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拉大了中日间的差距？！

谁拉大了中日间的差距？！
——评析蒋介石政权抗战中的“警世创举”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十周年，当年的中日两国除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为日本陶得第一桶巨额基金使日本完成原始积累外，又是谁把中日两国的差距越拉越大了呢？除了当时的列强纵容日寇瓜分外，中国的最高战略层面是怎样积极配合日军行动的呢？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名以上是中国的领袖，却干着日本军部早已布置给他的奸细勾当——最大限度地配合日军进攻，最大限度地消灭中国军队和中国百姓。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哈蒋族的心头肉——蒋介石先生。
　　
　　 中国出现蒋介石其人一是他本人的不幸，没有治理中国的才能和德行，仅以一身杨梅大疮顶着一个秃头，凭借军阀政客的手段置人民以水火，玩民族以股掌；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这个肉头呱唧的委员长和他领导下的政权实实在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外蒙割裂并被美蒋送入联合国既是铁证。说它是日本军部派来的奸细一点都不为过。且看如下史实：
　　
　　“九•一八”事变
　　
　　 历时4 个月零18 天，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的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对日本方面而言，可以说得到了一块发动战争的宝地。40万东北军面对1.5万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的仅仅600多人}居然一枪不放就退入关内,实在是太说不过去.至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千万东北同胞就这样被国民党政府抛弃了。有人说什么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可实际上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正因为日本轻易得到了东北，才具备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大烟鬼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不抵抗肉头政策才真正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肉头们在东北问题上的失误
　　　
　　　　一国政府，一支军队，一个战略区域的土皇帝如同成家立业后的男人，他要有保护本国人民生存安全抵御外侮的战争反抗能力，否则，别人就会取代它，而他就得滚蛋。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依然相当有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藏式毅虽被囚禁五十余日却顽强不屈；即便是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 – 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仍处于犬牙交错之中。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 – 黑龙江省正规军一万五千，准军事部队一万八千，吉林军五万五千（其中熙洽率领的主力已经投降，尚有多少属于反日力量不明），锦州的辽宁军十九万五千，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結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可见，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十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意见分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一九三二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内外交困 – 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一月二日完成撤军，日军于一月三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试问，如果张学良没有易帜，日本人打你东三省你抵抗不抵抗？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的反映了张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的给于对中国强烈的支持 – 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的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还是那句话，你是东北的主人，人家抢你的东北你自己都不着急，能指望中央着急吗？不愿意白白牺牲部下，马占山是不是你的部下？唐聚五呢？邓铁梅呢？
　　
　　　　要是老帅张作霖在，就算丢了沈阳，也绝不会放弃锦州吧。
　　
　　　　当军阀也要懂得保卫自己的地盘呢，比如阎锡山。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之，自己不敢打，完全指望别人，十九怪不得别人不出力。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说起来，少帅口上抗日的举动很多，具体怎样抗，还未免稚嫩。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无原则的弃守，也大大的在东北军内部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伺候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十七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十七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的离去，这个肉头大烟鬼的少帅，不能不让人想起彭德怀那句名言：“仔卖爷田不心疼”。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从那以后，他再也无脸回到那片叫作东北的土地。
　　
　　

 
　　再看看日本在得到东北后都干了什么：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19.5万余支步枪，5500挺机关枪，1650余门大炮，5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几十艘军舰,上百辆新式坦克以及大批的弹药、器械、医药、物资等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38亿元之多。可以说大烟鬼子逃跑将军张学良是现代中国第一大汉奸。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1931 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54.2 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71％；1932 年为82.2 万吨，占进口的83％；1933 年为95.3 万吨，占进口的81％；1934 年为114.9 万吨，占进口的77％。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 年为1703 万多吨，1933 年为1885 万余吨，1934 年为 2055万多吨，1935 年为 3127 万余吨，1936 年为 4214 万多吨，1937 年达5266万余吨。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70～85％。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十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1931 年生产粗油16.3 万吨，1935 年增至74 万多吨，1936 年计划达到87万吨左右。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 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163 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6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 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1290 多万元，占总输出的68％。1936 年至1937 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182 万吨，占总输出的64％。

  
　　“一•二八”事变
　　
　　 第19 路军孤军奋战，而蒋介石政权除派张治中率第5 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还下令不准海、空军配合第19 路军作战。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终以蒋介石政权屈辱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收场。这次失败中国损失巨大，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合和冀东22个县。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仅伤亡2600名。至于失败的原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就不谈了，从军事上讲，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包括分散兵力、消极防御、死守阵地，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等等。
 

作者：秦汉刀客　回复日期：2007-3-8　18:47:48　  
　　 丢失东北后的连锁反应：民族分裂势力、伪政权趁机而起
　　
　　　　抗战时期，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御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沉渣泛起，卖国求荣。在日寇的诱迫下，他们或扭扭捏捏、半推半就，不嫩装嫩；或认贼作父、明目张胆，他们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除了众所周知的伪满洲帝国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外，还有以下这几个丧事民族大义毫无廉耻的伪政府。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眣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合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挟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就德王这种肉头子孙也敢妄称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子孙？他的先祖在地下有知也得诅咒它下地狱。}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后又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备，在华中建立伪政权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在物色华中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时，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就在日军为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
　　
　　　　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个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的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起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
　　
　　　　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日本经济侵略机构，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后，日军便着手在平津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7月30日，北平维持会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平津两地维持会又成立联合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特务机关长，具体筹备伪政权的成立。起初，喜多看中与南京政府无历史渊源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设法游说他们“出山”，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又把目光转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遗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七七事变后，他蛰居上海，待价而沽。喜多亲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月底，王克敏衔命北上，到北平后即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并计划于1938年元旦登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伪政府成立后，平津维持会联合会宣告解散，各地维持会也都先后纳入伪政府系统。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曲终人散。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令蒋委员长不高兴了，最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绥远抗战
　　
　　 包括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战斗。的确打的不错，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影响最大。不过这是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和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肉头误国政策下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妥协退让的6年。有人说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对，在这6年里蒋介石政权确实为抗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问题是你在准备，别人就睡大觉了？人家也在利用你放弃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区域和无比宝贵的军工工业基地大作准备。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正是张学良、蒋介石一干肉头们不抵抗的肉头政策才真正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核战争能力的差距。
 

 

 
　　回顾蒋介石政权的恐日基因。日寇试探刀锋的济南惨案：
　　
　　 1928年4月9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大军事集团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侵略军却以保护侨民为理由，出兵三万，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蔡公时于此时任山东交涉员。
　　
　　 1928年5月1日拂晓，北伐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首先攻进济南，并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当北伐军部队进入济南时，日军早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步步为营。日本浪人也组成“日本义勇团”，宣称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5月1日上午，北伐军第一军营长阮济民等因找房子带着四名连长及几个徒手士兵，行至经二路口时，被日本军和日本浪人无故捉拿，当场用刺刀全部杀死，并用卡车拖去焚尸。北伐军在济南不断遭受日军杀害。方振武鉴于情况严重，深恐引起中日军事冲突，于当日下午亲赴日本领事馆，与日领事西田及日本头目斋滕交涉。日方理屈词穷。表面上答应，将街道上所设工事暂时拆除，日军退回兵营待命。
　　
　　 5月1日晚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专车抵达济南。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特派员蔡公时也于次日抵达济南。5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站下由青岛增兵济南。从5月3日开始，对济南军民进行血腥屠杀。当日，黄郛到日本领事馆交涉，被扣留并强迫他在一个报告上签字。报告的内容是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军曹。黄郛返回宾馆后，生怕发生冲突，只好命令他的卫队向日军缴械。趁日军翻箱倒柜、抢劫外交官员财物时，黄郛带随员逃出济南幸免于难。
　　
　　 5月3日上午，蔡公时率领十八名署员来到位于济南市经四路的山东交涉署。他从旧有人员那里接收了文卷，后又取出孙中山遗像、遗嘱和国旗，端正挂在墙上。外交特派员公署上班不久，就听到市内各地枪炮声接连不断。日军荷枪实弹、频繁活动。特派员公署门前，也有日本兵及日本浪人与便衣队活动，行动诡秘。外交公署派人上街买菜、送信时，日军概不准通行。10点多钟，蔡公时向日本领事馆打电话询问究竟，日方推说不知。日军将特派员公署围困了一天，公署人员一天没吃饭，只喝了些自来水，电话线也被切断，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当日下午4时，有日军一个班冲进外交特派员公署，把前后门围得水泄不通。日军先把署内人员随身携带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再拉走几个外交官员充苦力运送枪支弹药。当晚9时，从外边又闯进五十多个日本兵，一进门不由分说，大肆抢掠，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将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画像统统撕毁。蔡公时用日语同日本兵理论：“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皇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日本兵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又将署内十八个人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先毒打一顿，后用刺刀乱戳乱砍。当时有一个日军士兵宣读了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蔡公时大骂：“日本人杀我，日本人对我如同古代奴隶社会对待俘虏一样。”这些日本兵又转过脸去杀其他被捆绑的外交官，又回来将蔡公时的鼻子割下。据在“五三惨案”中侥幸逃出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说：“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在极度痛楚中，他仍大声怒斥敌人：“日军决意杀害我们，惟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站在一旁的渡边见蔡公时骂不绝口，便狞笑一声走上前去，突然将刀插进蔡公时的嘴里，便劲旋了两圈，菜公时的舌头被剜掉了。“统统拉出去枪毙！”渡边挥动着带血的刀，下达了命令。日军闻言，一拥而上，将蔡公时、张麟书、姚成义等拖到院外，横加鞭笞，俄而枪声突起，屋内署员放声悲号，哭声惨烈。一生追求革命，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热血英豪蔡公时，在赴任不到一天，就壮烈殉国。这夜晚，交涉署十八名官员，除张汉儒外，都被杀害。
　　
　　 蒋介石在日本侵略者的挑衅面前，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国军撤退绕城而去。5月8日，日军重炮攻城，11月济南城失陷。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济南“五三惨案”中死亡六千一百二十三人，伤一千七百七十人，奸杀无数妇女、儿童，财产损失无数。
　　
　　 这时，中国现代第二大肉头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面对日军的暴行两人皆颤颤巍巍，不知所以然。作为世界历史上都是顶级肉头明星京剧花旦的楷模在哆哆嗦嗦中最后商定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命令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其他问题，由两国政府遵循外交途径解决。6月初，外交部长黄郛因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任职不久，就与日方就济南惨案开始进行非正式谈判，一直拖到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才就解放济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署协定。
　　
　　 1929年5月10日，日军在强大的反日群众运动攻势下不得不撤出济南。蔡公时等殉难后，他们的忠骨究竟埋在何处，一直不清。从重庆赶来的蔡夫人郭景鸾女士相信这十七具尸体必然埋葬在济南外交特派员公署里。因而雇工挖掘，但由于空地辽阔，一连掘到第七日，才发现被火烧焦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已无法加以辨认。蔡夫人买了大皮箱，再用木板钉在外面，将十七具忠骸，交给外交部，然后存放在外交部地下室。当时内忧外患，皮箱内所庋藏的忠骸，遂不知所终。当时海外华侨社团用筹办公时中学的一笔捐款，铸了蔡公时烈士一尊全身铜像。因当时国内抗战，就立在新加坡纪念孙中山的别墅晚晴园里。蔡公时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抗日烈士，由于蒋政权的恐日症，我外交官持节被戕，造成亘古未有的惨案！
　　有了济南惨案的探试，日军对蒋政权有了十足的把握和蔑视。随着而来的就是对中国一系列罄竹难书的血腥征服和屠杀，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的灾祸。
　　
 

