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必圣 我们要在自己的民族肢体上写满怎样的语言？这种语言要真正能够表达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关于幸福与和平的追求。我们的民族不能是停滞不前的，不能是永远寂静的，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心声，并且以此融入世界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脉动，它不仅能够准确能反映出人类的幸福与和平的呼声，而且还能够将它有机地跟本民族的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相结合，将这样的呼声由民族热情以及道德充分地阐发出来。它还不应当只是民族肢体上的语言，它还必须成为思想和意志，成为生活的一种新气象。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许多历程，从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先锋小说，作家试图做某种努力来使自己的文字表现更加自由，也更加贴近人性，试图把人性反原到本来的面目。这条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从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看出来，作家注重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试图从自身的感受出发来接近陌生的人性。 人性是陌生的，尤其对中国作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对人性意义和价值的解释权一直把持在政治的手中，人性在中国沾染了很强的政治色彩，人性被政治化，成为政治的工具。因此真正的人性在中国作家的眼中是陌生的、蒙昧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都是迷惘的，他们寻找不到人性与人类精神上的联系。人性不是被社会角色化，就是经济化或者感性化。我们一直被围困在人性的异化沼泽里不能脱身，不能还人性独立的、主体的、自由的、责任的地位。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人性化为种种味道，飘浮在社会上空。要么是金钱、权力的味道，要么是欲望和感性的味道。 作家和批评家都没有把握到人性的本质，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法找到与人类文化精神上的联系，要么他们只能从生活中寻找人的形象，要么他们就从自身的感性与欲望中寻找人的感性印迹。他们都只是从人的脚印来认识人，来诠释人，他们不能从精神上来认识生命与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黑洞，这一黑洞不仅蛀空作家的心灵，而且也掏空了批评的思想。因此，在他们的眼中，人只有生活的印迹，感性的印迹，欲望的印迹，社会关系的印迹，而没有自由和独立思想的空心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谓之“空心的文学”并不讳言。 空心意味着我们民族整个文化精神上的虚无，我们的文学甚至文化只能记录身体的行为、事件与社会现象，生活的事相，而不能记录我们的精神轨迹。我们的文学甚至整个文化找不到与整个人类精神联系的线索，我们成为悬浮在世界之中的一个孤独的族群。我们只知道生活，却不知道为什么生活；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爱，为什么恨；不知道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甚至不知道未来。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眼前除了生活现象和自身涌动的感性欲望之外，我们不知道除此之外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眼前的这个世界除了供我们展开政治、经济活动之外，我们不知道理想是什么。总之，凡是需要精神来回答的问题，我们会都不知道。 “一个民族的历史不仅表现为一连串相继发生的事实，而且还表现为一个环环相扣的思想链条。每一个事实都应是思想的体现；思想或原则在追求实现时，应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这样，事实才不会消失，它会在大脑中留下沟痕，在心灵中留下烙印，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再将它从那里赶走。”（恰达耶夫：《疯人的辩护》，载《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版）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这样一根能够将一连串相继发生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将我们跟整个人类精神相联系的红线。少了这样一根红线，我们的面前便只有现象，零碎的、卑微的、虚无的种种生活现象，而没有了反映在思想中的精神活动。 有人说我们的作家思想苍白，有人说我们的批评家失语了，又有人说我们的思想家没有独立自由的人文思想。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缺少贯穿它的精神线索。这一精神链条到了我们这里中断了，就没有去将它联接起来。 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就这样孤立于世界，一句“中国特色”就可以勾消我们所有的精神问题。“中国特色”也只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一种外在描述，并不能以此来割裂我们与人类精神上的联系。我们与人类的精神关联比任何“中国特色”都来得重要，它关系到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神品格。任何经济或者文化的发展倘若没有精神红线的贯穿，它不可能沿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而只会走向野蛮、畸形和专制。 