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之三）
出任军校迁校首都筹备主任兼军委会军事教育处处长
黄埔军校原在广东，现首都既设在南京，故军校也要迁到南京。军委会乃委我为筹备主任，筹备一切迁校事宜。校舍、教职员、教材，招生等都没有什么困难，最令人头痛的却是失业军官的收容问题。原来那时很多军队，因为北伐作战损失较大的部队，以致缩编或裁减人员的关系，造成很多失业军官。尤其在蒋先生下野之后，黄埔出身的军官，他们流落街头，颇为狼狈。军委会乃命令我，将这些失业军官收容入军校再受训练，一共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些军官因身分与普通学生不同，乃在军校内成立军官研究班，首由黄慕松任班主任，编为总队及若干大队与中队。由于尚未开课之故，这些军官一天到晚进进出出，或逛街，或外宿不回，行动非常随便，军委会乃下令叫我设法整顿。在民国十五年北伐以后，军官的服装，加配有一条武装带，有一天，我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学员之武装带皆须放置值星官室，凡请准假者，才可佩武装带外出，如不佩武装带外出者，就会被宪兵干涉。那时我的家眷住在上海，每逢礼拜六我要到上海去，那天正是礼拜六，下午我下完命令后便坐车到上海。等到礼拜天晚上我回到南京后，几位总队长皆来报告说：「明早的纪念周请你不要参加。」我奇怪的问：「为甚么？」他们说：「因为你的命令要收缴武装带寄存值星官室，全体学员反对，他们说：『武装带是孙总理给我们带的，刘某某是何许人，他敢解除我们的武装吗？如果他这样做，我们非跟他拼命不可！』」因为这样，搞得总队长以下的管理人员没有办法，所以劝我不参加纪念周，以免发生事故。我心想，第一个命令就不能贯彻，那我以后非磙蛋不可。于是我说：「明天纪念周照开，我要参加。」届时，我先奖励他们一番，我说：「星期六我下了一道命令，这是因为军委会有命令给我，说学员进进出出，服装不整，有损军纪，要我设法整顿，所以才下令要你们将武装带暂寄放在值星宫室，一定要请准了假的才能出去。听说你们反对，以为我是解除你们的武装，一定要与我拼命，我听了这消息很觉高兴，因为我现在要你们暂时把武装带放在值星官室，你们便要拼命，如果打仗时，敌人要缴你们的枪砲，你们更非拼命不可，这种精神我很佩服。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每一个士兵都有一支枪，他们睡觉时也部是带枪睡觉的吗？砲兵是否也把砲扛到床上一齐睡觉吗？值星官室是否就是敌人的军械库？所有的队上的官长都是敌人吗？我们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整顿校规，而不是解除你们的武装，假使你们现在不守纪律，不受管理人员的约束，军校的名誉岂不扫地？所以今天这个命令非实施不可。要拼命的请来，我不怕。谁破坏校规，谁就是敌人。现在理由既已讲清楚，给你们五分钟时间的考虑，有话上台来讲！」结果台下的学员，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大家都没有话讲。这一来，一点事也没有，可见学员还是有理智的，只要你把理由讲清楚，他们还是会服从的。
奉命入赣编组独立第七师
民国十五年北伐时，十四军原有二师，除在赣南留守后方几营外，余皆参加北伐。十七年初蒋先生到南京复职第二天，便叫我去，他说：「你马上进江西，把十四军留守部队带出来，做我北伐的预备队，我给你独立第七师的番号，你当师长。部队带出来后，将来你愿带兵或办学校，由你决定。现在校务则由杨杰接掌。」我奉面谕后，即准备走，临走，蒋先生问道：「钱怎办？」我回答说：「我先去看看，现在不要钱，路费我自己可以想办法，等以后收编好了再请总司令拨来，并指定路线让我出来。」他接着说：「这也好。」这时我内心所顾虑的是我现在由总司令部领到很多钱，万一到赣南后部队收编不好，钱又花光了，将来这笔帐如何交待呢？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第二天我便找杨杰来接事。
