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之四）
任总统府参军长所遇之困难
我交卸国防部次长后，适战略顾问委员会成立，何敬之是主任委员，我是委员之一，此外还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三十八年春，蒋总统下野，李德邻代理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当时是吴忠信，参军长是李汉魂。吴与李德邻先生之间因故不愉快，吴即辞去，由邱昌渭继任秘书长。不久李汉魂出任内政部长，李先生要我任参军长。总统府之编制当时是六局二室：第一局司机要；第二局司文书；第三局司军务；第四局司典礼；第五局司印铸；第六局司总务。二室：一是会计室，一是人事室。六个局中，秘书长管一、二，五局，参军长管三、四、六局。其余二室，秘书长与参军长各派一主任与帮办。当时六个局中，以第三局与第六局最繁忙。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总统府由南京撤退，李先生一切要我负责，职员中不愿随政府走的，须要支付遣散费，随政府走的须要旅费，我好不容易才将总统府迁至广州。双十节前后，广州吃紧，总统府又要迁至重庆，到重庆不久，又要迁成都，到成都后又要迁来台湾。我记得在重庆撤退前，曾向中央银行调款，中央银行说已无现洋，只有四百两重之金砖。那时重庆已成死市，银楼全都关门，四百两重之金砖，领来无法分开。总统府的地址是抗战时之国府，职员们携带眷属及行李均睡在院子中，每天不少人带儿携女来向我要钱，许多人劝我一走了之。第六局局长根本在香港未有到任，副局长劝我走。我说：「你们要走便走，我绝不走。」不久副局长也走了。会计长是管账目的，所幸他始终与我同患难，正当我焦头烂额之时，中央银行有一位朋友私下告诉我，中央银行尚有八万元现洋，要我立刻设法取出来。我亲听到这个消息，如大旱之望云霓，立刻派了一位亲信参谋带了一连警卫队、几辆卡车前往中央银行。央行的职员听我说是行内之朋友告诉的，只得全部托出。我写了收据，领下这八万元，心中宛如放下一块大石。
去央行之前，我曾召集总统府所有职员开会说，如果钱来，每人按照眷属人数及阶级，公平分配。如愿随政府行动者，应得旅费若干，不愿随政府行动者，应得遣散费若干。均当众商议，必俟大家毫无异议，始行决定。决定后再按各人应得数目，再由会计室书一字条，分给各人收执，以待领得现款到府后，再按各人所执字条上所书数目，分别发给现款。我记得是日午后九时，始由央行将现款领到，即时分三处发款，大概到次晨四时，始行发毕。我亲到他们休息的院中，问他们钱已照数领到没有？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钱已领到了。我再对他们说，我六时要赶到白石驿乘飞机走，我现在是否可以起程呢？大家均以很感激的口吻说，参军长你现在应当上车了。
这次若不是蒋公于重庆危急时飞抵重庆，替我们安排飞机，我们绝不能飞到成都，蒋公要阎锡山、郑彦棻、邱昌渭及我数人先飞成都；等蒋公的座机起飞时，白石驿机场附近已有共匪的部队赶到开枪射击了。到成都后，不到一月，情势又紧张起来。阎锡山事前曾对我们说，成都不能再失，不然整个大陆将沦陷共匪之手。万一不得已，他准备退至西昌，成立战斗内阁打游击，由各人自动参加，我与邱昌渭都签名参加了这个战斗内阁，闻一共有十人参加。不料有一天下午五时左右，蒋总统打电话要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当晚二时飞离成都。接奉蒋总统命令后，阎锡山即刻召开会议，说是奉蒋公之命令不得不走，原议飞海南岛，飞机经过万县，因高空气候太冷，飞机结冰，又折回新津加油。在新津接获刘文辉、邓锡侯、及昆明的卢汉，均已叛变，知大局不可为，方改变计划直飞台湾。抵达台湾后，是时在新津机场候机来台者，总统府尚有数十人，我两次由香港租飞机赴新津接出留在机场之总统府职员三十余人。但第三次飞机临新津上空时，便无法降落了，最后一批无法接出，诚属遗憾。总统府在南京时，有员工一千四百余人，经辗转迁至台湾，只剩一百多人。
