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真实的严嵩不是奸臣
--严嵩pk 周恩来
荒唐的正义
──读《明史 奸臣传》 易中天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45年（1521年5月－1567年1月），年号嘉靖。明宪宗孙，兴献王朱祐杬子。明武宗无子，临终前遗诏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当时朱祐杬已去世，朱厚熜正在服丧中。
世宗即位之初，颇有作为，革除先朝蠹政，诛杀明武宗时期的佞臣钱宁和江彬，裁革锦衣卫三万余人，节用宽民；不过明世宗为了祭祀生父兴献王的问题，与杨廷和等朝臣引发严重冲突，即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后，世宗日渐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又采处女之经血炼丹，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壬寅宫变”中几乎死于宫女之手。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残害忠良，杨继盛、沈链等朝臣惨遭杀害。吏治败坏，爆发多起农民起义，边事废弛，长城北方蒙古鞑靼俺答汗寇边，倭寇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就是“北虏南倭”的问题，后赖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军肃清倭寇。葡萄牙人在1557年（一说1553年）入居澳门。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世宗大怒，下狱论死，为徐阶所救。同年十二月四日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庙号世宗，死后葬于永陵（今北京明十三陵）。
大礼议，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政治纷争。“大礼议”发生于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之时。当时，世宗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长子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赠岳王，谥怀献），明宪宗孙。明宪宗生十皇子，长子为明孝宗，次子为兴献王。弘治七年前往其封国安陆州，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邸。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居丧，以世子身份摄理国事，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其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决策，根据《皇明祖训》中所说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湖广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许其私谒。）
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二十二日（阴历，公历为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未采纳群臣拟定的“绍治”年号）。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下令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王（汉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世宗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年方十五岁的朱厚熜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张璁在奏章中认为，朱厚熜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肝?迹?诒本┍鹆⑿讼淄趺怼Ｖ旌駸屑?俗嗾潞蟠笙玻?啤拔腋缸拥靡员Ｈ?恕薄５?盆?说ナ乒拢?岩远?冢?雷谖ㄓ邢刃型仔?５?诜钣??附??刖┑睦褚巧希?旌駸屑岢中幸杂?侍?笾?瘢?獾窖钔⒑头炊院笸纯蘖魈椋?硎驹敢獯俏唬?钅阜祷匕猜剑?钔⒑臀弈沃?轮坏萌貌健５蹦晔?拢?旌駸幸曰侍?罄裼?盖兹牍??/P>
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下令称父亲为“兴献帝”，母亲为“兴国太后”，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
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官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并迫使杨廷和辞职，而其他反对者都被下狱、贬官夺俸。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
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1524年3月），杨廷和辞去内阁首辅职位，三月初一，朱厚熜敕谕礼部，给兴献王加上“本生皇考恭穆兴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章圣皇太后”的尊号。数日后朱厚熜将桂萼的奏章发给朝臣讨论。奏章中建议朱厚熜称孝宗为皇伯考，父亲为皇考，母为“圣母兴国太后”，去掉“本生”字号。但内阁和礼部拒绝去掉“本生”二字，君臣矛盾再度激化。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朱厚熜通知礼部，十六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七月十五日，二百二十多名朝廷官员聚哭于左顺门（今北京故宫协和门），争大礼之议。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得知其原因是反对议礼后顿时怒气冲天，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震怒，命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
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经了三年的大礼议，朱厚熜已经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一意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朱厚熜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大礼议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治风气日益败坏。
朱元璋登极前后，曾命儒士、儒臣考礼、议礼，纂修了《大明集礼》。
大礼议中，朱厚熜本人也研读了许多有关礼制的书籍，因此明朝的许多祀典在嘉靖朝实行了更改，例如废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设地坛、日坛、月坛，以及更改孔子祀典和宗庙制度等。
夏言（1482年－1548年），字公瑾，号桂洲，江西贵溪人。父亲夏鼎，临清知州。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嘉靖二年（1523年）出按皇庄，力主归还侵民之产，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嘉靖七年（1530年），调吏部。嘉靖九年（1532年）调兵科都给事中。嘉靖十五年（1536年）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为人颇自负，骄蹇见忤，遭忌于张孚敬，严嵩入阁后，尽去夏言亲党。二十四年九月，世宗复以夏言入阁，遭严嵩忌恨。二十五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3万骑兵进犯，陕西总督曾铣上疏请收复河套，夏言大力支持，严嵩馋于世宗，谓其不可，又贿赂边将，让他上书诬告夏言受曾铣的勾结。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以尚书致仕，十月被斩杀。无人再敢议复河套之事。隆庆初年，平反复官，谥文敏。有《桂洲集》。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权臣，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中进士
严嵩如当时不少同年儿童一般，都有一些小智慧，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
后来，严嵩完成父亲的心愿，在他25岁之年中了进士，先后被选为庶吉士以及被授为编修官职，直在他雄心壮志的时候，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高攀夏言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复官的十多年之中，严嵩先后工作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深深明白到权力的重要。在同时之间，他学会了口蜜腹剑、欺上媚下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权，必定要找个靠山。
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继位。世宗沉迷于道教，整天都与道士们祈求长生不老，对政事莫不关心，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宠宦处理。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极为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抓紧这个机会，拚命巴结、讨好夏言，成为朝野上下的大红人。
有一次，严嵩在家中设宴，令下人请来夏言，可是夏言谢绝了严嵩的好意，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见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谢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
得到如此的机会，严嵩立刻讨好夏言，在宴会上一边劝酒布菜，一边甜言蜜语，令夏言十分高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后来，严嵩了解到世宗喜欢被人奉承的心理，于是大展他惊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爱，更被提拔为礼部尚书，进入了内阁。
反咬夏言
严嵩羽翼已丰，于是开始攻击夏言的阴谋活动，严嵩后来以手段教唆世宗离远夏言，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加插自己的亲友与羽翼在左右，以巩固自己在朝野中的实力。
可惜，短短两年内，世宗突然想起夏言，于是再次起用，夏言明白到严嵩的为人，于是都把他处处克制，眼见自己受到处处克制，毫无实权，于是怀恨在心中，定要令夏言再无还手的机会。
后来，他握著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在鞑靼入侵时，陕西总督曾铣得到情报后，动员手下夺回河套一带，于是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了夏言的鼎力支持。夏言一面在世宗面前举荐曾铣，一面与曾铣商讨计划。
在计划开始之时，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可是，就在此时，严嵩买通了世宗左右近待，使他们于世宗面前说什么收回河套的建设只是夏言与曾铣信口开河，最终只会惹来无穷的后遗症。同时，严嵩又贿赂边将，让他上书诬告夏言受曾铣的勾结，在皇帝面前举荐曾铣，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之后，世宗下旨把夏言罢回乡，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于是下旨将夏言斩首，夏言的亲信也或贬或罚。
父子权倾天下
政敌夏言死后，严嵩当上内阁首辅，独揽大权，在同时，世宗已把所有朝政事务都由严嵩所管理，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待外，基本上没人见过世宗的一面。
成为内阁首辅后，严嵩继续讨好世宗，竟得到了世宗赐得的“忠勤敏达”的银印。后来，严嵩年老，于是提拔自己的儿子严世藩协助掌权，严世藩本人无能，但有父亲的保护，当上了工部侍郎。
“有其父必有其子”，严世藩比父亲的奉承诀窍更高，他收买世宗左右近待，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藩，再在世宗面前好好的讨好。大臣更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
两父子权倾天下长达二十年中，坏事做尽，弄得天下大乱。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一位道士的几句说话推倒，严世藩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就病死。
参考 尤淑君，《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 : 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6
严世蕃（？—1565年），字东楼，明代嘉靖皇帝的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深得其父重用，为皇帝拟奏对，严嵩让严世蕃代拟票，深得皇帝心意。累官工部左侍郎，好古器文玩，听说曾藏有“清明上河图”。邹应龙弹劾严世蕃，获罪遗戍雷州，严嵩削职为民。严世蕃暗中逃回故里，勾结汪直和日本人，肆意淫乐。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皇帝命林润巡察江南。林润得知严世蕃在家乡为非作歹，上疏弹劾世蕃“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心，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盅惑人心。”，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罗龙文斩于市。从严家搜查出家财，得黄金三万余两，银二百万余两。严世蕃淫欲，“肉唾壶”的典故即出自严世蕃。世蕃模仿苻朗，每天清晨醒来，数十位姬妾赤裸伏在床前，仰起颈项，张著樱桃小口来当严世蕃的痰盂。严家查抄后，郡司奉台使见床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知道详情的人掩口说：“此秽巾，每与妇人合，辄弃其一，岁终数之。”据闻一年下来床下最多有九百多张白绫汗巾。
徐阶（1503年～1583年），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吏部尚书。擅写青词得上宠，为人城府极深，在权倾朝野的大奸臣严嵩面前深藏不露，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在政坛上击败严嵩，嵩籍没家产。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任首辅，先后引用高拱、张居正等入阁，高拱却不满徐阶大权独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曾力救户部主事海瑞（1514年—1587年），免于一死。世宗朱厚熜去世后，起草遗诏，力除弊政，停止一切斋醮、土木、珠宝、织作，因言事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徐阶执政时期，还减轻百姓负担，朝野称之为“名相”。明人支大纶却批评徐阶，“玄文入直，伛偻献谀”，政绩“碌碌无奇”，至隆庆朝，才“稍惬公论”[支大纶：《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4 ]。王世贞亦指出：“吾心知绩溪（胡宗宪）之功，为华亭所压，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两违心事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罢官致仕后，其子弟横暴乡里，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一向富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徐阶的十五分之一。隆庆元年（1567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家人横行乡里，徐家认为齐康是受徐阶的政敌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时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著上疏指责齐康，高拱因此下台，时人谓之“权奸”。后来海瑞当上江南巡抚时，要求徐阶退田，徐阶退了一些，海瑞还是不满意，弄得徐阶很难堪，徐阶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以“鱼肉缙绅”之名，将海瑞罢免。高拱执政时期，徐家又退了一半的田地，其子徐璠、徐琨被判充军。著有《世经堂集》二十六卷、《南宫奏议》三十卷、《浙江通志》七十二卷、《万历上海县志》十卷、《明漕运新渠记》等。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并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依我看，是个混蛋。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45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汉武帝，54年；第四明万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价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随便举个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味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于是，他便在西苑万寿宫安营扎寨，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时，必须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个奏章祝词通常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叫“青词”，也叫“绿章”。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得靠词臣。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这当然忙不过来，得有人协理。协理的部门就叫“内阁”，其实是秘书处；协理的人就叫“大学士”，其实是高级秘书。不过，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个引号，称为“宰相”。这事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已有说明，请参看。