人性意义的蒙昧化已经向我们发出民族精神空洞的警示，这种阴影不仅笼罩着中国当代文学，而且笼罩着整个民族的文化，它使我们作家、诗人、批评家和思想家的话语变得暧昧不明，使我们的民族的道德观也变得不再明晰，使我们民族的性格也变得飘摇不定。这是一种文化深处的风暴，它从我们的人性开始刮起旋风，一方面把人的感性卷上天空，使感性成为生活的一种方式和目标；另一方面将精神的虚无化膨胀开来，使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弥漫开来，以至我们到处都可以闻到价值虚无的气味。 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虚无的气息中熏染得麻木了，我们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危机，好像虚无也是一种文化景致，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命境界。好像我们的生活历来都是靠虚无来描述的，虚无这块布幕拉上之后，更可以掩盖我们迷乱的思想。好像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迷津的中央，从来就不知道迷津的出口，不知道未来，也不知道出路。因为虚无无界线，所以虚无之中，也无所谓态度，也无所谓任何立场。无论生活还是社会活动，都可以随机应变，可以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可以随着世相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信念，甚至抛弃理想也无所谓。因为虚无本来就无理想，它把一切都相对化了，都蒙昧化了。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也无所谓美好与丑恶。这样的相对主义，蒙昧观念，所谓的多元化全都在描述我们这个价值意义模糊不清的文化形态。 我们好像睡觉了，文学、艺术甚至文化都在描述无尽的现象。我们的民族仿佛进入了一个文化梦境，眼前只有变幻的事相，没有人能够看清它的本质。一旦我们清醒过来，一切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充满欲望的肉体在冲动着。我们葡伏着生活，从不仰望比现实生活更高的事物，从不仰望星空。不仅如此，我们也从不向自己的心灵发问，从不去扣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似乎对于葡伏在现实面前的我们过于遥远，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超出我们的思想界线。四周只有浓烈的现实气息和身体中的欲望在不断地挑动我们的感觉，它使我们的感觉磨练得更加敏感，对欲望的要求被磨练得更加强烈，它迫使我们更加贴紧现实的大地，也更加漠视遥远的未来和内在精神的渴望。 如果我们一直没能从大地上站立起来，如果我们一直不能仰望星空和未来，如果我们一直不能摆脱不断受欲望挑动的沉重的肉身，我们也就不可能反原破碎的人性，也就没有能力在文学、艺术中正确地描述和描绘这样的人性，它们只能描述和描绘生活形态以及感性体验或者虚无的幻象。我们不断地被各种阴影所描述，欲望的阴影、虚无的阴影笼罩着我们，使我们根本无法注视比现实稍远一些的未来。我们的目光一离开现实，一离开我们的肉体立即就变得模糊不清，我们的心灵也立即晕眩起来。如此，我们怎么能够获得生活的意义，辨明存在的价值呢？ 我们变成不能离开现实没有任何理想的身体，它只是种植在现实的土地上，不断地吸取现实的利益养份。所有的描述，我们只能围绕着身体与现实，有时现实给身体快乐，有时现实给身体痛苦，总之，身体享受着这样的快乐，也忍受着这样的痛苦。我们在现实面前变得懦弱不堪，不能抬头仰望现实之外的任何思想，所有的愿望也都不能超越于现实，得完全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否则都会被人视为不切实际的傻子。难道切重实际那么重要吗？ 切重实际之所以有超过一切思想和理想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都是趴着生活，趴在现实的土地上，而不是站着生活。我们让现实摆布了，现实环境不仅只是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影响我们的性格，甚至左右了我们的思想，破坏了我们的理想。它使我们肉体变得异常沉重，以至于我们站着思想都有困难，我们的人性被现实重重地压抑着，我们的思想已经扛不起自己的身体了，最后只好放弃思想，去照顾趴在了地上的肉体了。 可怜的肉体啊？纵然你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你也是一副无法站立的肉体，你也是要在世界腐朽着消失。难道我们只是无望地凭吊这样的肉身，看着它怎样屈辱地生活并且可悲地死亡吗？我们不能总是呼吸着腐朽的气息生活吧，好像生活在死亡的身旁一样。我们无限努力地照顾我们的肉体，但并不能因此获得拯救。肉体所能给予我们的快乐十分有限，就像黑夜里放焰火，灿烂只是瞬间的，而黑暗却是漫长的。 我们已经在黑暗中度过了太长时间了，这样的黑暗是无可名状的，是不知道未来的黑暗，也是不知道自己过去的黑暗；是不知道生活意义的黑暗，也是不认识生命价值的黑暗。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为什么去。总之，我们印象深刻而且难以磨灭的只要眼前的生活和生活所遭遇到的现实，除此之外只能用盲人手中的探路棍去探索。许多路，虽然我们都走过来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这条路并没有因为我们走过了而被照亮起来，让其他人可以坦然度过，它还是在黑暗中遮蔽着的，第二个人要想走的话，他还需要用到盲人手中的那根探路棍。 就是从我国的古代典藉文献中，也没有看到哪位圣贤真正受到过上天的启示，他能够具备天启的智慧给我们指点迷津。庄子在《逍遥游》中向我们描述的也只是一种神话，他向我们讲述一种可以搏击长空、飞腾万里的名为鲲鹏这样的神鸟。但神鸟总归是神鸟，无论它如何勇猛，如何逍遥太空。但它并不能给地上行走者引一条光明的道路，也并没有诠释地上行走者的行走意义和行走价值。神话只是一种空洞的想象，是我们被困迷津时精神的一种迷幻作用。这种迷幻作用一旦消失，存在的虚无感立即就会现出原型。 我们的民族在制造文化幻象上有过辉煌的成就，并且总是努力将这样的文化幻象注入到民族历史的肌体，试图让我们的民族能够具备神话的某种神秘力量，依靠这样的力量一方面给我们痛苦的历史进行消炎止痛；另一方面，虚拟化我们的人格，使我们更加依赖神话人格，依赖英雄和领袖。