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晴副主席在会场里突然放炮，把倪育贤主席吓了一跳......

我 有 四 个 问 题 ！
---- 潘晴在法拉盛“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谢谢主席！谢谢各位代表！

我从新西兰赶来，不远万里参加这次会议，主要是想为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在动身之前，许多民运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次活动主要是为纽约地区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非法移民向法庭提供证明材料而准备的，劝我不要被人利用了。我对倪育贤主任委员一向十分信任和尊敬，所以并未理会他们。可是，刚才我听说有人在这里向与会人员提出什么集资计划，刘东星副主任委员要大家认购什么民运股票，每人得交几百、几千美元，我一下子晕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会议？忽然间我发现，这里确实有一些奇怪的现象，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向大会提出四点疑问：

第一，我不明白，既然这次会议被冠以“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可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海外民运代表人物都没有来参加？这里出现在我面前忙着拍照的人群，为何都那么的陌生，真不知道他们与民主运动到底有什么关系？

第二，我不明白，既然这次会议宣称要建立“统一的中国民主党”，成立 “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但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中国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如徐文立、王有才、谢万军、唐元隽、周建和、王希哲等）都没有前来参加？

第三，我不明白，为什么自民党要把自己武装推翻中国政府的纲领强加给坚持合法抗争的中国民主党，而又不征求民主党的意见，用心何在？假如中共当局以此为借口，将国内的民主党人全部投入监狱，那么谁应该对此负责？

第四，我不明白，中国民主党明明是由国内民运人士不顾个人安危，前赴后继所创建，可是，为什么今天出现在会场里的这个“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却将自己称作“总部”，而把原来国内的中国民主党称作“大陆分部”？

这四个问题，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下。暂时我就说这里。谢谢！


（潘晴）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arty/2007/03/200703230512.shtml

徐文立致函倪育贤

倪育贤：你好！

也许你还陶醉在当上“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得意之中吧。不过有一些话，我思来想去，还不得不对你说。这些年来，你对海外民运搞了大量的分裂破坏活动，现在又故伎重演，对中国民主党下毒手了。斯可忍孰不可忍，我已愤慨至极！据知，你是领台湾情报部门津贴的那类人。请问，这一切难道都是台湾方面指使你干的吗？你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把民运折腾得四分五裂，人心向背，这样对台湾又有何益？我有理由相信，你是在假公济私，借助台湾势力来达到你追逐个人名利的阴暗目的！

３月２３日，也就是你们刚开完了“世界代表大会”，刘东星和陈平两人即来我家汇报情况，希望同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达成谅解。这说明即使在你们那边，一意孤行的你也是不得人心的。刘东星十分坦率地说，你倪育贤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随时可以拿掉，换上我或者别的什么“符号”。他和陈平有意推我当“中央委员会主席”。我明确告诉他们，目前中国民主党还有许多重要人物还被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我徐文立没有资格背着他们在国外吃他们的“人血馒头”。不光是我，就连王有才也持这种立场。你倪育贤与中国民主党有何相干？你凭什么来搅扰中国民主党？又有何德何能要当“中央委员会主席”？说穿了，你的“自民党”其实也是假货！据知，你早在１９９３年就已经被王炳章主席开除了党籍。王炳章现在还在国内坐牢（而且是“无期徒刑”啊！），你的所作所为对得起他亲手缔造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吗？

徐文立
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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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丽 少 女 被 恶 棍 强 奸 欲 哭 无 泪
华人移民申请“政治庇护”找“民运分子”帮忙受尽磨难


“什么事情只要跟‘民运分子’沾上关系，就说不清楚了。”一位华侨深有感触地说。他告诫周围人，尤其是女性，尽量不要与海外的“民运分子”打交道，以免有理说不清，吃哑巴亏。

“民运分子”借钱不还，不履行合约，或者强暴你（或奸污你的妻女）……总之，一旦发生什么纠葛，你都声张不得，否则，他们会抨击你“破坏民主事业”，故意“帮共产党的忙”。他们甚至会向移民局、联邦调查局写密函，诬称你是“中共特务”，要求取消你的居留、工作、上学、开业或入籍的申请资格，查封你的银行存款，监视你的行踪，窃听你的电话，并尽早遣送回国。这绝非危言耸听！

以轰动一时的倪育贤案为例，华人同胞当引以为诫。

年逾花甲的“海外民运工作会议”主持人之一、“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因为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纽约警察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引起社会公愤。然而，倪育贤却抛出所谓的“阴谋论”，欲将自己的刑事案件作“政治化”处理，来转移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伺机对受害人和举报者进行抹黑和报复，其手段极其卑劣。

倪育贤在接受“多维新闻社”记者吕贤修的采访时，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诬陷”的，并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幕后有黑手”。至于背后的“黑手”是谁？他则强调说是“共产党的同谋”。（详见《多维时报》2005年9月30日《涉嫌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 倪育贤：我是被诬陷的》）