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阅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草拟诏书，自然也能够替皇帝撰写青词。于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道士炮制春药，阁臣炮制青词；道士煽风点火，阁臣舞文弄墨。如此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何不奉献一点？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写青词，其实不会别的。比如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称作“青词宰相”。总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就必须是青词写手。
严嵩当然也不例外。
严嵩的青词也是写得极好的，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青词并不好写。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皇帝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这并不奇怪。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严嵩又尽心，使出浑身解数，殚精竭虑，揣摩铺张。结果一来二去，竟然只有严嵩一个人写的青词能让嘉靖满意（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两个，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八九不离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这在嘉靖看来，是严嵩父子忠心耿耿，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认为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奸者千虑，大约也难免一失。严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是成也青词，败也青词；成也揣摩，败也揣摩。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一个更厉害的对手，一个能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个人就是徐阶。
徐阶也是会写青词的，而且写得比严嵩还好。
徐阶是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从小就命大福大。一岁的时候，他掉进井里，三天以后居然活了过来。五岁的时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挂在树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说他这个人的特征，是个子小，皮肤白（短小白皙），注重仪表（善容止），聪明过人（性颖敏），能谋善断（有权略），城府很深（阴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严嵩的克星。
和严嵩一样，徐阶得宠，也是因为会写青词（所撰青词独称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排在严嵩（首辅）和李本（次辅）的后面。徐阶的入阁，使严嵩本能地感到威胁，便多次加以倾害，“中伤之百方”。然而徐阶每次都能从容对付，化险为夷。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有徐阶的权术谋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护。嘉靖实在是太喜欢徐阶写的青词了，简直就是爱不释手，严嵩当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离职，徐阶升任次辅，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况严嵩这时也力不从心，自身难保。原来，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严世蕃的长相，是脖子短，身体胖（短项肥体），还少了一只眼睛（眇一目），是个独眼龙。不过，他这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还厉害。嘉靖下的手诏，常常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语多不可晓），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一览了然），一答就对（答语无不中），真可谓“一目了然”。可是就在这个月，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依礼，严世蕃要在家居丧，再也不能跟着严嵩去上班了。那时，嘉靖不住大内住西苑，为了办公方便，也为了便于写青词，就在西苑为阁臣设立办公室，叫“直庐”。严世蕃不能跟到直庐，严嵩就没了主心骨，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就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这严世蕃也真不是东西，居然当真不问国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严嵩派人来问对策，也不按时回答，只管自己淫乐，全然不顾老爸心急如焚。前面讲过，嘉靖是个性急的人，哪里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严嵩又不能说以前都是严世蕃参谋，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不得已自为之），自然是答非所问（往往失旨），让嘉靖大为不满。
严嵩的青词也越写越差。这时的严嵩，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尽，哪里还能写得出好文章？也只能请人代笔，质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来越不喜欢他（积失帝欢）。等到半年以后，万寿宫一场大火，就把严嵩的“圣眷”烧了个精光。
万寿宫这场大火倒不是严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宫姬在貂帐里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么说，万寿宫没了，万岁爷却不能没有地方住。一个办法是重修万寿宫。这是嘉靖的想法，但严嵩认为不可能。因为这时正在修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国库早已掏空，哪来的人力物力？第二个办法是搬回大内。这是群臣的想法，严嵩认为也不可能。因为大内是皇上差一点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余悸，怎么可能回去？严嵩的主张是既不回大内，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驾重华宫。重华宫修饰完整，比现在临时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严嵩这一番谋划自以为得意，却没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讳。重华宫是什么？是当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听便大为恼火：这不是要把朕关起来吗？也是合该严嵩倒霉。此公可是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这回却把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脚上。
这时，次辅徐阶说话了。
徐阶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够修复万寿宫。为什么呢？三大殿工程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复万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徐阶的回答是“可计月而就”。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原本叫永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尚宝丞（正六品）破格晋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
这下子严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阶的对手了。于是摆酒设宴，款待徐阶。席间，严嵩令子孙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虽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心里却在磨刀霍霍，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这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他的办法是请神仙帮忙。徐阶知道，嘉靖身边是不能没有道士的。他最宠信的道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道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管厕所的。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子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蓝道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这样自然就灵了。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比方说，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并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堂堂大明天子，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部处长）因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严世蕃也活得很滋润。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管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干，严府家奴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眼里。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与罗龙文过从甚密。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流放地私自逃回的。于是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那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马派人通风报信。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刚一出门，就被逮了个正着。结果，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监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而且，根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处决”，而是“亟正典刑”。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严世蕃之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当然是冤案了。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从公鞠讯，具以实闻”。然而徐阶却上奏说“事已勘实”，“具有显证”，也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当然让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像林润的奏折那样“指为谋逆”，或者像三司的判决那样“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这也是后来一些人的观点。比如谈迁就说徐阶他们的判决是“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支大纶更是质问：“内阁颐旨，法官惟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是啊，这种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应该由谁负责？
恐怕不该是徐阶。在我看来，沈炼和杨继盛的死，是冤枉的；严世蕃背上谋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徐阶，同样冤枉。
徐阶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论”、“正法”、“正条”？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是彰上过也）。当然，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明史•奸臣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说，嘉靖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所以，严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护短”的心理煽风点火就行。难怪严世蕃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竟然在狱中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知道，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怀疑和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三法司的乌纱了。所以徐阶对黄光升几个说，按照你们这种写法，严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
显然，不冤枉严世蕃，沈炼、杨继盛，还有许多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张居正说，定为“奸党”，也可以杀严世蕃，这当然不错。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显然，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恶锄奸，实在是嘉靖逼出来的。
其实就连严嵩这个“奸臣”，也是嘉靖“培养”出来的。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所以又称“严分宜”。《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做过庶吉士、编修之类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严嵩在家乡又读了十年书，写作诗文，“颇著清誉”，回到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严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吓破了胆，“尽改前说”，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
然而严嵩的道路并不平坦。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嘉靖其实是最懂得怎样做皇帝的人。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那样大权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也就是说，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其实是他当家的，尽管他每天的“功课”，不过是炼丹、祈福、读青词、泡女人。一般的说，一个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务正业”，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但是嘉靖并不。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实上帝国制度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只要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嘉靖至少称职。可以说，他是治国、玩乐两不误。结果，作为男人，他玩得尽兴；作为皇帝，他还算尽职。他是尽职而不累（轻松自如），尽兴而不废（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纲举目张嘛！