我们的人民已经在这些神话人物，在这些英雄和领袖们面前焚香秉烛有很长时间了，就是现在，还有不少神灵以及领袖们还在享受着人民最虔诚的香烛和敬拜。可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位神仙、英雄或者领袖给过我们的人民真诚和善良的指引，那怕只是真实的和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的安慰也不曾给予过，更不用说充满希望的生命的激情了。 我们从来就不曾从古代圣贤那里获取过一种光辉的理性，它能够解放我们的懦弱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不再依赖强权而获得思想的自信，我们可以不再跪着听从皇上的旨意，而自觉从自己的良心获得悔悟。在这种悔悟的引领下，我们能够彻底转变生活目标的，成为热爱真理的赤子。我们民族所有的智慧还没有培养出这样的真理赤子，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盛开的只是迷幻之花，真正艳丽的理性花朵还无法破土而出，以其沐浴自由与和平的灿烂之色，登临历史舞台。 传统文化不能滋养我们的理性，它既不能使我们更睿智，能够洞悉事物的内在本质；也不能使我们具有感性的灵动性，能够具备更丰富和充实的生命情感；也不能使我们具有广博的胸怀，去理解与汲取世界文化一切辉煌的理性成果；它也不能更我们更具法理精神，追求社会的和平与公正。我们要么只见“鲲鹏”展翅高飞，要么在梦见自己“化蝶”纷飞，就是没有看到一个自由、独立与公正的思想。在此情形之下，我们的理性之路更显飘摇。我们的后面没有先觉的启蒙，而我们的前头又没有先知的启示。因此，我们的生命中压根就没有悔悟的种子，以至于我们现在都不觉得生命需要悔悟这样一个精神历程。 对于我们的人民而言，面前除了权威的话语之外，我们很少有权利或者能够拥有自由去探寻超越专制权威的真理。真理与我们是隔绝的，真理在这个民族是被权威过滤的，也是被权威所取代的。权威取代真理，或者权威代表真理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法则贯穿整个社会的生活、文化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由于权威话语的主宰，其他的一切言论只是嘤嘤儿语而已，它不能成为产生自由思想的基础，相反它成为滋生迷信的温床。所谓迷信就是丧失理性的盲目依从，他们全都靠到权威的肩上，因为恐惧，而不是因为真正的信赖而顺从权力的支配。“所以中国人永远畏惧一切，因为一切外在之物对于他们都有意义，都是权力，都可能对他们使用暴力，都可以侵害他们。……个人没有任何自己的决定，没有主观自由。”（黑格尔：《中国的宗教或曰尺度的宗教》，载《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黑格尔的这一评价恰恰说中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懦弱的原因。因为这种恐惧，不仅阻拦了我们追求真理的脚步，而且挫伤了我们的人格，迫使自由人葡伏在地，成为顺从的思想奴隶。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仅听不到自己的心声，而且除了权威话语之外，也听不到任何人的心声。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权威的旨意，不仅把这种旨意铭刻在心，而且与我们奴性的性格相结合，自觉铲除了一切自由主义的冲动与民主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件恭顺从命的工具。 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恭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态度的范畴，它成为一种民族性格。因为恭顺不能只是态度，而且还必须上升到人格。你不仅要从态度上顺从权威，而且还得自觉认同权威颁布的一切法令和价值观，将权威的法令和价值观视同至高无上的真理，自觉抛弃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将自己彻底改造成一件令权威满意的听命工具。 由于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受到严格的限制，自我觉悟也被压抑住了，因而我们只能扭曲地生长，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也被压抑着。美好和善良的品格无法得到发展，它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和内涵的抽象概念，因而无法在生命的过程中得到有效实施。“因为普遍只是抽象的基础，所以人在其中没有真正的、充实的内在，人没有内在的支柱。只有当自由、理性出现的时候，他才有内在的支柱，因为这时他是要成为自由的意识，而自由则驯服化为理性。这种驯化而就的理性确立绝对的准则、义务。如果这些绝对的规定成了具有自由和良知并意识到这些规定的人的内在规定，那么人才有内在的良知的支柱。只有当人把上帝当作精神，知道了精神的规定，上帝的规定才是对理性的本质的、绝对的规定，也就是对人的义务以及人的内在义务的本质的绝对的规定。”（黑格尔：《中国的宗教或曰尺度的宗教》，载《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而我们的内在被专制权力驯服为工具了，我们不仅没有充实的内在，没有自由意志、自由思想、道德责任、明确的生命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的内在，而且也没有良知的支柱。我们的理性是虚无的，没有实质性的精神力量。由于这样的内在虚无性，在许多事物面前的，我们的认知是被动的，甚至是不健康的；我们的道德责任也是虚弱的，因为丧失了自由意志下的行为能力，所以承担这种行为的责任意识也就变得虚弱不堪了。 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国家还会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和精神还会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而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犯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在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破坏该国那孩子般尊严的礼俗。