总统蒋公之精神感召
我由辛亥革命以迄退至台湾，四十余年之军旅生活中所遇之长官，在失败之际能表现镇定如恒，至诚照顾部曲的只有蒋公一人。李德邻先生是我的老长官，但他这种精神就差得太远了。譬如三十八年在重庆时，他听闻蒋公要飞至重庆，就决定出外巡视，避免与蒋公会面。有一晚我与白健生先生在他官邸商谈至深夜二时，劝他不要走。他说：「将领都拥护蒋先生，他来重庆复职，我受不了！」我说：「以今日之军事情势来看，蒋先生决不会来此复职，因为复职后不到几天，重庆就要送给共匪，虽至愚者亦不致出此。」我的结论是蒋公绝不会在此时来重庆复职。但是李先生还是深信蒋公会到重庆复职。李走了不久，蒋公便飞抵重庆，他一下机便问我：「德邻呢？」我说：「出外巡视去了。」蒋公说：「此时他绝不宜离开重庆，你快追他回来。」我立刻发电至南宁请他回来，但李已飞往桂林；等我电达桂林，他又去了香港。蒋公派朱家骅、居正、洪兰友等人赴香港请他回重庆，他反而飞去美国，声称就医。既然代理总统职位，便应在国家艰困之际支撑下去，结果他一走了之。
我回到台湾不久，蒋公找了我和邱昌渭去，问道：「李德邻回不回来？现在我必须要复职，大局才能维持下去。你们二人打电报问他，如果他愿回来做副总统，我甚表欢迎；他若不愿回来，也可做华莱士之先例，以副总统之身分，住在美国办理美援。」我一听觉得蒋公太伟大了，急忙与白健生先生商议，将蒋公之意思打电报给李先生。不久，李回电说是愿接受后者。我拿了他的电报去见蒋公，蒋公说：「很好！他的意思既然表白，我便可以打电报给他了。」讵料李接获蒋之电报后，直接回了一电云：「你既然下野，便是一介平民，你根据宪法哪一条可以复职？」蒋公接得这份电报了非常生气。就是原先同情拥戴李之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等，这时也没有不纷纷痛骂他的。
总之，蒋公爱护部曲无微不至，总统府迁至广州，他随之到广州；总统府迁到重庆，他又冒着生命之危险飞到重庆。我们由重庆迁成都时，他又赶到成都。我们在重庆、成都时，若不是蒋公坐镇该地，事事为我们妥为安排，绝对无法安全出来的。蒋公不但爱护部曲，其知人之明，尤高人一等。譬如抗战开始时，人人都疑张自忠是汉奸，但张自忠一人敢坦然来南京求见蒋公，蒋公一见，即委他任集团军总司令。在抗战期间，以集团军总司令身分为国牺牲壮烈成仁者，只有张自忠一人。其知人之明，待人之诚，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卸任参军长职
四十一年四月，马纪壮继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当时桂的下文尚未发表，蒋公召见我云：「桂永清卸了海军总司令，他一生对国家有功，你将参军长让给他好了。」我说：「政府自迁来台湾，岗位少，人员多，应该实行一人一职制，我既是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又兼任参军长是不好的，参军长应由桂继任，而且他对外宾方面人事比我更熟悉，我以后专任战略顾问就好了。」蒋公说：「你以战略顾问兼任国防部战略计划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可以多做点国防计划研究的工作。」原来这个主任委员，当初是国防部长兼任的，以后改由参谋总长兼任。我在战略计划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内，所做的事值得一提的便是：台湾补充兵计划的拟订及实施。因为当时军中缺额很多，兵源困难，所以不得不先完成此计划及实施，以裕兵源，而增强我军反攻大陆之实力。