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衣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因为从理论上讲，官员是皇帝的儿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为父亲（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会用的。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只要“假以颜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说，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明代是实行“两京制”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六部监察官员）和御史（监察部官员）弹劾贪官污吏，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大走后门。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赏（必故称赏），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平无奇）。这样连续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说，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严嵩才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严嵩对于嘉靖，也堪称肝脑涂地，马屁拍足。嘉靖是喜欢做道士的，制有一种道士戴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其他阁臣（比如夏言）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严嵩却不但戴了，还笼以轻纱，以示虔诚，让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炼的“仙丹”赐给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内含铅汞化合物），不吃。严嵩却不但吃了，还要报告服用结果，比如“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要说他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还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对严嵩却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时不时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说，在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对严嵩言听计从时，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或者故意当众表示反对，让严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说，在严嵩值班时，故意多次不召见他，把他晾在那里。有一次，严嵩久等不得召见，却见李本和徐阶往西苑走，便也跟着走。走到西华门，李本和徐阶进去了，严嵩却被拦在外面。这时，严嵩在名义上还是首辅。次辅（李本）和三辅（徐阶）昂首而入，首辅却吃了闭门羹，严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抱头痛哭。
实际上严嵩终其一生，都只是“宠臣”而非“权臣”。他推荐的人选，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获罪，也不一定能够救援（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严嵩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吧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地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看到王世贞所著的《明史 奸臣传》，觉得严嵩简直不是一个东西，其子严世藩更不是一个东西。看过之后，觉得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国家绝对要完蛋。但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鲜，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再读之后，发现，严嵩一生，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个人生活方面，爱情、家庭都不错，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工作时间内，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几乎“义务”为皇帝献身。纵观严公仆，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典型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由此可知，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赌，也是一心为公；贪污受贿，必然迫不得已。为朝廷，赤胆忠心；为国家，鞠躬尽瘁。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贼，大贪官，实在让人费解。在我把《明史》仔细翻过之后，我才觉得，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其实小姐也讲信誉：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肉体，即使年龄稍长，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仔细想想，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任何为官的，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作为严公仆，当然不能例外。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摔爬滚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熬出了头的严公仆，当然明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革命就是请客送礼。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这个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严公仆为此，小心翼翼，为皇帝努力工作。——历来伴君如伴虎。为了伴好虎，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一说违心话，讨好了皇帝，却获罪皇帝身边，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实质上，这都是为了争宠，进行的相互攻讦。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没有第二条道路。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只有别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在我们今天，也是绝对真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达到双赢互惠。但人是唯我动物，本质上是自私的。皇帝只有一个，大臣却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选择，大臣无法选择。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董事长只有一个，经理却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佣关系，经理没有选择，只能好好干；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你不干就滚蛋。
为此，董事长吃定了下属，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这就是权力，或者暴力。企业是董事长的，董事长说谁就谁。国家是皇帝的，皇帝说谁就谁。嘉靖皇帝与老严，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前者拥有绝对权力，后者拥有被动抉择。绝对权力主动，相对抉择被动。在此之下，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审时度势，挖空心思。审时度势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术。二者结合：为了出人头地，必须打倒同僚（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欲望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欲望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欲望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欲望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用暴力说话。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没有谁不胆战心惊。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特别是大明政府，经历了刘瑾、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皇帝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强烈，统治的手段，也更加极端。到了嘉靖帝之时，对权力的绝对拥有，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作为一般大臣，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权力，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谁不遵守网络游戏，谁就率先淘汰。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性情变化无常，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世宗猜忌、多疑、嗜杀，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一概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陈先生又说：“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由此可知，大臣们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看一则资料：据《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曾说：“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此言的意思是，当首辅的（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勇当替罪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刚愎如此，臣下之难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老严，经历复杂，综合素养也不错，最起码的，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漫长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成为一种必然。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为一国之君，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为大臣，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老严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世宗宠信严嵩，有如此记载：“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这段文字，我们可知，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对此，世宗心中有数。以至后来，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等。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世宗还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后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辅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此事说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对严公仆的确不错。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严公仆之所以如此，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这在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说成是奸臣，实在有些勉强。当然，我们不否认，严公仆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但看完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或者任何言行。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一心一意跟党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在老严看来，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对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抱着这样的理念，老严在政治腐败不堪的时代，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明智非常的。
这其中，我们不否认，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纵观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严公仆有什么过分之举，甚至为其亲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个基本官职，还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见，老严的弄权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说残害忠良。国人的价值观念，由于根深蒂固受到“价值二元论”的影响。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实。不自觉地颠倒是非曲直。由于这种价值观，我们在看待基本事物时，也总是采取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态度。严公仆在那个位置上，弹劾他的大臣很多。有御史王宗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巡按御史赵锦、锦衣卫经历沈炼、给事中厉汝进、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绍、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刑部郎中徐诗学、巡按四川御史谢瑜、巡按山东御史叶经。等等。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而这些大臣，说实在的，也是为了相互争宠而已。
据史料记载，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记中并未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之偏狭。嘉靖二十九年北虏逼近京师，“致书乞贡。”世宗令廷臣议，沈炼附议，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事后严公仆劝其子，不要与沈炼往来，说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沈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奏章弹劾严公仆。疏中历数严公仆十大罪状。世宗阅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严公仆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像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怎么看都不像君子所为。当时，沈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借口杀之，时年三十六岁。反对严公仆的人，称是严授意杀害沈的，实际上，这于史无据，而杨亦非嵩党。
