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浩先生访问纪录（之三）
东山再起
十七年的情况，对蒋先生来说是最好的时机。一月十五日五中全会开会，一月十八日，蒋先生就任北伐全军总司令。六月十五日北伐告成。七月六日，四集团军总司令祭告碧云寺总理灵前。十月八日蒋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是年底东北宣布易帜，全国正式统一，但看不见的暗潮正在汹涌扩大中。在平汉路方面的北伐军主力是桂系和冯（玉祥）军，因此造成了冯桂的联合，所控制的地盘包括两广、两湖、山东、河南、河北南部及西北各省，蒋先生所有的只有福建、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五省，有如当年的孙传芳。而武汉政治分会由桂系操纵，任意免鲁涤平职，改组湖南省府。蒋先生爲釜底抽薪计，就想利用唐先生的旧部，彻底摧毁桂系。当时唐先生旧部分布在湘、鄂、及北方唐山三个据点。在湘是周斓、何键部，在鄂有二师二旅，在唐山则有五万多人，廖磊、李品仙、叶琪等都是唐先生的精锐。白健生带到唐山的广西军队只有一旅，而白是个政治性的军人，在北平常与各国公使往来，又联络杨宇霆，解决了山海关内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残部，乘机与杨接纳，谋伸张桂系势力于东北。因此蒋先生首先想解决他。
我于十七年四月由日本抵达香港，蒋先生派刘文岛作代表来看我们，但没有谈到什么实际的问题。我本不想理刘，但唐先生说可以利用他。五月一日，唐先生派我爲总代表去上海。自十七年下半年到十八年二月，每月总要见蒋先生两次以上。
十七年底，冯、桂联合与蒋先生的斗争已经尖锐化，蒋曾想派我去北方任第三编遣区委员，我因恐打草惊蛇，没有去。十八年一月，蒋先生问我与唐山方面军队有没有联系。我说：「只要主席有命令，我一定尽力去号召。」但蒋先生很谨慎，不作明白表示，只叫何雪竹和我说：「部队拉过来，官兵一次发三个月饷。」本来派去北方的人是晏勋甫，晏不肯去，才由我去。我于阴历正月廿四日由上海去天津，再冒险去军中，召集旅团长讲，要他们效顺中央。
这一次行动是有组织的，蒋百里先生是军师，其余参加计划有张群、李书城、锺伯毅等，在上海商谈，由我负责执行。我化装去的，家人都不知道。临行蒋百里先生给我一封封着的，告诉我到天津接好头后，再开拆（我记得有十三页之多）。我行前立下遗嘱，在船上并赋诗一首：「懒病经年百不闻，迫身大义去收军，间关一剑飘零客，拔帜功成薄海惊。」因爲我觉得唐先生率军北伐，牺牲了近万的湖南健儿生命，结果空有叛逆之名，此行实是爲死者报仇。
在天津住了一天，就化装平民去军中，住在一位老百姓家，召集将领宣布两点：一是采取行动脱离桂系，二是负责关三月饷。我一离开，他们就采取行动。廖磊、李品仙指挥不动，忙报告在唐山的白健生，白就由唐山去天津乘船南下。白下船两小时，唐先生就在天津登岸。我本可以把白逮捕的，但没有做。唐先生到天津以前，已先和晋阎联络，傅作义是警备司令，用最好的火车把唐先生送到唐山，由我陪行。到军中后，官兵欢宴，士气高涨，于是就在唐山通电，归附中央。
通电发出，两广、两湖都起了变化，蒋先生也宣布讨逆，坐军舰上，不战而收复武汉。在河南、山东的冯军怕被夹击，退守洛阳。李宗仁宣布就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冯任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分别被中央开除党籍。
我们将部队自唐山调回北平，唐先生就任五路总指挥，成北方总镇。白健生原指挥有四师一旅（魏益三、刘春荣、李品仙、廖磊、韦云淞），魏的一旅驻南面，因无路可走，自动投诚。此时晋阎尚有二师在北京，另有方振武、刘镇华、陈调元、楚溪春等部。我们的嫡系部队有枪三万支，是最大的力量，局势大有可爲。我是第五路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到北平以后，由于唐的英雄性格，事事都由他出面，我退居幕后，曾兼任军官团团长和骑兵旅旅长。十八年的三月到四月，正是北平初春，也是我生活最安定的时期。
五月以后，风云开始险恶，蒋阎商议，阎提出一个方案，主张对冯军南北夹击，由唐生智率军南下，武汉派兵北上。于是我军分由津浦、平汉线向郑州集中，阎因此垂手而取平津，连留守处也不许我们设立。
六月上旬抵达郑州。第五路分编爲八、九二军。我的职务也变更，带领李品仙第五十一师，刘兴统第五十三师，并兼第八军军长。魏益三、刘春荣等编爲第九军，何雪竹兼军长。当时一师有九个团，编制很大。
我军由郑州进驻洛阳，在洛阳练兵三个月。中央开除了冯的党籍，任阎爲西北宣慰使，阎则通电愿与冯同时下野。此时冯军退往陕州，因西北艰虽，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都来归顺，只有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坚决不降。
