越慢。竞争激烈，前途渺茫。IT公司都自称系统集成，提供Total Solution，讲究服务甚于卖货。他们语言重复，想象疲乏，其根源在于IT充分竞争使得每个人的施展空间比卫生间里的隔断还要狭小。
这里有两种人最痛苦，一种是有客户资源却不知道该卖什么，一种是有产品却不知道卖给谁。这世上所有的销售和他们的老板都在为这两个主题而犯愁、而活着，他们实在是把用户、客户都给充坏了。
不仅如此，销售们日益沦为三陪的事实表明，我们不仅不快乐，还要努力给别人带来快乐。销售们大多外向、热情、善谈，喜欢把别人的快乐建筑在自己的痛苦之上。这样的痛苦最集中地表现在他们的身体上。他们的职业病包括：胃病（主要是慢性）、神经衰弱、肾衰、心脏病、老年痴呆、少白头，假笑，还有就是：滔滔不绝地讲废话，难以暂停。
二十八、为什么花瓶总是很大陆
看过超级女声叶一茜的被淘汰，就想到评委何炅的评价：你的唱法或许不是很强势，但你的歌声很适合当夜歌听，你很适合唱歌的，希望你继续走下去。这么客气的评价，其根本的意思却是：没特点、缺内涵、少个性。
叶一茜很漂亮，标准美人儿，或者说，是个大陆花瓶儿。我想她也一定这样自我认为，她内心那个美的标准和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男人们喜欢这样的美女。因为她代表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作为一个榜样。
只要看那些电视上的广告就能明白，美女们就是循了社会的一般认识对自己的各个零件进行精加工的。修身的范畴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美女们依照社会商业标准不时自我打磨、抛光，终于百炼成钢。
一个女孩子的长相跟她的审美观有很大关系。对于美女而言，往往不是审美观影响长相，而是长相影响到审美观。这和中国美女的成长史紧密相关。
美女们一般都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更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经常不能自已。美女的外表来自父母的遗传，美女的心理则来自社会、家庭。她们的家庭、父母、亲戚、同学、同事都在时刻潜移默化地造就着美女的心理。
这样的特殊心理导致了美女的审美观也只能依赖于外界。于是，社会的审美标准结合了美女的特殊性进入到美女的内心。美女们总是扎堆儿去一些商场、酒吧、KTV，就表现了这一点。这就不难解释，何以韩国人美容后全是一个模样，何以花瓶的歌声大多抒情和缓而缺乏个性，何以卡拉OK里听到的歌声很少有耳目一新。
与此相反的是，网络偶像的出名就在于其不按常理出牌，能够独辟蹊径，敢于向一般的美女标准和审美情操挑战。所以，她们火了。但火的同时，也招来一片骂声。这骂声也就都是来自那一般的美女标准和审美情操。
花瓶儿们虽然也注重表现自我，但她们更多地依靠她们的美丽来塑造表演特征（就像评委夏青夸叶一茜那样），而不是相反。叶一茜无疑也是如此。她作为最后一个被淘汰掉的大众美女，完全堕入了古典情调的汪洋大海。
还有很多超级女声，她们长得不够漂亮，比如李宇春、周笔畅、何洁，但她们注意根据自身才智个性特点来安排表演特型。她们的表演反而更容易得到认同，这说明花瓶儿终究不是关键的一件事。
李宇春靠的是舞台控制。她的中音确实很窄，但她的控制面却很宽。她总是能把一首烂歌通过丰富的表情结合四肢的造型来表现得光芒四射。周笔畅的唱法和她的长相一样中性而且夸张，她在表演当中几乎不笑。张靓颖靠的是脱俗的外貌和嗓音的完美结合，以静制动。何洁则活力四射，她的舞蹈节奏明显快于歌唱。
而这些，都是叶一茜所没有的。她有的，只是那些软绵绵的诗情画意，是最没个性的风格。这些即使运用到水墨画中，也是犯了大忌。这也可说是技术策略的失误。叶一茜一味抒情，造成齿音过重、表情呆滞、五体静止。这些缺点仅靠长相和身材是无法弥补的。时代终究不同了，人们甚至刻意地想找些审美疲劳的茬儿。叶一茜算是撞到了枪口上。
可见，超级女声不仅仅否定了权威对电视媒体的垄断，而且让裤子战胜的裙子，使一个个花瓶乍破水浆迸。这对于引导美女们向着更智慧、更个性、更技巧、更创新发展，无疑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不过，美女们是否买帐还是个问题。因为她们心中那个审美观实在是和封建性一样地根深蒂固。
叶一茜，一个美人儿。据我猜想，出于对自己的长相过于自信和自恋，而忽视了在其它特质上的塑造。这也是花瓶儿们的通病。所以说，于是美得标致，不如美得有个性。与其五官平平而美，不如一官突出而美。与其生来就美，不如成长中美。
至于那些既有美貌、又聪明、又有专长的美女们，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她们属于美女中的另一类了，很早就知道以色事人不得长久的道理，便积极地和非美女们在一个饭堂里抢食吃。她们以先天的自信和后天的努力造就了今日的辉煌。她们能够得到这些美貌之外的品质和技能，实在算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了。
二十九、从计划走向市场的美女们
计划经济下的美女带有淑女的气派，在一夫一妻的大原则下规划着小日子。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和通货紧缩让美女们陶醉于比较传统的美德当中，相夫教子，把美貌当成遗传学的最佳证据。
美女们的美色难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个性的展示，这是因为计划经济只生产产品。产品概念下的美女首先是一个生产人类的产品，其次才是一个具有美貌的产品。由于计划经济没有将美貌作为社会的主要产品，更没有把美女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来规划。所以美女的交换价值被严重低估，美女的使用价值也遭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同时，计划经济受到理论的局限，无法看到人性本身也是生产关系当中的重要因素，也就不能把美女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由此造成美女的购买力严重疲软，相当薄弱，始终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的小数位上。计划生育更是不加区别地严格限制着美女的生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计划性对此的极大忽视与轻视。
等到市场经济，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比起计划体制下分配的产品来更加注重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于是美女的美貌得以获得高出生育的地位，并且获得了独立的价值。这个价值在市场自由理性的操作下和其它商品相交换，具有极高的附加值和深加工优势。
美女们此时也严重地意识到自身的市场经济特征，开始主动寻求适合自身的市场以及可以对自身进行精细加工和优质包装的工场。模特业，演艺业，广告业，时装业，家居业，汽车业，选美业，色情业，都在这样的买与卖的相得益彰中蓬勃起来。
此时，人性作为生产关系当中对美色举足轻重的要素，深刻地推动了美女经济的发展。人性如乌贼那样把触角伸向了与美女有关的生产、销售、渠道、宣传、公关、社会调查等各个环节，并且使美色越来越远离其自然价值。
而且，人性还在美女的行业标准制定上不遗余力。各个行业都会制定各自的美女标准，并且严格实行，使得美貌更加客观化、平面化。保险业业加入进来，以保证行业标准在执行当中可能遭遇的风险。
美女不仅是商品，也是稀缺资源。就资源的稀缺性来说，美女更是价值连城。不可再生的差异性，是美女这种商品的最主要特点。既然此种资源如此稀缺，自然要加强保护。于是，护肤、健美、化妆、滋养等功能性商品及服务也应运而起。同时，法律、道德、规章也有相应改变。
但是行业标准和美容（整容）业对美女的差异性和不可再生构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化妆术更接近一种魔术，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人的容貌，只是靠制造幻觉和掩盖真实来达到众所周知的目的。但人工美女的出现，人造美技术的发展，实在是天生美女们的死敌。在这方面，韩国人似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也使得韩国的美女资源遭到万劫不复的破坏。