其实，沈之死完全是自己的狂傲、不安份、意气用事。是性格缺陷所致，与严公仆无涉。后人多把这事算在老严头上，实在冤枉。至于杨继盛与夏言，也完全自己的行为所致。基本上与老严无关，本文不讨论。如上所述，老严获“奸”之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多少都是背着黑锅的。历史在不明真相里，反复煎煮，就越来越不明真相。再说，历史本来就是统治者的基本工具，作为一般人，是没有资格，也是不可能篡改历史的。说穿了，历史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的玩物。作为一般百姓，是不可能颠倒的。因此，后人不明就里，一狗吠影，百狗吠声。再加之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大肆宣扬，比如写严公仆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老严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这些东西，在民间反复播演，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广告效应，老百姓一提起老严，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恶人，更是一个奸人。使得老严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犹如黑暗中的鬼魅。其实，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内幕，是不可能知道的，犹如我们今天，社会下层，永远不知道社会上层，除非是社会上层相互泼污水：泄密。
我们都知道，权力总是与欲望连在一起的，有了权力，就有了欲望，有了欲望，就有了贪婪，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在严公仆的传记中，有一条关键的记载，是说严公仆先生的“贪”。而且这贪，使我们的公仆大人名声狼藉。据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记载：“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又云：“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有一门官窥见其间发蓝金银美人高二尺五寸者，并金银溺器，狼籍桌下，皆云南之物，而远集于此。”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绝，辅国将军袁柚［木田］谋袭之，遣校尉任得贵至京，以黄白金三千两赂严嵩。┅┅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舒卷无异细［糸由］绢，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到我们的严公仆没籍时，其贪在史料中有记载。据《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上籍没逆犯严世蕃江西家产数：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陈弘谟《继世余闻》记载说：“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而实际上，当世宗令将严公仆籍没财产的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时。根据资料，世宗当时仅要十万两入库。严公仆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由此可知，我们严公仆的贪，实际上徒有虚名。据史料，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而徐在史书中被称为是“廉吏”，而且是有名的“廉吏”。据说，当年徐扳倒严公仆时，举国欢庆。认为徐给国家立了一大功。作为“廉吏”，徐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仅在他的家乡苏、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这些田产多是以“投献”为名巧取豪夺，强占周围农民的。在华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同时，他还拥有众多织妇。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记载颇详，称徐“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根本就无法统计，就连当时担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海瑞当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当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已，退还农民部分田产。但在暗中，却又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指使戴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才保住他的庞大田产。
由此可知，严公仆的“贪”，真正可怜可叹；而徐阶的“廉”，却实在让人齿冷。历史就是这样，让人琢磨不透。《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才有如此财产。而徐阶仅仅担任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公仆的十五倍。由此可知，对贪与廉的问题，讨论已经毫无意义。
但历史，却把严公仆钉在耻辱柱上，不知为何。我们不否认，权力的力量。如前所述，严公仆好像也没有专门为自己弄权，而且是专门选拔人才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尹耕）字子莘，嘉靖壬辰进士。尝谓汉之患在外戚，唐之患在藩镇，而本朝则以备虏为急；当以有宋为殷鉴，盖痛乎其言之也。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就很值得玩味了。我们再看如下资料，《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二记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严公仆的这类事，居然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实在费解。我们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事实，说明严公仆并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的确高尚许多。
我们再看一则史料，《皇明大事记•严嵩》中，记载严公仆一些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记载：“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公仆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由此可知，内助如此，公仆何恶。
让人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公仆大人，竟然落入了“奸贼”的黑名单。仔细想起来，这要归功于王世桢的个人欲望：泄私愤。文人的泄私愤是非常可怕的。孔子说，天下唯女人与小人难以养也。其实，还应该再加一条：天下唯文人难以养也。文人颠倒黑白的手段，绝对不亚于统治者的暴力。文人的卑鄙让统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见绌。王世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利益纠纷。关于这件事，史书上也有记载。王世贞的父亲就是当年，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机缘，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后来被严公仆父子得知，公仆父子向王索要。王迫于公仆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公仆。后来此事败露，严公仆对其衔恨。后王忬戍边不力，被下狱，严公仆上奏章，王于是死罪。因此积怨，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及其他史著中，都对严公仆大加诋毁。公仆声名，一落千丈。而社会，在此误导之下，纷纷嚷嚷，猩猩吠吠，满城风雨之中，走到了今天。由此可知，历史的可怕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背后的胸狭气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向，当然与皇帝有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一旦随心所欲，作为下属，就实在难为。集权下无忠臣，也许是对的；集权下显忠臣，也许也是对的。严公仆作为一个故事，虽然远去了，但是，历史总是在反复中。今天，就是昨天的集合，正如明天，就是今天的集合。当我们翻开一本历史，我们不得不思索：历史的鲜血，或者黑暗，一旦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还能看见遥远的灯火吗？
不是老严不想做好人，是世道形势不容他做"好人"．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知其忧啊．
“奸相”严嵩质疑
村学究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传列于>中。而“奸臣”条下有“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生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之语。这便是对“奸臣传”传主们的判词，分宜不幸，落入彀中。然检读记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严嵩不应列入“奸臣传”。奈何众口铄金，己成定谳。一代名相严嵩究是奸相、贤相亦或庸相，实在是应该重新认识的。
一、关于严嵩“窃弄威柄”问题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载，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晦，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四库全书总目》卷58“嘉靖以来首辅”条称，“至嘉靖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至世宗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关于此，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称其“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于史比比可证矣。再如《宾退录》卷四载，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二、严嵩与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来，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
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三、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戍（1550年）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据《明史》本传载，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杨继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疏上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该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
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恶居下流”，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
《罪惟录》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藉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四、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领俺答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封贡”，然而，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全国震动，史称“庚戍之变”。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巡边”的想法，均遭严嵩婉言反对：“皇上圣谟弘远，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世宗实录》卷346）可以设想，如果世宗率军巡边，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变”还惨。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故设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辅夏言、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准；而严嵩及翁万达、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对“复套”是很不赞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严嵩曰：“目今虏患，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令不能深入，即为得策。若欲驱扫远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兵不素练，将未得人，馈饷屡乏，即无可持之资。当事之臣，自任其责，防守边疆，令不得患，虽犯不得利。此即御戎之策矣┅┅”（《奏对录》卷4）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典故纪闻》卷17）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仅四五万，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传》）至于军事装备，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马文升：《明臣奏议•修饬武备疏》）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他在《疏》中，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指为十大罪状之一，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辅时，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矛盾大为激化，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愤自杀。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颇有建树。徐学谟《世庙识余录》称：“……文华一出，以贪狠故，督抚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后，始问立战功。”在赵文华的整治下，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应受到国家保护，使之合法化。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等等，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至少并无大错。
五、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邹应龙《皇明经世文编•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赵善政《宾退录》：“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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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卷544称：“比籍没严氏，赀财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彭孔，被徐阶定为严氏‘逆党’）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明史•赵锦传》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方圣祖肃皇帝时，故大学士严嵩，特受眷知首参机务，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而专怙宠行私。其子世蕃，复大为奸利。于是中外切齿，言者四起。而圣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犹忿恨不巳，至谓世蕃有谋叛状。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惧无以上应明诏，重干不测，则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符，则又株连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圣祖以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闾阎之间。”他还说道：“初抄没世蕃，命下仓卒，所得犹仅若此！”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六、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 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是否意味着严嵩还有一种人格魅力呢？这是颇值得治史者玩味的。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七、余 论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谈迁在《国榷》（卷64）中予以很高评价：“世庙起正德之衰”，“厘正诸儒，严迪德之选；革藩镇之诸阉，废畿甸之皇庄，夺外戚之世封，抑司礼之柄用，┅┅”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先圣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恶居下流和“善”居上流皆司马迁后史家笔法，遑论忠奸！是故读史大可不必以“史”来读，而应以“文化”来解读！其文化的意味难道不比历史的意味更有价值吗！
拙文曾在臺湾某杂志发表,亦在学说连线网上贴出,后被其他网站转贴.