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他们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一己私利的那种洞察力和狡猾的伎俩以及毫无男子汉气概的那种孩童般的复杂心理。他们总是不断地心中自忖：这事也值得干吗？这事能否干得更好些呢？在中国，唯有这样的德性才是皇帝允许的。就连皇帝自己也不得不受这样的束缚：他必须身体力行，起表率作用，他不仅要在节日中祭祀祖先，而且平日的一言一行都得遵奉祖宗之法，因此他所受到的评价，无论是褒是贬，或许同样是不公正的。 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就连他们那些谈论道德和法令的书本也总是变着法儿，反反复复、详详细细地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吹捧那种孩童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样，仍旧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除了命运使得众多的民族拥挤在这块土地上之外，它依仗着山川、荒漠以及几乎没有港湾的大海，构筑起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壁垒。要是没有这样的地理条件，它很难维持住现在这个模样。他们尽管仇视满族人，但却未能阻止满族政权在其内部诞生。那些野蛮的满族征服者为其统治的需要，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把孩童般奴性的座椅。他们无须对它做任何改造就坐上去统治起来。而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像他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中国》，载《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要是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谁还会有勇气读这些哲学大师如此的文字呢？这些文字无疑跟叛国这样的可以处极刑的犯罪联系在一起，更谈不上理智地去理解它了。要我们现在理解这些评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还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可喜的是，这些哲学家早就辞世而去，我们已经找不到说这些话的人了，否则我们会在全世界面前吵闹起来，说他们诽谤我们，侮辱我们，贬低我们。我们因而又会憎恨起这些闻名世界的哲学大师，甚至憎恨起整个西方文明以及西方世界，进而又锁关闭国起来。倘若这样，的确有些孩子气，而且是那种自卑、顽固和任性的孩子气。 对于自由的言论，就是一切专制权力之外的言论，我们有着特殊的警惕性，不仅特别敏感，而且特别神经质。不等领会它的意义和价值，马上就把它列入一级危机品，视同毒品和炸药，有着极大的伤害性。因为这些言论提倡的价值中心与我们世代恪守的完全不同，这些言论提倡的价值中心是人本主义的，认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是社会价值的主体，保护每一个个人的利益以及充分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是这个价值中心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全体人类社会中实现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平等，维护社会的公正是这个价值中心的核心基准。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每一个个人不仅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享有充分的自由，不仅自由表达个人意志，表现个人思想，而且这些个人意志和个人思想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在这一价值体系中，人是崇高的，因而与个人相关的公平权利以及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与此相对照，我们所恪守的价值就突现出其虚无性。在我们的价值中心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皇帝为修建长城，有无数的白骨一同埋里长城的城基，即使长城被哭倒了，还得有人重新在城墙里化为白骨。生命既然如此，与生命相关的一切思想、自由、个性、意志、理想、私有财产更是得不到任何尊重和保障。只要权力得到贯通，即使有许多人饿死荒野，也不同受到同情，更不可能因此更改国家政令。关于这样的时代记忆，已经开始遗忘了。因为我们转而关注当前的现实，而很少有人保持历史伤情，更没有人要求政权为这一切悲剧承担道德和法律的责任。死者在地底下沉默，而生者在社会中沉默。因而才有人从我们这块土地上闻出了腐朽的气息，才有人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因为世界实在看不出我们的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理性上做出哪些努力，我们踏入世界精神领域的足迹实在稀少而且懦弱无力，我们还没有获得内在的精神支柱，可以首先让我们站立起来。 站立很重要，尤其对于我们，它的意义完全等同于新生。首先要成为独立的主体，有自由意志、自由思想、清明理性、鲜明个性，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体。只有确立了主体地位，才能摆脱奴役，才能将自己从工具堆中拯救出来，成为一个具有理性力量的、崇高的人。我们最需要成熟，最需要成长的是我们的理性，由蒙昧理性，转而成长为启蒙理性，这是我们要踏入世界精神领域的第一 步。 2007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