市场经济对美女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说是精耕细作、倾情投入。美女们也回报给市场无限荡漾的春情。美女们在市场舞台上的打擂表演对新一代人观念的冲击与刺激，远比学校还停留下计划体制下的淑女教育要见效快，还有效得多。
美女新经济的蓬勃，还应归功于运作者的抄袭、创新二合一的精神。他们首先能充分理解中国的独特文化生态，同时也对中国美女的传统和新作风有着精准的把握。而后他们就会为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个年龄层的美女们定制适合她们的经济开发项目。这很像在不同的地区环境种植或养殖适宜的作物牲畜。
三十、 冯小刚的“大便学说”
导演冯小刚说，文艺片是盲肠，可有可无。娱乐片是胃的一部分，切除了就会吃饭不香。冯是拍娱乐片的高手，有高票房，自然是最硬通货的论据。可他却得不到影评家的肯定，艺术上的肯定，这当然源于他的电影取向、趣味取向和市场取向。
人们只能说，这片子多逗，演员阵容多豪华，布景投资多排场。
可没人说，这片子多令人感动，拍得多美、多艺术，有多难忘，有怎样的回味。
于是冯导就将这些他的片子里没有的东西归入盲肠一类。
如果人类从没有过泪腺，那么伟大的进化历史或许会让我们把唾液当成眼泪。如果这世上从没有过艺术片，那么娱乐电影或许能回到盲肠的地位。
可是我们曾经被感动过，曾经有过过目不忘的经历，曾经在生命的低潮期见到过令人心潮澎湃的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现在被收入盲肠，可冯导正好说出了一个真理：真正的艺术是无用的，只作用于精神，决不会像胃一样最终产生大便。
所以，冯小刚的几句随便之语，足以构成其“大便学说”。
三十一、《十面埋伏》里埋伏着张艺谋的职业道德
《幸福时光》在艺术和票房上的惨败两双让张艺谋不务正业地去搞了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此后，他就着重在票房上下工夫，才有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张艺谋说，他必须每年拍电影，因为跟着他得的那几十几百口子都要吃饭啊。
记得王朔在写出那本让他停笔的《看上去很美》之前曾经感叹说，拷，我终于能为自己写作了。看来大腕儿们的苦衷还挺一致的，都有生计（有时是自己的，有时是别人的）之忧啊。
《十面埋伏》让张艺谋的艺术道德丧之殆尽的同时，又突出显示了他的职业道德。上对得起投资人——新画面影业，下对得起那些和他一起起早摸黑的电影工作者们，中对得起那些价码颇高的参演明星们。
《十面埋伏》的出品人张伟平说他看了《十面埋伏》后就知道这部电影如此多的破绽非要借助大型包装形式不可，否则就会血本无归。于是《十面埋伏》大型晚会如期上演，片花继承了《英雄》的华美，而《英雄》里的破绽是不是也被发扬光大了呢。
具体的破绽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有目共睹。很多进电影院看《十面埋伏》的观众，要看的便是这样的破绽。没想到破绽也能成卖点，张导着实了得。这么破绽百出的电影作品到底哪里埋伏着他的职业道德呢，就是在那些艺术道德倒下去的地方。
三十二、贫嘴张大民，新时代的阿Q
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贫嘴张大民是个生动的人物，甚至能觉出他的唾沫星子会落到我们脸上。他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和我们一个饭馆吃饭、一个单位干活、一个菜市场买菜、一个洗手间抽烟。
但这个人物已经不是我们当中一般的一分子了，他可说是现时代的阿Q。他的衣着一如阿Q那般简朴，但他的嘴皮子却相当华丽。他把京味儿那点儿精髓给吸个精光，而后非常奢侈地稀释-释放到可以达到的视听空间里。说这稀薄的髓雾就是鸦片，似乎有些不够厚道。但要论张大民这个人物的社会意义，却是能好好分析一番的。
像鲁迅笔下的阿Q，生长在绍兴水乡，孤苦伶仃，受人欺压，随时想到翻身。他到处寻找革命党，想通过咸与革命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但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不许他加入党组织，这让他的灵魂异常痛苦，只得每日依赖着精神胜利法过活。想阿Q如真的像秋瑾那般成了革命党，他的精神胜利法或许就变成了什么主义。
而张大民呢，身处一个大家庭，又是长子，上老下小，责任重大。而他却没有丝毫的进取心，每日倚赖着贫嘴过活，还特别有精气神，不惜以自残来吓退邻居的攻击。苟且偷安，这是他的基本生活态度。态度决定一切，也决定了他的嘴皮子。
他的嘴皮子在一次次事件后越来越溜，达到了庖丁解牛的水平。他总是能找到自我解脱的道理，不用儒不用道，倒是很有佛家的风范。一切重的事物在他嘴里都变得轻飘飘，一切轻的东西到他嘴里都凝重得无以复加。他的贫嘴十分自然而然地颠倒了轻与重的概念，也使得他的人生变得无足轻重。
因而可以说，张大民虽然不是精神胜利法的发明者，但他却把此法运用到一个连阿Q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精神胜利法的集大成者。假设作家刘恒真的是想给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可与阿Q比肩的人物，那么至少他的这个想法还是很了不起的。但愿如此。
三十三、历史就是这样被浪费的
中国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其中的影视素材不可谓不丰厚。然而我们的影视工作者又是如何来开发利用这一座富矿的呢。皇帝戏满天飞，奴才遍地皆是。不反抗专制何以长久，不反思人性何以卑微。套用陈腐模式，只把这当作可供娱乐的情节。
《汉武大帝》里的陈宝国，以为演了回汉武帝就可以气指颐使了。是入戏太深，还是万岁情结太重，二者都有吧。汉武帝实行中央集权，禁锢思想，制裁董仲舒，这些都被当成事迹来演绎。那些董仲舒的学生，和孔子门生风骨迥然，对老师的思想毫不理解。
在这样的戏里，一切都是按照王道的规律和权术的规则来排演。纵然戏中有人物去反抗汉武帝，那也是按照同样的规律与规则。难道在汉武时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人性来发言吗，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生命的价值凌驾在皇权之上吗。
那么，我们能不能虚构一个这样的人物呢，有了这样的人物就是不尊重历史、就是戏说历史了吗。最后，司马迁竟然匍匐在汉武帝面前歌功颂德，实在让人不忍看下去。这，就是忠于史实吗。
《铁齿铜牙纪晓岚》是一出皇帝与大臣相互取乐的戏。乾隆大智若愚地玩弄权术，把忠臣和奸臣一起玩弄于股掌。和珅善于谄媚，又工于心计，和纪晓岚争风互有胜负。纪晓岚故作忠臣状，其实乾隆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忠臣。三个人又一起把中国的那些国粹国学玩弄一番，再以女孩子为调味品，哄成一出热闹。
这里需要着重分析的是纪晓岚这个人。他很博学，是四库全书总编，也很忠心于乾隆。但在乾隆眼里，他与和珅一样都是奴才，都得服务于爱新觉罗氏。和珅于内心时常表达出一种为奴才的痛苦，而且还当着纪晓岚的面儿一吐为快。而纪晓岚只知一味地骂和珅，时刻提防和珅，经常整治和珅，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为奴才的那种苦来。先不论其形象塑造的单薄，只就其思想上的不能自拔已经输给和珅。
《雍正王朝》歌颂了一位为江山鞠躬尽瘁的皇帝，吐血而亡，很可能是要影射当下的改革人物。我不禁记起还有一出戏，写慈禧（丛珊饰演）竟然看着看着奏折无疾而终。我想编导们这样毫无吝啬地去歌颂一位清皇帝，也是无奈之举，否则又能写什么呢。难道表现皇帝的残暴吗，毕竟是有作为的皇帝啊。
这里，我们实实地遇到一个症结，那就是如何来表现皇帝。作为历史上出现过的皇帝，只要他还算正常，无不是为了维护皇权。如果影视剧只一味展示这些权力斗争，虽然人物各有千秋，其实质不过是重复历史、重复那些已经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难以有超越。慢慢地，观众也会腻烦。