有人以为是翻案文章,以此见读此文,难免会陷入误区或口角之争.我以为应以平实客观的理性对待历史人物.所谓忠奸都是道德评判,中国传统道德实质是较虛伪的.因此不能作为历史人物评判的主要标准.本文旨在否定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为此借网上读书园地重发,
我是严嵩的老乡,不管他怎么的,但他对家乡是还是挺好的,修了一座石桥,当时是江西南北重要的通道,还有城墙一类的东西.不过全在修水库时毁掉了,可惜哪个水库又没发什么电,他的文才也应该不错,在家守丧期间,一直在编写地方志,还写了一本文集(这个记的不太清楚).嘉靖的清词也主要是他的写的.不过晚景很惨,好象是八十多岁时,在靠讨别人祭祖的东西为生.不知道他那时心情是怎么样,富贵转眼烟云.
对比一下他之前的杨廷和、杨一清、张璁、桂萼，同时代的夏言、徐阶，比他后来的高拱、张居正，就知道严介溪是个什么玩意了。嘉靖朝出了好些很有成就的宰辅，他这个事君最久的却偏偏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足够说明这家伙就是个废柴
张：史载性狠愎、报复相寻、不护善类
李：以类似伟哥的药方进献受宠，与太监节党，打击忠良。
高：性情高傲，不过我觉得这人不算坏
温：有才干的奸臣
明代权臣或大太监看似嚣张，其实拿大主义的的还是皇帝，以前历史往往说皇帝昏庸云云，其实只要一句话，严大人也好，冯保也好，魏太监也好，立刻完蛋，包括张居正死后情形。比晚唐诸帝受太监和全臣操纵如傀儡，不是一层境界。支持楼主。以此类推，和绅也不能算是大奸大恶，嘉庆一亲政立马玩完。倒是杨坚赵诓胤们罪不可恕，皇帝拿他们没办法呀。
古代的一些文人确实很恶心，因为自己的私欲等不到满足，便到处散布流言，诽谤他人。陈世美--便是一个千古奇冤。严嵩填青词讨好嘉靖，跪求夏言到自己吃饭，用尽一切手段打击自己仕途路上的异己，最后毫不留情的扳倒夏言成为阁老，没有什么施政目标，改革方略，只是为了当官而当官，为了讨好皇上而当官，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政治又让他失去了道德底线，这样的人在位一天国家就要腐败一天。当然最重要的症结还是权利的魔杖把握在一个人手中，只要有专制，这样的人就要生存的土壤，活跃的舞台。当然这厮忽悠了夏言成为阁老，最后又被徐阶忽悠了，还认为徐阁老对自己不错。
不算一个奸臣 明朝党争太厉害，抹黑人很简单，参见马克吐温《竞选州长》 严重同意，感觉明就是言论太自由了，连对皇帝都敢八卦，何况是政敌呢？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明有很多大奸臣。更可笑的是宦官，其实，大明自始至终，都是皇帝与大臣之间斗争的牺牲品。所以，那些不合作的人，大都被掌握话语权的大臣士人们描画的很惨。
作者认为严嵩“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的罪名都是空穴来风，夸大其词
，他抗倭有大功，御虏（鞑靼）有谋略，拔擢人才，约束家人。首先，举出严嵩试图给儿女亲家欧阳必进
谋得吏部尚书职位，却只过半年（《明史》载为三个月）就被罢斥的例子，证明他不可能有专权树党的能
力，但作者却没有说明此事的背景是明世宗对于严嵩屡屡安插私人任官已经感到厌倦，想必认为这段记载
是揣测之词，没有他举出的事实更有说服力吧。
作者又试图证明扳倒严嵩的徐阶才是真正的奸佞、贪官、恶霸。徐阶确实有罪恶，也可以说他老奸巨滑，
平时明哲保身，看严嵩、仇鸾“父子”反目成仇时才着手弹劾仇鸾，到风头完全有利时才指使御史邹应龙
给严嵩以致命一击。但我要问了：既然徐阶如此可恶，为何就没有出现像群起弹劾严嵩那样弹劾徐阶的情
景呢？也没有出现那么多攻击斥责徐阶的文艺作品呢（张居正功绩比严嵩怎么样？还有一部《小红袍》把
他说成是严嵩的死党余孽呢）？如此狡诈，为什么严嵩稳稳当当做了十五年内阁首辅，而徐阶只不过才做
了六年首辅就被高拱赶下了台呢？
兵部武选司郎中杨继盛和锦衣卫经历沈炼倒是没那么狡诈，不看风头就上章弹劾严嵩了，当然没有好结果
。但作者却又说“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杨继盛）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这倒
怪了，难道非得才干出众的人才配称为忠良？看来忠良不仅要从上层社会挑选，还得符合“精英”的标准
才行。
作者评价杨沈二人性格狂放、偏激、才识不足，被害“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让我联想到“新左派”
对彭德怀和梁漱溟的评价，一句话：吹毛求疵。每个人性格上都有弱点，历史上的忠良如果个个都是绝顶
聪明、面面俱到，一切坏人都不会有容身之地了。
作者认为沈炼之死主要是由于“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而杨顺“亦非嵩党”；杨继盛
被害是明世宗的意思，严嵩是代人受过。我们先来看看沈炼和宣大地方当局闹的是什么“纠纷”：
先是，许论总督宣、大，常杀良民冒功，炼贻书诮让。后嵩党杨顺为总督。会俺答入寇，破应州四十余堡
，惧罪，欲上首功自解，纵吏士遮杀避兵人，逾于论。炼遗书责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词多刺顺。
——《明史·沈炼传》
如此伤天害理的暴行，作者却轻描淡写地用“纠纷”就带过去了，实在不知他是什么用意。至于说杨顺不
是严党，我不知道作者查了哪部史籍，反正我那两部书上都没这么说。作者引用谈迁在《国榷》里的评论
，说沈炼被流放之后念念不忘铲除严嵩，此举有所过分，如果杨顺不是严嵩的党羽，不是因为取悦主子才
杀害沈炼，谈迁又何故发此言呢？
再说杨继盛。作者根据《世庙识余录》的记载，判定他和沈炼的上疏都是“空疏无实”，触怒明世宗因而
得罪。我认为那不过是史家的不同意见，一家之言罢了，个人意见是不同意的，请看下面的记载：
初，继盛之将杖也，或遗之蚺蛇胆。却之曰：“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椒山，继盛别号也。及入狱，
创甚。夜半而苏，碎磁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
——《明史·杨继盛传》
读到这段记载，相信多数人都会感到触目惊心甚至心颤肉麻。试想，一个只会捕风捉影诬陷他人的狂妄无
才之辈，可能有这样的意志吗？杨继盛的事迹被选入《上下五千年》是有资格的。如果朋友们认为这些都
是“帝王家谱”精心编造的谎言，那么我不能不佩服张廷玉等人的文才。
不仅沈炼、杨继盛，还有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等十多人，只要是弹劾严嵩，非死即贬。如果说他们
都是因为触怒皇帝获罪，那么皇帝之怒自然是由于这些上疏都是冲着严嵩来的，仅仅严嵩没有显示度量为
他们求情，就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何况严嵩整人的手段非常高明，不是在皇帝面前先称许后中伤，并有意
激怒皇帝，就是假借升降考察加以打击，足以使人相信他是无辜的。
作者认为严嵩的家财最多只有白银20万两，史书上的记载都是徐阶恶意夸大的，而徐的田产比严多出15倍
，因此“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20万两白银至少折合人民币200万元，何况还不排除严嵩赃款隐
匿流失的可能性（作者并未举证说明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严大人即使算个小贪，也不能说他“廉”吧？
作者还举出严妻欧阳氏仁厚贤德、治家严谨的例子来证明严嵩品质是很好的，这事我听说过，不过我还听
说欧阳氏去世后，严嵩、严世蕃父子没有制约力量更加肆无忌惮，终于自我毁灭。
由此看来，《沈小霞初会出师表》，《呜凤记》、《一捧雪》等文艺作品并不是“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
事实’ ”，而是它们的作者被仇恨蒙住了心窍，没有像《质疑》一文作者那样冷静地挖掘人物的闪光点
，从而为自己博得万古芳名而不是一时赞誉，可说是“历史局限性”使然吧！
严公仆在那个位置上，弹劾他的大臣很多。有御史王宗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巡按御史赵锦、锦衣卫经历沈炼、给事中厉汝进、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绍、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刑部郎中徐诗学、巡按四川御史谢瑜、巡按山东御史叶经。等等。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而这些大臣，说实在的，也是为了相互争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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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学究 只不过说沈炼、杨继盛的上疏“空疏无实”，您倒好，更进一步了。“相互争宠”，争的什么宠？这些“大臣”都是些小官，御史和巡按御史虽说有进言的权力，和严嵩的权势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一旦严嵩报复，没有一个不被压得粉身碎骨的。没有证据，没有血性，谁敢做这种引火上身的事？除非谁能举出铁证来说这些人的上疏都是徐阶或别的什么大人物暗中指使的，才有说服力。