倪育贤在接受《明报》驻纽约记者的采访时，却又声称自己因领导“独立民运”，不耻于台独势力的“贵族民运”为伍，所以受到多方压制。接着又吹嘘自己“为民主事业奋斗四十多年，多次面临失去生命自由的威胁。也因积极从事民运，被中共视为眼中钉。”（详见《明报》纽约版2005年9月30日《倪育贤：杨国君为钱乱咬》）

倪育贤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党的“眼中钉”吗？

七十年代末，倪育贤曾经因为在上海张贴过反对“四人帮”极左路线及发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大字报，以表达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而被当局关押在看守所里达数月，后来宣布“平反”。此外，他在中国没有参加过其他任何“民主运动”。1986年倪育贤移民到美国定居，获“政治庇护”。1989年他参加王炳章、林樵清等人组建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不久便在党内搞分裂破坏活动，退党后又另行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自任“主席”，被人讥笑为“一人党”。倪育贤利用海外华人对于“六四事件”的同情，抱着“募捐箱”四处骗钱，并将十多万美元捐款盗为己有，偷偷在纽约长岛购置豪宅。事件被《世界日报》曝光后舆论哗然，从此海外华人不再向“民运分子”捐款。此后，倪育贤热衷于在“民运”内部挑动内斗，诋毁众多“民运领袖”。为了讨好台湾李登辉当局，他还大肆鼓吹“两国论”，叫嚣要破除“一个中国”的神话。

倪育贤在美国没有正当职业，从来不打工，台湾情报机关拨发的“活动津贴”是他固定的收入来源。此外，他还把一些偷渡者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为他们出具申请“政治庇护”的证明材料，以此索取五千至八千美元的报酬。如果那些偷渡者请他到移民法庭作证，每次需付给他五百至一千美元。倪育贤经常把他的那些“政治庇护”客户带到“海外民运”的集会中，安排发言和拍照，作为向移民法庭提供的备案材料，每次收取客户三百至五百美元。此外，嫖娼是倪育贤的一大嗜好。虽然他已有妻室，却嫌妻子长相差，不愿与之同床，结婚至今未有儿女。他与薛伟的姘妇张菁一向关系暧昧，并与魏泉宝的妻子金雪珍通奸。

如此看来，倪育贤是一个品行恶劣、寡廉鲜耻、信口雌黄的小人，十足的社会渣滓。在任何国家里，这种人都该呆在监狱里，以免危害社会。他们丑恶的政治表演，实际上已成为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两名遭受倪育贤性侵犯的华裔少女的父亲杨国君，原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客户之一，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杨国君向《明报》指出，倪育贤是个“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据悉，杨国君与倪育贤交往五年来，被骗钱财逾三万美元，最后连自己的两个未成年女儿也被倪育贤糟蹋了，所以他决定诉诸公堂，将这头色狼绳之以法。

许多海外华人偷渡或移居国外之后，困于无法获得当地的合法居留身份，无奈之下只好改寻“政治庇护”途径，结果不慎落入一些“民运分子”设下的骗局和陷阱之中，有的人象杨国君那样，落得人财两空。据悉，有些非法滞留外国的华裔女子为了获得“政治庇护”待遇，而不幸被“民运分子”奸污。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女性保险经纪人透露，她就曾遭遇这样可拍的经历，在为“民运分子”当打字员期间遭到性侵犯。她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报案，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被移民局遣送回国，而且，‘民运分子’还会反过来诬蔑我是‘中共特务’。现在我总算熬出头了，自从有了‘政治庇护’身份，我便完全摆脱了他们，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和丈夫、女儿愉快地生活。”她还算幸运的。

“民运分子”经常会向你吹嘘自己如何了不得，是什么“主席”、“会长”、“社长”、“未来中国领袖”等等，其实这些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全都是假的，一文不值，经不起刨根问底。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是。“领袖”没有随从，还“领袖”个屁。他们不上学、不考试、也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光写一些谩骂中国的短文，而且都是抄来抄去，也算“博士”、“访问学者”、“研究员”？如果台湾不花钱，他们靠什么活？凭什么混？有谁听他们、信他们？他们年年都说中国“三年后大乱”、“五年后崩溃”，可是，“三年”、“五年”早过了，咋不见中国垮台完蛋，反而越来越强大？

有些“民运分子”实际上过去在中国跟政治沾不上边，坐牢是因为刑事犯罪。比如，《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以前因为犯强奸罪，在四川判刑十年；“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曾经因为猥亵女生、盗窃、偷渡，两次被收容劳动教养，后“留场就业”。他们出国后却都谎称自己因为“反共”，被打成“反革命”，摇身一变给台湾当间谍，忽然又成了“民运分子”了。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女性同胞，是多么的危险！多么可怕！

其实，通过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由“民运分子”出具“证明材料”，而获得“政治庇护”的成功机率如今已经非常小，移民局官员对爱说谎的“民运分子”都十分厌烦。相反，那些因违反“一胎化”政策或因参加“家庭教会”及的申请人，现在更容易获得“政治庇护”。倘若当初杨国君以“计划生育”受害者身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而不去找倪育贤“帮忙”，或许早就拿到绿卡了，而且也不会使自己的两个女儿白白被“民运分子”奸污糟蹋了。

何永馀
Oct.5,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