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经历了一场远承新文化运动，激进喧闹，昙花一现的泡沫，那么九十年代则开始了一个回归“整理国故”，追寻失踪者，保守沉闷的漫长时期，延续至今，还看不到终点。自然，也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这是一个务实不争论的年代，这是一个闷声挣钱的年代。外面的世界很热闹，想静心守住一张书桌，还真需要很好的定力。“整理国故”究竟有多少能够传世的结果还难定论，倒是许多曾经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销声匿迹的名字重新出现，变得如雷贯耳。由于短缺，人们开始象追星一样憧憬那些不可复现的文化守护者。虽然数来数去，能够“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人，不过王国维，陈寅恪等极少人而已。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其实对王国维，陈寅恪二位先生一知半解，不过高山仰止。我自然不敢追随时尚，引用二位的文章来成就自己的思想。我们这几茬人，对静安先生的了解其实都是从那本薄薄的《人间词话》入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下面这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然而，这些境界怎样去理解，后人还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虽然王国维学贯中西，深受叔本华、尼采影响，《人间词话》却完全是继承传统诗论的写法，纯粹形象、感性的语言。也许，这正是《人间词话》的魅力之所在。中文本来就语多褒貶而缺少内在的严谨思辩，而语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所以中文的思维往往是简单的二分，有意无意间已形成价值判断，直达或是或非的结论。另一方面，汉字堪称是硕果独存的象形文字，其中丰富多彩的意象，大半只能感受却难以分析，所以传统诗论富于美感却无美学体系，《人间词话》可以说是这一道统的最后一点绝响吧。
我一直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众多传人里的一份子，中年后更接近不读书，不求甚解的痴呆境界。近日为写这个专栏，重读庄子，阮籍和陶渊明这三位我极喜欢的古人的部分作品。这次阅读，与上一次之间，横亙着二十余年的岁月。中国人往往要在感受到一点作家周泽雄所说的“生命的厚味”之后，才能走近历史的脉络。这次阅读，不仅对具体文字有崭新的印象，更对庄子以降，这一脉思想的演变时不时萦绕在心。我似乎有些感觉，却找不到话语来陈述。就好象十五年前初次到纽约小意大利的一家据说名闻遐迩的咖啡店品咖啡，一盃卡布基诺，一小盅蒸馏浓咖啡，醇而不同，令我兴奋不已，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证明自己虽然爱喝咖啡，却没有品尝的资格，连野狐禅都诌不出。
昨晚临睡时，半梦半醒之间，石击电闪一瞬，静安先生的三重境界照亮了我的思路，难道不是恰好可以借用来比照一番吗？
在我看来，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说庄子，虽不中，亦不远矣。庄子之“独”，在于他的世界是逍遥而纯粹的，直通自由的彼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的思想，与天地相齐，高远而简洁。调侃地说一句，庄子就是一位大宗师，远远地微笑着伫望人间世。后来的绝大多数人，在人间世折腾，焦虑而繁琐，不知不觉就成了庄子的反衬。庄子之“独”，更在于他的思想虽然和其他各家一样，属于人生哲学之一种，却是独一份地关注个人而不是社会。总体而言，中国的思想基本上都是人生哲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主要聚焦在世俗社会的秩序，伦理，权谋等等，庄子主张“逍遥”，正是要跳出这一切，达到个人的最大化。
然而，历史的演变已经显示，个人自由与个人意识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即使只从这层意思上讲，鲁迅先生那声看到史书上写满了“吃人”二字的惊呼也是“良有以也”。庄子的时代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迁徙或逃避，比如孔子从一个小国晃悠到另一个小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又比如伯夷叔齐，可以躲到山里，也不一定就会饿死。到了阮籍时，这些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所以在阮籍的文章里，少了飘逸恣肆的想象，多了忧伤沉痛的感慨。同样是关于“以天地为卵”的人生境界，《大人先生传》更着力于对名教与现实的批驳，在在流露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
阮籍已无力仿效庄子的自由驰骋，也就是念想一下。他更多是逃避在半真半假的醉梦里，在现实中不免半无奈半情愿地妥协：混迹于官场，写劝进文章。不是所有人都爱喝酒更没有多少人真能醉梦，加上越彻底的人越具有榜样的力量，所以阮籍不如陶渊明那样影响深远。陶渊明之所以更广为人知的另一个原因，是阮籍在思想上更接近庄子，而陶渊明有更多儒家的要素。陶渊明曾经胸怀“猛志”，直到不惑之年，历经宦海浮沉，阅尽乱世沧桑，才蓦然醒悟，写下《归去来兮辞》，正好合了《人间词话》第三境。
陶渊明不仅以其文章，更以其人生选择而成为庄子的传人。我个人以为，他也是庄子最后的传人。后人即使想学庄子也学不来，顶多学学陶渊明。换言之，时势不同，庄子的想象力只能让人惊为天人，而陶渊明却是走过尘世后回归自然，让人觉得切近真实。庄子不可学，由儒入道的陶渊明却可学。事实上，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里的少数彷徨在入世出世之间的另类，几乎无一不是仿效陶渊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学陶渊明究竟学得如何，也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姑且不论。
儒家成为主流思想的一个标杆就是，它很早就包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构筑了价值体系的基础。儒家推崇道德事功，善恶是非极其分明。不管它是严肃的，还是虚伪的，有时都不免令人不堪重负或产生疑惑，此刻道家的思想和指向恰好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所以，道家能够做为中国思想传统里最重要的一个分枝历千年而不坠并成为知识分子多面性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儒家的洪流里浸淫越深，离庄子难免越远。当儒家蜕化普及到极致，化进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的时候，“逍遥”越来越听上去虚无缥缈不靠谱，属于可望而不可即，没有实际用处的奢侈；当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屡经战乱，为“生存权”都要来回转圈反复挣扎的时候，道德的功能更多是用来将功利行为正当化，只有财富和权力才是最实在的。庄子虽然幸运地流传至今，但他的思想究竟有多少发展呢？那些喜爱庄子的读书人们，是不是仅仅用他为自己的多重人格又添了一重呢？尽管隐逸精神一般被认为是一种高尚品质，尽管历朝历代都有些唱着归去来回到林泉下的隐士，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其实是身在草野，心怀庙宇。如果心灵失去了逍遥，又怎样才能真正地归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