夏言、王忄予、丁汝夔的死有人举出确实证据与严嵩无关，张经、李天宠遇害也有确实证据证明是徐阶的阴谋策划，我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严嵩的问题，关键在于他是不是能够入选《明史》所谓的《奸臣传》里罢了。看了不少翻案文章，不是特别能说到点子上。不妨参考一下苏均炜“大学时严嵩新论”，载于《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论述比较清楚。
嘉靖朝是朱明王朝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因此,研究明史不可不研究嘉靖朝。
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因此，研究嘉靖朝不能不研究严嵩。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传列于>中。而“奸臣”条下有“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生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之语。这便是对“奸臣传”传主们的判词，分宜不幸，落入彀中。然检读记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严嵩不应列入“奸臣传”。奈何众口铄金，己成定谳。一代名相严嵩究是奸相、贤相亦或庸相，实在是应该重新认识的。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污秽不堪，本无所谓忠奸；那么，率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严嵩最大的失败是得罪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的百姓.当今经济最发达的也就是这些人的后代, 上海(宁波人的后代)
他想翻身,难啊!!
其实忠奸只在百姓的一念之差, 如果他对百姓做过一点点好事,百姓也会明白,但是他肯定没有.
也许对皇上,或者对江西,或者对其他地方有些好处. 权术上有点功劳,这远远是不够的.
说得极有道理,中国历史究其实一片漆黑。国人善恶颠倒，已习以为常。
比如和坤和纪晓兰，纪某不过是一弄臣而已。在那些科举出身的书呆子眼里，居然成了纪某如何如何。
还有一个就是海瑞，如果海瑞当权，呵呵，国家才更会大弄。
唉，我们正史上的所谓廉吏，其实往往是酷吏！唉，中国没有民主由来已久，呵呵，“当官要为民作主”，不过是一群没有自决意识的奴隶智识而已！
美国人苏均炜在(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早就为严嵩翻案了.时间是1982年.
zt至于严嵩，作为“奸相”家喻户晓，在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三，列于秦桧、李林甫之后。但考究史实，严嵩“奸臣”论值得商榷。早在明朝，大儒艾南英读王世贞四部稿书后，指斥王世贞为报个人私怨，不顾史实，“罪状相嵩，独可信乎” 。雍正13年（1735）撰修《明史》时，史家李绂强烈主张“严嵩不当入奸臣传”。近代胡适也认为有必要对严嵩重新予以评价。近年来，海内外史学界对严嵩是否是奸臣提出了置疑。如美国苏均炜的《大学士严嵩新论》与《夏言与严嵩》 ，澳洲李焯然的《从〈鸣凤记〉谈到严嵩的评价问题》 ，香港马楚坚的《严嵩文集序》 ，台湾周启志的《奸相严嵩质疑》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曹国庆的《严嵩评传》、《严嵩年谱》 ,郑建明的《严嵩——历史的“替罪羊”》 ，王建成的《荣辱人生——严嵩话本》 。１９８9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在严嵩故里分宜召开首届有国际人士参加的“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后汇入《严嵩与明代政治论文集》 。１９９５年，明史研究会会长刘重日在香港举行“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总结认为，评价严嵩应当一分为二，不宜一棍子敲死。
严嵩确实有不少非议之处，如位居首辅二十年，慑于专制皇权的淫威，不敢仗义执言，大胆谏阻，未能成为乱世之秋的救时伟相，并卷入残酷、激烈的官场斗争，以致成为明世宗的替罪羊被目为奸臣。但我们应当看到，在世宗常年不理朝政，沉迷神仙方术，漠视民生军国大政，却“威柄自操”，喜“用重典以绳臣下”，动辄拒谏、廷杖杀戮大臣的情况下，严嵩竟能伴虎二十余年，并代行积极有为之政，是相当不容易的。严嵩实行与民休戚的守成政策，他关心民瘼，积极革除弊政，赈灾济民，反对大兴土木，尽量节约民财。针对当时国弊民穷的社会状况和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促使世宗否决了收复河套等不切实际的主张，在“庚戌之变”蒙古兵临城下时力主坚守不战的正确决策，提出了对北虏要实行以防为主、辅以通贡互市的羁縻之策，对倭寇则要用安抚与镇压并举之方略，并知人善任，为国家擢拔任用了大批社稷之才，如翁万达、杨溥、赵文华、胡宗宪、戚继光、尹耕、唐顺之、湛若水等，对有效控制当时的“北虏南倭”之患起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严嵩恪守忠君之道，夙兴夜寐，勤政爱民，但在绝对专制皇权体制下，严嵩不敢大胆谏阻世宗崇道修斋，不敢对弊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仅仅依靠节约守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严嵩未能成为乱世之秋的救时伟相，年老不济时即失去皇帝宠信而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严嵩（介溪、贵溪）是明代一流的诗人，其诗多有可观，《感述》：
结茅楚水枫林下，拥膝长吟任此身。
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
溪圃秋身菊言淡，石田春暖药庙新。
时危献纳思无术，怅望中原伤战尘。
中国士人多为人格分裂，讲道理人人都有一套，表现出的思想之尚也令人肃然，文笔幽雅后学也很佩服，但严嵩出生官宦，少年得志，跟贫穷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这“感”来自何处？严嵩早年据说也算正直，平时待人接物一贯十分和蔼可亲，脸上根本没有涂白的意思。他也许一直把自己当作好人的，在临死时写道：“平生报国惟赤忠，身死从人说是非”，“晚节冰霜恒自保”，诗集中的严嵩清高、认真、忧国忧民……真是斯当与之同怀。依照现在的资料看，严嵩忠奸尚且不论，嘉靖估计对严嵩平时的所作所为很清楚，后来以儿子严世藩通倭叛逆罪处分实是冤案，只是明亡，明朝的中组部不会平反了。
清代李绂是严嵩的老乡，他替严嵩辩护。阮葵生《茶余客话》中说：“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日，每谓严嵩不当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杨农先学士椿，独从容太息曰：‘分宜（号）当日，尚可为善，独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言，织成五奸十罪三疏，传误后人，使分宜含冤莫白。吾曹今日修史，但将继盛竭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并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白。’穆堂闻之，目怡神谔，口不能答一字，自此不复申前说。”
内阁大学士固然没有处理政务的权力,但加了任差---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后就大不相同了,具有了宰相之实,虽权力有限,但毕竟有了参与机要的权力,应是.就如同唐初加参预机务.