当民国十六年冬蒋先生尚未复职时，天气甚冷，一千多学员既无棉衣，又无鞋，生活很苦，情形殊为可怜。于是我向军委会代理委员长谭延闓先生商借几万元，作为津贴学员之用，同时并要求他不可扣学校之有限经费。谭先生很表同情，痛快地批了一张五万元的条子给我，可到军需处取款。我还未取款，蒋先生已到京复职，要我入江西。我为了争取时间，没有将这笔钱亲自分发给各学员，各学员亦知道此事，我却老老实宝的将款条移交给杨杰，并说明应速发给学员作为救济津贴之用，不可移做学校经费。杨接掌校务后，一切摸不着头绪，便将此五万元挪作学校经费之用。但我请款事，全校人都知道，一看钱迟迟不发，学员即派代表求见校长问明此事。校长杨杰大为光火，说：「学生不能越级见校长。」故拒不出见，学员说：「见总司令都容易，你杨某何许人，架子这么大。」第二次派代表求见，又被校长痛骂回来。这一来学员按捺不住，第三次便有二、三十个学员冲入校长室把校长痛打一顿，打得头破血流。几天之后，杨杰便离职他去了，以后他还怪我，真是没有道理。
奉命清剿匪共
㈠ 朱毛初入赣南所以不能得手原因
那时留守在赣南的六、七营军队，本身素质既不健全，装备亦差，尤其在赖世璜被枪毙之后，更是兵心惶惶，我一到赣南，以两营为一团，共编成三团，于一个月内编组完毕，但部队未集中，仅有二营驻于赣州。朱德在广东战败后，化名王楷，投在滇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麾下任团长，随军进驻湖南郴县；不久，朱德勾通范部两团人窜至江西大庾、上犹一带。朱德自己原有二团人，连范部两团，共约四团人，知道独七师系新编，想一鼓而攻下赣州。朱德率军进至离赣州城六十里处的塘江圩时，我下令关闭赣州城门，严加防备。正在这紧张之时，随朱入赣南的范部有一团长钱子壮派人来找我。他说：「我们原是范石生部下，如果你能收编，我们可以带到赣州来。」我深伯这是里应外合的诡计，所以虽答允收编他们，但却请他们开到寻邬、安远两县，比较偏僻之处，然后我派人送伙食费给他们。后来因这一团乘夜由塘江圩逃走，无异拆朱之台。这一来，朱有戒心，认为范部不可靠，故自动放弃进攻赣州的计划，退回大庾、新城等处。
㈡ 军费困难之原因
蒋先生要我回赣南收编军队，编组独立第七师，目的是防其匪化，所以要我收编妥后立即离开江西，参加北伐。不意朱毛入境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看到匪来势甚兇，即电蒋先生谓刘部不能撤走，应留此剿匪。军费可由江西省政府担任。蒋公遂电令我即在江西剿匪，饷项可向朱主席支取。这一来可害苦了我。我既没有钱，朱培德也不直接拨款给我，他要赣南十七县每县摊派，然后要我派人去各县催收。但自朱毛入境，各县没有收入，收款至为困难，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他只给我五万元，真叫我为难。因此有人替我出主意，想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学广东，在赣县开放赌禁，设立番摊，如此一个月可收赌费六万元。一是开矿，赣南产钨矿，可运销广东与香港，这也是一大财源，我说：「赣南向未开赌，如果由我首开恶例，我不干；矿权属中央，并非地方所有，所以我不能做。」我没有做这两件事，是我一生差堪告慰的。那时总司令忙于北伐，顾不了赣南这股小匪，连枪弹亦未补给过一粒，以后才由广东省主席李济琛接济我十万枪弹，真可说被朱主席害得我头痛之至。
部队整编与归还第五师建制
民国十七年，正在我剿匪期间，全国部队整编，我独立第七师亦奉命缩编为第五师第十五旅，由熊式辉任师长，本人则任副师长兼旅长。十八年七月，我请求上级，以我旅力量单薄，不足剿匪，除非第五师皆入赣，否则请由别部接防，上级同意。我部乃由赣南移防淞沪归还第五师建制，赣南剿匪任务则交由滇军金汉鼎部接替，我乃经由南昌、九江、安庆到上海以后，又至沪杭路上的松江、嘉兴驻防数月。
至民国十八年底，江西省主席拟换由鲁涤平接任，听说鲁涤平要带张辉瓒师入赣剿匪，我一听此消息，便在上海访张说：「此匪与普通之匪不同，非军民合作不能奏功。」张却认为我以前的部队太不行，故不以我的话为然，以为我故意为匪夸张，掩饰自己的不行，鲁涤平也听不进我的话，只是敷衍。那时我心中很不好受，又在军中，因资历较深，恐妨碍后起者之上进，我乃自动辞职，蒋先生便发表我为江西省政府委员，以协助鲁、张剿匪，殊不知与鲁、张一谈，甚不投机，使我很失望，故我并未到差就任省府委员，就东渡日本休养去了。
共匪在赣猖獗之最大原因
我既未到江西就任新职，乃于民国十九年初东渡日本休养，直至同年九月间始返上海。在日半年多时间，而共匪在国内已十分猖撅，兹分述其原因如下：