而目前的历史题材剧就是这样，汉皇帝和明、和清在思想上一脉相承，简直就是一个朝代。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说话、他们的情态也没甚分别，反映出影视工作者根本就不具备历史深邃的眼光，不能把每个朝代、每类人物演绎到骨子里去。往更深里说，是思想的缺陷导致了这一切，是对历史古板的理解导致了这一切，是不能以人性的光辉照耀历史的尘埃导致了这一切。
有意思的是，这些历史剧还有一大特征，便是用主题歌来表达其中心思想、赞美其主人公。像《汉武大帝》主题歌，说汉武帝把一生心血献给了中华大地，大地上的鲜花象征着一个民族永恒的春天。实在可笑到了极点。这歌要是被项羽听到，肯定得复活与汉家再争高下。
只有一部名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还算是接触到一些本质问题。它描写的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在当了临时大总统后，首先做的，便是在临时约法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他看来，什么是革命者呢，革命者首先要革自己的命。这才是民主的开端，也就是倡导民主者首先要限制自己的权力。
但当后来孙中山决定实行带有独裁色彩的新制度、每个党员都要效忠党魁、还要按手印，黄兴出来反对，导致了国民党的分裂。孙中山这个人物塑造得相当复杂，也极大地提升了这部电视剧的思想水准，是我看过的思想最为深刻而生动的一部戏了。
三十四、当观众比演员更幽默
人人都有幽默的细胞，只是有的是职业的，有的是业余的。职业的幽默被叫做“相声”，号称是“笑的艺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是说学逗唱。说练的是嘴皮子，很少能见到很幽默的绕口令。学是模仿世间万物，容易有很滑稽的段落。唱是练一副好嗓子，基本上不涉及幽默。逗是抖包袱，也就是玩儿幽默。
但并非围上个场子就一定能幽上一默的，这违反了幽默的发生原理。经常性地，幽默就沦为了滑稽。
渐渐地，相声演员把滑稽当成了幽默。于是更加滑稽，直到以自己的搭档为人身攻击的对象。互相喷唾沫星子，给搭档下绊儿，讽刺搭档的长相，贬损搭档的亲属，人身攻击也被当成笑料。
如此滑稽的相声虽然也能引来笑声，观众却是在笑演员的滑稽和低能，而不是别的。或者说，这样的笑声是观众的下意识反应，要不然就得起一身鸡皮。
在剧场里要想逗观众乐，也不一定要靠幽默。在剧场表演的好处是可以比较随便地表演，有些二人转的意味，可以说些稍带黄色的段子也没问题。不像电视上那样，被各个部门审查之后才能播出。黄色小段儿和粗口又出现了，这是比滑稽更滑稽的一个层次。
观众在黄段子当中笑，是为了掩饰其低俗，是为了让剧场里的气氛不至于凝结成尴尬。演员不能自知，以为是自己的幽默打动了听者，反而更为卖力地贩黄。像在周末相声俱乐部，我只去过一次，却能听到开乳罩玩笑的相声，不虚此行啊。
相声演员下场前的最后几句也很重要，是最难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的好坏，能充分看出他们的作品是否经过了仔细雕琢和费尽思量。遗憾的是，大部分相声都是在俗套中结束了滑稽的表演，有的竟然像电视剧的某一集那样毫无前兆的结束了。这样的安排让观众在对相声失望的同时，更加深了对演员的失望。
如今很多主持人的脱口秀相当精彩，远远高过相声演员在平时的谈吐。从后者平时那些庸俗熟练而又无趣的讲述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们虽经专业训练，却没有练就信手捏来的技术，更谈不上现卦和“脱口相声”。
他们对先进科技的掌握以及世界政治的认识，和普通人无二。他们还活在传统的圈子里，不懂得幽默的本质是令人惊奇的创新。他们只会胡乱创新，根本不顾及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也就更加滑稽。
这跟相声的传承制度有关系。这种拜师学艺的方式使得相声不仅仅土，更要命的是传统的程式被一代代深入骨髓地继承下来。于是，我们见不到大气磅礴的相声能打动人心，我们也看不到讽刺现实的相声能深入人心。
我们可曾听到过谈论世界政治风云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说孔子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涉及航天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电脑意趣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三农问题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民主海选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环境保护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天文地理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保护民俗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关于可可西里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科学家故事的相声；
我们可曾听到过讲述缉私的相声。
没有啊，那些相声演员在这么多“没有”面前却已经不务正业了。
这里还有个问题：
如果观众比相声演员还幽默，那么后者该怎么办呢？
三十五、马路边的一分钱
小明从马路边拾起一分钱，交给了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问：“你交给我了，我又交给谁呢？”
小明说：“我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我完成任务了。”
警察又问：“你完成什么任务了？”
小明说：“老师说的，‘捡了东西要交公。’”
警察说：“孩子，光交公是不够的，还要明白为什么。”
小明说：“我知道为什么，为了培养拾金不昧的好品质。”
警察说：“对呀。一分钱虽小，培养了好品质可了不得。”
小明说：“叔叔说得真好。丢了一分钱的人，是不会回来找的。但是，捡了一分钱的人，找回了很多很多。”
警察说：“小朋友你说得真好。”
小明说：“希望叔叔用好这一分钱，培养更多更多的人的好品质。”
警察说：“小朋友，我一定牢记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小明说：“老师说，‘做好事不应该留名。’叔叔再见。”
警察说：“小朋友再见。”
警察看着小明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多懂事的孩子呀！”
说着，他把那一分钱又扔回了马路边。
远处，几个放学的孩子正朝这边走来。
三十六、当话剧也变得时尚
林兆华开创了中国的小剧场话剧，后来被孟京辉发扬光大。后者超越了前者，也使话剧变得很时尚。前者依旧坚持着话剧理想，虽然也在时尚中冲浪，但票房依旧很惨。
孟京辉继儿童剧《迷宫》之后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新话剧《琥珀》。编剧还是廖一梅，孟的妻子，《恋爱的犀牛》也是她杜撰的。
孟氏话剧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姑且不论这些特征是不是移植自国外。其特征之一是比较荒诞。其特征之二是音乐歌曲助兴，运用各种姊妹艺术形式并加以改造。其特征之三是布景的后现代风格。其特征之四是孟廖式的语言组合和各种知识的奇妙灌输。其特征之五是情节比较简单，以各种插曲（小情节）来表现。《琥珀》再一次表现了这些特征，讲述了一个现代中国版“唐璜”的故事。
在演出完毕后孟京辉上台来说，《琥珀》在香港是彩排，在上海是预演，在北京才是正式公演。想必大多数来此观看的都是受了媒体的教唆，被孟氏话剧的花里胡哨所吸引。那天的保利剧场上中下三层观众席宛如大学里的集体宿舍，很多人站着看。可见宣传力度之大，这是孟京辉的拿手好戏。