按照军人退役办法，我已于四十二年退役，我退役之后，蒋公发表我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以迄于今。
问答部份
一、辛亥革命，九江独立，林森（子超）、吴铁城、蒋群（君羊）、戈克安等人皆系参与其事者，请先生就记忆所及，略述对他们之印象及彼等当时所处之地位。又先生何时加入同盟会，何人介绍？
辛亥九江独立，我过去已说过，完全是刘世均与朱汉涛所策动。林子超、吴铁城、蒋君羊等人在独立之后，与各方接触、交涉，出力不少，尤以吴铁城为最。蒋君羊为九江人，与刘世均是保定速成学校的同期同学，虽是革命分子，但在九江独立之前，在军中并未负有责任。九江独立以后，李协和回来组织参谋部，凡是参与独立的革命军人都加以延揽，蒋即是其中之一人。林子超与吴铁城因为是文人参与政治活动，故而未参加参谋部。戈克安虽负责九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因为不是洪帮的人，所以金鸡坡炮台的洪帮头目欢迎马毓宝，而不欢迎他即在此。
我未曾加入同盟会，其原因便是我在保定速成学校读书时，由于大家剪辫子几酿成大祸，这件事我已经讲过，自从这件乱子之后，凡剪辫子的都被视为革命党人，因为有了这种心理，自己反而觉得是否参加同盟会不是重要的事了。
二、刘世均，欧阳武，吴介璋等或为辛亥首功，或曾响应其事，为何入民国后，反没没无闻，其中关键何在？
刘世均是革命党人，与我的交情很厚，尤其辛亥革命之后，待我无微不至。他如何迫使马毓宝独立，支持李协和回江西的事，前已叙述。民国四年冬，孙总理在日本曾给他数千元要他回国作反袁的工作。但他后来所以没没无闻，因为他铸了一件大错。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是内阁总理。由于对德参战问题，国会与内阁之间发生歧见，很不愉快，刘是段的学生，对于段在辛亥年曾通电请清帝退位，认为有功革命，因此对他老师非常景仰，他个性又容易冲动，看到国会拒绝段参战的意见，愤愤不平，率领所谓「公民团」包围国会，革命党见他与军阀联成一气，从此不再理会他。
欧阳武对辛亥革命本毫无贡献，李协和做了江西都督，因为和欧阳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所以任命他为江西第一师师长。后来，欧阳武透过其兄欧阳成（时任国会议员）的关系，为袁世凯所收买，才有民国二年癸丑倒袁之役，李协和被罢免都督离开江西而由欧阳武出任江西护军使之事。以后，李在湖口宣布独立，欧阳驻在南昌，因顾及过去之关系，既不敢明与李协和为难，又因为已投向袁世凯，不便抵抗在九江登陆之李纯北军。所以两方对他都无好感。以后，他被袁调至北方，给予闲散名义，取消护军使名义，江西督军由李纯继任。自此以后欧阳武与革命党人断绝往来，现在欧阳武已年过八十，据说是江西伪人民政府之副主席（主席为邵式平），可谓无耻之极。吴介璋虽不是革命党人，为人尚谨厚，辛亥革命爆发，江西之抚台、藩台被赶走，吴以新军协统被推为都督，维持地方秩序，因洪帮不听指挥，改由彭程万代理都督职而去上海。我记得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先生初拟由桂林北伐时，李协和任参谋总长，当时吴尚在参谋本部任顾问。北伐失败以后，吴回上海，因坐黄包车被汽车撞死。彭是日本测量学校毕业，代理都督不久，乃由马毓宝继任江西省都督。
三、李协和先生先后参与辛亥，护国等役，乃党国之先辈，北伐之后，生活渐入逆境，其中遭遇，就先生所知，能否示知一、二？