后来阎将冯扣留于晋祠，将冯部改编，宋哲元等不满，遂造成双十节大叛变，我在洛阳，首当其冲。这次祸首，还是阎锡山。阎想将宋哲元等调离陕西，以减少对他的威胁。对中央则说要将西北军调出巢穴，再将之消灭。对我们则说西北军是友军，要让路给他们。对西北军则说出去之后，唐生智不会打你们。
双十节前几天我已得到情报，但仍保持镇静。双十节依然举行大阅兵，下午就退出虎牢关。当时处境是很困难的。蒋曾想取消第五路军名，任唐爲参谋总长，以我爲次长，唐不愿，于是又改爲军事参议院院长。这时唐先生往南京参加编遣会议，被蒋先生留住，第五路总指挥由刘兴代理。西北军兵变以后，蒋先生对我们也很怀疑，把部队放在我们后方，一个礼拜后，才派兵增援。唐先生表示愿意出来打西北军才出了南京。
自双十节至十二月，在虎牢关北方把西北军打垮。
令人痛心的举措
在我们准备和冯军作战的前，百里先生来信对于阎锡山、傅作义以及各方面应采之政略都有指示。我们分四路纵队退到洛河一带的断崖地带，向河那边一望无际，冯军迫近洛河时，适黄河水灌洛河，河水上涨，庞炳勋的部队前进三日至河边不得渡，遂退而取守势，我军亦集中于虎牢关，唐先生此时已由南京返回。双方激战月余，冯军败退，石敬亭等部队丢了五万多枝步枪。后来我在北平遇宋哲元，谈起往事，他说：「你们当时爲什麽不去西北呢？要是去西北就不会打起来了。」
冯被打败，阎深感孤立，遂派李服膺劝说唐孟潇。李和唐是结拜弟兄，李告诉唐，阎锡山已拿出两百万元放在天津的银行，准备送给唐作爲经费，希望唐赶快发动讨蒋的军事行动。唐反中央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愿回南京去做军令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也不愿带部队去西北，再加上当时的情势，也使他认爲有机可乘，例如石友三、张发奎都要采取反蒋的行动，汪精卫在法住久了也想回来，改组派遂乘机鼓动。唐盂潇未将这个决定告诉蒋里先生，事后百里先生见报，痛哭流涕，遂拍电给唐要他向西去。电报被蒋主席截留了，遂派刘文岛诱百里先生至南京软禁了十一个月。
变化实在太快了，十一月间，西北军败退陕州时，蒋先生通令西北军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唐忽然间于十二月五日在郑州宣布独立，同日石友三也在浦口叛变，中央遂于十二月七日下令免唐生智职，令何雪竹继唐爲第五路总指挥，并通令缉捕汪精卫。
唐这种反抗中央的念头，还是在我们由洛阳回郑州的车上向我们透露的，他忽然在车上要我和刘兴等开会，唐一开头就很激动的说：「我是革命，不是要做官，我打西北军不是爲了做官，再过三天我要讨蒋，因爲他做官不革命。」当时他已由五万人变成九万人，因爲由武汉又来了一些军队。我听了他的话很惊讶，立刻站起来反对说：「我们以前是在北伐的名义下起来的，现在再打蒋，是自相残杀，而且此处不是军事有利地形，天气又太冷，再加平汉路两侧全是土匪，除了对付正规军外，还要时时防匪袭击，更难对付。」唐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我心情很沉重，以后三天没睡着觉，他安慰我，我当时想跑到天津去，但是副师长等都劝我，唐派了个副官来看我，我把大印都椎降厣希?诘笔保?庵志俣?芸赡苷兄律鄙碇?觥Ｒ部赡芫褪且驙懻庑┦拢?笔钡谋ㄖ缴洗?担?蛭曳炊蕴频男卸??丫?簧绷恕?/span>
我们原想向武汉撤退联络徐源泉，徐是我们保定时的噼刺教官，以我们师生的关系，我们可以联络一部份北方的军队，再没想到徐已和蒋先生接头，听从中央的命令了。说来也是天意，我们部队在赶到驻马店以前怱遇大雪，后来才知道只有那一个区域下那样大的雪，部队受雪阻，行军很慢，驻马店的补给被杨虎城由南阳抢走了。
当时我是师长，陈辞修（诚）也是师长，恰好我们两师对抗，我的部队一度攻入他的师部，最后他的一个机枪连救了他，我们粮秣不继，身处冰天雪地，一如拿破崙到了莫斯科；蒋先生令何雪竹给阎锡山一百万元，要阎也打我们，阎不仅兵过黄河，而且到了郑州，我们最能作战的只有两个师，我的一师有罗启疆的贵州军一旅，韦云淞的广西军一旅，另一旅是湖南的，尤其是广西那一旅帮了我大忙。
唐先生在漯河不告而退，带了一位副官，化装坐骡车经小路去开封，到开封后即住在宪兵队的旁边一家旅馆里，再买三等车去天津，这是他骢明的地方。
我们退到洛河的时候，土匪孙殿英要求和我们合作，我想若我们的武器交给孙，后果将不得了，于是我和刘兴决定退回去向中央军缴械。我和陈辞修谈了两个多小时，两人都谈了谈作战经过。也就在我们要缴械的时候，李品仙突然由北平带着任命军长的命令赶来，我们没有接受。他给我们两仟元车费我们也没收，我和刘铁夫也去了天津。唐已经从天津去香港。
郑州独立对后来影响太大了，假若好好运用，可以作爲政治上谋取平衡的法码，那样，以后的中原大战也许不致掀起，张学良用不着调兵入关，九一八事变或者不致爆发那么快，历史自然要重写了。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第七期（军系与民国政局），台北，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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