而我辈早已是戏虫一般，对于这种明显带有拼凑痕迹的剧情不能恭维。纵观此剧，了无新意。它实在不能和《恋爱的犀牛》相提并论，男女主人公的恋情也完全落入某种悲欢离合的窠臼。过多的多演员表演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显得非常混乱。那场多床戏也没有演得尽兴，看的尽兴，草草收场。那个摇滚歌手的表演更像插科打诨的臭虫，是严重的败笔。用银幕上的电影片段来诠释剧情的手法，当初古榕在《孔乙己》里已经使用，它们都属于多此一举。
孟氏话剧已经是一个时尚的标签，有着一切时尚该有的那些特点。上演之前的宣传，类似国军追击红军时的狂轰烂炸。还要访谈主创人员，交通广播里有时能收听得到。以前的孟氏话剧，是在小剧场。现在则换到了最豪华的保利，这里的票价也最贵。在孟氏话剧里，最大的大牌儿当然是孟京辉。只是《琥珀》已经没有孟氏的气味儿了，除去调侃还一息尚存外。
话剧，至今和我的朋友们提起这个词来，还有人以以脸严肃对严肃艺术还以颜色。啊，话剧曾经是那么严肃。《茶馆》，《狗儿爷涅槃》，《龙须沟》，《推销员之死》，《阮玲玉》，《原野》，《蔡文姬》。这些虽然经典然而相当严肃的话剧根本就不能让年轻一代焕发出时尚的激情。
然而沧桑巨变，那些一脸严肃的朋友已经大大地落伍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公司加入到这一行当中来，尤其是小剧场话剧，可以受到短平快的效益。
各个文学经典被改编成话剧，有莫言的《霸王别姬》（比较火，说是话剧三部曲之一，但另两部一直没出来）、石康的《晃晃悠悠》（很逗，惟妙惟肖的大学生活）、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温情脉脉地）、萧红的《生死场》（场面火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写得臭，演得也臭）、歌德的《（盗版）浮士德》（很奇特的观赏感）、鲁迅的《故事新编》（林兆华导，票房很惨）。
话剧市场一片繁荣，每晚平均有三场话剧在北京的大小舞台上演。明星们有些本身就是话剧演员出身，有些客串演出，有些当起了票友（当票友最多是模特和主持人）。他们把话剧舞台当成了和观众亲密接触的媒介，水平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都很认真地把这种高雅艺术涂上时尚的色彩。如果经营策划得好，一出话剧赚个几十万没什么问题。这比电影的风险小多了，而且门槛低，几个人合计合计租个场子就可以鸣锣开练了，尤其是小剧场。
相对于荒漠化的各地话剧市场，北京可算极度繁荣了。这当然要归因于北京特殊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底蕴。而更重要的是商业的参与，才从话剧中提炼出诸多的时尚元素，如：
搞笑 这个特点北京人艺已经在很多剧目里实验了，直到孟京辉发扬之后才蔚为壮观，当然京味儿文学的贡献也不能抹杀；
迷离 利用灯光制造特殊氛围，有似夜总会、有似卧室、有似洗手间、有似初恋之夜，《恋爱的犀牛》在这点上做得非常棒；
无情 胜过煽情，这也是《淡了，添点韭菜花》失败的原因，它的主演瞿颖根本不会煽情，倒不如此时无情胜有情；
模拟现实 越逼真越好，就像何炅在《爱吃麻花我就给你拧》中表现的那样，一会儿装香港歌星腔，一会儿做足球明星状，一会儿玩儿成作家老爷爷，一会儿又成了秦始皇。
无意义感 这点最重要，即使有意义也不要让观众看出来，把它留给评论家好了。
三十七、隐私就是保鲜膜
啥叫“名人的隐私”？
名人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本来没有隐私。
但名人也是人，是人就该有隐私。
这就是名人的隐私悖论。
名人的隐私也是一种消费品，是名人这个消费品衍生出来的，属于副产品，可能对社会会有副作用。
名人的隐私是一种特殊消费品。它不摆在货架的最显要处，而是放在仓库里，不时拿出一点儿来。它不以质量取胜，而是以出人意料博得价值。它自身并无多大价值，而是为了使名人更像个名人，这才是它的价值。
一般人的隐私是无名的隐私。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可以叫“无名烈士纪念碑”。一般人的隐私也就是人民的隐私，以无记名的方式组成民俗史。
而名人的隐私，它是名人的副产品，更是给名人镀上的一层保鲜膜。也许名人的社会价值、媒体价值、商业价值正在于有了这层保鲜膜。
三十八、视觉艺术的重复收费策略
《大腕》是个孙猴子，一出世就骇了娱乐天地。《大腕》确实大，制作大，排场大，导演和演员名气也大。排戏在紫禁城，办丧事在太庙。真是以大开始，还要以大收场。一年下来，就数《大腕》让中国观众感到了大手笔和大气魄。孙猴子不仅有七十二变，他身上还有数不清的猴毛。孙猴子仙气一出口，猴毛就变成了无数的小毛猴子。于是有了盗版孙猴子，盗版之多只要数数孙猴子有多少汗毛就知道了。
《大腕》的VCD版也出来了，据说是为了打击盗版，只卖人民币十五元。如此便宜的正版，让人垂涎。恐怕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多，只要不想着紧跟时代，落后一二个月的，满可以买个正版碟回家看，就不必踩着点儿到影院去了。虽说关着灯和素昧平生者一起做梦也是一种享受，可自己关起门来一个人做梦也没什么失落。但我还不满足，就在床上辗转悱恻，终于有了一个大梦。这个梦太大了，折腾了我老半天。我梦想着进电影院再不用买票，电影院二十四小时轮番地放《大腕》，人们随到随看出入自由。
以下是我和一个网友的对话：
这能吗？这可能吗？要是真的可能了，总得给个理由吧？
看看，说着说着，你又在想《大话西游》了。这需要理由吗？需要吗？眼球啊，兄弟。
大话眼球？
张朝阳不是有个眼球理论，凭什么不能用在这里。要知道，发现真理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会应用真理。
怎么应用？咱们已经是很可耻的人了。买了盗版碟，在家庭影院里看了个够，还要怎样，够丢人的了。怎么还能进电影院不给钱，是不是有点过分？
过分？作为一个消费者，你不能对自己说，这样太过分了，对不起电影工作者啊。你只能对商家说，太贵！即使已经很便宜了，你也要咬着牙根说，真是太、太贵了。知道么，商家永远有赚头，只要他还站在这里吆喝。你到底还是不清楚他的利润从哪里来，这就是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十块钱的盗版碟你还觉得贵？还要让电影院免费开放？盒饭都八九块呢，你看了一个电影，一个哦好多艺术家奉献给你的艺术精品你还觉得贵？
你用词不准，说明你对这个世界体会不深。首先，不应该称艺术家，而只能称大腕。其次，这不是艺术品，而是商业片。它也不是奉献给我的，因为我买了盗版光碟。盒饭和商业电影的性质类似，都应该在十元之内，别管它是用旧锅做的，还是用故宫做的。那么，为什么要开放电影院呢？就是为了更公平。我们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去消费，每天都给政府纳税。你也看到了，哦，你看得比我印象深，你有家庭影院。《大腕》里有可笑可乐，有搜狗网，还有报丧鸟，这些都让我们时不时联想到现实。我们总有憋不住的时候，会像冲进洗手间一样冲进商店和超市，用振翅欲飞的钞票换回来那些可笑可乐的报丧鸟。
哦，我好象明白了，有点意思。喔，好象冯小刚也是这样规劝那些知名厂家的。他说，别告我，我已经给你们做免费广告了，你们还要告，你们真是得寸进尺，拿我当广告箱了，别这样没完没了的，好吗？
你说得有趣，可你还是没悟。我打个比方吧。比方说你在自己的电脑上用搜狗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结果得到了两份账单。一份是时间账单，你的邮件用了一分钟时间。另一份是比特账单，你的邮件用了三万个比特。结果你被收取了两份钱。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谁让你用搜狗网来着。知道你为什么穷吗？
知道……，又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总是被这个社会、被别的人、被商家重复收费。
噢，我懂了。那难道我在看《大腕》的时候也被重复收费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你可真是一只可笑可乐的报丧鸟。