㈠一般人对共匪之狡诈欺骗、不顾信义道德、无所不用其极，实超出千古以来盗贼奸雄以上等没有认识，总以为我以前没有肃清匪患，因此或故意夸张匪之力量，以掩护自己之短处。
㈡ 带兵官过于骄傲，轻视匪之力量。如张辉瓒事前之自负与轻敌，终于造成他在江西兴国全师覆没，他本人也落得身首异处。共匪自得此师之装备后，乃开始壮大，中央也因而惊醒，始于赣省专设剿匪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先生任剿匪总司令，率二、三十师之众负责剿匪。然大军一到，即有高树勋师董振堂旅之叛变，以后又有公秉藩师之失败，以致各部队问彼此互相猜疑，完全失去信心。共匪最初为数尚不到一万人，自得张师装备后，扩张至二、三万人，及董振堂旅之叛变，以后约有四、五万之众，至民国二十三年出赣时，已逾十万人，此为抗战以前之事。
抗战发生，倡国共合作，那时我在重庆。有一次召开军事会议，军师长以上军官皆参加，由蒋委员长亲自主持，叶剑英报告，共军在某处与日军激战获胜，某役之胜仗乃共军之功等等，大家听了皆好笑，蒋先生听了很不高兴。
抗战胜利后，我们有五百万装备齐全之部队，而共匪由延安窜出至河北、绥远一带时，不过二、三十万人，为何还吃败仗？原因固然复杂，但有些带兵官皆不肯说实话。
加以剿匪军队互相猜疑，彼此失去互信，甚至互相监视戒备，不能全力对匪，往往容易为匪所乘，故有徐蚌会战史无前例之失败。
赴桂办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
民国十九年，我辞掉江西省政府委员与一切军职，前往日本休养。在日本住了半年多。每日以读书消遣，生活很闲逸。十九年下半年，我听闻江西剿匪情形很坏，中央为了集中剿匪力量，在江西成立剿匪总司令部，由军政部长何敬之先生兼任总司令，我因为北伐时所率领之部队十五年北伐期间在福建、浙江、江苏时曾归何指挥过，所以知悉他担任总司令后，立刻由日本赶回江西。何见到我，便对我说：「十七年剿匪你是参加的第一人，一定有丰富之经验，而且赣南及赣东的地势，你很熟谙，你回来正好担任搜集匪情，与连系地方民兄?ぷ鳌！乖?粗醒肱珊纬闪⒔朔俗懿恐?埃?恢?酥?现匦裕?源诱呕澡兑皇θ吮环讼?穑?疟环瞬泻χ?螅?帕私夤驳巢⒉皇且话阄诤现?的土匪，所以调了二十余师兵力命何组织剿匪总部。何剿匪几个月期间，也无多大成效，尤其高树勋师之董振堂一旅人全部叛变后，匪气燄大炽，而其他部队士气受影响而陆续叛变者也不少因此，蒋委员长才决定在南昌成立剿匪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剿匪事宜，任命熊式辉为行营参谋长。委员长指挥之初期，军事并不十分顺利，部队损失亦时有所闻。幸而不久剿匪行营釐定新的策略，才扭转劣势，并捣毁匪之老巢。这个新策略是什么？
此时，匪之人数，虽然众多，但是缺乏重武器，中央针对匪之弱点，封锁瑞金、宁都、兴国、雩都等县匪巢对外之交通孔道，沿途部署重武器，建筑碉堡，一面逐步缩小包围区，一面用重武器阻挡匪向外流窜，所以共匪当时既无法取得外部之接济，而内部之补给日益困难，通往外部之大道又被国军封锁。所以，二十三年共匪知道无法在江西继续生存下去，乃突破国军之防线，经过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边境流窜贵州，渡乌江入四川至延安。匪流窜时在桂北边境遇广西军队截击，被俘八千余人，死伤者尚未计在内。是役乃共匪流窜期间受损最大的一次。剿匪行营成立，算是将匪驱出江西，倾覆其老巢。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以后，白崇禧先生因为知道我过去在南京筹办军校迁校首都时，颇有建树，遂邀我到广西南宁负责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西第一分校。当时，广西与中央之关系颇不愉快，两广成立西南政务委员会，有人怀疑广西一省成立这么大一个军校，训练这么多的干部，恐怕别有用心。其实白先生见及九一八事变后，他深信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如不及早准备，一旦战争发生，将措手不及，所以要办军校。白以副总司令身分兼军校校长，我是副校长兼教育长，第一分校由民国二十年冬至二十六年抗战时止，共办了四期（第五期至第八期），共训练学员生约二万余人。当时，广西不但训练了很多陆军干部，还训练了一小部空军，开办兵工厂。