　　绥远抗战（1936.8-1936.12）
　　包括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战斗。的确打的不错，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影响最大。不过这是傅作义的晋绥军打的，和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毫不利己，专门利日的淞沪会战（1937.8.13-1937.11）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在此期间，日军投入近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余个师，投入战斗。在会战中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国军将领指挥上的低劣暴露无疑。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死守阵地、硬拼消耗,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把70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空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国军初期曾发动过迟的不成功进攻，3个精锐师（36、87、88师）并加强炮兵、战车等单位，在张治中指挥下居然攻不破日军仅一个旅级海军陆战队的防御，中期是惨烈的防御和夭折的反击，在部队损失惨重而敌增援开辟新的战线之后，终以国军全面撤退而失败告终，并有部分部队溃散。
　　失败原因：初期进攻不力，中期消极防御，屡次投入兵力，以数量优势的人员拼敌军优势火力。就“协同”而论，张治中、陈诚、冯玉祥（至少名义上）、顾祝同，还有蒋本人造成战役指挥连续更替，部队隶属及作战区域更缥忽不定；反攻时非但选择敌火力强盛之处以大量轻步兵进攻敌正面，且缺乏部队配合，未能在宽正面发挥数量优势；应撤退时犹豫不决，延误时机，造成大部队撤退准备时间短缺而致使部分溃败且损失大量装备。
　　点评：此战历时3个月，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日军装备优良，采取正面强攻战术，却屡遭挫败，后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日军参战兵力达9个师20余万，伤亡4万多；中国军队有近百万兵力投入作战，伤亡30多万人。此种以短击长，毫不利己，专门利日的战役还是少打。这样的打法是亡国之战。日本军部不知有多兴奋呢。
　　保卫忻口（1937.10-1937.11）、太原作战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
　　忻口会战：（1937.10-1937.1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山西忻县以北忻口一带抗击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战役。1937年10月，日军从茹越口突破晋北防线后，向忻口、太原进犯。国民党政府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以8个军又3个师的兵力组织防御。10月初，日军多次猛攻崞县，守军奋力抗击，伤亡殆尽，8日，崞县失守。日军再攻原平，11日，守军第一九六旅官兵全部殉国，原平遂陷。日军直扑忻口，国民党政府军在忻口北布防。14日，日军在大量战车、火炮、飞机配合下，向南怀化发起猛攻，中国守军奋力阻击，阵地失而复得，激战半月之久。国民党政府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市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殉国。第十八集团军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下，在日军侧翼和后方钳制、打击日军。第一一五师先后收复7座县城，切断张家口至五台、代县间交通线；第一二零师主力攻占雁门关，切断忻口日军通向大同的后方交通线；第一二九师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击毁飞机24架，使忻口日军失去空中支援能力，有力地配合了忻口守军作战。日军在忻口受阻，遂加强晋东攻势，12日，日军猛攻井陉、旧关，中国守军血战多日。26日，娘子关失守，日军进逼太原。11月2日，忻口守军奉命撤离忻口战场，向太原北部转移，协助固守太原。以第十八集团军牵制晋东日军，阻滞其西进。忻口会战相持20余日，日军死伤万余。
　　太原保卫战　
　　11月4日,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决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队占领太原北郊阵地，以娘子关退下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刚增援的第13军推进榆次待机夹击日军,以第35军等残损的7个旅担负城防。然而两线撤退的部队尚立足未稳，日军即跟踪而至，部队秩序混乱。5日东路日军占榆次，6日北路日军进抵太原城垣，7日两面日军协力攻城。战至当晚,守城官兵仅存2000余人。8日夜日军突破城垣，傅作义率部突围，9日太原沦陷。
　　是役，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共14万人,伤亡2万多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30多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八路军在会战中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忻口会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惟娘子关方面防范疏漏，被日军乘虚而入，致会战失败。到太原失守为止，总共歼灭日军一万一千多人。
　　这次防御战，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为显著。
　　被全世界军校作为反面教材、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南京保卫战（1937.12）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5万之众抗击日本不足五万的疲惫之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唐生智不仅率先逃跑，还事先烧毁了除他极少数高层军官所用船只外的所有渡船。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严重。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大屠杀。遂成为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徐州会战（1938.1-1938.5）
　　
　　
　　日军先后集中8个师团、5个旅团（支队），约24万人，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5战区先后调集11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虽然有个台儿庄大捷，但60万国军最后还是败在24万日军手下。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导致数十万军队差点被日军合围！
　　花园口决堤{1938年6月}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虽没有淹死几个日本鬼子却有近90万人葬身洪流，六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可蒋秃子用的这算哪门子战法？在人类史上还能找出第二例来吗？？？！！！是不是这近90万老百姓就该死？且不论花园口决堤对阻止日军的西进是不是真的有效，一个国家的军队居然要靠决堤淹死自己的老百姓来阻止敌人的进攻，是何等的“有能”！日后的淮海战场上黄泛区的人民决定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武汉会战（1938.7-1938.10）
　　
　　
　　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国军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超过100万人。打的怎么样呢，比以前有进步吧，对了，还有一个万家岭大捷，不过且不说106师团战斗力如何，只消灭3000人就敢吹重创日军一个师团也属国军的特产。武汉会战中由于蒋介石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阵亡将士人数，军事委员会统计为254628人，日本统计为197439人)，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此战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由于处处设防，分兵把守，且未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破坏对方交通线，因此未能重创日军。但中国军队英勇抗击，也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日军承认伤亡共2.1万余人，其中将校级军官近700人)，迟滞了日军行动。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广州失陷（1938.10）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点评：此战，日军实现了切断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以及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对中国来说，则不仅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补给线，而且影响了全国战局。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共１５个半月的时间，这是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的确不算消极，但打得太差，结果就是丢掉了大半个中国，还把大批毫无作战经验的日军新兵打成了经验丰富的骨干，蒋肉头指挥的所谓战役被全世界军校作为了反面教材。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政权的抗日起了负作用。在这个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低劣是很明显的，决不是一句中日国力悬殊就可以搪塞过去的。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
　　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的史书美其名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半个中国被人家占了，两亿国民被人家统治，大量的资源被人家用来以战养战，还好意思说是胜利？至于为什么会进入相持阶段，是因为日本的战略错误，没有进行总动员。当时的日本决不是无力进攻。参考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撰的日本战史可见40年时陆军为135万、海军19万，而44年时陆军为410万，海军130万。41年12月至42年11月造船25万吨，而43年12月至44年11月造船166万吨。而陆军44年夏季兵力分部为：南方军41个半师团，中国派遣军35个师团，太平洋方面15个师团，本土（含台湾、朝鲜）24个半师团，关东军11个师团。１９４４年，日本的光生产的飞机就有２８０００架，这还是在美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下取得的！由此可见，若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进行动员，以日军44年的规模在华投入主力作战的后果，就不是一个河南和打通交通线作战，而是至少集南方军和太平洋方面50个师团的进攻；即使日军后勤不足以同时维持70个师团的进攻，而将兵力分成两、三部分投入，也足以从根本上摧毁蒋介石政权。可见，如果日本在“八一三”后就进行总动员，以1943、1944年的军队规模投入中国战场，就凭蒋介石政权那种60万打不赢24万（徐州会战），100万打不过25万（武汉会战）的水平，早被消灭干净了！
　　1941年后日本战略重心转移，为对苏作战通过“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将关东军加强大最庞大、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作战物资主要也往东北输送，以致大连、釜山等港口物资堆积如山，“满铁”紧急动员组织车皮突击抢运。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关东军储备的战略物资陆续转用于南方，但到战争结束时也还剩一半。在重点“北进”和“南进”的背景下，对“中国派遣军”的物资供应则日益萎缩，连基本的保障也难以获得。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唯一的“攻击军”11军也无正常的弹药供应，例如从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的9个月中整个军没有得到过哪怕1发炮弹的任何弹药供应！其记载的供应记录是“零”。中国派遣军中的头等王牌军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1939、1940年11军两年的弹药供应量，也不及1938年一年的1/5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11军还有弹药供应3300吨，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临近，物资优先保证南洋大战，到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时11军只有600吨弹药，不足3个月前的1/5，也是这次会战受挫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整个二战中日军无论兵力和物资的重心都有向北（东北的关东军）、南（太平洋的南方军）日益转移的趋势据统计八年中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120亿美元（含侵占东北的关东军费用），占其整个二战全部军费的35%抗战爆发4年后，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武器弹药供应量还是绰绰有余（但重点在关东军和南方军，而不是中国派遣军）。1941年12月，日军武器弹药足够装备103个师团。而当时日军战斗序列有51个师团和59个独立旅团，以2个旅团折算为1个师团计，则相当于80个师团，武器弹药量尚盈余20多个师团装备，所以日军装备是充足的，并没有因为侵略中国4年的战争而经不起消耗至于日本武器生产，不但没有因为侵华战争而萎缩，反而因为局部战争动员而大幅增长。1937年即侵华战争第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其中军费33亿日元；产钢580万吨，生产步枪4.3万支，机枪2295挺，火炮744门，坦克325辆，军用飞机1600架，军舰5.2万吨；1941年即侵华战争第4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449亿日元，其中军费125亿日元；产钢684万吨，生产步枪73万支，机枪4.25万挺，火炮7300门，坦克1024辆，飞机3200架，舰艇19万吨。可见经过4年侵华战争，日本无论国民生产总值、军费开支、钢产量和陆军武器、飞机乃至舰艇均呈大幅度增长，可见所谓“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使日本的国力被大大地消耗”完全是无稽之谈。实际恰恰相反，日本通过侵华战争进行局部动员，并通过对中国占领区的掠夺，反而大大增强了战争潜力。日本国力的大幅度被消耗，是在太平洋战争中。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4年，占日本国力一半的海军主要盯着荷属东印度（派往中国参战的可以忽略不计），陆军中最精锐，最强大的关东军主要盯着苏联远东地区，可以说即使是在1937到1941这4年，日本相当庆幸能碰到这么一群肉头呱唧的党政军战略高层指挥的军队，这么不经打？世界战史专家们说“这哪里是在打仗？简直是在赶羊和赶鸭子！”这还是汤恩伯的配备了德械美械装备的老蒋的嫡系军！
　　随枣会战（1939年5月初-1939年5月下旬）
　　
　　
　　
　　1939年5月初，日军第11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5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20余天的随枣会战。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第5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因为第２１集团军、右翼军与江防军使用兵力较少，行动不大胆、不坚决，未能动摇日军的战役决心，未能打乱其部署，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南昌会战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南昌会战，中国军队既未能在防御中守住南昌，也未能在反攻中夺回南昌。由于蒋介石和某些高级将领，或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或是缺乏优良的战略战术素养，以致在作战指导和作战指挥上产生不少失误，在造成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战役企图。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9-1939.10）
　
　　
　　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此次会战，日军伤亡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国军在会战中采用以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法，予日军以相当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但在关键时刻决心不果断，行动不迅猛，往往失去战机。如在甘坊、修水、捞刀河与汨罗江以南有多次歼敌的机会，都因决心迟疑、围堵不严、追击不力、协同不好而让敌撤走，未能切实贯彻预定的作战方针。
　　最为可笑的是肉头们机械呆板地秉承焦土抗战的圣旨，日军尚在百公里之遥即奉蒋介石之命放火烧毁了长沙古城。没烧死一个日本鬼子，却烧死烧伤十几万长沙市民！事后蒋介石严密封锁消息，以烧伤民众七八百人唐塞过去。这种畏敌如虎的恐惧心理像瘟疫般早已渗入蒋军骨髓！
　　桂南会战（1939.12-1940.1）
　　
　　
　　
　　会战初期，日军参战兵力３万多人；随着中国军队反攻的增强，第２１军又于１９４０年１月初将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投入作战，使参战陆军兵力达到７万人左右。另海军第５舰队有航空舰１艘、巡洋舰３艘、飞机约７０架。中国方面初期参战兵力为１个集团军２个军６个师２４个独立团，约６万人，后期增加到４个集团军９个军２５个师，约１５万人，另有空军第２路，飞机约１００架。虽然有昆仑关大捷（昆仑关不久就被日军夺回），但个别亮点不能掩盖整体的失败。桂南会战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对日军由此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都缺乏估计，部署的兵力既少且弱，以致在日军突然进攻时，既不能组织有效的抗登陆，也不能组织有力的纵深防御，使日军得以轻易登陆并占领南宁（据日军战史统计，这一阶段的作战，日军仅战死１４５人，负伤３１５人）；而中国援军则直到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开到集结位置，仓促组织反击。这种战略上的判断和部署失算，是中国方面在会战初期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中昆仑关反攻，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作战，在兵力火力都强于日军的情况下，消灭日军4千人，而仅第5军就伤11100人，阵亡约5600人，失踪约800人。5军是当时国军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辖３个师又加强１个战车团和重炮兵），用机械化部队攻山头是一大昏招，这个应由白崇禧负主要责任，同时在具体的战术指挥上，时任5军军长的杜聿明的指挥乏善可陈。此次会战，反映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协同动作不严密，措置不力，各部队之间缺乏主动配合、互相策应的精神。宾阳作战时，日军以第５师团主力向昆仑关正面进攻，吸引中国军队，而以新增援的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向昆仑关以东迂回至中国军队侧后。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指挥者均未料到此着，只着重于昆仑关正面防御，而疏于保障翼侧安全，在甘棠、宾阳等要道、要点未作适当部署，也未在附近控制有力的预备队，授人以隙。日军果然乘虚而入，轻易占领甘棠、宾阳。第四战区仓促调整部署，但已来不及；正面部队仍在抗击日军进攻，但已失去意义，且后路被切断，有被围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盘立时陷于被动混乱。其实，日军集中绝大部分兵力置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趋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可惜第四战区既疏于自身翼侧安全，又不敢大胆迂回对方侧后，作战思想消极呆板，应对失当，使第二阶段反攻已经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丧失，又转变为被动。蒋介石在总结桂南会战经验教训的柳州会议上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３５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４６军军长何宣、第７６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１月２８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３７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３８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３６、第６６、第９９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３６军参谋长郭肃，第４９、第１６０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由于桂南会战失败，南宁被日军占领，不但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为基地将危害西南大后方。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难辞其咎。
　　海南岛、汕头沦陷
　　由于第4战区作战不力，海南岛和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汕头丢了。
　　上高会战
　　日军参战部队只有两个半师团；中国参战部队主要是第７４、第７０、第７２、第４９军，加上在武宁方向策应的第７８军，有５个军。在会战中国军方面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孤军深入、疲惫已极、伤亡过半的日军第３４师团四面包围，压缩于极狭小之范围内，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７日连攻３天，仍未能将其全歼；２７日以后，在兵力并不大的日军增援部队接应下，反任其拖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量都太弱。正如中国军事当局在《上高会战之经过与检讨》中所说：“中路之敌既不顾两翼之有无依托，而孤挺进之时，已为我合围歼敌之好机。此时我７４军全军迎击于前，７０军尾击于后，４９军（欠１师）侧击于右，７２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
　　这就是被人们津津曰道的上皋会战？堂堂十几万美械德械装备的国军精锐全歼不了区区三千丧家之犬？岂非笑话！所以，送蒋介石以肉头称号最为合适。罗斯福，史迪威也有绰号送给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一布袋霉烂的花生米”！！！所以，肉头统帅只能率领肉头军队，即使再好的装备在一支肉头指挥的军队手里也不过是烧火棍而已。
　　日后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这些美械德械装备再加上蒋的美国干爹送来的超过援助欧洲复兴计划的支持蒋打内战的美国最新式装备都被肉头统帅送给了共军。故有毛主席赞誉的“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中条山会战
　　对国军来说这是一场非常惨重的失败。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仅以1：20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日军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蒋介石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史最大之耻辱”。顺便说一句，中条山国军隶属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谁啊，卫立煌啊。有人还说什么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有通共的嫌疑，哈哈，就凭他中条山惨败的水平，需要他通共吗？
　　第二次长沙保卫战（1941.9-1941.10）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7万人。但日军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伤亡达2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首次大捷
　　
　　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的确可以算是胜仗，不过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5军、6军、66军再加少量远征军长官部直属部队共10万大军入缅，整个作战以缅甸的陷落而告结束，中间孙立人的新38师打败了日军一个大队级的单位被大吹特吹。10万大军入缅不仅没有能挽回缅甸战局，还损失惨重，到8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远征军仅有4万人。虽然英国人有部分责任，但做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的罗卓英、杜聿明（代）难辞其咎。
　　浙赣会战
　　日本大本营发动这次会战的目的主要是破坏浙江省境内的机场和打击驻浙江的中国军队。但在破坏机场、打击中国军队的同时，更侧重于“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２６〕实际上就是要抢掠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并掳劫青壮年以弥补其人力的严重匮缺。就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日军虽然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中将师团长１人被炸死，伤亡官兵１７１４８人（其中因病住院而致减员的１１８１２人），但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的。而第三战区未能实现“在衢州附近决战”，“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的目的，没有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痛创日军，自身却遭到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军队伤亡惨重，有的军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丧失战斗力（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４０１８８人，被俘１０８４７人）。更重要的是作战地区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仅以衢州一地为例：日军在“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还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参天树木及握把小株，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有‘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十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六百九十余万架；耕牛被杀者，五百八十万七千余头；猪被杀者，一千五百八十一万九千余只；米粟被劫者，八百七十九万七千余石”。由此可以推想整个作战地区损失之巨与灾难之重。据日军记载，这次会战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6３辆，车厢16８５节，汽车28２９辆，民船5２８２艘，铜、铁、铝材87２５吨，石油6５５９０桶，桐油９４０００桶，粮食4７６７５吨，木材1４０００立方米，被服合钱8４００万日元。〔２８〕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总的数量，当然不止此数。此外，蕴藏大量战略资源的金华、兰溪、武义等广大地区沦于敌手。因而，浙赣会战是一次失败的会战。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肉头战略指导思想是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鄂西会战
　　鄂西会战被蒋介石政权吹嘘为“鄂西大捷”。但认真分析一下，实际上这是一次失败的会战。就战役企图而言，日军虽未能完全达到其“歼灭由洞庭湖至宜昌对岸的扬子江右岸地区敌野战军”的目的，但严重打击了第六战区的防守部队，达到了使“宜昌附近船舶在下游通航”的目的；而且整个会战的行动都是按预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因而可以认为基本上实现了战役企图。第六战区虽然在防御战斗，特别是在追击战斗中给予日军以相当的杀伤，但既未能粉碎日军的战役企图，也未能“依第二线兵团之机动，与第一线兵团适时将深入之敌歼灭之”。给日军造成的损耗，更远较自身的损耗为少。据80年代末期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的统计，第六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日军统计第11军在这次会战中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称日军死伤3500余人，而过去夸大说日军仅弃尸即万余)，俘虏第六战区部队4729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虽仍吹嘘获得了胜利，但也说：“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战力。”
　　常德会战
　　74军57师守常德的确顽强，不过据整个会战看，日军能按照其预定计划长驱而入，复扬长而去；而第六战区伤亡４万之众，阵亡了３个师长，作战计划却未能贯彻实施，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许多高级指挥官缺乏积极进取精神，作战不力，致战斗行动不能保证作战指导的落实。其二，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形成绝对优势的打击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常德会战时中国空军及援华美军的第１４航空队已经逐步掌握了制空权。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在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挺进2400余公里，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13万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俘日军647人，缴获步枪1. 1万余支、轻重机枪600挺、火炮160门、坦克12辆、汽车606辆、飞机3架。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官兵约6.7万人。缅北、滇西反攻是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国民党抗战史的“重头戏”，可仔细分析，实在没什么好吹的。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整个缅甸战场的形势，日军缅甸方面军辖15军（辖第15师团　第31师团　第33师团）、28军（辖第54师团　第55师团）、第33军　（辖18、56师团），方面军直辖部队还有2师团、49师团　、53师团　独立混成第24旅团独立混成第105旅团。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交战的主要是33军的18、56师团，2师团基本未与中国军队交战，49师团只168联队参战，53师团作为方面军直辖部队参战也不多。整个态势就是33军的18师团在缅北对付中国驻印军（10万人），33军的56师团在滇西对抗中国远征军（20万人），而日军缅甸方面军的主力用来对付英帕尔方向的英军。而整个缅甸战场英联邦军队和美军投入缅甸作战总兵力达120万人，武器装备也为绝对优势，中国军队只起次要作用。
　　 先说滇西反攻，中国远征军辖11、20两个集团军和部分直属部队，20万人，基本换装美械，而当面日军的56师团为1.5万人。中国远征军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可20万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却打得不怎么样，虽获得了胜利，但伤亡过大。这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指挥失误造成的。以作战指导而言，假如采用全线同时进攻，而将主攻方向置于左翼，以钳形攻势直趋龙陵，以一部在右翼作牵制性进攻，阻止腾冲日军增援龙陵；以一部切断龙陵、芒市间交通，置龙陵日军于孤立境地，对松山、平戛等据点亦仅包围作牵制性进攻，尔后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强求龙陵日军进行决战。一旦奏效，则腾冲以北各据点的日军若不放弃据点西逃，就将难以避免被歼。而且攻占龙陵后，更可直趋畹町，支援驻印军的作战。同时，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喷火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对龙陵、松山、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五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
　　 再说缅北反攻，中国驻印军辖新1军、新6军和大量直属部队，10万人，全美械装备，并享受美军的空中优势和补给，当面的日军18师团为1.5万人，并且分散配置。不要说，优势比远征军更明显。有必要说一下18师团当时的状况，18师团本来确实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在驻印军缅北反攻时实力有了很大的下降，1943年8月，第18师团正式改编为三单位制师团，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驻印军开始反攻时，第18师团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在如此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孙立人和廖耀湘要是再打不赢，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有人引用日本厚生省战后统计，在缅死亡的16.2万日军（另外还有“军属”即随军附属人员2万人死亡）中，4.1万人属于缅北的第18、第56师团，方面军直属的部队又有1万多人死于这一地区。若扣除美军轰炸和英军突击队（空降兵）的战果，至少有4万日军死于同中国军队作战。乍一看确实如此，但对照日本史料，就会发现日军18、56师团主要损失在缅甸中部与英军作战中。日军战史记载，45年1月33军脱离接触退??外在后方还有5000伤病员，合计1.78万人。而在战前18、56师团的实际人员各约1.5万人，合计3万人。可见所谓“基本歼灭日军第18、第56师团”纯属无稽之谈。综合而论，在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作战中，日军总损失约4万人，死亡、失踪约1.16万人，其中18师团死亡3200人，56师团等部死亡8400人。从18师团死亡3200人可以看出，驻印军击毙的日军不会超过5千人。至于什么孙立人消灭10万日军，活埋日军1200名俘虏，稍有常识之人均知纯属意淫。
　　点评：此战，远征军经一个多月作战，在保卫东吁、解救英军诸战中，英勇顽强为人所赞誉。但由于出国时机过晚，盟军作战缺少协同，多头指挥等原因，使远征军始终处于被动态势，未能达成战役企图。
　　
　　 
   
  
　　　 蒋介石汤恩伯的惊世杰作，外蒙被割裂的主因：
　　———豫湘桂大溃败！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可气的一幕，这都到什么时候了？1944年了！什么！你说你最精锐的部队在缅北、滇西？请问日军最精锐的部队在哪里？太平洋战场？还是对付苏联远东地区的关东军？还是几百万国军中只有在缅北、滇西的那30万所谓最精锐的部队能打仗？豫湘桂大溃败分为三场会战：豫中、长衡、桂柳。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３３５０人，中国军队阵亡３２２９０人，被俘７８００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确是事实。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汤恩伯军队的纪律太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1943年河南大灾，河南参议会和人民群众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这样的军队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而且如《检讨》中所说：豫西的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也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检讨》说是老百姓受“隐伏汉奸分子的淆惑”才“阴扰国军”。但方耀记述道：“第13军突围后”，“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由于官兵“抓了十几个民夫”，“进入民房翻箱倒柜”，“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这也是到现在河南人在全国人民面前始终抬不起头的真正原因。肉头委员长炸开了黄河大堤，淹死了九十万老百姓，造成六千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却没有人给他们做主；在被日本鬼子追杀反复拉锯的中原战场上又被汤恩伯这个肉头将军祸害的民不聊生，逼得河南人民造了汤恩伯属下的反，尽管这个时机选择的不太好。可是在蒋军与日军对待老百姓本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的状态下，谁能给河南人民指出个更好的活法？？？
　　
　　长衡会战：守衡阳的10军军长方先觉向日军缴械投降，中国军队不仅未能打破日军攻略长沙、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而且损耗自己大量军队及武器装备，并丧失湖南大片国土，是一次失败的战役。需要注意的是，长衡会战过程中，直接协助第九战区作战的中国空军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基本上掌握了战场上空的制空权，迫使日军航空兵及地面部队的大规模行动多在黄昏后和黎明前进行。　　
　　　　
　　桂柳会战：1944 年8 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乃继续发动桂柳作战，桂林等地失陷，日军打通了中越交通线。
　　
　　当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失近60 万军队，丢失大小146 座城市，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 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国土20 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 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贵州告急，重庆吃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国民政府损失的武器装备可用以装备４０个师。仅长衡、湘桂作战就损失弹药6２、５万吨、武器九千吨，超过了国民政府１个年度能够自力补充的数量。更由于大片国土的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不仅增加了恢复军力的困难，而且增大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仅以四川一省为例，１９４３年征兵３５２６８０人，征借粮２０９３００００市石，而１９４４年征兵３９１１１２人，征借粮２４８０００００市石。同时，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豫、湘、桂作战失败，美国空军第１４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说：“如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１４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离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将会丢掉，中国必然垮。”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这样“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能把日本打败”。１９４５年１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于是在２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　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的失败。
　　外蒙被割裂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肉头统帅指挥的肉头军队对日作战的磨洋工，敷衍了事和极其低劣的战略战役的指挥被世界所蔑视造成的！
　　
　　豫西鄂北会战
　　此次会战，日军伤亡1.5 万余人，达成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
　　
　　湘西会战
　　中国空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控制了战场上空，几使日军航空兵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所以日军航空兵出动很少。整个作战期间，日军仅出动过７架飞机，进行了５次空袭，共投弹２２枚。中国空军以第２、第３、第５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第１大队支援作战，战斗机出动９６０架次，轰炸机出动１７１架次，共投掷炸弹２９吨。日军只得多在黑夜行动。国军投入第3、第4两个方面军，包括18军、73军、74军、100军、86军之13师、94军、92军、26军和新六军。五大主力有其三，参战部队基本换装美械，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编第6军等共15个师，系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仅这15个师的战斗力就优于日军数倍，再加上另11个师，与日军参战兵力相比，中国军队占有绝对优势。日军投入１１６师团、４７师团、５８旅团、６９旅团，兵力、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不说，光看部队的质量，４７师团是直到1943年5月14日才成立的三单位制治安师团，116师团看番号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而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的消耗，日军兵员不足，116师团在芷江作战时多为娃娃兵，６９旅团原属64师团，而64师团为增设师团，战斗力很差，且在芷江作战前毫无作战经验，至于５８旅团的战斗力简直可以用垃圾来形容。这种绝对优势的仗实在没什么好吹的。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抗战也胜利了，中国也是战胜国。不错，中国是战胜国，可这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对蒋介石政权就只剩下歌功颂德了？德国是战败国，波兰是战胜国，是不是波兰就可以吹当年的波兰政府如何英明，如何雄才大略？有人说如果蒋介石投降如何如何，有句话说的好，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即使蒋介石投降，国民党內的爱国将领也不会投降，中国共产党仍然会抵抗下去（哪怕是打游击），看看前南斯拉夫就知道了。美国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大规模援助共产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不会改变，中国不会亡！抗战的胜利首先得益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怎么胜利的？是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儿、戴高乐、毛泽东等领导人领导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各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而取得的。而中国的蒋介石政权，法国的雷诺政权，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劣迹太多，亮点太少，既不能消灭也不能牵制足够的敌人（按其实力所应该承担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这种表现，早被轴心国消灭干净了。有人为蒋介石政权辩护，总是一味地强调困难，大谈中日国力如何悬殊，可实际上只要认真一想就会明白，日本国力比中国强是一回事，有多少用在中国又是一回事，可实际上二战时日本大部分国力、军力根本没有用在中国战场，比如日本耗费巨资建造的这些东西跟中国战场就没有关系：
　　战列舰:
　　金钢(32156吨)、比睿(32156吨)、榛名(32156吨)、雾岛(32156吨)、扶桑(34700吨)、山城(34700吨)、伊势(36000吨)、陆奥(39130吨)、日向(36000吨)、大和(64000吨)、武藏(64000吨)。巡洋舰:龙田(3230吨)、天龙(3230吨)、球磨(5100吨)、多摩(5100吨)、木曾(5100吨)、大井(5100吨)、长良(5170吨)、名取(5170吨)、鬼怒(5170吨)、由良(5170吨)、夕张(2890吨)、五十铃(5170吨)、川内(5195吨)、阿武隈(5170吨)、神通(5195吨)、那柯(5195吨)、古鹰(7100吨)、加古(7100吨)、青叶(7100吨)、衣笠(7100吨)、那智(10000吨)、羽黑(10000吨)、足柄(10000吨)、爱宕(9850吨)、鸟海(9850吨)、摩耶(9850吨)、最上(8500吨)、三隈(8500吨)、铃谷(8500吨)、熊野(8500吨)、利根(13320吨)、筑摩(13320吨)、香取(5890吨)、鹿岛(5890吨)、香椎(5890吨)、阿贺野(6652吨)、大淀(8161吨)、能代(6652吨)、矢矧(6652吨)。
　　航空母舰:
　　赤城(36500吨)、加贺(38200吨)、龙骧(10600吨)、苍龙(15900吨)、飞龙(17300吨)、瑞凤(11200吨)、翔鹤(25675吨)、大鹰(17830吨)、瑞鹤(25675吨)、祥凤(11200吨)、云鹰(17830吨)、飞鹰(24140吨)、冲鹰(17830吨)、千岁(11190吨)、海鹰(15400吨)、神鹰(17500吨)、千代田(11190吨)、大凤(29300吨)、云龙(17480吨)、天城(17480吨)、信浓(62000吨)。
　　再看日军兵力配置
　　日本派驻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长年保持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仅在最后一年才骤增至105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关内辽阔的中国大地、最高可达60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是相当有限的。1941年，国军已达400万，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只有62万，而同期日本陆军总兵力210万，也就是说中国派遣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30%，而中国派遣军中还至少有一半被敌后的共产党武装牵制，也就是说400万国军只对付30万日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15%。1945年，国军已达600万，中美空军也掌握了制空权，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只有105万，而同期日军总兵力是720万，也就是说中国派遣军仅占日军总兵力的15%，而中国派遣军中还至少有一半以上被敌后的共产党武装牵制，也就是说600万国军只对付50万日军，仅占日军总兵力的7%。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困难肯定有，战争本来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困难，要说困难，哪个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困难？说二战中有多少国家亡了而中国没亡，可仔细想想，那些国家中有几个比中国的一个省大？都说二战中国表现比法国强，可仔细一想，中国多大，法国多大，光不战而弃的东北就相当于三个法国！说蒋介石政权抗战不力是从战争整体分析，而不是具体纠缠于某个战役。从整个战争看，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劣迹太多，亮点太少，既不能消灭也不能牵制足够的敌人（按其实力所应该承担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这种表现，早被轴心国消灭干净了。没有人要求蒋介石政权做出美苏的贡献，这确实不现实，但打仗的相对水平是可以比较的（注意是相对水平而不是贡献的绝对量），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军，如果论贡献的绝对量，铁托军的贡献当然很小，可如果考虑到其自身的实力和面对的敌人数量，铁托军的成绩还是很好的，相对水平还是很高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铁托军的打仗水平，还是能够打赢轴心国的。反之，如果都像中国的肉头委员长蒋介石政权那样，这也困难，那也困难，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仗打不赢，那个仗也胜不了，二战只能以轴心国的胜利结束，就这么简单。
　　
　　如同一个娶妻成家的男人，你就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你的妻女母亲不受强暴和骚扰。如果，你以自家贫穷，与强盗实力悬殊，就向强盗献媚，并打开家门迎接强奸犯们鱼贯而入，还给强奸犯们搓背捏脚，甚至还拉来几列车的避孕套给强奸犯们戴上，那你还是个男人还是个中国军人吗？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属于给强奸犯搓背捏脚带避孕套的货色。所以人民才称它们为肉头统帅和肉头军队。美国军界和美国总统才称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是“一布袋霉烂的花生米”！
　　霉烂的花生米不但毫无价值，还有剧毒，强烈的黄曲霉素会使人罹患各种疾病如肝炎。所以，霉烂的花生米只能扔倒垃圾堆里或者焚烧后深埋。
　　
 