影视歌大腕们通过电影、电视和MTV等娱乐产品向社会重复收费。电影改编成电视，电视插曲又派送成金曲，影视剧本又出了书用以挤兑那些从不抛头露面的作家。最后，他们都成了广告明星，直接干预大众消费。大众，也称消费者，不仅义无返顾去买大腕们推荐的报纸、防寒衣、汽车，还要掏钱买他们的娱乐产品（书、VCD、电影票、DVD）。大众们自身到底拥有什么？大众们只拥有眼球，所以必须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球。对大众而言，购买盗版就意味着一种权力，也就是对眼球资源的自主权。这是避免被重复收费的一个重要手段。
《大腕》提示了我，让我灵感勃发。既然尤优和查理王想用厂家的广告投资来免费操办泰勒的喜丧，同样的，大众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眼球资源来迫使电影院免费开放。而如果正版免费了，那么盗版还存在吗？如此一来，一个压在大众心头十几年的道德负担也就迎风消散，真是利国利民啊。
在冯小刚的嘴里只有两个词：商业电影和盗版。二者看来是矛盾的，却也是唇齿相依的。被盗版的，大多是畅销的商业电影。商业电影靠着大众的眼球活着，不关乎人的心灵。而盗版正是利用了眼球的复性，赋予大众眼球选择的权利。而商业电影也离不开盗版。这里的离不开，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被动的离不开。既然是商业的，就是复制的，就是拷贝的。那么，商业电影就不可能逃脱被拷贝、被盗版的命运。还有一种主动的离不开。靠商业电影活着的大腕们他们的真正需要只是两个东西，人的眼球和商业投资。而盗版正好将商业电影送到了更多的眼球面前，它如实再现，现伪存真，扩大了大腕们的影响。商业投资者看中大腕的地方，也正是大腕们作为公众人物的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大腕们可以去拍广告，可以当形象大使，可以做一切有益于商品流通的工作。
既然盗版给大腕们带来了更多关注他们的眼球，带来了知名度，带来了商业投资，那么大腕们为什么还要反对盗版呢？说白了，就是想不劳而获，就是想重复收费。大众已经在他们购买大腕们做过广告的商品时付钱了，可大腕们却还是要用他们赖以维持他们知名度的商业片来再赚一笔。
我有点出离愤怒了。大腕们这么干，早晚有一天砸了自己的饭碗。艺术既然无价，就应该彻底免费。应该让厂商、赞助商向电影院支付大众观影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你混淆概念了。《大腕》不是艺术，是商业片，是商品。
那当然，商品摆在商店里，难道我进商店也要钱吗？
你又弄混了。电影院不是商店，它只卖……
哎，电影院就是商店，就应该把商业片搬进商店。商业片就是广告，看广告还要花钱？
你的意思无非是，以后的商业片和广告片可以同流合污了。《大腕》就是这样的典型。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从没有什么同流合污的感觉，我只是觉得艺术应该回到它的本位。
什么是艺术的本位？
无价。在消费者眼里，无价就意味着免费。当然，作家的书还是要钱的，因为作家就靠这个维持生计了。
虽然你有点同情弱者，可你的想法还是很前卫。那么音乐厅呢？
和美容院合并。
有点意思，美术馆？
搬到地铁站、车站、飞机场里去。
那样一来，误点的一定很多。
正中下怀了。误点了，可以让乘客多花钱，多滞留就多消费。
对，这仿佛正是艺术的魅力。
三十九、非正常的正常死亡
几乎年年都会出现若干重大矿难，许许多多矿工因此葬身。一发生重大事故，那些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的人就会立马赶到现场，组织抢险救人。据统计，我国每生产一百万吨煤，就要死三个矿工。这样的生产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还是印度的十三倍。
我们还在以这样原始的方式来采掘能源矿藏，来增添不夜城的美丽，来标榜形象工程的魅力。我们每开一次灯，每开一次空调，每开一次灶，每开一次暖风，都会有几滴矿工的鲜血从天花板上滴下来，从墙壁里渗出来，从地板下洇上来。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也就习以为常。这是很自然的，死者长已矣。那么，这样的死亡到底是正常的呢，还是非正常的呢。说它正常，可以说每年都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不在这里便在那里。说它不正常，这毕竟是事故啊。而所谓“事故”，就是按照正常程序、正常规则不应该发生的事件。
不如这样来表述：在中国，发生矿难就和人死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没见过不死的人，于是就说人是必死的。我们没见中国的矿难有减少的趋势，只好说那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以规定操作流程，发明更先进的机械，采用更安全的控制系统，却不能改变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向。这些原始资本就是要用人的生命来换取廉价资源，这是它的既定方针。
我们可以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规定更高的人命赔偿价格（可参考吴思的《血酬定律》，也建议吴思在《血酬定律》修订版中增加“矿难血价”一章），却无法使那些矿主在事先感到丝毫的畏惧。
我们可以继续开展各种教育运动，把精神文明和人文关怀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却难以让那些和矿主勾结的贪官污吏们享受到教训二字。
我们可以加强新闻监督的力度，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升格为总局，却从来也没有动摇过那种垂直的监督体制。这样的体制，在各个行业与领域中，发挥着事后诸葛亮的效能。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非正常的正常死亡。
四十、 废话的力量
性格的内向与外向，有时候被简单地归咎于说话的多少。但仔细地研究人话，我发现那些爱说废话的人一般都很外向。而内向的经常语出惊人，同时也惜字如金。
话语基本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表意，一个是表情。而废话的功用只在表情。为了表情一味地说废话，这样的人就容易被看成很外向。以话载情的人有着希望被了解、被理解的冲动。
说的废话越多，这样的冲动就越强烈，给听众的感受也越深。如果这个听众是说者的知己，他定会以默默点头的方式表示会意。如果这个听众是一般的朋友，那么他很可能要打上两个哈欠。
还有就是，说废话的人说废话的时候，是在努力把握这个闪烁其辞的瞬间不定的世界。说者会出现一些焦虑的现象，像流汗、咽唾沫、不停地喝水、抖腿。说废话的人明白，冷场会让自己更加焦虑。废话充实了会面的气氛，就像有的人喜欢泡在温泉里看报纸或者听着音乐吃饭一样。
爱人之间的情话一般都是废话。女人最爱听这样的废话，她们更容易陶醉在只表情的语言里。越是无意（而非无意义）的话，越是纯粹的有情。男人在这方面说得多了，就叫嘴甜，肯定能讨女人欢心。但女人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多多变换废话的内容，不同的废话还能传达不同的情意。这也是废话的一个复杂之处。
现在的时尚主持人也是说废话的大户，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废话就是“谢谢”。像《超级女声》主持人李湘，她的“谢谢”不绝于口，一旦没啥可说了就“谢谢”，连别的废话都省了。主持人的废话更多地是要向他看不见的非现场的观众（听众）来表情，所以需要更多的技巧。好在他们在广播学院里上过废话学的课程，一般都能运用自如。有的还会自己创新，比如（非常6+1》的李咏，他的废话接近于表意，并在接近的过程中掺入不同的情感元素，类似情话当中的复杂废话形式。
说废话最多的地方就是会场。中国人不光爱开会，而且善于在会上废话连篇。这样的废话肯定不表意，但也不表情。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些发言者说废话是想表意，间或偶尔也表表情。但他们弄错了废话的功能主项，所以这样的会议大多非常枯燥。
有一个传说，说上帝规定了每个人说话的总量。如此说来，年轻时说得太多，说的废话太多，到了老了就会失语。这样的人外向而易冲动，由于废话过多逐渐对世界失去了新鲜感。他们一般寿命不高，也就躲过了失语期。