总之，就准备抗战而言是非常的需要的。因为如此，中央许多要人怕广西有野心，在二十五年主张对广西用兵。中央陈兵湘粤桂边境，广西的军队也在严加戒备，双方情势很紧张。幸而蒋委员长眼光远大处理得当，他一面亲至广州，一面派居正、程潜、朱培德三人为和平使节至广西请李德邻、白健生两先生至广州晤面。正当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抵广州，蒋先生对他说：“凡事要有计划，要有准备，时机成熟，我一定抗日，你们不必着急。”中央与广西之间有了这种谅解，双方才撤兵。西安事变，广西得知蒋委员长受张学良与杨虎城要挟之消息，非常忧急，所幸张、杨适可而止，大局才转危为安。
率三十一军北上参加抗战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一致抗日，白健生到了南京。当时广西所有之陆、空军与一切战略物资，全部贡献给国家，陆军除了原先廖磊之第七军与夏威之第四十八军外，并新成立第三十一军与第四十六军。我结束军校，出任第三十一军军长。部队先由水路至广州，再转粤汉路、平汉路北上参战。李宗仁先生是第五战区长官，当时驻在徐州。我这一军是临时徵集各地青年新编的。训练未及一月，不但众人怀疑他们的作战能力，就是我也深感忧虑。好在干部都是南宁第一分校的学员生，我要他们利用北上运输这一个月的时间，在火车中讲解枪枝各部名称与作用。是时因运输拥挤时有停顿，以等待其他部队通过等事，每一停车，即令部队长率部下车，在铁道两旁附近，遇机作实地的训练，而且注重作战必要的技术练习，如自动火器的使用与射击等动作，以便一遇敌即可作战，免去一切形式上的操作，以求节省时间。所以由粤汉路、平汉路、陇海路等运送到徐州，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部队也就受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训练，所以一下火车，就可以作战。
部队开拔之前，李、白两位先生以为委员长待我本厚，但我自从到广西后，从未见过委员长。我自问有愧，要我路经南京时，谒见委员长，这是李、白两位先生之好意。但是我心中想：如果委员长问我，你为什么要到广西去？实感难以对答。但若不藉此机会谒见委员长一下，总感有点不妥。所以利用军队正在运输期间，我决定抢前到南京一趟。不意一见委员长的面，委员长高明得很，并未问及我去广西之事，只说道：“几年未见，这次你带兵参加抗战很好。”接着委员长又问我对于抗战有何感想，我说：“我对于抗战前途的成败利钝，委员长高瞻远瞩，比我看得一定更清楚，我不敢妄自臆断。但就本人个人说起来，如无这次抗战，我这一生恐怕没有直接为委员长效命的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不管前途胜败利钝如何，就是粉身碎骨我也是高兴的。”委员长听我如此说很高兴，不再问其他，只说道：“我明天派车送你到徐州。”
至徐州后，李德邻先生要我沿运河南岸布防，因为怕敌人由平津经山东南下。李先生了解我这一军未经过严格训练，万一敌军南下，还可以利用运河掩护。讵知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先失守，敌人由津浦路北上，后方忽然变成前方。第五战区在徐州以南原未布有一兵一卒，我方由南京撤退部队，多避开津浦路正面。而西向平汉路方面移动，所以徐州以南完全是空虚状态。李先生命我将运河南岸之兵力，星夜开至蚌埠，防守淮河北岸，阻挡敌人北上，因为蚌埠、怀远、临淮关等地都是战略要点。我奉命率部赶到淮河岸边，发现淮河北岸不能防守，因为冬季水涸，到处可以徒涉，敌人随地可以渡河。当时，我归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向他报告，与其在淮河北岸死守，不如在淮河南岸机动作战较为有利。李接受我的意见，我立刻将全军编成五个纵队，分别驻于怀远、蚌埠、凤阳、临淮关、定远等地。淮河北岸，以后李德邻先生调于学忠部防守。敌人沿津浦路北上的部队是第十三与第一百零六两个师团。是时中国的一个军，才能与日本的一个师团相敌。此时，日本是两个师团北犯，而我这一军又是未经训练的新军，所以一般人都替我耽心。由于我了解敌我之势力，我的战略是：不与敌人正面冲突，能阻挡则阻挡。有一次敌人大举进攻明光等地，我将定远的守军向敌后方空虚之处移动，蚌埠、凤阳、临淮关的守军向西移动，待敌人快接近蚌埠，我军突然扰其背部，日军不得不回顾后路。我用这种日军攻于前，我军袭于后；日军出于东，我军现于西的战法，首先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之配合战法，使日军忙于首尾相顾，至二十七年四月，日军犹未攻下蚌埠。