 

 

连蒋介石都感羞耻的战斗 竟有人出巨资拍摄电影
　　
　　　　一个阶段，曾有人大肆吹嘘蒋某人的抗日，认为要重新估价正面战场上的抗战，看了后，不禁让人感慨。是国军太不禁打吗？不是！实在是蒋某人及其弟子们德能都太差呀，在外侮面前都不忘倾轧，不知其可啊！
　　
　　　　国军无能,买办误国 --- 昆仑关台儿庄大捷的真相
　　
　　　　中国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团结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战争。很自然的，一谈抗战就离不开国共两党，实乃历史使然。对舆论传出的上述信息该如何看？记者就这个问题造访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张宏志。
　　
　　　　年逾花甲的张宏志老师，曾发表过110万字的《中日血战三部曲》，已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我们登门时，他正左手端着放大镜，右手执笔，伏案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据介绍，这部书预计60余万字，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听完我们来意，张老师连手中的笔也来不及搁下，就打开了话匣子：“二战给全世界带来9000多万人的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弥为可贵。所以，纪念二战胜利，世界各国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作为牺牲3500万人的中华民族，当然更有理由隆重纪念自己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以激励全民族的爱国主义 精神！但是……” 说到这里，张老师话锋一转，给我们讲述了他在一次会上遇到的一件事。
　　
　　　　有一位同志发言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国民党抗战肯定不够。为此 ，我们正在研究广西南宁战役，准备把国民党军血战昆仓关拍成电影。” 张老师听完后便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日本人在南宁战役中投入了多少兵力？昆仓关上的日本守军有多少人？”回答是：“不知道！”张老师又问：“那你知道不知道国民党军投入了多少兵力？”回答仍是：“不知道！”张老师再问：“蒋介石召开的柳州军事会议你知道不知道？”回答竟然还是不知道。张老师感慨万分：“这么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人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不知道不等别人也不知道，反正有人研究这个问题！” 张老师对我们说，你看，这人一问三不知，居然也要谈史，尽管人云亦云，信口开河，可他还在喊，还要叫，还在摆一副请命的姿态，由此可见，凡谈及中国抗战，必须要搞清楚国共两党的功过与是非。当然对世间任何事物的评述，都是允许各抒己见的，可以各说各的理。但问题在于，谁说得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这在史学上就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言及此，张老师点燃了一枝烟，有滋有味地吸起来，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不是不能说国民党抗战，也不是不能描写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牺牲，但核心问题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人民。不能把无说成有，把败说成胜，把疮疤说成鲜花！”
　　
　　　　张老师说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被炒得很热的描写国民党抗战题材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有悖于史实的。
　　
　　　　譬如说――台儿庄。1938年3月15日，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8000人左右）进攻滕县，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随着日军的猛攻，当天就把驻守在城外的川军124师打散了。16日，日军开始攻城，川军122师王铭章部坚守孤城，而奉李宗仁命前来增援的蒋介石的精锐嫡系汤恩伯部却在进至距滕县只有15公里的官桥后，36小时按兵不动，坐待122师全军覆没。
　　
　　　　至17日黄昏，腾县城破。18日，日军转攻汤部，汤的第81军时驻官桥，忙东撤至峄县。日军继续南下，在沙沟击败汤的第52军后直扑韩庄，轻而易举地逼近大运河。此刻，日军前进方向的台儿庄尚无国民党的一兵一卒，濑谷为解除后顾之忧，又于19日北攻峄县。汤部的两个军5万余人又急退至抱犊崮山区避战。
　　
　　　　张老师讲到这里，起身取来红蓝铅笔。在纸上勾了一幅草图并解释道，这是中日两军对阵态势图。看着图，他比比划划地说，迄3月15日濑谷进攻滕县，国民党第5战区在淮河以北有9个军17个师（不含汤部），但是却既没有作战线，也没有阵地，如散沙般分置在津浦路滕县――蚌埠、陇海路海州――开封两侧的鲁南、豫东、苏北和皖东北的广大地区。而蒋介石自1938年1月初率汤恩伯在商丘设置行辕。到台儿庄战役70多天中，对鲁南前线未置可否，疏于备战，险陷台儿庄于一枪不发即失落境地。 所幸的是，濑谷北攻汤部折回来，用20―22日3天的时间在韩庄集结兵力，做南渡运河的准备。蒋介石才在李宗仁的恳求下，急调在信阳休整的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辖两个军，约2.5万人），于19日乘火车连夜赶到台儿庄，利用濑谷渡运河准备的三天时间完成了布防。 23日，濑谷进攻台儿庄，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
　　
　　　　张老师在草图上标出汤部、孙部和濑谷的位置后，又取出地图册，用三角板量出台儿庄和抱犊崮的距离，说：“你们看，45公里！濑谷的指挥位置距台儿庄15公里，距抱犊崮30公里，其进攻正面，是孙部的2万余人；其背后，是汤部的5万精锐；实为腹背受敌！然而，濑谷看透了汤恩伯的内心世界，仅以1个步兵大队（相当于营）监视汤军，而倾其全力攻打台儿庄。至4月1日，由于孙部的顽强抵抗，濑谷伤亡惨重，索性把监视汤军的1个大队也转用于攻打台儿庄。汤恩伯畏敌如虎，噤若寒蝉，始终未敢一动。4月6日，濑谷在死伤3000余人后终于退却，汤军才加入战斗，截击濑谷，但还是被跑掉了3000多名敌人。”
　　
　　　　孙连仲心里清楚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当他艰苦战斗时曾请求李宗仁：给第2集团军留几颗种籽，命令汤部恩伯出击，李回答：我向汤恩伯多次下命令，他只听老蒋的！……这一仗，孙部伤亡叁万人，蒋介石不补一兵一卒，反而借机撤销了他的 2军的番号，给他只保留了一个30军。
　　
　　　　难道历史可以把王铭章、孙连仲他们流的鲜血记到老蒋的功劳簿上吗？
　　
　　　　如果我们的历史要把一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将士等同于整个的国民党，岂不是也可以说“甲午海战”是清廷对日作战，徒为后人落下笑柄么？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10日日军占领豫陕边界的重阳店，14年中，国民党共丧失国土2753254平方公里――当时全国面积11174002平方公里（含外蒙）；丢掉城市970余座――全国城市为1200座；抛弃同胞2.57亿――全国人口4.5亿。
　　
　　　　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民党有退无进，屡战屡败，300多个师打了八年，唯有台儿庄一役获胜。但是蒋介石却不愿承认这一胜利。讲到这里，张老师无比痛心地说，自人类社会出现战争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与这个怪物结缘，打仗有胜有负“乃兵家常事”，但像国民党这样的失败，哪能找得出第2例？这根本就不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主流！美国援华人员经历了这段历史后说，“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见《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刀客语：花生米的绰号就是在德械装备和美械装备的蒋军被日军像赶鸭子似的从黄河边直追到越南大山里后，罗斯福和史迪威以及美国军界才给蒋介石送去如此有国格人格的荣誉称号的。
　　
　　　　紧接着，我们的话题又引向了昆仑关。 张老师照例先画出了中日双方的战争态势图，然后指点着说：“日军攻占南宁兵力是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鉴于作战地区的地理条件，第5师团战前回日本神户将自己的机械化装备改为驮马装备，全部以轻武器上阵，配备的火力有营炮24门、团炮20门、反坦克炮16门、山炮20门、野炮20门，辖步兵12个大队，连同台湾混成旅团的5个大队，总兵力2万余人。”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由钦州湾（亦称北部湾）的企沙、龙门登陆，通过十万大山，边修路边前进，沿途没遇到任何抵抗，于24日占领南宁。随即以台湾混成旅团担任钦州湾――南宁之间的道路修建，第5师团布置在南宁地区。时以3个大队控制中越边界的镇南关（今睦南关），以1个大队保护南宁――镇南关的交通线，以两个大队占领高峰隘并向武鸣方向警戒，1个大队占领昆仑关，1个大队担任昆仑关――南宁交通线的守备，另以3个大队和师团直属部队赶修南宁飞机场，师团长手下控制1个大队作为机动。
　　
　　　　所谓的“昆仑关大血战”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目标，就是昆仑关上那1个大队的日军，约800人。 1939年12月17日（日军占领南宁后的第25天），国民党军开始反攻南宁，因昆仑关在南宁以北，为前哨阵地，因而首先交战于此。是役国民党军出动第16集团军（辖1个军4个师）、第37集团军（辖1个军2个师）、第35集团军（辖1个军3个师）、第26集团军（辖1个军2个师）、第38集团军（辖5个军13个师），另有第43、第33师和4个独立团，约相当27个师，总兵力25.4万人。此外，还有1个工兵团、1个通信兵团、1个高射炮连、4个炮兵营和115架飞机（重轰炸机9架、轻轰炸机26架、驱逐机80架）。担任主攻的是第38集团军，突击部队杜聿明第5军。第5军辖3个师：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22师（师长邱清泉）和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还有直属战车团和重炮兵，共计5万余人。于是双方的兵力对比就是，10万人的主攻部队或者说5万人的突击部队对800人的守备部队。 经过40多天的强攻，日军又增援了1个大队，国民党军好不容易占领了昆仑关前哨阵地，但日军仍据守八塘，昆仑关的纵深阵地仍不能突破。
　　
　　　　1940年1月24日，日本援军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到达，28日向国民党军反击。与此同时，2月2日，一小股日本军沿昆仑关脚下的邕江袭占甘棠，第38集团军马上后撤，国民党军于2月4日结束了昆仑关战斗。 2月22日，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非常恼火，将总指挥白崇禧和中央督战大员陈诚给予降薪留职处分，将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8个将官撤职查办。
　　
　　　　张老师说，连蒋介石都感到羞耻的战斗，竟有那么一些人花3000万元去拍电影，大吹大擂。我们说这种人恬不知耻，并不过分。
　　
　　　　接??而为国民所瞩目的中日之战一一道出：那战前会议、来往文电、战役部署、战局变化、伤亡缴获等，无不细致具体，凿凿有据。
　　
　　　　张老师打了一个风趣的比方：“有位卖瓜人在一个已经腐烂了的瓜上发现了一点儿好瓤，便用刀尖把它挑起来高声吆喝：‘好瓜！好瓜！’。以这种态度去谈抗战，怎能接近真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张老师又给我们展示了另一部分历史。 1943年秋，日军全线转入战略防御，中国抗占已接近胜利。为挽救颓势，日军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目的有三：一、摧毁美军设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二、贯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三、吸引美军在中国大陆决战。
　　　　该战役于4月18日打响，至同年12月10日结束，紧接着又在1945年春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日军临死前的一搏中，国民党军先后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和福建等4个省的省会及200余座县城，近8000万人民，遗弃美军6个空军基地和30余座机场。
　　
　　　　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即将胜利，中国抗日军民已经进入战略反攻的时刻，国民党军仍是如此不堪一击，使日军想占哪里就能占哪里，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被激怒了，把视线投向了延安，拟拨出5个师的装备送给GCD抗日。1944年7月23日，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对此，有人不以为然，高弹“文学不等于史学”。但实际上，广大群众在欣赏有关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时，是把它作为“史”来接受的，于是，一盘清水被搅浑了，一部分群众的思想也被搞糊涂了。
　　　　张老师说，海峡两岸和解，可以不纠缠国共两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但并不等于可以对抗战史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历史是客观造就的，人工是不可逆塑的。我们的责任就等于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尤其对抗战史要严肃认真，决不可“戏 说”。临别时，天色已晚，繁星满天，我们在想，张老师的忠告不是多余的。只有廓清 对抗战史的种种误解，才能使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轰轰烈烈、健康 活泼地进行，在下一代人身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刀客评语：
　　
　　 近几年来，随着国军抗战资料的铺开，一些人的眼睛被一时一地的情景所迷惑，转而激动起来，随口就是国军在某某地打了一个斯大林格勒似的战役，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殊不知，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一个由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的转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局起到大转折的震撼人心的战役。中国战场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这种让世界心服口服的战役。有的只是留给世人的满腔窝囊和无奈的退却逃跑，蒋军秉承了张学良“将军”的真传——在敌人面前只恨爹娘少给了两条腿。尽管在1945年春夏，美械装备的蒋军仍是畏畏缩缩，敷衍了事、磨洋工般的放羊。
　　
　　 这些历史沉渣本不想再提，可是看到年轻一代，尤其是人们闲暇来对抗战史的一知半解所造成的误解甚至盲目崇拜肉头政治和肉头军事，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近现代的中国明明有一位让中华民族站起来再也不受列强欺辱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们不去崇拜，却偏偏对一个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肉头统帅顶礼膜拜。一个民族的英雄崇拜将造就他们的未来。这才是我发此帖的真实感想。
　　
　　 这个帖子较长。面对严酷的历史事实，稍有点人性的或良知的人都不会认可这个肉头委员长！
　　
　　 不总结历史教训，仍旧为那种配合敌人的指挥战法叫好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盲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恰恰暴露了肉头政权的低劣无能！不拿基层官兵的性命当人看！有人竟还有脸为这种肉头军事叫好。中国是诞生了兵圣的故乡，战争又有几百种打法，为什么非要用迎合敌人安排的阵法？既然是持久战，就应该广泛发动人民参战，而不应该像对待敌人似的上街抓壮丁。抗战期间蒋介石政权共抓壮丁一千多万，未上战场就被蒋军折磨死了四百多万！这与日军还有区别吗？还有炸开黄河没淹死几个日军，却淹死九十万中国百姓？长沙大火十几万同胞葬身火海，将一座千年古城焚烧了半月有余？上述资料全是民国zhengfu统计的。这种人也配做国家领袖？这比日寇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一个英雄与肉头都分不清的国度何谈崛起？按照肉头政治和肉头军事的延续崛起后又能去干什么？继续作肉头未竟的事业？被人民赶下海？！
　　 网上常常有些人满嘴跑火车张嘴闭嘴就是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仅一个淞沪会战就消灭了日军十好几万，殊不知这两次战役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最为低劣，淞沪会战国军伤亡三十多万，日军伤亡五万左右；南京保卫战更无脸去提：区区五万日军包围了坚守南京的十几万国军，这五万日军在随后的四十多天里来了个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仅战俘就有将近十多万做了日军刀下之冤魂！不知哪个说淞沪会战消灭十几万日军的网友，从那儿看到的资料告诉你淞沪会战消灭了日军十几万?你懂得抗战八年一共消灭多少日军吗？知道消灭这十几万日军蒋介石军队要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吗？告诉你，蒋介石本人的总结——二十五比一！
　　
　　另外，你知道国共两军打死一个日军分别要用多少发子弹吗？再告诉你，国军因为有后勤供应比较放得开，要用一千八百五十多发子弹打死或打伤一个日伪军；共军因无后勤供应所以要放近了打，而且讲究战略战术更讲究运用人的主管能动性——神枪手打法，仅用四十多发子弹。这也是国民zhengfu军政委员会统计的。
　　 那些动不动就拿淞沪会战说事的网友，怎么没说淞沪会战是斯大林格勒式的战役呢？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军队能找出一例征服人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胜仗吗？实事求是地讲{世界各大军校军将蒋介石的指挥列为反面教材}，委员长除了肉头政治就是肉头军事。还有就是夫人外交留给后世的笑话。世界好多国家元首均以此为例严禁了很长时间的夫人外交。
　　
　　
 