而那些废话比较少的人，他们更喜欢琢磨这个世界，讲究说话的效率，努力控制谈话质量。他们活得更加长久，可以不断研究更新的世界。他们不多废话，养着一口人间的正气。他们把这口气运到著书立说上，塌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思路，把由此凝结出的思想流传子孙。
废话就是这样，淘汰掉无聊的、无意义的品质，把世界让给那些做先于说的人，让他们走得更远。
四十一、思想解放的伟大误区
1、启蒙说
这样的说法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是否启蒙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如此长的时间还需要继续启蒙，那么那些被启蒙者是不是也太弱智了。
2、拯救说
如果思想的解放需要一个拯救者的话，那么这个拯救者就是思想不能解放的根源。
3、反专制说
这种说法很常见。专制导致思想不能解放，合情合理。那么，去掉专制就能思想解放么。我想，在专制当中无法完成的思想活动，在专制祛除后依然不可能完成。
4、大师说
大师说和拯救说有些表亲关系。若说后者是祖母的记忆，那么前者就是娘家人的新解。大师比起圣人来当然要低上几个层次，但是人可以更多，可以有更多人被封为大师。可拯救者做不到的事，大师们一样如此。
5、科学说
科学说认为科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例证便是互联网的发展。自由主义可以在互联网中漫游，独裁者一样在这里徜徉。有科学的自由主义，同样也有爱好科学的独裁者。
6、民主说
民主可以解放思想，也可能压制思想。民主并非真理的捷径。但关键在于，民主和思想解放到底谁会先实现呢。
7、考古说
考古说者认为，史上的春秋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完全可以实现春秋时代的复兴。他们把从一种专制向另一种专制过渡的时期错误地把握为新时期，以为如此复制历史就可以达到思想的解放了。
8、渐进说
生物的进化是渐进的，灭绝却是突发的。同样，思想的进化似乎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于是，渐进说就成了过程说。那么，思想解放的过程到底有多长、多久呢。不会比猿变成人还慢吧。
9、解放说
这种说法即是认为，真的存在需要解放的思想以及思想的将要被解放。人是需要解放的，束缚的肉体是需要解放的。可这世上就从来没有过什么需要解放的思想。解放所解放的，不是思想的能力，而是表达思想的肉身。而思想深植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不被表达，却依然存在。至于新思想的出现，有时反而是肉体越不被解放，越是有萌生的机会。
四十二、真正的行为艺术
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最重要的莫过于以最低的成本作出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来。
有的人吃肥皂。吃屎成本太高，可能造成终身心理残疾，就只好吃屎。
有的人吃人，当然是死人，是婴尸，大补。
有的人要把自己的皮植到猪身上，为此跑了好多次医院，但表演场的环境达不到无菌条件。最后只好把自己的血输到一块大猪肉里了事。
有的人在上海外滩上裸跑三分钟，可惜这样的行为很容易被超越。但是裸体是几乎没有成本的，所以还是有很多艺术家把裸体当成一个必需的重要符号。
有的人和驴子结婚，为后者戴上新娘的婚纱，创意独特，可惜这样的创意太过形式，因为别的人完全可以把驴换成别的家畜之类的。
有的人试图自杀，当然这个成本太高，只好求其次，采取流血方式象征性地死去，而后从一头老母猪的肚子里赤条条钻出来，完成二次诞生。
有的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只做一件事，上下午各打一次卡。这种行为恐怕比网络偶像无聊多了。
看看这些当今的行为艺术作品，我们不能不为这样的突破叫好。我们已经看惯了那些现实主义艺术，对于这些怪诞的艺术一时还难以承受。
艺术家裸奔，和普通人裸奔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艺术家吃死婴，广东那帮台湾商人也这么干，谁更艺术呢，谁吃得更香、更有吃文化呢。
这世上自杀的人多的是，他们是否也可以最后当一回艺术家呢。
这里，我们发现行为艺术的一个死结，那就是：不能区分艺术与非艺术。
那么多行为艺术家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符号，都在制造前无古人的骇举。然而，他们始终处在小众的范围里，只具有一点点的理论价值。
然而，网络新偶像出来了。她用低成本方式造就了一个虚幻世界，她使得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审丑的巨大魅力，她震惊了整个艺术界，原来行为还可以这样。
不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网络新偶像的行为艺术的特点吧。
首先是成本低，几十块钱的衣服道具再加上数码相机，就可以创造那些叹为观止的行为艺术PP了。
其次是新偶像艺术洋溢着丰满无比的审丑意识。其他行为艺术家即使再搞怪，也难以接受新偶像的丑学，只能说明前者中美学的毒实在是太深了，也说明他们作为行为艺术家还不够格，还处在伪行为艺术家这样的初级阶段。
再次，那些行为艺术家们对网络一般来说具有生理上的抵触，所以他们无法想到网络新偶像的方式。他们只会用原始而血腥的方式试图唤醒现代人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艺术力量，当然这种力量也该是原始而血腥的才对。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改变，现代人除了在犯罪时原始而血腥外，一般时候都温文尔雅，只在网络上才又一次出现返祖。而网络新偶像也正是借助了这种原始而血腥的口水才红得如此。
网络在成就新偶像的同时，也成就了行为艺术。网络行为艺术完全可以作为其欣欣向荣的一支不断进化。这也是行为艺术得以被挽救的唯一出路。
网络新偶像才是真正的行为艺术，真正的行为艺术家。
想一想新偶像那强烈地欲改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审丑冲动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莫大讽刺，从美到善一路颠覆下来构成丑恶的不能承受之轻版本。
更在于她运用了互联网这一艺术形式，其村姑身份足以让那些留洋归来的大艺术家们汗颜。互联网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使一向小众的行为艺术第一次拥有了亿万口水客。
自一九八九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现代艺术展上一声枪响打破了行为艺术的桎梏以来，还没有谁能像网络新偶像那样，把行为艺术推向万人瞩目的高度。就像人们说的，瞧！这娘们儿。他们总是不能弄明白，网络新偶像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一种行为从一开始就那么明确，就是为了让人恶心、倒胃口，就是为了给人当头一棒，那么这样的行为艺术绝对是短命的。
而网络新偶像完全超越了恶心、倒胃口、当头一棒。她是持续不断地以美的外衣来遮掩那烘烘之丑，在含情脉脉中让天下人利令智昏，用那些无以名状的舞姿来展示一个行为艺术家的长谋远虑。
四十三、《超级女声》的娱乐民主
火暴的《超级女声》造就了不少平民偶像，令神州为之一阵疯狂。观众投票来选择自己喜欢的超女，这种方式早已有之。但此法在《超级女声》中作为和评委评选同样轻重的手段，并如此大规模地发动了全国人民，实在罕见。
这已然相当于一场娱乐选举，选举出投票者喜欢的娱乐人物——超女。大家在电视上可以分毫毕现地看出每个人的表演和水平以及可爱的程度，而后在自己的兴趣下用拇指按动手机键。在选举之前，超女们还要来上一番拉票秀。于是，一条条短信在让运营商盆满钵盈的同时，也记载了娱乐的民主之声。
粉丝、盒饭、荔枝、玉米、凉粉、笔迷们，则分外操心、忙碌。他们大多年轻，具有娱乐上的创造性和无比高涨的兴趣。他们各自是自己盟主的选民，为了自己盟主的胜出而运筹帷幄、合纵联横。想想中国足球的娱乐史，就能想见如今的大众会以怎样的热情参与到娱乐民主当中了。