曹蛮比严嵩好多了吧？？可现在还是个大白脸，大奸臣一个，谁让他得罪老百姓了？？所以说，认命吧。。
清明追思严惟中--转载
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称得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无论在上,还是在影视舞台上,都被描绘成一个阴险狡诈、贪污受贿、迫害忠良、揽权误国的形象.但是,历史的评价往往是以好恶来偏颇的.如果去以明政治体制和政治风云变幻的特点来研究的话,对他的评价恐怕非得改写不可!
严嵩,1480~1566,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明江西分宜人.时严嵩的去世后,对其"奸臣"的评价,文人多有不忿."前七子"李梦阳称:"如今诗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大学这顾东桥亦云:"弘治以还,作者翩起挺望,南北承学,翕然成风,宗为领袖,南楚则介溪先生称特焉......其诗寄兴情远,结体温厚,意深妙解".那怕将严嵩列为"奸臣"的,也不得不称其:"...为诗文辟,颇著清誉"(卷308).史载当时学者堪若水、邵宝、杨慎、李梦阳、王守仁均与之结交,唐顺之、何俊良、吴鹏对他执弟子之礼.清朱彝尊选其诗一十六首,入篇名列前茅.
历古以来,提及严嵩,只谈如何迫害忠良,不说他在文学方面的建树,此结症犯了中国人特有的"以事取人,衣冠取人"的毛病.我们能推翻"封建、蒋记、美帝"的"三座大山",能摘掉"四类""右派"之类的高帽,而历史上的严嵩、秦桧"之流"的"奸臣"乌纱",始终不敢去掸掸灰尘!
明嘉靖中叶,政局变幻,朝政腐败.北有鞑靼骚扰于外,内有刘六、刘七的"流寇"泛滥,更有宁王宸濠在江西叛乱.时严嵩身患多病,仍以身作则,与赣巡抚都御史王守仁赞议平叛.虽对"流寇"式的义军多有镇压,但基于他自身的阶级立场,属于理所应当.据戏剧中常与清官海瑞作对,现实中海瑞也并不多少高尚,只不过是官场中"好派"与"屁派"的性质斗争.王世贞与严嵩之间的恩怨,也只是王一直视严为杀父仇人,"家恨"那是有的,国仇就谈不上了.况王世贞所作其文也称:"嵩为好诗,清雅有态......而不能为沉雄之思".严嵩在位二十余年间,关心国事,为官比较清廉.只是对亲友门人少与管教,以至死后历史将其子孙的恶名全套在他头上.
作者：修水崽里 回复日期：2006-11-17 17:22:06
历史上的严嵩,文学创作一直是坚持不懈的.就当时被御史邹应龙参倒后,怀着家被抄没,儿子处死,孙子发配的官场失意和家道衰落,仍笔耕不息,在他所著的诸序中,名人张文邦、王之衡、刘介夫、杨用珍皆序文称赞.其中孙伟云:"其格之高古,韵度深远,略无齐梁以下光景,及近时肤脆之习,疑其有从入手处而气机圆转,精采华妙,往往自见与绳法之外,有非前人漂沫所沾泥.盖汉魏以来,作者门户窥闯已熟,而思以奋起,立别为一体者".
清代朱彝尊在自编的汇集不少明人对严嵩作品的评价,同时对如此高的评价又觉得殊为不解,以为是"不意讲学者贡谀乃若是".其时在清代严嵩已被"盖棺定论",更何况严嵩为官以前,李梦阳、何景明、邵宝、王守仁早已成名.在严嵩死后出版,其时堪若水已年届九十,杨慎因"大礼仪"被发放荒野,对严嵩也就更无所求,更没有必要去不顾惜身份对严嵩大加吹捧.
严嵩的文章,现在我们难以看到,对严嵩的了解也就"奸臣"两字.而在明时期的文学史上,他的地位享有很高声誉.据文史资料统计,严嵩著有:、、、、、、、、.
在类目中,考证严嵩除刻苦积学、饱览经史外,还远涉潇湘,游历名山大川、古寺宝刹,每至一处,寄景咏物,抒怀吐磊.同时对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密切注意.嘉靖四十五年,严嵩在振笔写就"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后,不久与世长辞......
其一,对时局、仕途、人生的看法:
结茅楚水枫林下,拥膝长吟任此身.
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
溪圃秋身菊客淡,石田春暖药庙新.
时危献纳思无术,怅望中原伤战尘.
其二,时宁王叛乱,驻于江西南昌不远的慧力寺:
羽檄连宵至,征兵列郡闻.
乾坤遂戎马,云日更炎氛.
食禄宁辞难,临危好策勋.
灯残僧阁夜,孤忧百忧纷.
其三.时罢官退居田园:
桐花初发雨初晴,处处惟闻布谷声.
正是宜阳贤太守,彩旗风里劝春耕.
王政由来在重农,使君忧国原年丰.
皆言此且民安乐,禾黍秋登四周同.
清明将近,谨已此文,缅怀严老惟中......
第二十二章 明世宗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正德十六年(1521)以藩王入继帝位,年
号嘉靖.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佑杬,与孝宗朱佑樘是亲兄弟.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嗣,朱厚熜入继大统.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一种特殊色彩.
第一节 议礼皇帝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4月20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刚
袭封兴王的朱厚熜入继大统.四月,当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一行从安陆驻地到达京师附近时,突然被挡了驾.原来是朝中主事的大臣们要朱厚熜由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上笺劝进,再即帝位.这是皇太子即位礼.然而,朱厚熜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以武宗遗诏上"继统得人"和"兄终弟及"的话为据,声明自己是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他自己确定了由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
线,登上皇帝宝座.首辅杨廷和原想藉拥立之功控制这个年轻的皇帝.在武宗死后,杨廷和曾用计擒获拥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宫前,他已总理朝政几十日.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功劳和朝中实力制约皇帝没有问题.谁知第一个回合就遭到失败,这也预示着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败.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议兴献王封号的问题上与杨廷和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初,礼臣议孝宗皇帝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们再议,他明确对杨廷和说:"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①七月,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张璁上疏:"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②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将张璁的奏疏颁下,命廷臣再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世宗皆不听.杨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敕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蒋氏宜称兴献后,祖母邵氏称皇太后.