　　 粉饰谁不好，粉饰蒋介石？打了十几年，一个战略胜利也没有，整个战争就是一个词形容：“一溃千里”。过去没提国民党这些事情，固然有某些政治因素，不过我估计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历史太丢脸了，不好意思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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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客回复:
　　 这些战役资料早就摆在国军各次战役报告中，我军军校和世界军校都依此为反面教材—买办误国、卖国的典型，只是羞于连起来诉说罢了。想象东北九一八事变时日军仅仅动用了六百人经能把东北军四十万大军吓得屁滚尿流地将三军装备和军火工业完整地奉送，余下的二十万东北军竟能将枪械入库登记造册，任凭日军发落。所谓的卢沟桥事变简直是变戏法，宋哲元的集团军十一万之众加上周边的国军七八万共二十万中国军队，竟激战四十多天打不过区区日军四百多人，到日军增兵至六千人时，蒋军全线崩溃，一溃千里，大家赛跑，一直跑到黄河北岸才收住魂魄------奥运长跑冠军实在应该赠与蒋肉头的军队！
　　 泱泱华夏面临这样的领袖，如此幼稚可笑、低劣到无以复加的战略指导，如此变戏法儿的战略战役长时期大规模的惨重失败，在国际上怎能被对手、被同盟军部队所看得起？若非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一展雄姿，还不知道洋人将把中国蔑视到何年何月？
　　
　　19楼作者: 秦汉刀客于2007-02-09 6:10:55回复君之见在2007-02-08 9:54:38评论攻克台湾话题：对此专题央视军事频道前年曾邀请军方和战略研究专家们座谈：等到扒灰和阿便把中央逼到无路可退让时，大陆将被迫亮剑，届时只需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或几分钟，扒灰阿编之流就会知道什么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 一名惊世。中国五十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报仇雪恨的准备工作，届时让牙挺得们和肉头的后代们，新帐老账一起算！！！别看那些什么歼十、大礼花，那都是早好多年前就备好的小小早点，更大、更多的杀手锏和更漂亮的好戏还在后头。让扒灰阿便和鼓吹台独的肉头的后代们在我军强的攻势面前发抖吧，中国大陆准备两千万套尿不湿送给他们，别把台湾海峡给污染了。
　　23楼作者: 夕照街上爬行的老龟2007-02-09 15:17:30假如不是国军做庄而是共军做庄，又如何？当时的国军是菜了点，可换共军也好不到哪去。只有在后来才是国军不如共军。
　　24楼作者: 秦汉刀客 发表于: 2007-02-09 16:3:53回复光明灯:
　　首先谢谢跟帖。作为一国领袖所起作用还不是绝对的？那可以不要去当这个领袖。既然当了男子汉大丈夫就该能做能当。否则，离寺走人。当时的中国能够担当大任军事战略的比蒋高超的人，国共两党中都有的是。诚如一个男人，既然娶妻成家，你就的担当家长的责任和义务，那有只贪污不干事的家长或元首，举目眺望地球上有吗？像四大家族那么疯狂敛财的政府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美国政府若不是看着这帮肉头政府实在是不象话他怎舍得扔了这帮肉头？史迪威在来中国就任前就对蒋政权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史迪威的结论：中国有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勤劳善良的人民，但是，却还有十万贪得无厌的贪官！这个结论是很公平的。
　　 说此帖意淫要拿事实来说话，帖子里的数字都是国军历次战役的报告汇编。别说中国大陆和台湾国共两党两军都有保存，世界各国军校也是备案在即。意在做反面教材以警醒自己的元首、统帅和军队的将士们。以前不忍心拿出来就是怕有些国人不愿承认国民党政权是多么腐败，军队地方是多么昏聩，星星点点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挽救不了这个濒死的蒋家王朝。借助国际力量虽然得以暂时喘息，但还是最终灭亡于他曾放弃过的东北；北平；曾丧心病狂炸开黄河淹死九十万同胞，形成的黄泛区；蒋抓的几百万壮丁也在战场上纷纷起义投向蒋的反面。在最后离开大陆的时候不知他想过那被蒋烧死的十几万长沙市民否？这些冤魂怎么可能放过蒋肉头政权？湖南终于起义，蒋的爱将陈明仁，几十年的同僚上将程潜，包括蒋的大本营云、贵、川，江、浙、两广，闽、赣，新疆、宁夏、西藏哪个不是和平解放的？如果蒋能有少许的才能和德政怎会被他的将帅们和子民们那么无情的唾弃呢？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就不说中国，那杜鲁门怎么也抛弃了可爱的蒋肉头的呢？那可是蒋的干爹啊。几十亿美援的都无偿给了这肉头政府了，怎么会舍得抛弃他呢？还是自己不行，没有做一国领袖的最起码的哪怕一点点资格。无论是政治魅力还是蒋肉头的人格魅力，都离一国政治领袖的起码要求太远太远了。世界军事这样评价他：“蒋介石在战术上是精明透顶的天才，但在战略上确实是尚难找的侏儒！”这个帖子让曾经崇拜过肉头军事肉头政治的人会猛醒，台海较量在即，认清这帮肉头的实质很有必有。
　　25楼作者: ding1976 2007-02-09 16:26:3回复光明灯:23楼的，我看你要去检查一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长征的事你就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共军有老蒋的后勤?你自己想想会怎样用脑子想，不要用屁股去想
　　26楼作者: 秦汉刀客 发表于: 2007-02-09 16:28:50回复
　　引用：以下是夕照街上爬行的老龟在2007-02-09 15:17:30发表的：
　　假如不是国军做庄而是共军做庄，又如何？当时的国军是菜了点，可换共军也好不到哪去。只有在后来才是国军不如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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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客回复：换任何一位懂军事有战略眼光的师长级{共军旅长级}人物就可以抗衡日寇，别把当年的日寇看的神乎了。与蒋秃子一样日本何时有过远大的战略胸襟和战略目光？即使现在{日本}，他有吗？蒋介石的军事知识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与张学良这个大烟鬼一样有着深入骨髓的日本情结，对日本的军队作风、工业制造有着刻骨铭心的崇拜。他要怎么摆兵布阵，他的那些师兄师弟心中一清二楚。最重要的是蒋在日本深造时期曾有八个月不知去向，这段历史还没解密，相信会有极大震惊的内幕。蒋和张都是与日方密谋好了瓜分中国利益的超级大骗子，虽然两人戴着中国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党国领袖和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桂冠，但是骨子里却实实在在是在为日本军部做事。{且看正在写作中的《八拜之交演双簧—戳穿蒋介石张学良在抗战前后的演技》}两人是早就密谋好了的。如果到现在还不明白的话，那整个抗日战场的变戏法似的战略战役指挥就无法解释！谁能说委员长不“懂军事”？谁能说委员长不“爱国”？谁能说委员长懦怯如鼠？但是，一旦有利益可瓜分时，江浙人骨子里的小聪明、小智慧、小把戏就上场了。这是当时中国的悲哀，也是国民党党史的悲哀，更是现在台湾岛的宿命！
　　27楼作者: 老北风10发表于: 2007-02-09 16:34:31
　　可是以五大主力为代表的我军已经尽到最大的能力了，当然中国还有另一支能够歼灭我军的另一支更厉害的国军可使整个八年抗战确实没看见做什么。一次战役、一次战斗，同我国军的正面战场规模相比也可以忽略不计了。怎么也看不出来打起中国人来那么厉害。
　　28楼作者: 秦汉刀客 发表于: 2007-02-09 16:49:21
　　我在5楼论述的国共两军每打死一个日军所需要消耗的子弹数{国军一千八百五十多发}并不是指一次战斗或战役而言，那是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统观八年抗战消耗弹药的统计；包括打了败仗被敌人缴获和遗失、被日军轰炸引爆的，被哄抢的，被四大家族贩卖给日军，如云南前线就曾被美军调查组逮着过：刚从滇缅公路冒死运来的美械装备竟被四大家族的人拉去卖给了日军。成为同盟国间的大笑话。
　　 共军每打死一个日军所消耗的十至四十多发子弹，也是统观八路军新四军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作战消耗统计的。其中也包含八路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自己生产的那一部分
　　30楼作者: 秦汉刀客2007-02-09 17:49:7回复27楼：
　　中国当年就如同一个家庭，有弟兄若干姐妹若干，还有干活的长工，帮工一大帮。这个大家庭有那么一天被人找上门来，不但要金银财宝还看上了这家的女人们。作为家长，作为政府，作为吃粮穿军装的国家主力军团难道不应该抵抗侵略？这有什么可吹嘘的？作为家长作为政府，作为人民养活的政府军你不抵抗该谁抵抗？再说抵抗侵略、抗击外侮这是一国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和义务！怎么在中国竟成了蒋政权的恩德？这并不是什么成则王侯，败则贼，而是你在什么位置就该干什么事！用现在的小孩儿都明白的话：“生活就是强奸，你受不了也得受；政府工作就是轮奸，你不行别人就上。”
　　可是这个家长却在私下里打着小九九：“娘西皮，跟日本人打仗我的消耗多少本钱呢？日本人来了不就是跟老婆闺女睡几天吗？我慢慢地磨挤他，也能把它磨挤走，何必去让儿郎们厮杀呢？再说邻居中早就有当肉头的了。你们看法国波兰不都投降了吗？咱家比他们可穷了，咱也不能使劲地跟日本人打。反正咱家女人有的是，让他们操去吧，历史上有的是这方面的榜样。没准还能累死狗日的呢？”这个主意在家长的脑子里已成熟便得到了满蒙贵族和军内外肉头们的大力支持，他们把日本人恭恭敬敬迎进家里，让女人们尽量伺候好了日军。这还不算肉头们还屈尊为日军搓背捏脚，端茶倒水，别提多勤快了。最后还买来几列车的避孕套给日本长官们戴上。这种无耻的行径激怒了家里的长工和帮工们{共军和民主党派}，他们拿起简陋的工具要与这禽兽不如的日军和家长们决一死战。作为现代人，你是站在肉头一边抛弃妻女姐妹让日本人糟蹋呢还是站在长工和帮工们一边誓死不当亡国奴呢？
　　最后在邻居们{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协助下这个破败堕落的家庭才把日军打跑了，可是在邀请邻居参战的同时，也把这家的好大一片土地{外蒙}给割走了。在这种窝囊透顶的家庭里，男女老少都不愿意再让那个老家长管这个家庭了。因为老家长只顾他自己吃喝嫖赌，所以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八百万军队瞬间作了鸟兽散。
　　其实这段历史一点都不复杂，就像一个家庭被人强暴的状况。蒋介石就是要投机取巧，妄想借洋人的力来不战而胜。但是他忘了：不战而胜的前提是你必须敢于战斗和善于战斗，要有把敌人打入地狱的威慑力量。
　　 转一帖资料：蒋公与日秘密谈判特使大汉奸缪斌伏法内幕
　　 何国涛
　　 1945年三四月间，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缪斌奉何应钦密令前往东京，与日本国首相小矶商谈求和之事。缪是抗战胜利之后最后一个归案的大汉奸，又是第一个被执行枪决的。这一结局的背后，就隐藏着蒋氏政权的这段“难言之隐”。笔者（本文作者曾任上海伪《中华日报》编撰、伪《青年日报》主笔，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工作人员———编者）曾作为新闻记者，与缪逆相识，这件事是本人亲耳听缪斌所述，以后又经多方证实，确有其事。
　　　　缪斌，字弼丞，号丕成，江苏无锡人。北伐战争时，缪任东征军总指挥部军需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甚得蒋介石重视。钮永建在江苏主政，缪由宋美龄推荐，谋得江苏省民政厅长肥缺，弹冠上任，以江苏所属各县县长之缺分席出项，从中诈取运动费中饱私囊，发了一笔贪污财。其他方面也多方搜括，因而声名狼藉。终有人向蒋介石告他的状，老蒋见无法包庇，缪遂丢官。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在北平组织了以王克敏为首的汉奸政府，缪斌也被搜罗在内，任华北的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南北汉奸合流后，缪历任汪伪立法院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不过，在抗战末期，缪逆经常住在上海，看来是另有秘密任务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虽于1945年9月下旬发动了缉奸工作，可是雷声大雨点小，进行得非常缓慢。有一天，我在第三方面军看到一本用复写纸拷贝的漏网汉奸名册，里面也有缪斌的名字，但在备注栏内，却注着“暂缓执行”四字，可见此中大有文章。当天下午，我去了缪公馆。
　　
　　　　缪斌身穿便服足履拖鞋下楼来见我，其公馆虽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但主人隐露得意之形，看不出有什么倒大霉的样子。寒暄数语，我即单刀直入问他：“缪先生近来可跟重庆来的朋友见过面？”他笑了一下说：“钱大钧曾来过电话，到他公馆去过一次，别的地方不大去。”接着话题从陈公博谈到周佛海。其时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无法包庇周佛海、罗君强诸逆，已把他们软禁起来。缪斌谈到周佛海时，似有兔死狐悲之戚，情绪略为愣了一下，但随即又趋于平静了。他为了想在我面前显示其不同于汪伪诸逆，突然问我道：“足下是新闻记者，可知‘佐藤事件’的经过？”我摇头表示不知。接着他说道：“今年三四月间，日本东京到了个化名佐藤的中国人，是奉了委员长（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去谈和的。他带着重庆方面的谈和条件会见日本首相小矶。小矶接见了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日本方面对委员长提出的各项条件都能答应，只是对收回东北一项坚持不肯。这次谈判虽经双方多次让步，就因东北问题不能解决，谈判也就搁浅。这就是东京外交界传说纷纭的所谓佐藤事件。”我问：“那个化名佐藤的中国人是谁？”缪斌笑而不答，他对我打了个谜语：“远在天边……”我立即意识到对方这样“团团转”式的介绍“佐藤”，分明是在“夫子自道”了。我说：“‘佐藤’一定是缪先生了”，缪斌这一回笑得更加得意了。
　　　　他点一点头，又补充道：“我所以不常到南京去办公，其原因就在于此。我的直接上司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我家里有一架电台，随时可以和重庆直接通电。他们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对日谈和。假使四月间这次和谈能水到渠成，那我今日的处境就又当别论了！”至此，我才明白了汉奸名单上的缪斌能“安然无恙”的原因。
　　　　然而，事有出于意外者，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公开审判陈公博、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璧君等一批大汉奸，苏州高等法院的特刑庭突然逮捕了这个自命为“和谈功臣”的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而事有更出于意外者，缪斌被捕后，立即开庭，继而匆匆将其押赴刑场枪决了。
　　　　报上登出了缪斌被正法后的照片。在汪伪的部长级以上的几个大汉奸中，缪是最后归案法办而又是最早明刑枪决的一个。为什么呢？原来，在抗战胜利后，麦克阿瑟总部进驻东京，有人向美军总部反映“佐藤事件”的经过。美军总部从东京打来电报，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蒋介石政府对“佐藤事件”提出质询。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蒋同盟抗日，而蒋却私下秘密指使缪斌之流与敌言和，瞒着视听干这种勾当，当然无颜面对美国盟友了。美国大使馆查问缪斌的下落时，蒋介石一面极力抵赖，一面立即下令尽快处理掉缪斌，来个“死无对证”。
　　　　缪斌绑赴刑场时，曾还有绝命诗一首云：“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他恬不知耻的以“和平神”自命，在这个大汉奸心里，到死还认为，奉蒋命去向敌酋乞和，并不是遗臭万年的卖国行为，而是忠于蒋家王朝的“爱国”之举，真是可笑又可悲。
　　

　　 最近，台海、东海已到极其敏感危机随时爆发的紧急时刻，回首那一段令每个中国人羞耻难忍的历史悲剧，正是要激起国人对依赖洋人办外交，放弃国家武备，涣散民族精神，消解民族战争意志而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的愤慨，{这一系列严重后果致使中国大陆人民不得不长期生活在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生活水准。}唤起国人的知耻而后勇的男儿血性，放弃幼稚可笑的利用国际调停的鸨儿心态。拿起毛主席赐予中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威慑，鼓起战斗的勇气，用强烈度的战争意志和高超的中国战略智慧，纵横捭阖，战平东海，收复琉球。试问：台独还敢独吗？
　　
　　48楼作者: 秦汉刀客 发表于: 2007-02-10 10:40:9
　　有网友一再询问外蒙独立的历史背景以即蒋肉头所起的作用，特将晁征《收复外蒙专题之一，外蒙——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中一段摘与此：
　　１９４５年２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洋人操纵外蒙命运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战败已成定局。在亚洲，美国虽然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异常艰苦，骄奢淫逸的美国军队遭到史无前例的日本军对的拼死抵抗；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也成定局，但美国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征服日本本土。而日军的顽强拚死作战的战斗作风却让美军吃尽了苦头，过惯了安逸富足生活的少爷兵们，在仅仅一个硫磺岛就死伤两万多人。按照这种打法，美国至少还要再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军人的生命。为此，美国当然要想办法减少自己的牺牲，这就必须借力来征服日本。
　　而美国当时在东方战线唯一的能在陆地上作战的盟友—蒋介石军队，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又实实在在令人大跌眼镜。这帮拿了美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是借抗战发的国难财，诀窍就是疯狂地贪污侵吞美援。甚至把滇缅公路刚刚运到的美军枪械卖给日军。}，装备了当时最现代化的国军在日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在1944和1945年，装备一流的蒋军，被极少的早已成为疲惫之师的日军像赶鸭子似的从黄河边赶到了越南北部；甚至被日军轻而易举地打到了国都重庆的鼻子底下—贵州的独山和湖南的芷江！在大西南，日军早已攻克了西南重镇保山，卡死了中国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若不是滔滔汹涌的怒江的吞噬阻拦，日军会在三个月内拿下重庆！{当时日军曾用几十辆坦克冲下怒江，妄想在怒江上架设桥梁，使大部队杀向重庆，[一过怒江便无天险恪守，重庆指日可下。]但都被愤怒的怒江吞噬了。就为这点，世人就要为我神圣的怒江鞠躬膜拜，永志不忘！}被日军吓破了胆的重庆政府的达官贵人们，都在惶恐不安地打点行装向宝鸡兰州撤退，蒋介石已内定迁都兰州，守不住，再迁西宁、拉萨。
　　蒋军的极端低劣无能引起同盟国尤其是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搞不清装备一流、训练有素的蒋军何以如此龌龊？蒋军的表现，导致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总统对中国军人的蔑视{这种蔑视一直保持到朝鲜战争前夜}。美国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已经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苏联红军。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然而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肮脏的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一向对洋人抱有婴儿般幻想的肉头统帅蒋介石，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割裂外蒙的巨大代价加上美国动用原子弹的威慑，终于换取了苏联在原子弹爆炸的当天出兵中国东北；而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又使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始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他埋下了中美仇恨的种子！）。这种代价的后遗症极其巨大，导致中国人民不但不对美军的援助感恩，反而对美国的仇恨无限期的延续，中美仇视对峙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美国出卖外蒙终于在国共两党和广大人民心中埋下了仇美情结。因为中国近代史的缘故，国共两党的高层早已是义愤填膺的民族主义者。这种仇美情结与日俱增，日后的多少美元也清洗不掉。}中共新政权面对这一历史现状万般无奈，再加上美国傻逼般的封锁制裁，迫使中共倒向了苏联。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的内战以的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被赶到台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的法律依据。然而，低劣无能又屈膝奴卑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却在1961年为了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放弃国家原则 竟卑鄙无耻地与美国勾结，把外蒙拉进了联合国！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外蒙问题上完全扮演了历史小丑的角色，在民族利益，国家权益认识问题上蒋介石政权已不仅仅是无能，完全可以说是一群肉头加无耻。
　　中国共产党主管中国政局后，由于美军进驻和封锁台湾海峡继而在朝鲜的疯狂挑衅威慑，再加上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抗美援朝问题上左右为难。在美军早已进驻台海对新中国的封锁包围之势已经形成，新中国百废待兴，朝鲜战火已烧至东北大门，中国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的态势下，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弱和被包围孤立的中国别无他途，最终只能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否则，斯大林威胁：将操纵新疆、内蒙和东北的分裂。毛泽东在经历了这场炼狱后，草草回国。在中国边境临时紧急停车，毛泽东眺望外蒙仰天长叹，久久不能自己------
　　50楼作者: 秦汉刀客 发表于: 2007-02-10 15:28:23
　　金一南：一封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历史真相的信
　　　　原编者按：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近日收到了一封青年朋友的来信，信中对抗战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民党和GCD所起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此，金教授写了回信。
　　　　我们认为，这封回信内容丰富、文字生动，对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值得广大读者一读。现征得金教授同意，将此信全文刊载。
　　　　××你好！
　　　　这回涉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也完全不必为我们自身悲观。5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们，包括发表网络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计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南京1937”那些年轻人，对历史不都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吗？后人书写前人的历史，这是自然惯例，也是社会规律，想改也无法改，任何国家的执政者最须敬畏之处，也正在这里。
　　　　你的同事写得很好，一个民族必须能够发现和拥有自己的所有宝藏，必须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这些宝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岛（中俄争议的最后一块土地）附近，对岸俄罗斯怎么进行他们的教育?幼儿园教师带孩子们到无名英雄墓，老师边讲边哭，三、四岁的，五、六岁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着一起哭。也许那些孩子们并不真的十分明白为什么哭，但他们看到老师哭了，老师那么伤心，于是也都伤心地哭了。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们精神强大的基因。相比起来，我们差距很大。问题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来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欢便一概无泪的老师，和“选择性对待历史”的做法和态度。这种选择性对待也是多种多样的，上海新版的小学课本，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中去除了（解释说“放到了课外辅导读物里”），而代之以＊＊＊和＊＊，说这才是新时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认为过去的英雄应该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剔除了。这种“钱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只能造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萎顿。也许正是从这些方面看，显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责任。能看出来，你的同事是搞国际问题的，也看了不少资料，但对战争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准确的。
　　　　首先，石牌战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歼敌25000人是历时一个多月、从湖南北部到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延绵千里战线上的全部作战成果，击毁日机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战的成果。石牌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
　　　　其二，不仅石牌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也没有“斯大林格勒”。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说法，却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史实。“斯大林格勒”是形容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和枢纽点，而石牌不是这样的点。翻遍抗战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点。包括石牌作战在内的鄂西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此后日军通过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仍然在不断进攻；郑州失守、许昌失守、洛阳失守、长沙失守、衡阳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国人听到的一个又一个噩耗。特别是湘西会战（日本人称“芷江作战”）竟然发生在1945年4月，距其天皇宣布投降仅剩4个月时间，鬼子们还在战场上以劣势兵力甚至劣势兵器（湘西作战非常明显）向中国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你说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战末期日军强弩之末的表现，让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了一句“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这句话我们就能聊以自慰吗？那时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人已经投降了，我们才仅仅把进攻的日军击退，然后继续防御。所以不是中国GCD故意淹没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来就没有。如果真有，别说一个GCD，全世界GCD加起来也淹没不了。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为伏尔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标榜战史，无人能够撼动。
　　　　其三，关于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的比较。前面说了，把石牌作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歼敌人数基本一样，都是1000多人。要说不一样的话，那么还有这样几个不一样。
　　　　平型关作战是一天歼敌1000多人，石牌作战是五天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作战是1937年抗战开始的第一个胜仗，那时从国内看，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到处蔓延；从国际看，美英袖手旁观，德日步步紧逼，中国空前孤立；此时以八路军如此简陋之装备和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官兵打出一个平型关胜利，对鼓舞一直只见失败不见胜利的国人士气、击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无疑意义极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战也是中国战场一个显著胜利，但那已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而且此时二战已经全面开始，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那股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援已经大量拥入中国。在石牌作战中，中美空军曾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40多门150毫米口径的美式重迫击炮，一次作战就向日军发射几千发炮弹，仅仅几个小时就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都不具备，只能凭借子弹和刺刀，一个对一个地较量解决。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执政资源（不但“在野”，此前还到处被“围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财政拨款的军队（一致抗战后享受过一阵，又中断了），正是这些种种情况，决定了石牌作战无法和平型关作战相比。认为石牌作战意义大于平型关作战的说法，并没有很好把握那段历史。
　　　　当然就像所有生命价值等同一样，任何牺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说牺牲在平型关还是牺牲在石牌都应获得我们同样的尊敬，即使那些殒命于兵荒马乱大溃退中的无数无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在他们生命痕迹消失的地方放上几束白花的。美国人今天还在满世界寻找他们参加二战官兵的遗骸，对我们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广岛的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及后续效应的20余万人一个一个姓名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样一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而我们遭受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纪念馆内也只刻有3000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万7千人的姓名呢？真令我们对世界汗颜。把这个帐也记在GCD头上，显然不公平，因为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还是专门杀GCD人的地方。离南京近一些的“苏区”（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早被国军“围剿”得不得不万里长征、被驱赶到荒凉贫穷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将近10万是来不及撤走的国军军人，而当时向南京进攻的全部日军才5万多人。这些都是不管我们多么难受，也只有承认的史实。
　　　　我们过去用“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把敌后抗战描写得无所不能，宣扬英雄主义之时有过分之处，但今天恢复历史的真面时，又把原来的确被淡化的正面战场想象得英勇无比，也不是实情。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发生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仍然羞愧。就说石牌战斗，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已经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向部队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这些，以一两篇文章就“恢复历史真面”，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减弱石牌战斗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它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GCD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徳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悄悄告诉德国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国提出的“调停”意见，是因为“GCD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如果他同意妥协，在国内就无法实施领导了。我们今天认识历史，如果拿现在GCD内那些腐败分子、马屁分子去和当年的GCD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GCD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能够从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长期以来国共之间的确分歧太深、对立太深，在那个时代也仇恨太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给其他力量以许多可乘之机。当然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连战夫人坦承来访之前不知大陆会怎么对待他们，可见心理阴影也一直没有消除。说到历史评价方面，“选择性认同”也是双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让人看到今天巨大的进步。胡主席在9月3日纪念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GCD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将国民党置于GCD之前，将正面战场置于敌后战场之前，不能不说是巨大历史进步；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名将时也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军将领，讲“狼牙山五壮士”时也讲国军的“八百壮士”，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虽然国民党方面至今还没有这样评价过GCD，但回归历史的真实，本身已经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党派的选择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悲观，因为历史的确在不断进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你的同学认为----不如意的地方，我倒觉得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给白发苍苍的老兵们放几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时是否该由政治局常委打头。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纪念自己的胜利日（台湾那边除了模仿日本人说“终战”别的不敢提），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胜利不仅属于国共两党、还属于海内外全体中国同胞，本身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历史演进并不都是主动和自觉的，就这个意义说，那60声震人心魄的礼炮震撼和开启的心扉，也许不是仪式设计者的预料，推开的却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大门。
　　　　对不起，写了一堆不轻松的话题。民族的成熟最终是民族中个体的成熟，相信这种讨论不会遏制、而会加速思想的成熟。
　　
 