而这又是一场不完美的选举，因为还有评委在。在这样一场民主的娱乐选举中，评委只能是很尴尬的角色。柯以敏无奈的退出、何炅一味说好话的表演、黑楠与日俱增的白板，无不透露出处于民主选举制当中权威们的心态。
一向很权威的评委们如今一不能不按照专业的技术取向来评判，二不能不顺应选民们的呼声，三又要按照娱乐的原则办。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评判的权力更多地移交给大陪审团（超女评判团）和广大观众选民。到了六进五的决赛，只有何洁是三评委一致推选才晋级的，就说明了这点。
权威诞生在寓教于乐的时代、存在于学校之类的教育场所。他们挥舞着专业的大棒，游走在嘉宾的流水席上。他们以分数和评价左右着选手和观众的情绪，以及比赛的走向。他们扮演着大众的教师、选手们的班主任，以个人的技术性偏见代替了大众的耳目。
权威终将让位于大众，这是娱乐民主的一个趋势。那时的权威们将龟缩在演播厅的一角，角色类似迪厅里的DJ、股票交易中的操盘手。可以预见的是，到了《超级男声》，这种娱乐民主制将更加完善，很有可能取消评委，从而使娱乐民主抵达它的彼岸。
至于央视主持人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不过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思维。央视的节目何尝不想当收视之冠、广告之王呢。他们以前不就是如此嘛，如今只是来了危机感罢了。并非“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权威对娱乐的**才是万恶之源。
依旧可以看到，《超级女声》之所以被指责为“恶俗”，在于其娱乐民主外衣之中的商业利益驱动。天娱公司、湖南卫视、买广告时间的商人、电信运营商，他们是这场娱乐民主的最大获益者。而大众在付出了低廉的成本之后，也获得了娱乐性的享受。这里，商业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善的一面。
没有商业利益的推动，就不会有娱乐民主的超然。正像天娱公司的董事长王鹏说的，谁当选冠军（谁就是人气最旺的），对我们都一样。我们有什么必要搞黑幕？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接受老百姓选出来的人，和民意作对？这样对我们今后的包装有什么好处？
王鹏话意的主旨是“顺应民意”，可见其对娱乐民主的认识。可以说，一切商业行为都具有顺应民意的朴素倾向，只是在大多数时候商人的自利使得这种朴素倾向翻倒在市场的魔爪之下，从而上升为经济规律。
《超级女声》虽然接近尾声，但那种“想唱就唱”的精神却能留存下来，并在其衍生产品中继续发扬。我想，娱乐民主最接近娱乐的本意，也是大众想唱就唱的本源，更是何洁语“想在哪打洞就在哪打洞”的动机所在。
《超级女声》会渗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侧面与种种细节当中。或许以后会有很多类似的节目跟风而动，这已是娱乐的中国特色。但很难再有《超级女声》这样的巨大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制造第一、追逐享受这个第一。
而《超级女声2005》制造的最大的第一就是确立了“娱乐民主”在中国的形成，使中国人知道了自己手中握有娱乐权力（而非权利）。
四十四、文言文保护了大熊猫
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是二十世纪初白话文运动的成果。而白话文又改造自我国自古以来一直就存在的口语语言。在古代，口语是白话一样的，写到纸上却成了文言文。作为古代书面语的文言文简洁、明快，虽然有时比较难懂，但受过一定的教育就能运用自如。
文言文之所以简洁、明快，在于其语法和一般口语不同。与后者相比，它更复杂，更多修辞，更多的逻辑陷阱，更多地用典，更抽象，也就更难懂。那么，文言文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现在知道，起先的文字是刻在龟壳以及牛骨上，还有的竟然或刻或铸在青铜器上。龟壳、牛骨的数量限制了文章的长度，青铜器上的铭文更需要简洁。于是文言文就适应了这样的要求。
到后来，人们发明了竹简载书法。文言文的语法已经确立了，在竹简上书写就显得游刃有余。这时，就出现了毛笔书法中的隶书。再后来，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文言文写在纸上更加一目了然，比起口语文能节约很多纸张。中国人历来崇尚节约，而且中国人的建筑都是木结构，家具也是木制的。所以，中国人对文言文就格外亲睐。用文言文写成的散文、文论受到追捧。而如果是平话一样的小说，则会遭到贬斥，以为不可登大雅的二流。
可见，文言文因为简洁、明快的特点，大量地节约了造纸用的木材，也就节约了森林资源。而森林有涵养水源之功，所以文言文对防止水土流失是有极大贡献，不然黄河早就如此浑浊了。
此外，汉简的发明与使用固然造成一些竹林资源的破坏，但文言文同样保护了竹资源，使得大熊猫逃过了灭亡之劫。如果在我国古代就开始使用白话书面语，相信今天幸存下来的那几千只大熊猫也早就作古了。
四十五、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似乎已被无数次谈及和讨论。这些口水足以让软弱性更软，当然也淹没了真相。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作家等。这真相上可追溯到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下可联想至王朔无知者无畏。在中国，学而优则仕，赢者通吃。就像现在的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唱演优则主持，则上大学。春秋争鸣当中的百家一天到晚想得，就是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某个诸侯青睐，从而获得成功。像儒家、法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道家等到了汉朝初期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周朝到汉朝）就在努力使自己受到统治者的尊重、重视、赏识、重用。“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种观念影响了太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如过江之鲫，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天下的名义下求得个人的名禄。即使像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也想着儒家所教唆的治国平天下。李白难道不知道自己更擅长什么吗。
更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始终不能独立于现实的团体。知识分子被家（庭）、国（家）、天下（社稷）所包围，被家族、师门、党派、地方所牵扯，其精神上的焦虑感就像竹林那般卧听皆是疾苦声。虽然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用来使精神超脱的迷药（如道家、禅宗、水墨艺术），但它们都只能作用一时，属于暂时性麻醉用品。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思想者反抗的记述，更难觅科学家的独立探索精神。只有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英雄、清廉官员、忠臣谏客，充满了教学大纲和考试试卷。仿佛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沸腾热血代替冷静思考、用还我河山覆盖文化精脉、让治乱更替掩盖**世袭的可歌可泣。 怪不得如今的皇帝戏如此之多，原来是历史教育就留下的病根儿。
我们的学校也不进行哲学教育，只有马列主义的独门独派。这直接导致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新一代缺乏思想的方法论和自我支撑的思想习惯。于是，除去那些从思想及其相关专业毕业的知识分子外，其他的知识分子在把握思想递进发展的能力上有了先天的缺陷。