南京失守，中央文武机构均迁至武汉。配合军事之需要成立军训部，白健生先生以副参谋总长兼部长。白先生因为经常需要出外视察，有时还要代理战区长官职务，深感军训部需要找一位负实际责任的人，于是向委员长推荐我为军训部次长。我接奉调职之命令后，遂将第三十一军军长职务交给韦云淞。我来到武汉，众人都惊诧三十一军能与日军两师团周旋数月之久。当时报章登载之：“淮南剧战记”便是指三十一军而言。我在淮南能与敌人相持数月，主要为将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配合运用，所以敌人疲于奔命而无所收穫。我自出任军训部次长，一直在中央供职。因此与委员长接触之机会也较多，我所釐定之方案，委员长多能采纳。
出任军训部次长
抗战初期，中央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会中委员长提示战时军事教育原则八项。军训部因鉴于作战干部需要骤增，新式武器渐多，遂成立各兵科训练机构、九个中央军校分校，以及西南、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了配合各兵科军事训练，军训部还成立了九个督训处，分配于各战区，实行督训。后因战时，各部队因需选派干部来军事训练机构受训，因与战区往返困难，选派受训军官往往不能如期回队服务的关系，部队以为选送军官来中央训练机构受训，实是一件苦事。遂指定数人专事应付中央所设之训练机构受训等事，遂发生所谓「训练专家」之流弊。所以以后在各战区成立干训团，专事召训本战区之军官，并由中央成立各种巡迴教育班，分赴各部队从事新式武器之使用与训练，以免往返之苦。又因战时伤亡过多，干部补充需要急迫，不得不暂将军校养成教育期限缩短为八个月，以应急需。以上一切措施，均系遵照委员长所提示的战时军事教育原则八条而行。我由二十七年担任军训部次长，迄三十五年还都止，其间为时八年之久。
我任军训部次长八年期间内，发生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我到军训部时，曾带去一位编译官蒋中，江西吉安人，他在编译处因工作不力，态度恶劣，许多同事不能与他相处。他造了一本与他不睦之同事的名册，送给军统局长戴笠，说这些人都是参加汪精卫之和平运动分子，首领是编译处处长杨言昌（广东人）。戴笠接获这项情报，因不知真假，很机密的展开调查工作。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悉。有一次，我因公事至曾家岩委员长官邸请示，恰巧与戴相遇。他问我是否知道军训部发生了如此重大之案子，我听了大吃一惊，问他是什么人报的？什么人被牵连在内？起初他不肯说，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出蒋中与被牵连的名单，我告诉他愿以身家性命保证绝无此事，以及蒋中平日工作怠慢，常受杨处长指斥的情形。我强调这是诬告。他听我如此说，调集名册中重要人员到军法执行总监部详细审讯，才发觉全案是虚构的。在此以前戴笠为调查这件案子来往的电报有二百余件之多，我若不是在曾家岩宫邸与戴相遇，整个案子恐怕不会如此轻易了结。或许有人怀疑，戴为何要将案子的内容告诉我？因为当时，戴笠想分派工作人员至各军事机构或部队中工作，所以常常送人至军训部所成立之各军事训练机构中受训，旨在工作人员获得各种兵种之身分，才有资格派去各军事机构或部队中担任各种职位。但是各军事训练机构名额有限，凡是各方送来的名册，一定要经过严格挑选。戴笠希望我们不要删减他送来的名额，我们了解其用意，往往允其所请。因出任国防部次长此关系，所以戴对我也很好。
我一生中，以担任次长职位之时间最长。军训部次长做了八年，国防部次长做了三年。在国防部次长任内未有什么贡献，当时国防部次长一共有三位，秦德纯、林蔚、与我。后来林蔚换了黄镇球。