 

 

国民党败逃实录
　　 ---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
　　圣经云：“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谁是最后一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意识到压瘫骆驼的是稻草。
　　　　
　　　　 第一章 大 背 景
　　　　 第一节 序 曲
　　　　1944年元旦，山城重庆一派祥和，抗战以来普通百姓头一次有了过节的感觉，大轰炸的阴影似乎在张灯结彩中有所释怀。内地的难民也开始计划起返乡的行程。当然，国民政府主席也不例外。当晚蒋介石在私人官邸发表了元旦讲话，携有开罗会议的余温，言辞甚为慷慨激昂：“最后胜利在望，国誉日隆，我须担任围攻日寇之主要任务！”浓重的宁波乡音通过无线电传遍了国统区中产家庭。敏感者在平日“假话”“空话”充释的官腔儿中又捕捉到了一种新元素——大国腔儿！
　　
　　　　大国心态的产生往往源于阿谀者的奉承，而阿谀又总是以利益为前提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面临欧亚两线开战的逆境。把日军彻底牵制于远东，以缓解美军在欧洲的军事行动的压力一时成了罗斯福政府当务之急，毫无疑问，扶植一支远东武装力量是最廉价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纵观远东可堪此重负者惟有中华民国。在“重欧轻亚”思想下罗斯福接连奉上了世界“第四强国”的大高帽子，蒋先生亦欣然接受了。然而精致的礼帽却与褴褛的衣衫卑微的心态搭配得格格不入。
　　 抗战以来连年军费激增。随着战势的发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主要税源地相继沦陷。抛售美元、发行爱国公债的老药方已无法救起病入膏肓的财政躯壳。一片激进疗法的呼吁声中，御用学者咬牙开出了一剂“竭泽而渔”的猛药。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加印纸钞”的决议，与会者宣称“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 ------------ 从此国统区经济陷入了“加印纸币——通货膨胀——再加印纸币——再通货膨胀……”的人间地狱。
　　　　 1944年的财政预算也不例外，军费仍旧占去了财政收入的七十个百分点。元旦后的第七天，蒋介石既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致电罗斯福“物价高涨，军事及美军修建各地机场经费浩大”要求给与借款，但华府仅以“ 不允 ”二字轻描淡写的拒绝了。此语一出令蒋氏向个被人用罢了给扔掉的童养媳般“倍感寒心”。
　　　　 然而“不允”的幕后包含着诸多变数。查阅典籍，变数的成因又源自多个方面：
　　　　武汉一役，中日双方损失惨重，军备奇缺，物资匮乏。日军“大本营”化强硬为怀柔，不时向重庆政府抛出几根胡萝卜，劝其与“汪伪”媾和。当然日本人的大棒是始终不会撒手的，每日清晨，浓雾退去，成编队的轰炸机呼啸着掠过山城重庆，霎时间，地面腾起一片片云烟。随之响起的是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哀嚎 …… ......
　　
　　 哀嚎声不仅滋生了民众的恐慌，更打磨着民国政府抵抗的信心。此种情形下，民国政府实在无力更无心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击战，以求“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蒋介石更像是一个旧式店铺掌柜，每日盘点着自身的家当，毕竟本钱不多了，在权衡“抗日”与“剿共”二者的利弊后，无奈的选择了观望。蒋介石的消极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罗斯福本想花大价钱豢养出一只猎犬，可结果却看到了一只瘸腿的兔子。
　　1942年1月，蒋介石在一片镁光灯中出任了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随即要求美国派遣一个高级军官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此举恰好应验了中国古语“请神容易送神难”。罗斯福在一阵思量之后，目光锁定在了西点军人史迪威身上。理由很简单：优秀的军人作风，能讲流利的汉语，是个十足的“中国通”。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正是这两大优点成为了矛盾的导火索。
　　
　　　　“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的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史氏出发前即发此牢骚，已经预示了这场合作不会很愉快。
　　　　1942年3月，史迪威以中将衔出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史迪威此行头上戴着多顶乌纱“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
　　 这使老谋深算的蒋氏读出了两层含义：
　　 其一，美国在租借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权上一反常态，未能像对待其他盟国一样，由受援国元首执掌，而是由史迪威独控，蒋介石认为这是美国对另一个大国的藐视。
　　 其二，美国冷落了蒋的心腹空军司令陈纳德，简言之美国人要削夺蒋的空军领导权。
　　　　 一个在中国权力场摸爬滚打了大半生的政客，一个视军权如生命的军阀，尽管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都明白，但在白宫的矮檐下也只得低下了头。
　　　　正如西点校训“责任、荣誉、国家”，史迪威秉承其使命，表现出一副军人姿态。决心在远东大干一番。他刚上任就提出中国军队东进夺还武汉，南进夺取河内的宏伟蓝图，但蒋毫无兴趣。史氏并未就此罢手，转而请缨出兵缅甸，蒋介石无奈只得同意。
　　　　3月11日 史迪威携参谋人员多人飞抵缅甸，载着满身的征尘以及一腔的抱负，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次日亲临前线视察、进行战争动员，着实踌躇满志了一阵子。但理想和现实往往天壤之别，不光惨败，连滇缅路也丢了。最令史氏不能理解的是，此役调动“国军”的并不是他的命令，而是蒋介石一人的手谕。
　　
　　　　重庆方面借题发难，指责之声四起，在舆论的压力下，白宫特使悄然而至。7月20日，居里博士携带总统密函飞临重庆，与蒋会晤多达十余次，经再三晓之利害后，才弥平沟壑，暂时保住了史迪威参谋长的身份。
　　　　“战争的消极，民国政客的贪腐，封建家长制的军阀体系。” 无不另史迪威恨之入骨，身处他乡，有名无权，一个理想主义者，第一次感受到了民国官场这潭污水的深浅。
　　 “什么中国通，简直是狗屁不通！”官僚党棍们暗笑史迪威自作聪明。
　　 第二节 两 会
　　　　同样的山河破碎，同样被法西斯打得溃不成军，不同的是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政权号令下的铁血民众。在斯大林认为“最丢脸的日子里”，一位不速之客造访了这个被镰刀铁锤武装起来的国度。1942，霍普金斯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份访问了苏联，他目睹了苏联的惨象，更看到了苏联的“ 生气 ”，他致电总统“对这条战线充满信心”。由此，美国人在援助苏联的户头上加盖了“优先”二字。
　　　　但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握手却发生在了1943年秋季。像糟糕的肥皂剧一般，大团圆的剧情，总会配以不和谐的音符。斯大林打心眼儿里就看不起国民政府，对于他认为是上海小流氓出身的蒋主席更是有种莫名的厌恶。43年10月21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席间，苏联代表明确反对将中国列为世界“四强”，而在美国外长的坚持之下，才得以勉强通过。
　　
　　 如果说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为己任，企盼在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抛弃了国家的概念。那么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国家利益已被置于战略安全中的最高地位。在“沙文主义”的烙印下，苏联前所未有的践踏着邻国主权，凌辱着共产主义理想.正是基于上述思维，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 诚然，苏联在欧洲有了上述劣迹以后，在亚洲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进而承认“伪满洲国”，策动“外蒙”独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3年9月，在外蒙武力援助下，新疆阿山哈萨克人爆发动乱，公开反抗国民党新疆政权，新疆主席盛世才急电重庆，请求援助。至此，罗斯福所期盼的“四强聚首”模式的压轴大戏并未在1943年的岁末登场，代之上映的是两出“三国演义”。
　　 1943年11月22日，北非开罗，这天的天气已经无从考证，但一般说来不会很冷。具有历史意义的“三首脑”会议在这天开幕了，令人费解的是它的代号为“六分仪”。像历次政治聚首的标本一样，开罗会议始终是由分歧、争论、妥协伴其始终的。
　　 滇缅公路被切断以后，民国政府沦为实际意义上的“内陆政权”。每日只能依靠 “驼峰航线” “ 输氧 ” 度 日。对于蒋氏来说，除去开口求援，已经没有更好摆脱经济困境的良方了。当然开口时要有资本的，代价就是出兵缅甸，缓解驻印英军军事压力。
　　 蒋介石在会议上极力兜售其战略思路，宣称“缅甸系亚洲战局的钥匙，其以下抵抗点依次是华北和东北……”。为此要求美国予以1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回收法币、稳定经济、重建政府形象。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对此并不热心。有道是，过河的泥菩萨哪儿还顾得上信徒，丘吉尔一再要求“推迟缅甸作战，援助物资优先运往欧洲……” “........先打击德国然后倾盟军之力打击日本……”-------- 这便是丘吉尔所谓的“先欧后亚”方案。
　　 对于打击日本，丘吉尔简要勾勒出一幅“海空作战”的蓝图。利用海军切断日军补给线，将日本陆军割裂于各个战区。配合空军打击、登陆作战、威胁日本本土，诱使日军大本营投降。实践证明，这位有过海军大臣经历的英国宰辅，在战争的理解上确有过人之处。基本预言了日军的败亡方式。
　　 但该方案解决不了亚洲大陆上的百万日军，这才是罗斯福最担忧的。因此，罗斯福还是极力说服了英国海军于1944年3月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打通滇缅公路。在谈论军事问题之余，政治问题又成为另一核心。蒋介石在会上郑重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日本无条件返还武力夺取中国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
　　 11月27日满载着欣喜与满足感，蒋氏登上了“美龄号”专机，挥手告别了开罗，也告别了自己的大国梦。十天后，一份密电摆在了蒋主席的案头。电文如下“舰艇不敷应用，英海军不克夹攻，请中国远征军单独进入缅甸，或将夹攻计划展至明年十一月”。落款为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罗斯福”。
　　 蒋介石猛地将电文摔在办公桌上，心中暗骂“娘西皮，没想到鬼佬儿也会变卦！”。事实上问题远比鬼佬儿变卦要严重得多。
　　 11月28日，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在德黑兰会面了。
　　 斯大林在会晤伊始便拿出一副大国姿态，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蒋介石并没有把美援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
　　 罗斯福表示应与考虑，这也是罗斯福对重庆政权转变态度的起点。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对此并不热心。有道是，过河的泥菩萨哪儿还顾得上信徒，丘吉尔一再要求“推迟缅甸作战，援助物资优先运往欧洲……” “........先打击德国然后倾盟军之力打击日本……”-------- 这便是丘吉尔所谓的“先欧后亚”方案。
　　 对于打击日本，丘吉尔简要勾勒出一幅“海空作战”的蓝图。利用海军切断日军补给线，将日本陆军割裂于各个战区。配合空军打击、登陆作战、威胁日本本土，诱使日军大本营投降。实践证明，这位有过海军大臣经历的英国宰辅，在战争的理解上确有过人之处。基本预言了日军的败亡方式。但该方案解决不了亚洲大陆上的百万日军，这才是罗斯福最担忧的。因此，罗斯福还是极力说服了英国海军于1944年3月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打通滇缅公路。
　　　　
　　 在谈论军事问题之余，政治问题又成为另一核心。蒋介石在会上郑重提出了中国的要求：战后日本无条件返还武力夺取中国的东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同意。
　　　　
　　 11月27日满载着欣喜与满足感，蒋氏登上了“美龄号”专机，挥手告别了开罗，也告别了自己的大国梦。十天后，一份密电摆在了蒋主席的案头。电文如下“舰艇不敷应用，英海军不克夹攻，请中国远征军单独进入缅甸，或将夹攻计划展至明年十一月”。落款为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罗斯福”。
　　　　
　　 蒋介石猛地将电文摔在办公桌上，心中暗骂“娘西皮，没想到鬼佬儿也会变卦！”。事实上问题远比鬼佬儿变卦要严重得多。
　　 11月28日，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在德黑兰会面了。
　　 斯大林在会晤伊始便拿出一副大国姿态，对罗斯福的中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既然中国人要求收回东四省、台湾，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打……”。“蒋介石并没有把美援用于抗日，而是储备起来准备将来打内战。如果中国军队不积极作战的话，美国就不该再给他们援助了。”
　　 罗斯福表示应与考虑，这也是罗斯福对重庆政权转变态度的起点。
　　进而斯大林明确宣布于德国投降后三个月，苏联将对日宣战。罗斯福对这个承诺甚为满意。在他看来，以苏军解决日本陆军是最理想的作战计划，比援蒋作战经济，比援共作战迅速。同时，如果苏联出兵，那么英美缅甸登陆，令民国政府起死回生后，合力反击日本也就失去了作战意义。
　　　　
　　 自此中国由反击日本的主力转变为西方人眼中的“备选”基地，中华民国由“世界四强”降格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随从者，中国主权也开始沦为美苏大国交易的牺牲品，重庆政权也就此滑向了倾覆的边缘。
　　 与此同时，中华民族在1944年初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38楼 秦汉刀客 发表于: 2007-02-09 21:41:52
　　 杜鲁门为什么不要蒋介石：1949美国对华政策
　　
　　　　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足以使蒋介石胆战心惊。然而更使蒋介石懊恼与担忧的则是他最最“忠实”的外交盟友美国，竟在他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仅不助他一臂之力，反而想看他的笑话，完全采取了“弃蒋”的政策。
　　
　　　　谁都知晓，早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就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并在美支持下重新上了台。遂之，蒋介石也就成了亲美派的首领。抗战期间，美、蒋合作，共同抗击世界法西斯势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公开宣称在中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企图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统治，使中国成为能够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亚洲大国。正是在美国出钱出枪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内战。然而由于蒋的内战政策违反了民意，招致了全国各党派与各阶层民众的反对，加之政治腐败、经济无方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他的反共内战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当国共双方强弱局势愈趋明朗时，美国对蒋已失去了信心，开始实施“弃蒋政策”，施加压力迫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李宗仁登场后，企图以新的形象领导反共战争，但由于国民党已病入膏肓，即使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当南京失守、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的形势下，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同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期间的关系》白皮书(简称“中美关系白皮书”)。
　　
　　　　白皮书用了相当的篇幅严厉指责国民党堕落、腐败与无能，宣称美国即使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的援助也无法挽回蒋介石行动所造成的损失。白皮书中有许多文字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之处，也有一些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恶毒攻击之辞。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发表上述文件时称：“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底，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1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相同数目的经济援助。”“不幸的但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这种结果。”《艾奇逊回忆录》第181页。
　　
　　　　很显然，美国此举意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的对华政策辩护，同时表明敌视中共的立场。因此，此书一出版立即遭到全中国人民的愤怒谴责，毛泽东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5篇抨击白皮书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美国这种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落井下石的做法，使蒋如遭五雷轰顶。蒋介石在1949年8月10日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4卷第481页。
　　
　　　　蒋经国在美国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也在日记中对美行径有所谴责：“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647页。
　　
　　　　对于蒋介石父子的愤愤之情可以理解。当时有人劝蒋介石对美国此举发一抗议声明，蒋介石已考虑到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台后还要仰仗美国，故未敢发表个人抗议电，只是令“外交部长”叶公超发一声明，抗议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诬陷。
　　
　　　　对于蒋介石的抗议，美国并不在意，但其在华利益却至关重要。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前后，白宫数度集会，讨论对华新政策。当时白宫会议分为三派意见：一派以塔夫托、诺兰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派，力主出兵武力保台。1949年12月初，史密斯同诺兰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在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另一派意见则反对武力保台。这一派以美国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他们认为台湾的确有很重要的战略价值，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都将受到威胁。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系后者要重要得多。加之战后美国总兵力因复员已减至不足120万人，而且分散在各地。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足取。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拯救”台湾呢？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停泊在台湾港口表示姿态，或给国民党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持台湾的地位。
　　
　　　　第三派意见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他认为国民党已不可救药，主张不再给蒋介石以支持。艾奇逊告诫军方，应当承认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是由于它自身腐败无能。他认为：援助蒋介石与国民党丝毫不能挽救它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有损美国利益。艾奇逊还进一步说：在防务上，美国已不那么真正需要台湾了。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记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的影响的教训。
　　
　　　　上述三派意见争论不休，各不相让，最后交总统杜鲁门裁决。杜鲁门支持艾奇逊的意见。对于此事有舆论称：杜鲁门支持艾奇逊是因他记恨两党竞选时，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去美以金钱支持杜威竞选，现在他仍在泄私愤。此话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也不尽然。杜鲁门之所以不敢出兵保台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为此时找不到任何出兵台湾的借口。
　　
　　　　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对台湾政策的内部指示。指示称：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其责任应由中国政府承担。台湾的国民党统治和在大陆时期一样，很容易被攻破。美国对台湾并没有承担责任和义务，因此，美国不应该在台取得基地或派兵前往，也不应供给武器等，否则，美国可能卷入公开的战争，并且遭到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第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一周之后，美国国务院正式将上述指示精神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政策公之于众。他宣称：“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第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1月12日，艾奇逊配合杜鲁门讲话，发表了《中国的危机》的演说，其中讲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而没有提到台湾。
　　
　　　　上述事实表明。美国政府在南京政权垮台退至台湾后，由战后的支持变为抛弃，也有人称之为“袖手”政策或“等待尘埃落定”政策。美国公开抛弃台湾蒋介石的宣言，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对蒋介石而言好像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尽管蒋介石严令各报刊不许走漏半点消息，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从各种迹象上了解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与杜鲁门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宣布自台撤侨。时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回忆说：“政府迁台之初，美国只有一个总领事馆在台北”，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邵毓麟：《使韩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美国外交人员蓝钦回忆说：美国官员自大陆抵台后，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子上，等候随时奉命撤退”蓝钦：《使华回忆录》。
　　
　　　　看来，杜鲁门存心坐视台湾国民党“自生自灭”了。
　　
　　　　更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们，一再推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确曾考虑过同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早在蒋介石下野前后，战局已趋明朗，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抛出种种“弃蒋”舆论，表示将不干涉中国政局的演变。国民政府迁穗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逗留近百日，不随国民政府南迁，同时奉命在绝密情况下与中共接触。当司徒雷登应邀赴北平进行高层谈判时，此举遭到反对党的抨击，杜鲁门只好改变初衷召回司徒雷登，中美最初接触渠道被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曾通过美国前驻北平领事馆正式照会美国，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在一片反共声浪中，美国政府不可能接受中国要美国同台湾国民党“政府”断“交”的条件。艾奇逊又抛出了有违新中国建交原则的三条件，这当然也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尽管美国未能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他们的“弃蒋”政策，足以使仓皇退台立足未稳的蒋家小朝廷处于惊恐不安之中。
　　

 
　　伪精英与避孕套
　　
　　引子
　　
　　有一采花贼专在某大学校园奸淫女生。 一次，胁持一女生，欲奸之。女生并不喊叫，只递上一个避孕套，然后说道“先戴上，不要太粗鲁了。”事毕，采花贼心满意足而去，女生去报警。
　　
　　警察局内，女生对被奸（已经难以界定是强奸或是顺奸）一事发表了如下看法：面对强壮的持有凶器的采花贼，当喊叫和反抗极可能会带来严重人身伤害的情况下，“递上一个避孕套”，采取合作态度，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至少有三大好处：
　　
　　1. 可以极大程度上缓解歹徒的敌对情绪，由于强奸的突发性，避孕套一般带有润滑剂，可以使歹徒在猛烈强奸时候，不至于给自己身体造成伤害，同时避免了怀孕流产的痛苦。
　　
　　2.在被奸的过程中，与罪犯身体紧密接触，对罪犯的体貌特征、性交程序及特点，有机会收集到罪犯在性交方面的很多习性和规律，也可以成为日后警方追查罪犯的第一手资料。
　　
　　3.避孕套会留下罪犯的精液作为证据，可以交给警方追查罪犯。
　　
　　 启思：
　　 看毕，我除了哑然失笑之外，不禁联想起“曲线救国”这一著名的汉奸理论来，套用到当前的伪精英身上，也具有鲜明的特征体现：
　　
　　抗战期间，罪犯就是日本，“女生”就是张学良,伪满洲国,汪伪汉奸。当今时代，罪犯还是日本，“女生”却已经换成了伪精英。虽然时光变迁，但是“被奸前，递上避孕套”的“明智之举”的三大好处都成立：
　　1. 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的敌对情绪，由于强奸的突发性，避孕套一般带有润滑剂，可以使日本在猛烈强奸时候，不至于给自己身体（还包括金钱、享受、官帽）造成伤害，同时避免了被日本刺刀刺杀的痛苦。
　　2. 在被奸的过程中，与日本身体紧密接触，对日本的体貌特征、性交程序及特点，有机会收集到日本在性交（侵略）方面的很多习性和规律，也可以成为日后警方（强大起来的中国）追查罪犯（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手资料。3. 避孕套会留下日本的精液（罪证）作为证据，可以交给警方（强大起来的中国）追查罪犯（日本军国主义）。
　　结论：
　　一、伪精英是一群被阉割了精神性徽的“智奴”，自己在思想上不能有雄性的昂扬，就拼命地流毒说“被奸前递上一个避孕套”是一种“理智”。自己的下体已经充满了侵略者的恶臭体液，却拼命造谣说这是愤青最臭。
　　
　　伪精英永远都是“智奴”，面对强暴外敌，永远都是一种条件反射：并不喊叫，只递上一个避孕套，然后说道“先戴上，不要太粗鲁了。”
　　二、一女生如此平静面对被奸尚不足虑，一女生如此“理智”行为亦不足为虑。因为被奸、被玩弄的是她自己，一个人而以，只能对她自己造成损害。
　　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是被伪精英用所谓的“理智”洗了脑，如果中国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平静而理智”的行为：并不喊叫，只递上一个避孕套，然后说道“先戴上，不要太粗鲁了。”
　　 后果会是怎样？中国找谁去报警？伪精英之祸，在于流毒鼓惑！
　　
　　
 