具体来说，当代影视作品的编导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文视野可说是并未出古代之右，尤其是那些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作品。我们连文革尚且不能彻底反思，遑论当下与未来。影视文化的娱乐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和学校教育一样，强烈地影响到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
以前是政治性的软弱，现在是政治和经济上双重的软弱。以前主是依附于权势，现在还要依附于商人。只有依附于权势、当局，知识分子们才觉得自己的知识、思想有了可施展的时空。达济天下、报效祖国的观念一直就是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历史遗产。
在历史上，中国文人鄙视很多下九流的文化，也包括小说。他们觉得小说只能供人消遣，而非经济天下所必需的利器，也不是依附权势的手段。其实，小说当中恰恰可以寄寓个人的独特思想。原因正在于其消遣性，面向的是非具体的大众（读者）。文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天地，使得那些经久部息的精神得以薪尽火传。可是，到了如今的影视文学，这样的传统却没了。
从先贤的榜样来看，历史上不为家国天下、只为真理而行而人物实在寥若晨星，亦自周朝到今日更没有被重视和广泛传扬。于是，那种独立天地的精神就一直不能射入到民族的血液当中。在我们中华民族看来，这样的精神似乎并不对民族的进化有多大的好处。我们总是以民族的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物和事件的价值，从而就只能养育出软弱的知识阶层分子来。
四十六、这个时代缺什么
中国历来也不缺少聪明人。说一个人聪明，那绝对是恭维。说一个人小聪明，虽略带贬义，但基本上还算很善意。聪明、小聪明，体现了我们为求生存而必需的举措。尤其在中国，求生存的经典简直无数。
这个时代从来就不缺少财富及其载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吧。也不缺乏专家、奥运冠军，他们每四年都肯定会出一批。更也不缺乏那些慷慨陈词、思路敏捷的主持人和嘉宾，他们只是这个时代的小小注脚。
这个时代缺乏的是智慧。
聪明和智慧截然不同，就像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聪明往往是灵光一闪，是对环境变化的随机应变，是明哲保身的，是以损人骗人为前提的生存之道。阿谀奉承可以算聪明，善于搞关系可以算聪明，主持人的机锋可以算聪明，炒作话题可以算聪明，但它们绝与智慧无关。
智慧可以很朴素，很简单，很木讷。但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智慧，而不是投机的聪明。任何理论不过是智慧的一种或一时的标本。虽然智慧本身只是“一”，但它却可以闪现在每一个人身上。
智慧是活在时代中的最真实的生命现象，是对现实生存环境做出反应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智慧得以存在，是因为生命本身。智慧能够不断精进，也是因为生命本身。智慧是生命的生存本质，同时，智慧又是生命等级的唯一标志。
四十七、美女就是无产阶级
美女爱钱，那是天经地义。通常这样的美女一无所有，比无产阶级还无产阶级。而她们的美貌就好比无产阶级的理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总是看上去很美，实践起来困难。
这时资产阶级骑着白马而来，说，在无国界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我们先享受一下全球化的好处吧。
于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变成一整套世界贸易规则，美女们懂得了交换。以前是砸碎铁链，换取一个自由的全世界。现在是用无产阶级的理论去换取一个游走世界的机会。
美女们游走在一个个资产阶级的怀抱里。资产阶级也许会说出一些封建社会的语言，在大床上还会表达出奴隶主的淫威。但是美女不怕，因为她们坚信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而这个无产阶级的理论核心就是：资产阶级终将老去，而美女们是他们的掘墓人。
四十八、中国文化垃圾论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同样也生产大量的文化垃圾。虽然十几亿人口平摊下来物质资源就所剩无几，但我们每个人能分得的文化垃圾却还是相当了得。这些垃圾基本上没有出口的希望（当然也有少数出口美国和世界的，那是老外们眼光太低级），只能在国内进行消化处理。
没有问题。那些垃圾制造者们都是中国人，都熟悉中国国情，制造出来的垃圾也很有中国特色。他们掌握着发行渠道和媒体频道，掌握着宣传包装的手段和势力，所以制造起文化垃圾来就更加肆无忌惮。
先来说说最主流的电视。
电视作为强势媒体，完全有灌输各种观念的能力。在商业利益的造就下，在没有电视立法的社会里，电视就变成一个大垃圾箱，装满了千姿百态的文化垃圾。而我们手中的遥控器，不过是拣垃圾的长臂夹。
垃圾之一：清宫戏
一个令我们相当难堪的朝代，那时的官服相当难看。可导演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清朝呢，一个原因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浩繁史料简直就是给这帮偷懒导演预备的脚本。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清朝的腐败故事太多了，这样可以把戏份搞得更有意思。我们熟悉清朝的历史，但我们对那些清宫戏里皇上长奴才短的镜头更熟悉。我们发现这些清宫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奴性的娱乐。连刘恒这样的大作家都编起《少年天子》，当然这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脉相承，也就不必惊怪了。
垃圾之二：武侠戏
那些腰系钢丝飞来飞去的大侠们在玩儿什么呢，是不是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或者返祖到了可在林间跳跃的猿猴时代。这种成人童话其实是和清宫戏同出一辙的。有一个金口玉言的皇帝，势必出一个武功盖世的魔王。表现冷兵器时代的风云，肯定比表现星球大战来得省钱得多。
垃圾之三：春节联欢晚会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垃圾桶。谁都想上晚会，想在这个大垃圾桶上贴上自己的标签。于是乎，这个垃圾桶更加名副其实。基本上在零点以后，也就是春天到来之后，往桶里放的都是些重度垃圾。在零点之前，多是些平时在别的地方积攒了芳名的人上场献艺。他们的表演不可谓不精彩，只是这精彩早已是过去时。能不能改变一下红色的基调，能不能在垃圾中加入一些思想的防腐剂，能不能去掉一些歌舞，能不能取消舞台，能不能让那些现场观众别傻坐着，能不能把垃圾桶变成万花筒。
垃圾之四：同一首歌
审美疲劳的典型代表，在没有新节目的时候一定能在央视一二三四频道里看到。
垃圾之五：综艺栏目
说它是幼儿园，可它比幼儿园还幼稚。说它是励志园，可它不仅励志而且弱智。
再来说说歌星和他们的歌曲。
本来，我们大陆的歌星中创作型的歌手就很少，而能让自己创作的歌曲流行起来的就更少。于是，即使是垃圾原创，只要符合基本的乐理，也被当成流行时尚后备军来加以宣扬。
垃圾之一：歌手郭峰及其近作
他曾经写下很多有名的歌曲，比如《让世界充满爱》。可是，他 最近几年已经变成了一个二流歌手，依然经常写歌，可是每一首都是抄上一首的，只需要在演唱的时候区别一下就可以了。正是要作出这%u
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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