李协和是我的老长官，对我之爱护栽培，令我终身难忘。辛亥革命时，他的表现真如生龙活虎，长虹贯天，可惜有寡人之疾，以致身体日益衰弱。北伐时，他是国民政府的委员，身体己不甚健壮，复性格孤僻，不愿接见任何人。我记得有一次谭人凤先生因慕名亲到李处三次求见，均拒之门外，以后谭见人即放口大骂。所以政治场中的人对他多敬而远之。抗战时，李住在重庆歌乐山，我是军训部次长，也住在重庆。某次中秋节，江西省主席曹浩森送来一些土产，要我转送李先生，我乘此顺便去问候起居。他见了我，苦苦问我抗战的情形如何，状貌非常困顿，大有英雄老去，晚景堪悲之感；我告别时，他因腿部不便行动，不能下楼，站在楼窗口，远远地望我上了车才入内。我当时之心境难过万分，不禁为这位革命元勋一掬同情之泪。民国三十四年冬，李病逝于重庆，享年六十四岁，李先生子女很多，都能上进好学，于今多居留美国，只有女婿一人现留在台湾，供职于海军。
四、洪帮和青帮在江西势力的消长情形如何？
辛亥革命以前，江西的军队中以洪帮居多，青帮分布在长江沿岸，如码头工人、盐船船伕等。民国建立以后，赣省军政方面，刘世均拥护李协和，洪帮的龙头朱汉涛拥护马毓宝。刘为了打倒马毓宝，首先与朱发生火拼，结果朱败，被刘所擒，南京临时政府命令枪决。朱死后，洪帮失掉领导人物。不过洪帮在江西之势力分布很广，如各地之巡防营内都有他们的力量。后来李协和决心抑制各地洪帮，要我做抚州知府，便是要我去解决当地之巡防营，结果我把他们缴械了事，未伤害什么人。自是以后，洪帮势力在江西几乎全部瓦解。青帮情形如何，我不十分清楚。
五、毛泽东生长于湘南，于湘南有组织，有群众，结果扩大叛乱于江西，除地
形有利于彼之发展外，先生是否能就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说明其所以选
择江西作叛乱根乱地之原因。
毛泽东虽然是湖南湘潭人，因为在省外之时间多，在湖南并无组织、群众。譬如于今之湖南，他还要利用程潜之力量统治。他早年与朱德在一起，朱原是朱培德之教导团团长，朱培德是时乃江西省政府主席，因贺龙、叶挺在南昌作乱，朱德率领教导团参加，以后窜往赣南，目的在攫取广东。当时朱德是总司令兼第二十八团团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兼第三十一团团长。在广东潮、梅之地被国军击败，缩编为一团，拨归滇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统辖。是时范部驻湖南郴县，范是位瘾君子，不大管事，任由朱、毛对他所部勾结煽动而不自觉，所以不数月间，朱、毛能裹胁了范之二团人，由郴县经大庾、上犹而至赣州城附近。十六年底十七年初，蒋公由日本回到南京，第二天便召见我，要我立刻将军校校务交给杨杰，回到赣南将赖世璜过去留守赣南之七、八营兵力带出来，蒋公说如果不赶快带出来，将会被朱、毛裹胁而去，这是蒋公高瞻远瞩之处。当时朱培德是江西省主席，杨池生是他的师长，我防范杨报复民国十五年袭击赣州之役，不敢经南昌，乃由海线经汕头入赣南。我到赣南二、三星期，便将赖留守部队编好了，这就是独立第七师。这时我不意朱、毛忽然率部窜至离赣州仅六十里之塘江圩，目的想解决我的第七师，占领赣州。范之二团人中，与共党有关的只有一团，另一团系与范石生不睦，私下派人来赣州请求我收编，我要他们乘夜开去寻邬、安远等较偏僻的地方，朱、毛见范部不可靠，才退回大庾、新城等地。这件事我过去也曾说了。毛泽东所以选择赣南作为叛乱的根据地，因为赣西有孔荷宠，赣东有方志敏，湖南有彭德怀相互呼应。他常常流窜瑞金与井岗山之间，就是便于与各地之匪党联系。此外，国军在江西的军队，就是朱培德所部，是他所深知的，此外，就是我的独七师，赖世璜新死，他认为是最脆弱的一部，所以他入赣的第一步，就是打我的主意。而赣南民情朴实，容易受骗，加以朱毛谙习地形，所以扩大乱事于赣南。剿匪初期，除我之部队外，几无不吃亏者，如金汉鼎接我的防务不久，便被共匪击败。其中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张辉瓒之第十八师。瑞金、兴国等地，土地集中少数人，佃农生活辛苦，也是造成朱毛为乱的因素之一。至于后来剿匪行营成立，朱、毛
被国军层层包围想逃至他处已感不利，只好盘踞江西，作困兽之斗。这可以说，毛匪之所以选择江西为叛乱根据地，完全是内外形势所促成的。