　　把具体的抗战史资料读通读懂了再说这是不是过渡骂蒋？一个只以洋人的好恶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人，一个不具备驾驭全国军政势力，不懂起码的战略战术，不明白作战是为什么的最高统帅，即使他没有资敌做奸细的主观故意，但是在历次军事指挥上都客观地、惟妙惟肖地配合了日寇的军事进攻。在短时期内为日寇集聚了难以估算的军事经济实力。日本的靖国神社应该把这个肉头委员长供奉在第前三位{首位应该是慈禧、李鸿章，第二是少帅大烟鬼。}，蒋的执政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日寇的贪婪。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可肉头不是这样，他以为战争就是以短击长，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日的赌博投资。你看他一次次把中国精锐投向敌人部署好的密集炮火-------
　　
　　 而且肉头发明的毫不利己，专门利日的淞沪会战，成为世界军校反面教材、中国人永远的耻辱的南京保卫战，黄水抗战，焦土抗战{烧长沙}，虐杀一千多万壮丁等抗战决策都辉煌地开创了人类史上的先河，为大和民族铭记在心顶礼膜拜。
　　
　　 黄水抗战，虽没有淹死几个日本鬼子，却一次就淹死了近九十万老百姓，让南京大屠杀都相形见拙；长沙大火更滑稽，日军尚在百公里之外，就自己把十几万同胞葬身火海{当时周恩来若非被警卫抢救及时也难逃火葬}，千年古城毁于一旦；不敢放手发动人民抗战，仅靠抓壮丁补充兵员，而军政官吏残酷虐待，为抽吃空饷竟虐杀壮丁十分至八九，有的竟被活埋！这样的民族英雄在人类史上还能找出第二个来吗？
 

 
　　在纵观历史，横剖其人之后，我不得不给蒋委员长戴上这顶不太雅观的肉头帽子。许多历史资料由于其极度的残忍性我都不忍心摆上来，比如各地虐杀抗战壮丁的惨况{有的地方壮丁惨死在十 分之八九！简直让人惨不忍睹。}，连蒋介石都为之垂泪，捶胸叹道：“我乃民族罪人”。可是仅仅垂泪嚎啕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堂堂一个民国政府怎么竟连动员人民的办法都没有了？那北伐时期的人民热情和青年们主动投军的盛况不也是在蒋委员长麾下吗？
　　
　　脱离了人民，把人民做猪猡，把基层官兵当炮灰，玩弄民族命运就是蒋委员长失败的致命基因。
　　
 

 

 

　　张学良我一直认为就是个败家子，废物，草包！
　　
　　什么蒋介石让他不抵抗？堂堂一个东三省土霸王，有必要听吗？他不过是被大烟和女人淘虚了身子的衙内少爷，为了保住自己的枪杆子，把国家和民族利益弃于不顾，撒腿就跑！如果当初他能英勇抵抗日寇，不但有可能早日促成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而且会使日本明白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在武装侵略中国的错误方针上思考和平的解决方式。
 

 

　　1945年中日同样面对战争废墟。日本背负着战争赔款。中国是战胜国经济。中日之间谈不上距离。可我们在干什么？三年内战。几百万青壮年命赴黄泉。财产损失无以计数。分地再收地闹了个土地没了实主。拆城毁物不够，又打了三年外战，公私合营后，再来个莫非王土。彻底的毁了民族资本，大鸣大放再把敢鸣敢放的全抓起来叫四清反右。毁林种地砸锅炼铁。男女搭配生产炮灰，勒紧裤带支援亚非拉。－－－－－－－－－－。目前我们的博导教授管理者都没受过正规的小学或中学教育。因为他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正赶上这个民族最痛苦的十年。谁拉大了距离还用说吗？1976年以后中日的距离在缩小。至今论综合国力已不在日本之下。
 

 

 

 

　　孙文的革命给中国代来了什么?
　　
　　5000年文明的中國人在其領導下﹐驅除了韃虏﹐丟失了蒙古﹐中國分裂內戰。引來了日本入侵﹐如没外力几乎亡国, 赤化﹐文革, 墮落為世界最貧困的國家﹐最骯髒的國家﹐最不文明的國家。
　　
　　看看今天的中国人，早就没落为全世界最大的次等民族：人均收入世界倒数、没有民主自由、搞100年仍然不出宪政、21世纪仍然独裁专制没有选举权、平均文化低下、没有较大科技创新、拼死也搞不出原创高科技(民工打磨的汉芯简直就是汉人的心么)、给全世界作血汗工奴、人口素质低劣、不会排队、随地吐痰、贪污横行。按照刘亚洲将军的说法，发生反右、大跃进饿死3000万、文革三者的任何一个，就可以被标签为劣等民族，而中国人竟然三者全都发生了，真是罪恶昭彰，令人发指。
　　
　　当今中国的相對他國的經濟軍事哪裡趕得上當年的滿清地位地吗?
　　滿清經濟世界一流﹐軍事現代化﹐媒體自由化﹐豈能當今中国国情可比﹖
　　
　　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趕得上當年的北洋政府政府地位吗?
　　北洋政府才是民主政府,普选, 新闻自由,豈能當今中國的独裁政府可比?
　　
　　中国的近代历史证明：
　　独裁是万恶之源，独裁政府不可取.
　　可在民智未开和有民族矛盾的中国施行完全的西方民主，
　　也必重演辛亥革命后中國分裂內戰。
　　所以,君主立宪是唯一正道。
　　
　　辛亥革命时,清朝正在搞君主立宪, 如果以汉民族主义发，将即将君主立宪清朝推翻也罢,
　　可支持老袁世凯当君主立宪的皇帝绝对是正道.
　　可惜, 这2次内能给中国带来繁荣富强的机会都被孙文破坏了!
　　
　　孙中山的确是"海外职业革命家", 以革命为职业谋生的人。
　　不说贪污革命捐款, 自己躲藏在海外, 拿国内年轻人的性命去赌博其根本不成熟的10多次计划,武昌的辛亥革命起因偶然,并不是他策划,事前他根本不知,事后后回到上海靠名声摘取辛亥革命果实。单说北洋民国政府全力搞国家建设之时,竟搞2次革命,可见孙中山以国家社稷利益为假, 以个人利益和党私为重是真。袁世凯当不成君主立宪的皇帝一死,中國立即分裂內戰, 灾难再起!
　　
　　孙中山是日本名,舌頭都伸不直的华籍越南老撾人孙中山還被中国人選為被尊为“国父”，真是荒谬绝伦, 5000年汉人的奇耻大辱!
　　
　　国共2党都是搞独裁邪党,北洋政府才是民主政府。
　　北伐是倒行逆施, 为党私反民主的叛国行动!
　　
　　孙文破坏了中华2次君主立宪的机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的千古罪人!
　　
 

 

 

　　鸦片战争以后
　　其实中国曾经一度领先日本
　　尤其在民主制度上
　　北洋政府就比日本军国主义更讲究民主
　　当时的中国在亚洲是最民主的国家
　　而且也是亚洲最讲究学术自由的国家
　　后来,有的人权欲熏心,勾结苏俄,把亚洲的一个独立和刚刚进行民主选举的国家给推翻了.
　　再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日本战败后,日本除了工业基础比中国好以外,其他的各种资源,国际地位,甚至总产值都比不了中国.
　　然而,此时我们的个别人还是因为权欲熏心,违背民意,对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翻天覆地地改造.
　　于是,我们再次落后日本.
　　总结,是中国的个别人拉大了中日差距,这些人把权利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当然,我们不该忘记邓公,他给人民带来了实惠.
 

 

　　　　
　　　　虽说，本人原本就知道从918以来到1945年春十四年间，中国人的抗日战争败得很惨，最后胜得很没面子。但总还有点庆幸，有点自豪：中国人屡战屡败，却依然屡败屡战！！兄弟同班，父子同连，那怕是用了抓壮丁那种不堪的手段，也维持了一支勉强支撑着的军队，同强敌血战了十四年，用血的河骨肉筑成的墙，好呆保住半个中国，以至于不亡国。最后，靠老天的同情，也靠战死3500万同胞的血肉长城，中国人没当亡国奴。
　　　　相反，强虏倭寇终于夹着尾巴，回到倭窝，曲辱在美国大兵的枪口下去当他们命里铸定的亡国奴！
　　　　
　　　　但认真阅读了楼主以上的资料，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作为中国人，在楼主面前，我太没面子了。
　　　　楼主以上的资料，排除其主观的感情不论，应有80%以上的可信性。
　　　　他狠狠地挖苦了中国抗日战场的失败，这的的确确一点也没过份。
　　　　中国的确有无能的蒋介石、不堪一击的国防军、散沙一片的国民、国难当头依然内战不休的各种势力、甚至于那么狠的戴笠也拿软骨头的汉奸没办法：杀了唐绍仪，却冒出了更狠的汪精卫！中国怎能不面临亡国？
　　　　
　　　　在楼主的揭发材料前，我深感到自己作为中国人太没脸面了、太狼狈不堪，无地自容。
　　　　
　　　　蒋光头被骂了，他的抗日战争几乎是“祸国殃民”：死了上千万军队，丢失了大片国土，死了3500万中国人，拉大了中国与日本的距离。
　　　　楼主是否该为中国指出一条出路？十四年的日子那么难熬、那战打的那麽窝曩、老蒋那么没用、美国又那么瞧不起中国。怎么办？
　　　　
　　　　投降倭国？？
　　　　
　　　　退缩到新疆再投奔苏联？？
　　　　
　　　　或许可以这样：既然蒋光头那么窝囊，何不废了他？象当年张杨做过的那样？
　　　　或换成另种思路，比如按汪精卫先生的主张，中国就不至于与日本拉开距离了。而是‘日中提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那时，最多只是亡国奴的‘支那人’作为皇军的‘二等良民’，而实现“中日一体，没有距离”，这本身既符合大日本利益，也符合‘一些中国人’的心愿？
　　　　
　　　　当然，如果因命不好，让偶遇到那种年月，我只选择一个字：死’。当‘人体炸弹’去死。省得活到当今，看楼主挖苦我的不幸的国家、因国难惨死的爷爷奶奶和卫国死去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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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粪丝孝心可鉴，可你再孝心也不能把国民党的八年抗战吹嘘成十四年！要知道在东北抵抗日军的是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共党将领，你的十四年孝帽子戴错了脑袋。再说搂主业没有挖苦抗战官兵的意思，若是自己眼瞎曲解楼主的帖子只能怨你等不用心。等你读通读懂了帖子再发议论不迟。
　　　　
　　　　
　　

不能把国民党的八年抗战吹嘘成十四年！要知道在东北抵抗日军的是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共党将领，你的十四年孝帽子戴错了脑袋。再说搂主业没有挖苦抗战官兵的意思，若是自己眼瞎曲解楼主的帖子只能怨你等不用心。等你读通读懂了帖子再发议论不迟。
　　　　
　　　　
　　

　　　1939年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日本间谍案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时过很久，仍然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当时，日本飞机对战时的陪都重庆的轰炸极其残暴，确实也有汉奸和日军派遣的特务潜入重庆给日机指示目标、进行各种破坏行动。但是，在对这些暗藏的日本特务、汉奸追查过程中，国民党肉头政权的腐败、残暴在其军统特务机关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特务为了敲诈勒索，向战时逃难到重庆的各地难民大肆敲诈、索贿、对于没有钱孝敬他们的，动辄就给人扣一顶汉奸、日伪特务的帽子把人抓进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一天，一家从武汉辗转逃到重庆的中年知识分子夫妇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的时候，他们的7岁的小女儿因为年龄太小，不小心摔倒了，把手中的暖水瓶摔碎了，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马上被码头边转悠的便衣特务盯上了，一伙特务围了上来，硬说这小女孩是有意摔破保温瓶的，是要借机会用暖水瓶碎片反光给日本飞机指示目标，夫妻俩正为孩子摔坏了家里仅剩不多的财物生气，没想到飞来横祸，特务们包围上来了，当时赶紧辩解，说孩子太小，不懂事。但是特务们哪管这些，眼看敲诈不成，就不由分说将这一家抓进了集中营。
　　　　事情发生时，很多人在场目睹了，知道特务们的行径，但是大多敢怒不敢言，后来，重庆地方贤达人士、社会各界听说国民党政府准备以特务汉奸罪名处置这一家人，纷纷呼吁释放他们，并联名签字，当时中国空军的很多飞行员也出来以专业角度为这家人辩诬，飞行员们以自己的实地经验说"在几千米的高空（日本飞机要突破重庆周边群山的阻隔，至少需要飞到3000米以上的高度），小小暖水瓶碎片的这点反射光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不能传递任何信息，不要说天上根本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把这个作为通敌证据实在荒唐、牵强。"
　　　　但是不管各界人士怎样努力，国民党的肉头特务机关就是蛮横地不放人，眼看这家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供他们敲诈的了，就要以所谓战时紧急处置法"处置"他们。这家人的丈夫终于愤怒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这样喊出了心中郁积已久的声音："为了抗战，我们全家捐出了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为政府购买飞机，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汉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现在我们家倒成了通日本的特务了？！报纸上说，民众的捐款足够购买多少架先进的飞机，现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我们这么惨，我倒想问问，我们捐款买来的飞机在哪里？！你们不去查这些捐款的下落，却污蔑我们家是给日本人打信号的特务，究竟还有没有天理了？！"
　　　　后来，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面对这位中年知识分子的愤怒诘问，在场的法官面面相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之下，又给这家人扣上了"共党嫌疑"的帽子（天知道他们是怎样能把日本特务和*嫌疑二者结合起来的），秘密将他们处决了，连那个7岁的小女孩也没有放过，刽子手们为了毁灭罪证，用匕首极其残忍地捅死了他们之后，将尸体浇上了煤油焚尸灭迹，将残骨投入了长江。沈醉写道"后来听在场的一个特务讲，凶手们动刀时，那个女的恳求刽子手们放过她的孩子，说自己情愿替女儿多挨一刀，但是，对于这帮毫无人性的魔鬼来说，这样的恳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郑介民后来告诉我说，这是蒋肉头的意思，因为涉及到绿帽子采购夫人的事情。"
　　　　那么，这位中年知识分子所诘问的，也就是刽子手们的主子最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事实上，这个事情之所以最后要闹到杀人灭口，就是因为他无意中涉及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四大家族贪污民众抗战捐款的事情。
　　　　但是当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询问能用于和日本作战的空军飞机数量时，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周至柔打开空军力量配属表，蒋肉头才大吃一惊：当时中国空军能动用的全部各种飞机，只有305架！！缺少了整整2000架以上。
　　　　这缺少的2000余架飞机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购买飞机的事情是当时任中国空军肉头航空委员会主任，挂肉头中将军衔的宋美龄负责的，在向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单子的时候，宋美龄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吃利息，等战争爆发时再买。"绿帽子采购大员就是与众不同，宋美龄就把这些钱大部分存到了纽约中国银行的帐户上，而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划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购买回来为蒋介石首先用来剿共其次用来抗战的飞机中，很多也是缩水版的面子活，这些飞机的具体经手者同样是绿帽子采购大员的孔二小姐孔令俊，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8万美元，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而这每架2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这笔资金为二小姐招徕不少鸭子效劳。
　　　　对于这件事情，蒋介石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派人调查当时的经手人和飞机的保管人，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上，都有着"Oct1928（1928年出厂）"的字样，得知此事后，蒋介石给戴笠签发了密令，将全部飞机机库保管人员杀人灭口。
　　　　在蒋介石及其四大肉头家族的眼睛里，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切，一切好恶都以他们的感觉为中心，军事对于他们，首先是服从于绝对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的，只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才要三心二意地进行抵抗，而对于民众，则始终是担心、防止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老百姓任何对国家事物的过问，都是可能威胁到他们统治的，因为他们作的，大都是以抗战旗号掩护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一旦有可能败露，就穷凶极恶地使出了杀人灭口的手段。
　　　　只是屠杀并不能掩盖一切，也不能让民众心中的不满、激愤被吓回去，屠杀的始作俑者们想象不到的是，他们的这种种行径只能潜移默化地消除他们在人们心中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最后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了。这些，也不是到今天还迷信外国援助、先进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海峡对面的顽固派和他们的拥趸们所能够理解的了。也更不是他们能承认的了，所以，最后肉头们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人们对张学良丧失东三省的评价总容易被后来的西安事变所干扰，拥共和反共的人大多根据后一事件来赞他/骂他，西安事变确实是对两党来说命运攸关，但是当今如果抛开两党对立, 回顾一下国家的命运的话，痛失东北才是濒于亡国灭种的开端! 我对西安事变的功过不感兴趣，只看918来说，张绝对是千古罪人!
　　“敢作敢当” 难道就可以原谅一切吗? 汪精卫如果临死前 “敢作敢当” 一把是不是就可以被现在的各位视为“汉子”? 溥仪后来写了回忆录，认罪态度那么好，也算条 “汉子” 吧?
　　
　　再说张最后活到快100时说的那些 “敢作敢当” 的话那算什么?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我就没想到日本人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这是认错还是没理找理? 你一个 “封疆大吏” 是干甚么吃的? 一句 “事前未料到” 就算轻松认错了? 再说他那是什么废物逻辑: 我只要示弱于你你就不会打我了, 我只要让你找不着碴你就没法打我! 各位想想, 世间什么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窝囊废道理?!
　　
　　张在另一段没理找理的谈话中还说过, 918日军之所以并不血刃是因为东北军当时的主力在北京, 沈阳很空虚, 等日军起了兵他想反抗的时候东三省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 所以他也就没法反抗了... 看了这话大家想不想拿鞋底子?
　　再说张当时只是 “封疆大吏” 么? 当时东北易帜之后小张顺理成章地成了同老蒋称兄道弟的“并肩王”，而且作为默契，东北依然是张的私家地盘，老蒋是不能染指的。关于东北事物老蒋可以发表意见, 但是还得看张少爷想不想听，就算老蒋说过“不抵抗”也是恰好合了窝囊少爷的意, 否则让他吃屎他干吗? 让他在丧家之前带全体东北军让出地盘换防大西北他干吗? 还别说换防, 就是调一支 “外姓” 军队给他协防他都断不会答应。当然老蒋也说不定乐得看他损失一下实力，何必要替他协防。哪知老蒋见过窝囊的，没见过那么窝囊的，东三省丢得那么脆生，而且热河也危急，等全国朝野一片沸腾一致呼吁长城抗战时，依然只能干着急，因为热河等地 “外人” 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终于眼看着兵不血刃地也丢了! 张事后“检讨”这件事时的理由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我父亲的老部下，我也拿他没办法...”
　　
　　张如果还真对自己的作为有一点愧疚，还有一点廉耻，我就不信他居然还能活100多岁。
　　李如是：张作霖还是很有气节的，死也不当汉奸，连军阀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可如今的精英呢？
　　
　　刀客曰：张大帅是从小在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一代枭雄，无论对日本还是对苏俄都有清醒的民族大义上的立场，知道一个人无论穷富，只要当了汉奸，那就算彻底完了。可惜小瘤子自小在富贵窝里娇养惯大，怎能胜任那么重要的战略区域的执政长官？简直是拿中国的命运耍着玩。这也彻底否定了民间长期传颂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的自鸣得意。
　　
 

  
　　中国的综合实力不如日本，这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为争取准备时间而对日妥协甚至不抵抗的理由。这种政策从长远来看，并不如有人所说的“有利于中国”，反而造成了战略上的巨大被动：
　　
　　“九一八”不抵抗，使中国失去了国土面积大于日本3倍而且民族经济正蒸蒸日上的富饶东三省，事实上连日本人都没想到会这么轻易得手。
　　长城抗战，蒋的中央军忙着剿共，不肯北上支援32军、29军；察哈尔抗战中，蒋不但不支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反而调重兵攻它，致使长城一线全为敌手，华北已无天险。
　　
　　松沪抗战，蒋也是不派主力增援，最后让日本扩大了在上海的驻兵权限，使得长江沿岸的首都南京、经济中心上海等政经要地均处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战略缓冲、生存和发展空间大大压缩。但是这一切，在当时是不是都是不可改变的呢？试设想，在这三处抗战中，蒋和国民政府如果坚决抗战，寸土必争，那么后果又该如何呢？以在上海抗战的第19路军、第5军和在长城抗战的第32军、第29军所表现的战斗力和牺牲精神，就可知有时决定战场胜负的并不是由两国所谓的综合实力差距所决定。同理，“九?一八”时，装备精良的20万东北军如果与几百关东军浴血一战，不管最终结果怎样，但总比不抵抗要好得多吧。
　　
　　人类历史都是以战止战”才能尽量推迟战争的，才能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特别是在战争还处在局部萌芽阶段时，更应充分彻底一战，以最大的作战决心和死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挫败敌人欲扩大战争的野心，使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有侵略的企图。而欲以不抵抗、以避战的方式赢得准备的时间，只会更加助长敌人的侵略野心，更加大了抗侵略一方的战略压力。
　　
 

