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篇文章本来不想写的,因为转载一篇文章引起了两派完全不同的意见,我终于决定还是多介绍一些鲁迅。
鲁迅和高长虹的论争,我现在的看法是要论证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无厘头”的方面,一个就是文化和人性的问题。
先说无厘头的方面,主要体现在鲁迅和高长虹在这个问题上的自说自话的表现和后来鲁迅高长虹研究的两种倾向。
二
上回说到要写高长虹和鲁迅争论时的自说自话,一时竟搁笔闭关了几天。幸而前面说了要写的东西,再找回来还算容易。
这倒让我想起喊口号的好处,关键在于提纲挈领,然后挂起来挂个五百年--孙悟空从山下挣脱出来以后,或者凤凰涅磐再生以后,再研究这个口号,或者再把它挂起来,不亦乐乎?
为了照顾某些读者,我还是先回到高长虹和鲁迅的论争经过。
三
故事的开始说起来简单,简单得几乎没有故事。
高长虹当时是一个文学青年。
按照他自己发表的文章《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写到:“但我敢在这里特别声明的,即我为一游离者,中产阶级的利益我既不屑顾,无产阶级的战线我又未能至。。。”。“便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又因出国问题,认识了。。。”
又按照他在《给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
两相对照,可见高长虹不但是一个文学青年,当时还是一个落魄的文学青年。 一个几乎一无所有,但有“音乐和啤酒”的文学青年。
高长虹的“音乐”是出国,“啤酒”是文学。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当时得不少人,其中就有一个是鲁迅。因为高长虹对于文学犹如嗜酒那样的狂热,鲁迅和他迅速建立起了“志同道合”的友谊,鲁迅、依萍、有麟、陪良和高长虹在鲁迅的提议下共同建立了《莽原》杂志。
《莽原》的工作很辛苦,也很成功,但接着就出现了矛盾。一者两人都有私事。 高长虹要出国,鲁迅因为被章士钊解职去了厦门。二者两人缺乏沟通。 鲁迅显然不知道“以生命赴《莽原》”的高长虹对于出国的狂热。 高长虹大概也不太知道鲁迅所谓的“志同道合”到底何指。
但这种矛盾是隐性矛盾,两人的争论并非因为这个矛盾激发。 鲁迅把高长虹引为“知己”, 看高长虹的努力和穷困,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对高长虹非常照顾,高长虹也把鲁迅看作长者,和别人起了磨擦就先找鲁迅帮忙。
显性的矛盾激发就是鲁迅南下厦门以后《莽原》内部的纠纷。 鲁迅离开莽原以后,《莽原》编辑部没有了“权威”, 高长虹和韦素园就闹了起来。韦素园在高长虹和鲁迅相继离开以后,成为了《莽原》的编辑, 在“编辑”的问题上就引起了高长虹一派的不满--比较说来,就是删贴置顶的问题上不太倾向高长虹一派。
高长虹虽然想要出国,但是因为“《晨副》却发生问题,。。。我的出国计划失败了。”[1]高长虹既然对《莽原》付出很大的努力,出国计划又受挫,对于《莽原》的计较在所难免。高长虹当时已经在上海,既然不满意韦素园的“编辑”权力, 就决定在上海另办《狂飙》杂志。
说起来这不过是人性恶的表现。高长虹如果出国计划顺利,大概就不会那么计较一个小小的文章发表的问题。 但即使如此, 高长虹的表现也不坏。 一方面他写信给鲁迅,希望鲁迅能够主持正义,压压韦素园的气势,另一方面也有那种另立山头不受鸟气的勇气。
但这个时候隐性的矛盾就激发了。鲁迅不但不支持高长虹,还对高长虹的举动很反感。鲁迅说“我是党同伐异的”。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他把韦素园也当作了同党, 所以他不愿意听从高长虹的要求去打击韦素园。鲁迅也把高长虹当作同党,希望高长虹也不要为了一点小事争吵,争取和平共处,保证“党内的安定团结”。 所以鲁迅又说:“我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不希望别人去做”。 实际上是暗示高长虹不该表现得这样“恶”。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无论如何,大家都希望一致对外,内部力显和和气气犹如一家子的样子,“子为父隐是为直”。 但到了最后,先闹起来给外面笑话看得总是内部。然后因为觉得丢了脸,好端端的“君子党”变成了“惟利是图”的小人,于是越发的生气。装修越装越难看,脸越涂越难堪, 争论也就越来越升级了。
所以老子说:“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鲁迅和高长虹就为了一个删贴制顶为了要不要党同伐异从朋友变成了争论的对手。
这就是争论的开端。 说起来犹如世界上的一切争端一样,再平常不过的。不过因为鲁迅的缘故,终于变成了一门学问,世界上爱好热闹犹如我一样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没有做过仔细的统计,但我下这样一个断言,估计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
世界上爱好热闹的人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差不多一样多。
话再说回来,鲁迅不支持高长虹除了这个“不党同伐异”的主张,主要还有技术上的难题。鲁迅说:“北京小小《莽原》的删贴置顶的事情起了纠纷,在上海的高长虹却要在厦门的我发表意见”[2]。 这怎么也是实话实说吧。 不过等别人要求你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实话实说是很难行得通的,至少在我所经历的事情说明了这样的事实。
这个简单的故事终于介绍完了。他们争论中自说自话的无厘头只能挂起来等到下一回了。可见我前面的预言等到了应验,大家大概也早就心知肚明了吧。
当然鲁迅并非真的不闻不问,他不过是很谨慎而已。 鲁迅对于文字的感觉非常敏锐,这种敏锐使得他收到高长虹的信以后没有立刻答应高长虹,而是给韦素园写了一些信[3]。他从这些信中捕捉到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显然影响了他对高长虹和韦素园的态度。鲁迅的判断有多少合理合情的成分呢?在当时的环境鲁迅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多少年后的今天看来,我们该如何评价鲁迅的行为呢?这些大概都是感兴趣的人想知道的, 但这里也只能先买个关子,等到后面再说了。
[1]见《1926,北京出版界形式指掌图》
[2]这里的引用有所改动,是为了上下文的缘故。正文见鲁迅1926年12月发表的《的‘战略’》
[3]详见《志韦素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