六、抗战胜利后，国防部与参谋本部之职权如何划分？
抗战胜利，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白健生先生是首任国防部部长，陈辞公副总统是首任参谋总长。国防部与参谋本部职权之划分，前者主管计划，后者主管业务之实施与人事之任命。因为国防部有三位次长，参谋本部亦有三位次长，为谋国防部与参谋本部间之连系起见，除双方职权另有法令规定外，国防部的三位次长与参谋本部的三位次长，每周聚餐一次，许多重要公事事前可以当面商决，再呈请上级批示。所以部长与总长之间，很少误解与冲突。
七、先生曾言徐蚌会战之失败，乃战史上极其罕见之事例，请叙其详。
徐蚌会战主要失败在两个战场，一是双堆集，一是青龙镇。双堆集之指挥官是黄维，青龙镇之指挥官是杜聿明与邱清泉。青龙镇在徐州以南，地方面积只有大约四平方公里那样大，但是驻扎国军有三十万之多，共匪的军队尚未调集以前，施用疑兵计，以少数之兵力轮流在青龙镇四周，作骚扰性之射击。国军误认已被共匪包围，因为地方面积太小，单位聚集密度太大，共匪每次随意对我射击，不命中人马，便碰到车辆武器，总不免有损失，因而误认匪军力量雄厚；乃掘沟自缚，蛰伏不敢出战，俟大量匪军渐次开到，再想出击为时已晚。青龙镇国军被围的时候，粮食运不进去，燃料与饮水均不敷用，无法烧饭，粮食全靠空投麵包馒头，三十万大军蚁聚在四平方公里大之地点，靠空投馒头维持，这种打法在战史上岂不是罕见的事例？我曾经譬喻青龙镇之失败，宛如「黄鼠狼咬死大蟒蛇」的故事。故事是这样：黄鼠狼遇见一条昂首吐舌的大蟒蛇盘在一团，黄鼠狼只有少数，自知敌不过牠，于是在蟒蛇的四周每隔数步，到处小便，蟒蛇最怕这种臭味，嗅到四周都是这种味道，误以为已被黄鼠狼包围，遂蜷伙不动。待黄鼠狼招来多数同类，一齐向蟒蛇进攻，蟒蛇虽大，顷刻间即被黄鼠狼咬成数节，无法展开蛇体与之相斗。青龙镇的国军就像是大蟒蛇，结果守而待毙，全军覆没。检讨这次失败有几点原因：
1 ．国军之间缺乏互信，而且互相猜忌监视，自我互相戒备，不能专心一致对匪，故易为匪所欺骗，以致全军覆没而后已。
2 ．在匪军尚未调集以前，不能自动机动作战，坐失机宜。
3 ，内部匪谍太多，主管作战之参谋次长刘斐，及主管作战之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均系通匪主犯；国军一切机密计划，共匪事先全部知悉。
徐蚌会战后，邱清泉成仁，杜聿明、黄维被俘，只有胡琏将军在双堆集率领所部，冲出共匪的重围，以后退至金门，在古宁头歼灭匪军，造成金门大捷，这算是国军陆军中很杰出的将领了。
八、三十八年大陆撤守，世人多归咎于李德邻主持和谈所致，先生是否同意此一说法？又当时华中、华南一带兵力尚厚，似不难决一死战，何以共匪渡江后，局势逆转而至不可收拾，其原因何在，请先生加以分析。
李德邻主持和谈是一大错误，我绝不同意，因为共匪不会遵守任何条约与协议的。无论和谈是否成功，颠覆叛乱是他们既定的目的，如此和谈又有什么意义？当今许多西方国家犹以为条约可以约束共党国家之行为，真是天真之极。主持和谈是李德邻不对之处，他最大错误，是不应该在时局危急之际一走了之。他说部队不听指挥，不听指挥也不应临阵脱逃，就是死也要大家死在一起。
徐蚌会战以后，共匪迫近南京，政府迁王广州，结果退至四川，迁到重庆，又退至成都，退至成都后又撤至台湾，要说这都是不战而退，未免与真相不符；说滑稽一点，可说是且战且退。何以呢？这与徐蚌会战以前的状况大致相同，因为内部通匪叛变者，到处皆有。因此国军互相猜忌，自己互相监视戒备，不能专心一致对匪，最易为匪所乘。虽素称能战坚强有力的部队，因受其他军队的影响，亦毫不能有所作为的状况，与徐蚌会战以前比较，亦毫无改善。所以是时华中、华南、华西等处，兵力虽为雄厚，亦无法与匪决一死战的原因就在此。若将此时的国军不能与匪决一死战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李德邻的主张和谈的关系，未免过火。