　  
　　
　　在“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一直存在，但日本并没有完全作好与中国全面作战的准备，也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国力。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试刀锋，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兵不血刃便大获成功。东北战事的如此顺手，让日本海军部眼红，数月后便发动了128事变，但没料到19路军不执行不抵抗命令，殊死一战，打得日军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但中国政府关键时刻还克扣军饷，不增援重兵，致使本为有利的战局朝日方转变，当然最终谈和的结果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的权益更加扩大。一步让，步步让，在之后的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中，中国军队每次战到最后，总是蒋肉头与日军默契的配合下没有后援而归失败，国土一步一步沦丧。相形之下，1938年至1939年间苏联远东军在面对日本关东军的边境挑衅时，毫不妥协，尽遣精锐，在诺门坎等战役中大败日军，使日本关东军受到极大震撼，直接导致其“北进”计划破产――“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在满州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宁静。”为此，苏联赢得了东方战场的安全，也就赢得了对德的准备时间，避免了东西两线备战，最大程度取得了战略主动。
　　
　　更重要的是，中国越退让，其所失去的战略资源就越多，而日本人得到的资源就更丰富，他们的战争准备就比中国更充分，战略态势就更有利。在东北、华北等要地相继沦陷后的1937年5月，日本陆军部制定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把中国东北和华北正式列入日本的资源圈，明确规定该要纲是为了“在有事之日，能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而在平时，则由此谋求国力的飞跃发展”。――本是我们发展壮大国力的资源却成了日本发动战争和增强国力的主要动力，这就是我们要“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政策的后果。请问，这也是作者认为的 “有利于中国的”吗？
　　
　　即使在这种所谓的“争取准备时间”过程中，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在较大程度上都在为“安内”政策服务，中国在内战中耗费了本不强大的国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个阶段的国力的发展。关于“安内”，作者认为其主要对象并非中共，他说：“即使是，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作者如果不是存心要为这个政策平反，那就是对主要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仅蒋在第五次“剿共”一次就动用了100万军队，这个规模“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与他对桂系、冯系等几次国民党内部战争动用军队的总数相持平，更不用说前四次“剿共”共动用的兵力了。
　　
　　重要的是，你在争取时间准备的同时，日本人会是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吗？童话就是童话。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始终就没变过，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占领中国，根本不会给你这个时间。在战争时间的较量中，日本人不会睡大觉等你追，而只会跑得比兔子更快。因此，在外敌当前的紧迫形势下，是先用本不阔绰的家当打倒自己的兄弟，再想着怎么单枪独挑强敌；还是以老大的身份，主动调和、团结要分家的兄弟，等打跑强敌后再论家事，哪个对这个家更有利？
　　
 

 
　　试作假设，如果当时“九一八”后，蒋能提出“抗战到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抗战”而令中共、国民党内部派系等诸候，一举占领政治上、军事上、舆论上、外交上、道德上的制高点，当时国内还有哪个政治力量敢冒当民族汉奸的风险去抵抗他的领导？他所要的“内部和平团结”或许就得来全不费功夫。但蒋一而再、再而三坐失良机，迟迟不调整对日政策，不能不说是重大的肉头决策失误。从这一点而言，他最终输给毛泽东，并非偶然。再说，当时的苏、美、英、法等国对日本在东北、华北和上海的侵略损害他们的利益也表示不满，中国当时要是抗战到底，在国际上而言，是得道多助的。但我们不抵抗，幻想国联为我们主持公道，为我们争取时间，但我们忘了一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永远得不到！
　　
　　民族尊严和自信的丧失使很多中国人在外国势力面前表现得低等和依赖。张学良是个看来仪表堂堂，实质是个色厉内荏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肉头将军，可是，当几百个日军向东北军挑衅时，他却命令30万东北军放下武器，陆海空三军装备连同中国最大的军火工业基地一律登记入库完整交付日军。为什么呢？张的想法是，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张这点倒是没有判断错，国联后来是谴责日本侵略，并劝日本退出。可惜的是，日本根本不理会什么国联。结果东三省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全部沦陷，东北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遭到极大的摧残，日本人光在各煤矿就制造了上百个万人坑。
　　
　　晚清依赖洋人，张学良依赖洋人，蒋介石也依赖洋人，不管是东洋、西洋，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如，都想去依靠、依赖。清朝的北洋水师找了一个德国的陆军上尉当总参谋；李鸿章跟各国洋人搞利益均沾，所谓联俄制日，就是对俄国人说如果你不压制日本人中国的利益就会被日本人独占，结果是列强们轮流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张学良依赖国联不再重复；蒋介石不仅依靠美国人，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得到苏联出兵的承诺，不惜出卖外蒙，让后者独立，抗战胜利后，不敢接受香港日军地投降，葬送收回香港的时机，最无耻的竟把侵华日军司令岗村宁次请来当顾问，追着日本请求签订友好条约。然而，历史证明依靠别人是行不通的，所有这些企图依靠外力的都落空了。中共也有一段依赖洋人的历史，共产国际派来仅经历街垒混战的低级军官、东德混混李德，就完全控制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操着俄语指挥红军的军团长们打阵地战，结果在短时间内，红军节节败退，几个方面军皆脱离了根据地一路狂奔，几遭灭顶之灾，数十万精悍大军转瞬间不足三万。
　　
　　八十年代，中国一心要投入美国怀抱，听信了美欧帮助中国造大飞机的谎言，废掉自己十年创新开发出来的骄子—运十，一心一意要和美殴搭帮过日子。善良幼稚的第二代领导们那里知道根本就不想中国拥有独立研发航空战略工业制造能力的洋人们，前后出场，左右开弓，连续两次蒙骗欺辱了中国。被蒙骗了的中国，只能进口波音、空客的飞机来左右逢源地讨好美欧。在葬送了自己的民族航空工业的创新能力后，几千亿美金买来的却是美国对我驻南大使馆的五枚精确制导导弹的野蛮轰炸。这种狂妄露骨的挑衅洋人们也只敢在毛周之后才敢干。就这样屡屡让洋人戏弄拐骗的中国，却极少有人猛醒。
　　
　　只有毛主席领导下，共产党才得以自信的态度自主地决定中国的命运。这种自信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中国人敢于主动以自己的意志科学地、强制性地否定洋人的意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
　　
 

 
　　早在1925年，东北军就已能成熟运用炮兵群战术，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南口战役取得不错效果。1930年中原大战，中央军也编组两个炮兵集团，于陇海路、津浦路战线大显神威。可是这帮玩意儿除了内战内行并能大发神威外，一遇外侮便都成了软蛋。蒋介石后来的重要文献《敌乎？友乎？自个肉头乎？》当中，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过失，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应该抗拒民气反弹的压力，勇于承担决策责任，而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让日本政府的温和派有力量压抑关东军，或许能够挽回东北之失地。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完全是诉之国联，使得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与后来的首相犬养毅，无法以外交来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危机。
　　
　　
 

　  
　　捣浆糊似的平津作战
　　
　　第29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1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2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中国军队迅速溃败的主要原因是第29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军仓促应战，后援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
　　
　　战术呆板，消极防守
　　
　　当时华北，中日两军驻军情况形似围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日军之所以频繁调动，实是走子儿。29军自1395年进驻平津后，虽然也有调整，但在全棋宏观控制上缺乏见解，主要立足于驻守。29军号称10万，实际上有很多弱点。关键是由内战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队伍，从将军到士兵都缺乏现代战争的意识，缺乏对外来强敌作战的经验和对敌人的了解。华北驻屯军，言称5700人，实际上可能比这多得多，另外还有伪军约日军人数5倍。据华北驻屯军自我估计，一旦战起，华北军的实力能够对付29军。从客观估计，华北两军实力接近，在此情况下，再加两军均处分散驻兵态势，哪一方突然袭击，得手可能极大。1936年初开始，日方军部政府曾多次商讨对中国“一击”。
　　
　　“一击”是日语，翻译成中国话，应该是打击一下，语意分量很轻，但运用到中日两国态势，这“一击”就意味着两国全面开战。假如这“一击”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日军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华北驻屯军突击袭击29军。在措手不及情况之下，29军可能陷于灭顶之灾。在这样形势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还是同意了以攻为守、兵出山海关的方案，但如何实施还面临着很多难题，需要具体落实，但就在这时候他竟回山东乐陵老家，去为先人修坟，错过了积极进攻的有利时机。
　　
　　宋哲元到达保定后，于7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其电文是：“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亏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宋哲元在8月3日公开对外发表《我军抗战经过》，文中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经过后又自责“处置不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说明宋哲元已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责任。那么，宋哲元、张自忠这样具有光荣抗日历史，具有民族气节的将领，在日军无理挑衅、源源增兵的情况下，之所以不明智地乞求和平，也有其深刻的根源：
　　
　　一是宋哲元、张自忠作为一支“杂牌军”的将领和地方实力派首领，出于团体利益的考虑，强烈希望保存冀察平津这块地盘，为此不惜委曲求全，妥协以求。
　　二是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意图估计不足。29军自进驻平津以来，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结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让步而告结束。这给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一个错误的经验，使其误以为这次也不过如此。
　　
　　三是对蒋介石不信任。历史上，宋哲元、张自忠作为西北军将领多次与蒋介石中央军交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自主权等方面又与蒋介石产生了新的矛盾，双方缺乏互信。再者，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事情已不只一次，宋哲元对于蒋介石这次是否真的会发动全国抗战和他派军向天津地区移动的意图，都心存疑虑。尽管“七.七”卢沟桥事变给中国人留下一个惨痛的记忆，但“七.七”卢沟桥抗战的枪声却引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圣火，把中国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开始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抓壮丁大惨剧。抗战八年，民国中央政府前后共抓一千多万壮丁，未及上阵就被他们折磨死了四百八十六万！比日寇还恨那！这帮肉头政权不滚下大海天理不容！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列强凌辱欺侮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斗争史。从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却没有一次取得彻底胜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和压抑，“七.七抗战”的枪声改变了这种局面，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促成抗日统一阵线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股政治军事力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不仅联合了两党两军的力量，还直接促成了全国的政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正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一座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政治长城，这就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的结局。
　　
　　卢沟桥前线的战斗，只是我国民族抗战的序幕。就在卢沟桥事变的翌日，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奋起抗战，经过八年的浴血战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时，29军官兵在卢沟桥事变中激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担负起保卫国土的神圣职责。虽然武器装备低劣，但他们英勇地与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平津作战中，第29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曾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和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战斗。以他们的鲜血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谱写了壮烈的诗篇。以29军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确实值得中国军人骄傲的。他们的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刀客评语：可惜的是军事高层的战术呆板，消极防守战略指挥葬送了这些拼死卫国的将士。在长期大规模的拼死抗战中这些牺牲才仅仅是个开始。
　　
 

 
　　1937年的前7个月肉头们在干什么呢？！
　　
　　一九三七年，是南京历史上最值得谈论的一年。在年初的《申报》上，蓝萍主演的话剧广告很是醒目，明确无误地告诉观众，这部戏是反映“性的苦闷，肉的烦恼，心的寂寞，灵的追求”，“描写少妇思春，如火如荼；刻划专制暴虐，可歌可泣”。这一年的发展方向，在一开始并不明朗，一方面，它是民国的盛世，大家享受着世俗生活，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战争的机器正悄悄开进，中日双方的敌对已经不可调和。
　　
　　在二月二日的《申报》上，一位埃及预言家预测世界政情，认定“一九三八年大战将爆发”。媒体评论这个预测，不屑多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是否准确，尚待事实证明。” 四月初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第四十次常委会，就“蒋委员中正电请再给假两月，以资调养案”做出决议：“蒋同志久膺国重，备极忧勤，所请再给病假两月，并以王同志宠惠代理行政院长职务，自应照准，尚望为国摄卫，早复康健。”蒋因此返回老家溪口休养，不过这休养也是打了折扣，因为“应酬频繁，有害健康”，“医生等劝告务必绝对节劳”。 蒋介石称病，汪精卫也跟着说自己不舒服。六月里，报纸上有了这样的消息：
　　
　　“汪精卫病已痊疴，脉搏仍有间歇。”一时间，称病做秀成了风气，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说明自己辛劳，才是鞠躬尽瘁。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党国要员们才一个个打起了精神。七月十五日，报载“于右任患腹泻，精神尚佳，稍留及返京”。在同一版上，又有以《阎锡山已恢复办公》为题的“太原十四日电”，“阎锡山病已渐恢复健康，兹以世局日趋紧张，已开始批阅公文，擘划一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七七事变，不仅南京的老百姓不太相信仗是真打起来了，就连要员们，也有点稀里糊涂。七月二十九日，报纸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局势一张一弛，后以和平空气笼罩，各地劳军运动之热烈情绪，顿形减低，以至南京几个中学生所发起之五万条毛巾运动，仅收到四十九条，离指定数目相差甚远，现在甚望全市同胞踊跃捐送毛巾，以便转送前方将士应用。”
　　
　　　　就在上述消息发表的前一天，日军猛攻北平，二十九军佟麟阁、赵登禹率部顽强抵抗，不幸阵亡。而发表消息的同一天，北平沦陷，再过一天，天津沦陷。到第三天，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热河溃退，长城败逃，平津陷落，华北门户洞开。绥、晋、翼、鲁四省裸露在日军的兵锋屠刀下。由此中国拉开了惨烈的忻口、太原保卫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肉头误国政策下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妥协退让、对内疯狂屠杀内耗的6年。有人说蒋介石政权需要时间准备，对，在这6年里蒋介石政权确实为抗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问题是你在作准备，别人就傻比睡大觉去了？人家也在利用你放弃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区域和无比宝贵的军工工业基地大作准备。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根本不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说正是张学良、汤玉麟、宋哲元、蒋介石等一干史无前例的大肉头们不抵抗的肉头政策才真正拉大了中日两国的国力与战争能力的差距。
　　
　　
 

 
　　再看看日本的军事实力从1931年到1937年这6年里是如何突飞猛进的：
　　
　　军费的增长（单位：亿日元）
　　
　　年度 岁出总额 军费比率
　　
　　1933年 22.5 8.73 38.8%
　　1934年21.6 9.41 43.5%
　　1935年22.1 10.32 46.7%
　　1936年22.8 10.78 47.3%
　　从1931年至1936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倍，计2400挺，火炮增长6倍，计590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架。从1932年至1936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
　　
　　1931～1937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 3613 42754 10.8
　　机枪(挺) 541 2295 3.2
　　火炮(门) 90 478 4.3
　　坦克(辆) 12 479 38.9
　　飞机(架) 410 1580 2.8
　　军舰(吨) 5100 51724 9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抗战中日军在中国使用的65%的枪支和山炮，75%的弹药恰恰生产于当年的纨绔公子、大烟鬼少帅，全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白白丢给日军的沈阳兵工厂和哈尔滨兵工厂！！！这个中华民族的第一大汉奸就这样把自己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笑的是西安事变70周年有贪官竟吹嘘张学良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真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和讽刺也是对抗击日寇的先烈们的玷污。
　　
　　

 

 
　　被全世界军校列为反面教材的以短击长，毫不利己，专门利日的亡国之战
　　——淞沪会战（1937.8.13-1937.11）
　　
　　八一三淞沪会战作战地区战略地位
　　
　　淞沪地区，北控长江口，南领杭州湾，东临东海，西屏南京，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且为中国工商业中心，日军若占领之，可使中国经济与财政，均遭受严重打击，日军若由上海西进，可以威胁南京或溯江西上威胁汉口，故为敌我双方必争地区。
　　
　　一、战略要点：
　　
　　1、上海：为中国第一大港，其得失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大，市内亦有日本租界，经常驻有部队，可作为日军增援部队之应援及支撑。
　　2、嘉兴：位於沪杭苏嘉铁路交点，为一交通枢纽，亦为淞沪地区中国军队辅助补给线上之要点。
　　3、昆山：为淞沪地区中国军队补给线上之要点。
　　4、常熟：为吴福线上之中间枢纽。
　　5、吴县：为京沪苏嘉铁路之交汇点。
　　6、金山卫：适於登陆，登陆後对上海可形成包围态势。
　　7、松江：为沪杭间连络点，亦为淞沪地区中国军队辅助补给线上之要点。
　　二、交通：
　　1、铁路计有京沪沪杭淞沪苏嘉铁路，为中国军队主要及辅助之补给线。
　　2、公路主要有京杭京沪沪杭等干线，道路纵横，交通发达，对敌我双方机动及运补给均有价值。
　　三、海岸港湾滩头：
　　本地区沿海多为沙滩，吴淞川沙浏河白茆口及杭州湾金山卫地区，均为有利的登陆滩头。
　　四、工事要塞：
　　计有吴淞要塞江阴要塞，控制长江出口，淞沪周边亦构筑有工事，其中以吴福线锡澄线之工事最为坚固，其次为苏州河西岸与乍平嘉线，同时闸北一带亦建有掩体工事。
　　五、障碍：
　　1、太湖：为境内最大障碍，日军若西进形成南北分离，有利於中国军队内线作战之实施。
　　2、黄埔江：贯穿上海市南北向，不能徒涉，限制大军机动，有利中国军队守势，但利日军优势海军活动。
　　3、浏河：位於西侧，除部分梁及渡河点外，不能徒涉，利於中国军队守势作战。
　　4、长江：位於境内北侧，可限制日军之绕越行动，作为中国军队左侧之天然掩护，但利日军海军活动。
　　5、洋澄湖及澄湖：位於吴县之南北地区，限制大军机动，敌我双方易被形成分离。
　　6、前述工事障碍再依托沆州湾和太湖，使敌人难以大规模迂回，只能向正面攻击，中国军队则可逐次在後方构筑阵地，逐次抵抗。
　　日军作战构想分析
　　严格地说，日军并无有计划的对华军事行动，战後，日本向盟军投降的首席代表重光葵撰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曾提到：对於中国皂作战计画，自从民国二十一年第一次上海战役以後，日本海军认为上海及华中的长江流域应为对中国的作战中心，但陆军不赞成，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解决中国，只要动用驻守华北的少数部队更足够。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俄，因此要把主力摆在东北，这两个意见吵吵闹闹，始终不能解决，到了次年作战计画己经过了年度的上奏期限，依然未能决定，陆军急了，为了敷衍海军，在结论上加了这麽一句话：要之，在某一情况下，也可似出兵上海，但是日本参谋本部的真意仍然认为没有出兵上海的必要。七七事变後，日军对华作战，仍无一贯的作战构想，虽其用兵纲领中有片断说明，但并不具体，同时其大本营内部与在华作战军之意见也不一致。七七事变之初，日本仍将之视为另一次的地方性冲突满以为中国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做出新的让步，不料中国态度却转趋强硬，日本大本营对此事变的处理方针，意见不一，概分为稳健及急进两派，但其原则均努力於华北的特殊化，最後决定动员叁个师团又一个旅团，向平津进兵，驱逐中国第廿九军，夺取平津，促进华北之特殊化。华北战事扩大後，立即激动上海，海相强硬要求陆军出兵，但参谋本部坚决反对，结果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通过了一个最低限度方案(叁个师团)的折衷方案，日本大本营虽主张陆军仅派兵至华北，为保护日侨，可动用海军，勿须陆军出兵上海的不扩大原则，但最後懔於上海日军有被歼灭的危机，八月十五日，便决定以叁个师团兵力为基干编成上海派遣军赋予协力海军击灭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部队，并占领上海及附近要地之任务。
　　
 

 