我任军训部次长八年期间内，发生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我到军训部时，曾带去一位编译官蒋中，江西吉安人，他在编译处因工作不力，态度恶劣，许多同事不能与他相处。他造了一本与他不睦之同事的名册，送给军统局长戴笠，说这些人都是参加汪精卫之和平运动分子，首领是编译处处长杨言昌（广东人）。戴笠接获这项情报，因不知真假，很机密的展开调查工作。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悉。有一次，我因公事至曾家岩委员长官邸请示，恰巧与戴相遇。他问我是否知道军训部发生了如此重大之案子，我听了大吃一惊，问他是什么人报的？什么人被牵连在内？起初他不肯说，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出蒋中与被牵连的名单，我告诉他愿以身家性命保证绝无此事，以及蒋中平日工作怠慢，常受杨处长指斥的情形。我强调这是诬告。他听我如此说，调集名册中重要人员到军法执行总监部详细审讯，才发觉全案是虚构的。在此以前戴笠为调查这件案子来往的电报有二百余件之多，我若不是在曾家岩宫邸与戴相遇，整个案子恐怕不会如此轻易了结。或许有人怀疑，戴为何要将案子的内容告诉我？因为当时，戴笠想分派工作人员至各军事机构或部队中工作，所以常常送人至军训部所成立之各军事训练机构中受训，旨在工作人员获得各种兵种之身分，才有资格派去各军事机构或部队中担任各种职位。但是各军事训练机构名额有限，凡是各方送来的名册，一定要经过严格挑选。戴笠希望我们不要删减他送来的名额，我们了解其用意，往往允其所请。因出任国防部次长此关系，所以戴对我也很好。
我一生中，以担任次长职位之时间最长。军训部次长做了八年，国防部次长做了三年。在国防部次长任内未有什么贡献，当时国防部次长一共有三位，秦德纯、林蔚、与我。后来林蔚换了黄镇球。
我在国防部次长任内，有一个人值得一提，因为他对匪的军事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人便是参谋次长刘斐。有一次国防部开会，参谋总长所属各主管单位与国防部长所属各主管单位均须参加。参谋本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因一件公事在会场中当众请示刘斐，刘当场将公文丢在地上，大骂郭混蛋。刘与郭之宫阶都是中将，我们为郭深抱不平。以为刘之脾气太粗野，郭退下来，也对我们说：“次长侮辱我太甚，会议中我不便与他争，会后我一定要问他什么理由骂我混蛋？”不久，郭出任军长，与共匪作战，全军叛变。
还有一件事，当时国防部三位次长与三位参谋次长为了检讨军事情势，每周六聚餐一次，地点多在我的办公室，以便面谈连络一切。每次会后刘斐对我们说，他被剿匪军事弄得头痛，需要去上海轻松轻松。我们不疑有他，直到他以军事顾问身分参加和谈团赴北平投匪后，我们才发现他是潜伏在政府中替匪做工作的人员。他每周说是去上海轻松，实际便是去传递情报。他在会议场中骂郭汝瑰，为的是掩饰他与郭的身分，因为郭也是共匪之人员。如刘斐辈主管作战之高级官员都是匪谍，我们之军事岂有不失败之理。
刘斐能以军事顾问身分赴北平之原因是：蒋总统下野后，李代总统派了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五位和谈代表赴北平。刘对李说：「和平谈判以军事为主，但是代表中无一熟谙军事的人员。」他毛遂自荐，李代总统乃发表他为和谈团之军事顾问。当时，有人由北平传信到南京说：「刘到了北平，毛泽东待之很厚。毛向人介绍说：『刘斐是我们打胜仗的最大功臣。』」大陆沦陷后，刘是匪之国防部研究组组长，汉口水利部长。从抗战胜利以迄大陆沦陷，匪能以二、三十万之兵力，打败我们五百万之部队，因素固然很多，但是重要主管作战人员是匪谍，乃失败之最大原因。五位和谈使节中，张治中与毛泽东之关系不坏，抗战时毛到重庆便下榻张之家中。邵力子也靠不住，因为陈布雷自杀后，有一次张治中在南京家中请客，我与邵力子都在座，大家嘆惜陈之死，只有邵一人认为陈是死有余辜。我问何以故？邵说政治上许多恶因都是陈种下的。邵与陈同事很久，对陈抱如此态度，可见他当时已经有「国民党有百非而无一是」的乖谬心理。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台北），第8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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