九、李汉魂、甘介侯为人如何？与李德邻关系如何？
一般人以为李汉魂与李德邻之关系很好，这是误会。三十八年在广州时，李是内政部部长，与李德邻已发生了芥蒂。当时李德邻因听从某人私荐一广东人周某（忘其名）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与麦克阿瑟是同期同学，想利用这种关系，派他赴美争取美援；李汉魂因深知此人不行，劝德邻先生改派另一人，德邻不听，结果某人到美国用了数万美金而一无所成。自此以后，李汉魂不再过问李德邻的事。据说李汉魂居住美国多年，未去看过李德邻。
甘介侯是广东人，根本是一流氓。李德邻不肯接受蒋公之意见，以副总统的身分，驻在美国办理美援，我想一定是甘之主意，甘骗了李十数万美金后，但现在并不与李来往。
十、黄绍竑、黄旭初之为人如何？先生对之印象如何？
我与黄绍竑很熟，他虽是广西人，但与李德邻、白健生并不和睦。他斜眼看人，可见其居心不正，险恶可怕。黄旭初不失书生气质，为人廉俭，旧道德观念很重。
十一，先生赴桂任职之经过如何？在职期间，有何重要事实，请赐告一、二。
民国二十年剿匪行营在赣成立，闻有人因与我有私嫌的关系，在中央说我的坏话，是时我在剿总服务，正值剿总撤销的时候，我因此离开江西，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到是年九一八以后，白健生先生因民十六年我在南京筹备中央军校迁校首都时，认为我办理军校颇有成绩，遂邀我赴广西办理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准备训练抗战干部；自第五期起至第八期止，一共训练学员生二万余人，以为抗战之用。这是我到广西的经过。
我在广西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民国二十四年，中日关系日趋恶化，日本想分化中国内部，凡是与中央不睦的省，都派人前去游说勾引，对广西当然也不例外。那一年，日本邀请广西派人前往日本观看秋操，说是南京是否派人前去无所谓，一定要广西派人去。白健生因为好奇，对我说：「你在日本住了许多年，趁此去看一看。」结果大家决议；一定要派人去，而且两广同时派员同去，并以我为率领者，但是必须先经过南京，向中央政府报告。我到了南京，蒋公不在南京，我谒见何敬之先生，说明这次进京想会合中央观操的人员一同去日本。何告诉我，中央不拟派专人前往日本，只令驻日武官萧其宣就近观操。萧是我保定同期同学，我听何如此说，心中很高兴。此外，中央派了一名赣籍上尉军官胡君随同前去，到了东京，首先拜访日本参谋本部。日本人讨厌之至，故意使我们互相猜疑，特别分别接见我们，意在制造中央对两广之猜疑。到战地看操时，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照例接见各国武官，事务人员将我们与伪满洲国之武官排在一起，闲院宫亲王以为全是伪满洲国的武官，一开口便说道满洲国的军官如何如何，我们一听到「满洲国的军官」几个字，两广去看操的军官，同时一致立刻向后转，闲院宫亲王很觉诧异，问左右人这是什么事，左右告诉他，下列的军官中还有中华民国的军官，其招待人员事后亦对我们道歉，说殿下因年老力衰，分别不清，以致有此误会云。总之，当时日本处处想勾搭两广人员，真是阴险之至，我回国路经南京，向中央报告经过，是时中央似觉不大放心。迄至抗战兴，一切误会，方告澄清。
【以上全文完】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台北），第 8 期，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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