　　　　　　虽说，本人原本就知道从918以来到1945年春十四年间，中国人的抗日战争败得很惨，最后胜得很没面子。但总还有点庆幸，有点自豪：中国人屡战屡败，却依然屡败屡战！！兄弟同班，父子同连，那怕是用了抓壮丁那种不堪的手段，也维持了一支勉强支撑着的军队，同强敌血战了十四年，用血的河骨肉筑成的墙，好呆保住半个中国，以至于不亡国。最后，靠老天的同情，也靠战死3500万同胞的血肉长城，中国人没当亡国奴。
　　　　　　相反，强虏倭寇终于夹着尾巴，回到倭窝，曲辱在美国大兵的枪口下去当他们命里铸定的亡国奴！
　　　　　　
　　　　　　但认真阅读了楼主以上的资料，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作为中国人，在楼主面前，我太没面子了。
　　　　　　楼主以上的资料，排除其主观的感情不论，应有80%以上的可信性。
　　　　　　他狠狠地挖苦了中国抗日战场的失败，这的的确确一点也没过份。
　　　　　　中国的确有无能的蒋介石、不堪一击的国防军、散沙一片的国民、国难当头依然内战不休的各种势力、甚至于那么狠的戴笠也拿软骨头的汉奸没办法：杀了唐绍仪，却冒出了更狠的汪精卫！中国怎能不面临亡国？
　　　　　　
　　　　　　在楼主的揭发材料前，我深感到自己作为中国人太没脸面了、太狼狈不堪，无地自容。
　　　　　　
　　　　　　蒋光头被骂了，他的抗日战争几乎是“祸国殃民”：死了上千万军队，丢失了大片国土，死了3500万中国人，拉大了中国与日本的距离。
　　　　　　楼主是否该为中国指出一条出路？十四年的日子那么难熬、那战打的那麽窝曩、老蒋那么没用、美国又那么瞧不起中国。怎么办？
　　　　　　
　　　　　　投降倭国？？
　　　　　　
　　　　　　退缩到新疆再投奔苏联？？
　　　　　　
　　　　　　或许可以这样：既然蒋光头那么窝囊，何不废了他？象当年张杨做过的那样？
　　　　　　或换成另种思路，比如按汪精卫先生的主张，中国就不至于与日本拉开距离了。而是‘日中提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那时，最多只是亡国奴的‘支那人’作为皇军的‘二等良民’，而实现“中日一体，没有距离”，这本身既符合大日本利益，也符合‘一些中国人’的心愿？
　　　　　　
　　　　　　当然，如果因命不好，让偶遇到那种年月，我只选择一个字：死’。当‘人体炸弹’去死。省得活到当今，看楼主挖苦我的不幸的国家、因国难惨死的爷爷奶奶和卫国死去的军人。
　　============================================================唉，同感。中国惨胜，却实实在在是胜了，这是我们应该自豪的事。提起抗战，我们更多地应该想到中华儿女是怎样浴血奋战，荡气回肠；而不是怎样没用被欺负。民族需要反思，但反思应该建立在自我认可的基础上，而不是失去了民族自我认可感的否定，应该给民族前进的自信而不是倍受打击的自卑，毕竟，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而且赢了的战争。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在此期间，日军投入近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余个精锐师，投入战斗。在会战中蒋介石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国军将领指挥上的低劣暴露无疑。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死守阵地、硬拼消耗,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把70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空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祈求洋人隔靴挠痒痒来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抗日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国军初期曾发动过迟的不成功进攻，3个精锐师（36、87、88师）并加强炮兵、战车等单位，在张治中指挥下居然攻不破日军仅一个旅级海军陆战队的防御，中期是惨烈的防御和夭折的反击，在部队损失惨重而敌增援开辟新的战线之后，终以国军全面撤退而失败告终，并有部分部队溃散。
　　
　　失败原因：初期进攻不力，中期消极防御，屡次投入兵力，以数量优势的人员拼敌军优势火力。就“协同”而论，张治中、陈诚、冯玉祥（至少名义上）、顾祝同，还有蒋本人造成战役指挥连续更替，部队隶属及作战区域更缥忽不定；反攻时非但选择敌火力强盛之处以大量轻步兵进攻敌正面，且缺乏部队配合，未能在宽正面发挥数量优势；应撤退时犹豫不决，延误时机，造成大部队撤退准备时间短缺而致使部分溃败且损失大量装备。
　　
 

 

  
　　淞沪战役之检讨
　　白崇禧
　　（一）对日军之检讨：
　　１．敌人利用淞沪沿海之形势，发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之威力，以装备之优良，训练之纯熟，发挥各兵种在战场上之战力，予我军创伤甚重。
　　２．日军官兵在战场上均能发挥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有武士道与大和魂之精神，彼虽为我之敌人，亦应取其所长而效法之。
　　３．敌人之纪律太差，对民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军虽装备不如敌人，因日军之行为所激起同仇敌忾之心理，却为抗日战事中激发精神之利器。
　　
　　（二）对国军之检讨：
　　１．国军官兵深具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于淞沪战场虽制空、制海权操之于敌手，而我方之装备训练亦远不如敌人，然我军悉能以血肉之躯与日军相抗，其视死如归之精神可歌可泣。
　　２．我军以劣势之陆军装备，抵抗敌军海陆空联合作战之优势，所凭藉的全是爱国精神。自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九日将及三个月，我军伤亡虽重，但敌人损失也不少。打破日军阀三个月征服中国之迷梦。
　　
　　３．我军因无空军掩护，炮兵又少，攻坚非常困难。抗战期间，我军攻陷敌人坚固阵地之战役，固不乏其例，如昆仑关与密支那两场战役，但终属少数，考其原因乃在于武装不如敌人。
　　
　　４．日军炮火猛烈，又有空军掩护，我军进攻效果很小。
　　早在1925年，东北军就已能成熟运用炮兵群战术，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南口战役取得不错效果。1930年中原大战，中央军也编组两个炮兵集团，于陇海路、津浦路战线大显神威。{看看这帮玩意儿除了在内战中会使用现代兵器并大发神威外，一遇外侮变成了软蛋。淞沪会战中炮兵根本就没起任何作用。溃逃时这些德械装备都扔给日军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炮兵将领邹作华出任炮兵学校教育长，一批优秀的东北军炮兵军官担任教学工作，新一代炮兵继承了东北军的炮兵优点，抗战军兴，国军对炮兵群操作已具有较高的战术水平，但纵观初期抗战，炮兵确热衷于将单一类型火炮以营、连、排单位配属陆军作战，效果不尚理想，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期曾训令前线指挥官：“各军师长对于炮兵使用，与步炮合同动作，多不研究。故此次绪战，不能利用我最新式之炮兵武器，以致不能取胜，此为最大缺点。以后应特别注重研究为要。”
　　
 

作者：秦汉军团　回复日期：2007-4-30　17:56:32　  
　　５．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
　　
　　（三）国际对沪战之评论：
　　
　　我军在淞沪作战，装备虽居绝对劣势，因为英勇抵抗，赢得国际间一致之赞誉，{刀客曰：我军精锐浴血奋战，死伤陈藉就是为了博得洋人的叫好？消灭不了敌人最起码要懂得保护自己，可是肉头们就知道一举一动是让洋人看好的？}，今列举数条如下：
　　
　　１．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伦敦海通电云：此间各报对上海前线华军于猛烈抵抗后，能按照预定计划，作最有秩序之撤退至业经布置妥当之防线，一致表示钦佩。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特别提出华军之英勇抵抗，并称日军尚未获得其摧毁中国军队之主要目的。即此次两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前所未闻者。须知若干华军器械，犹未充分，但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地，彼等竟守至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
　　２．十一月二十八日伦敦路透社电云：《泰晤士报》同日社论，对淞沪战事之最近一幕有所评论，先论本报对于此次上海作战中国部队之英勇智谋表示最大敬意，继谓日军欲使华军有计划退却变为总溃散，殆将感力尽精疲之苦。日军之最大与唯一目的，在摧毁中国陆军，使之不复有坚强有效之战斗力，苟无以达此目的，则土地纵有所得，亦无多大关系。日军纵谓杀死华兵甚多，纵谓上海战事此后不必再延长，然实则未必如是，上海十周血战，将有一日证明中国已安置从来未有的兵力之基础矣。华军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目前虽华军大部分犹训练未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量购置雨衣，犹携雨伞（指川军）与俱，虽如此犹能抵抗现代化武器，作有秩序之撤退，此种精神将在各处发生影响。
　　
　　３．十一月二十八日路透社伦敦电云：新闻纪事报同日社论称，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的一页。沪地华军之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之诸代表，为维护国际法起见，同取均势之坚决立场，各国有较中国所有更强之武器，力能发起对日之国际抵制，此举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弃侵略之狂暴行为。以上是英国报纸对沪战之批评与推崇。这种国际间之同情，与国内人民情绪得到安慰，全是三月来淞沪抗战牺牲三十万部队之悲惨结果。
　　
　　上海战场撤退之后，蒋委员长对战地之转移，有下列之训示：（一）此次淞沪战争已给日人绝大之打击，充分表示我们军人为国家为主义决死抗敌的精神；（二）纪念光荣战死之官兵，就要继续他们牺牲的精神，完成他们的遗志；（三）高级将领应加倍勤劳，认真研究改进部队的缺点，讲求有效的战术，以减少官兵的伤亡，增大战斗的力量；（四）今后作战应注重之要点：此次上海阵地转移，我们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誓死固守，与上海共存亡。
　　
　　点评：此战历时3个月，中国军队虽多，但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注重正面防御，忽视侧翼安全；日军装备优良，采取正面强攻战术，却屡遭挫败，后改从侧后登陆，迂回成功。日军参战兵力达9个师20余万，伤亡4万多；中国军队有近百万兵力投入作战，伤亡30多万人。此种以短击长，毫不利己，专门利日的战役还是少打。这样的打法是亡国之战。日本军部不知有多兴奋呢。
　　
 

  
　　曾振将军曾在抗战初期上海作战记事一文中记述撤退情形：
　　
　　敌人既在上海中国军队之两翼大规模的登陆，中国军队此时不但没有强大的预备队，连相当兵力的预备队也没有，不能阻敌人两翼的进展，如不撤退，则有受包围歼灭之虞，因此我统帅部乃决定总退却。在右翼的中国军队，於十一月六日即逐步撤退。在上海中央及左翼战线的中国军队，於十二日开始迅速撤退。由於敌人先向我嘉兴方面攻击，我军不能向杭州撤退，只能向南京撤退。可是上海至南京之交通，以京沪铁路及京沪公路为主，铁路公路以外，甚至平行的道路，而铁路公路两旁有无数的小河流，而这些小河流，大都水很深，不能徒涉，桥梁甚少，老百姓之来往交通，多藉小木舟来往的，所以国之退却，各部队只能沿铁路公路走，桥梁也有遭敌机炸断的，退得早的部队，因为路不拥挤，大致是保持建制，秩序完整的行军，但在稍後退却的部队，单位既多，大家拥挤在铁路公路上，部队长起初何尝不是想把部队掌握得有秩序的行军，建制不紊乱，保持军队的力量；但是到了以後，敌机日夜在空中盘旋，不断的轰炸扫射，秩序大乱，甲部队的官兵混杂到乙部队里去了，乙部队的官兵又被挤杂到丙部队里去了，建制混乱，营连排长对於所属官兵我去了掌握控制，乱得一团糟，谁也不能指挥谁，日夜行军，又无补给，官兵随地就食，团长找不到营长，师长找不到团长。军长军团司令总司令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转到下面，各级司令部的位置时时在变动，命令无法送达，即使命令送到，亦无法指挥。初时委员长下令上海撤下来的部队，应守住吴福线的国防工事，如不遵命，即以军法从事；但是命令转下去，无人遵命去守。有一部份部队奉命去守，可是钢骨水泥堡垒铁门的钥匙，原先是交由当地保甲长代管的，由於敌机空袭，兵荒马乱，保甲长逃避一空，钥匙也找不到，铁门不能打开，人也进不去。所以花费很多时间金钱构筑的国防工事，没有发生效用，部队就像潮水一般的退下来。有些指挥官由於铁公路上挤满了人，无法通过，只得由水中泅过小河而行。以後，委员长又下令部队要守住锡澄线的国防工事，如有违误，即以军法行事；但是由於以上的原因，锡澄线也没人去守了。有些先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业己到了南京外围接受命令，整理补充担任南京的防卫，正在构筑工事中；可是这些溃退後到的部队，一直退到南京东方句容汤山等处附近，由各部队分别竖立旗号，准备伙食，自己收容，然後编组整理，再担任南京防卫任务。
　　
 

　　张发奎将军曾於八一叁淞沪战役回忆一文中，提到下述一段话：
　　
　　十月卅日，左翼方面的战况己达到极度的不利。突击我大场阵地的敌军已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上海市区的我军便感受到侧背的重大威胁。以当时的情况判断，敌人似有从有大场以西向左右席卷的行动。...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後，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这虽须要最高统帅部作很困难的决定，须当机立断的即下决心，但指导大军作战者，其最困难的条件也就在此。
　　
　　齐锡生先生在抗战中的军事一文中(收录在抗战胜利的代价)曾评述：
　　此战役之最後失败，其责任并非战略之错误，乃是执行上的偏差。设若中国军队能提早两周脱离战场，从容撤退以保存实力，则此战役将是抗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可惜统帅部未能充分掌握战场变化，一心指望敌人防线崩溃，待敌人大量援军登陆，并直接威胁中国军队侧翼防线时才仓惶撤退，已无法挽回全线溃败的结局。
　　3、日军於吴淞至浏间地区登陆，希望能解除当地日军被围歼的危机，并力求击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但因登陆地区正如中国军队所预判，且距中国军队主力部队不远，中国军队可立即抽调部队予以拒止，甲此日军难以形成包围态势，进而迫中国军队决战。至於其重点指向蕴藻滨，企求突穿後各个击灭中国军队，如果中国军队能及时撤退，日军也无法达到目的。总之，日军此项登陆，仅能解决其上海驻军被围歼之危机及压迫中国军队後退而已。
　　4、当日军登陆成功後，其被围攻之部队已无被围歼的虞虑时，则其在浏河川沙口附近登陆的主力部队，应指向太仓地区，该方面为中国军队侧翼，且兵力薄弱，日军可由该地区直趋京沪线，截断中国军队主要补给线，或可达到击灭大部份中国军队的目的。
　　双方之伤亡
　　此役中国军队投入战场多达七十五个步兵师九个步兵旅警团教导总队与特种部队，总数超过六十多万人，日军参战部队约廿七万人，至於伤亡情形，日军於金山卫登陆前，已阵亡九一一五人，受伤叁一叁五七人，中国军队则损失惨重，但因各军师伤亡资料多未往上呈报，至今仍无正式伤亡统计，各家估计数字仍有蛮大之差异，据估计伤亡至少卅五万人以上。
　　
 

　  
　　民国军委会作阿Q式的结论
　　
　　正确的战略指导为获得胜利的根本。战略上的成功远比战术上的成功还要重要，而战略上的错误，亦非战术上的成功能加以挽救。日军在沪战的胜利系战术上的胜利，但从此在态势上即不利於日军，日军後来虽攻下武汉却失掉胜利的机。楚汉相争时，项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却败在刘邦的持久游击迂回战，而在垓下被围歼。二次世界德苏战争中，希勒特将主力指向两翼却不直指莫斯科，德军虽在南方基辅打胜仗却逐步步上败亡道路，刘邦和史达林在初期战术上均失利，即一直打败仗，但却赢得胜利。
　　
　　刀客点评：自己把敌人从贫瘠的华北引诱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可说是民族的精华所在，军事上最不利于大兵团作战的沪宁杭地区，遭致上海溃败后面临日军兵锋所至，匆匆上马而又虎头蛇尾的南京保卫战丢足了中国兵圣后代的人；紧接着，不足五万的日军在连续八个多月的魔鬼岁月里，对我们三十多万放下武器的军民展开了连续八个多月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竟被国军统帅部自豪地称战略上伟大的胜利？！
　　
　　自己被人打得丢了妻女母亲任由敌人奸淫烧杀，抛弃了所有家当，几乎是光着屁股一路赛跑，却在跑到峨眉山上后仍洋洋自得地大唱意淫之歌，人类史上真少见这种精神胜利法，就是南宋的朱熹先生再世也得佩服得五体投地。
　　
　　
 
　　1937年10月上旬，炮兵第1旅第5团团长史宏熹率团部、第2营赴山西抗战，在忻口战役中晋绥军炮兵和中央军炮兵山炮总数在300门以上，如此大规模的炮兵集结，在抗日战争中决无仅有。忻口战役第一天，日军炮兵非常骄横，我方观测人员清晰看到敌野炮24门在云中河北岸阵地排开，由于山西造一三式山炮射程只有7000公尺，晋绥军炮兵在夜间将炮位前移，次日百炮齐发，日军鬼哭狼嚎。忻口战役历时20多天，炮兵作用不可忽视。
　　太原保卫战　
　　11月4日,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决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队占领太原北郊阵地，以娘子关退下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刚增援的第13军推进榆次待机夹击日军,以第35军等残损的7个旅担负城防。然而两线撤退的部队尚立足未稳，日军即跟踪而至，部队秩序混乱。5日东路日军占榆次，6日北路日军进抵太原城垣，7日两面日军协力攻城。战至当晚,守城官兵仅存2000余人。8日夜日军突破城垣，傅作义率部突围，9日太原沦陷。
　　是役，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共14万人,伤亡2万多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30多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八路军在会战中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忻口会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惟娘子关方面防范疏漏，被日军乘虚而入，致会战失败。到太原失守为止，总共歼灭日军一万一千多人。
　　这次防御战，在抗战初期的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为显著。
　　这里要单独介绍一下晋绥军的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
　　御敌平型关，孤军守太原
　　{孤胆英雄。别人都慌不择路，撒丫子赛跑，傅将军却独守孤城。若非委员长爱其忠勇令其撤退，傅将军极有可能成仁于太原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领晋绥抗日军事全权。晋绥军共编第6、第7两个集团军，傅作义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8月，傅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作战。由于第68军军长刘汝明作战不力，加之傅部动作迟缓，未能给在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一线的汤恩伯部有力支援，平绥路东段各据点于8月下旬相继失守。9月，日军板垣第5师团由宣化南下攻取广灵，傅奉命在雁门关布防。日军以雁门易守难攻，倾主力向平型关进攻，傅部奉命驰赴平型关接替第6集团军。当日军向傅部猛攻时，适八路军115师伏击板垣师团预备队和辎重队，歼敌千余人，给傅部以有力支援。日军在平型关受挫后，由东条英机察哈尔派遣兵团突破茹越口。傅向阎锡山建议由晋军主力围歼孤军深入的东条部，然后向板垣师团反攻。阎为保存晋军实力，拒绝采纳，致使东条部占领繁峙，拊平型关我军侧背。9月底，傅部被迫向五台山、代县转移，旋奉命开赴忻口地区御敌。
 

 

 　　
　　10月，忻口会战开始。傅作义指挥董其武218旅夜袭敌板垣司令部前线指挥所
　　
　　{刀客赞曰：在抗战初，国军能有此胆魄的将领是属罕见。即使八路军中也鲜有此招。真乃勇武将军也。}，并派部救援友军。忻口会战延续到10月下旬，历时23天，敌人遭受重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
　　此时，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傅部奉命向太原集结。11月2日，阎锡山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提出保卫太原，依城野战的计划。实际上，阎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将晋军主力调往临汾等地，因此对于“保卫太原”，晋军将领个个缄默不语。傅作义虽知其不可为，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挺身而出，毅然请命。“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找守！”周恩来作为十八集团军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对傅作义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深表敬佩，语重心长地希望他“多保重”。
　　当时，傅部主力不过两个旅，虽训练有素，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但几个月来的南北转战，伤亡过半。仓卒中扩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训练。
　　
　　6日，日军第5师团开始进攻太原城郊，驻防城外的军队纷纷溃退，倚城野战计划完全落空，傅部陷于独守孤城之境。7日，晋北和晋东的日军会合，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及坦克掩护下，连续攻城。傅作义下定舍身报国的决心，激励部下英勇杀敌。并给荣河老家写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并以“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慰国人和家人。（《傅作义生平》第九页）
　　在傅作义誓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下，全军将士咸抱决心，奋勇抗敌。
　　
　　8日敌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接蒋介石撤退电令，傅作义率部突围，撤至石楼一带。太原守城之战，掩护了卫立煌、孙连仲、王靖国、陈长捷等部安全转移。日军虽侵占了太原，但也死伤惨重，无力继续南犯。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1937年底，傅作义受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所部35军扩编为二师一旅，移防晋西北柳林镇，整军经武，以待再战。
　　此时，傅部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认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对傅部尔后的整军抗战起了积极的影响。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实。
　　1938年初，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中共党员）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等等。同时还参照八路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阎锡山的忌很，攻击傅“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提出要将傅作义撤换。
　　是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返回绥远。他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饬军、政，除设立“动员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三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奇袭包头，收复五原
　　12月，日军南犯长沙，为牵制和吸引华北日军兵力于塞北，傅作义主动请战，于19日夜，以35军为主力，配以骑7师，长途奔袭敌之重要战略据点—包头。大同各地日军调集重兵反扑。傅部完成牵制任务后撤回河套防区。此役往返行程近千里，历时半月，歼灭包头守敌两个团及援敌300至400人，毁敌坦克4辆。汽车60余辆。
　　1940年春，日军狂言“膺惩傅作义”，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河套地区疯狂进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又趁敌主力东撤后，于3月20日夜率部对盘踞五原之敌发起猛攻，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至此，连续150余天的奇袭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
　　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交相称赞。4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傅作义嘉勉并为请勋。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傅。但傅5月23日呈文，说“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而加以拒绝。傅作义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满怀爱国热情，戎马倥偬，率领所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成为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
 

 
　　
　　开发边疆，整军励治
　　1940年4月，傅作义患伤寒病赴重庆医治。7月返回陕坝，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
　　为摆脱绥省财政困难，整顿金融和税收，将平市官钱局改组为绥远省银行。傅提出银行“以服务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方针，将平市官钱局历年经营的积累，除留下固定资金50万元外其余全部缴纳省政府转入地方金库。同时，严禁烟土走私，提高烟土税率，使烟土税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成立战地复原委员会，负责处理汉奸逆产和整理土地。为此成立了处理逆产委员会和土地整理委员会（后改地政局）。没收附逆汉奸所有土地。制定《土地法》，对王公大户的地产进行清理，将其执照外的土地收归省政府所有，转租给农民耕种，政府按“三五成租”收租。这样，农民能够“耕有其田”，政府也可以得到大量粮食，保证军需供应。
　　同年，在狼山县境，创建军耕农场，安置随军烈士家属和伤残官兵。利用丈余公田，在临河、五原、晏江、狼山等县创办了五个合作农场。1941年1、2月间，又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口号，开展屯田活动。对促进生产发展，繁荣河套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贪污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等等，违者给以惩罚。
　　1943年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
　　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是绝无仅有的业绩。 　　
　　1945年5月，傅作义赴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升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