嘉靖元年(1522)正月,杨廷和等利用宫中火灾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
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并非是孤立的,除张璁之外,一批中下层官僚,如主事桂
萼,霍韬,同知马时中,员外郎方献夫,给事中熊浃,郎中黄宗明,经历黄
绾等,以及个别上层官僚,如前朝老臣杨一清,湖广巡抚席书等,赞同和发展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接着,世宗又把张璁,桂萼从南京召入朝廷,准许杨廷和致仕,还责备
他"因辞加咎,非大臣道"①.嘉靖三年,皇考之争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遂了世宗的心愿.为了争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争取孝宗—武宗系统的延续,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顺门跪伏哭谏.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使世宗非常恼火,在劝谕无效之后,将二百多人逮系入狱,为首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责,有十七人先后受杖而死.这是世宗对反对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报复行动.另一次重大报复行动是兴李福达之狱.山西人张寅通晓烧炼术,与武定侯郭勋交往.官府怀疑他是参与谋反的白莲教徒李福达.郭勋为他辩护,受到大臣弹劾.张璁,桂萼认为,这是借故诬陷支持议礼的郭勋,欲图波及议礼诸臣.世宗有意保护议礼诸臣,于嘉靖六年(1527),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事,方献夫摄大理寺事,重新审理此案.张,桂等完全推翻旧案,有关官员被惩治,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七人,罢官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张寅获释,告发者被处死.后来有事实证明,张寅的确是李福达.不过,这无关紧要,世宗通过李福达狱达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1528)六月,完成《明伦大典》的纂修,对议礼作出权威性
的总结,并定议礼大臣之罪:杨廷和为罪之魁,革职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职;前阁臣蒋冕,毛纪,前吏部尚书乔宇,前礼部尚书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职,冠带闲住;前刑部尚书林俊革去生前职衔;前吏部侍郎何孟春,
前吏部文选郎中夏良胜发原籍为民,等等.
兴献王称帝,需要立庙奉祀.嘉靖四年(1525),在太庙旁立世庙,后
改献皇帝庙.到嘉靖十七年(1538),才奉兴献帝入太庙,称睿宗.为了将
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1530)还发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讨论.将近四百名官员发表了意见.给事中夏言主张分祭,与世宗意见相合,成为定论,于是在京师分设天坛,地坛.
世宗对议礼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议礼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杨廷
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武宗,因而希望通过登基仪,议皇考等一系列事件来加以制约皇帝.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批议礼的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人物,张璁,桂萼,方献夫以及夏言先后入阁,熊浃,黄绾,席书,霍韬,黄宗明等升任尚书,都御史或侍郎.在这个意义上说,议礼不仅仅是对封建礼法的争论,而且是权力的争夺和重新分配.
第二节 "嘉靖新政"
所谓"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顿朝纲的措施.这应当从杨廷和主持
朝政时说起.他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不但消除了江彬这一隐患,还革除了专为皇帝私人开设的店铺,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把武宗行宫中金银收归内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减少漕粮,罢斥恩幸得官者.仅裁革冒滥职员十四万多人一项,每年就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连世宗后来也承认:"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①杨廷和被除,却没有否定他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还扩大了整顿的范围.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就整肃朝政发表过一些更为深刻的意见.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
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②.多年以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君知人惟尧舜与我太祖耳.若(严)嵩者,朕所自简,不才若此."③应当说,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
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④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八百五十万余顷,弘治
年间是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一作六百二十二万余顷).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田亩之失,或拨给于王府,或欺隐于滑民,或委弃于寇贼"①.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第二十四 章严嵩徐阶高拱
第一节 严嵩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这个结论概括
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入阁之前
严嵩(1480—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
寿万年,天荡荡."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
(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
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①.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②.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③.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
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④."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⑤,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⑥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⑦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
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①
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
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②,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③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④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
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①.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②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③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④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
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
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
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①.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角逐庙堂
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
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
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
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
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①.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
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②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③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
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 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 "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
史 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
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
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①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
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②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 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①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
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议处政事
又有一个无是无非者，把严嵩这样明朝著名的奸佞之臣翻案了，说他是为环境所迫，为君主的刚愎自用、为同僚的尔虞我诈、为时代的黑暗和唯利是图所迫，而做一些所有处在这个环境里的人都会去做的尔虞我诈、倾轧忠良、以权谋私等等事情。楼主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必定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还历史本色的心态，且加上了一个现在极为时髦的名词--“人本主义”去重新评价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大奸大恶，但其实这只不过是流俗媚俗的观点。
以权而谋己之私利、不讲为官先需为国为民的操守、一味的奉迎权势、残害忠良耿直之臣、不择手段的打击竞争者等等，这些如果不是奸臣的特征和表现，那什么样的作为才是奸臣呢？
封建时代是集权政治的时代，读书人十年寒窗后，学而优则仕的出发点基本是三个：一是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这是朴素的名利观念，且是封建时代读书为官的基础动力；二是博取功名升官发财，生活好地位高，是从名利角度出发的目的；三是学以致用，治展才世，佐君王而平天下，是体现价值追求理想的目的。这三种思想在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脑子里是人人皆有的，区别在于后两种思想所占的比重不同就决定了一个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后的表现。是看重名位财利，还是看重为官有所作为，是中国昏官和清官概念的分水岭，老话表述为：做官是为民还是为财，所谓浊者清者的区别也在与此。
无怪乎有人会产生为严嵩翻案的念头，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实用主义的社会，只以成败论英雄而不探究成败的过程和表现。成功的定论定格在是否得权、是否得利和是否得名上，只看重结果而不在乎如何取得、通过什么手段去取得，在这样的思路下所有的道德底线都是可以忽略的，所有的是非观念都是无用的。
能够在复杂黑暗的环境里摸爬滚打的走到前台，走向顶端，就是成功者。因为社会是黑暗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所以个人的表现就应该唯利是图，应该尔虞我诈，应该老谋深算因势利导，这些表现都是无可厚非的，有人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这是什么价值观念呢？这是当今物质社会最常见的随波逐流大路思想，，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这样的思想，也是大家都说世风日下但多数人还是跟着世风“日下”的原因。这样的观念和认知是不值得倡导和宣传的。
但是，不论在如何恶劣的时代环境里，不论社会如何唯利是图和浮躁，总是有人能够坚持自我的操守，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行事刚正不阿，扎扎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这些人在面临成和败、名利财的抉择和对比时往往仍能够不为所动，表现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保持着一种向上的超脱于俗世和物质的气概，这种气概就是史书上常说的“正气”！在严嵩的时代就有戚继光、海瑞等清流的明显对比，在现今的时代保持正气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人向黑夜中的星光让人仰止，这样的人应该是每一个时代都应该褒奖和宣扬的，这样的人越多，这个社会才会越好。
严嵩虽非秦烩、吴三桂、耿精忠、尚克喜、汪精卫等等于民族和国家问题上大节有失万人唾骂的千古罪人，可也决非是能够予以翻案对象，有些定论随着时代的变化可以商榷可以探讨，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忠、奸的概念还是不要去混淆的好。
大明王朝——真实的严嵩
和民间一直流传的“奸臣”形象不同，《大明王朝》中的严嵩老态龙钟，但做起事来一点都不含糊。当着嘉靖皇帝的面讨论国家大事，别人争论不休，严嵩不说话，老半天的沉默之后一锤定音，显得老成持重，有点儿“世外高人”的意思，与嘉靖皇帝的“神仙道骨”遥相呼应，珠联璧合。
严嵩(1480-1566)，江西新余市分宜介桥村人，是明代有影响力的政治名人。他在嘉靖年间居内阁凡二十载,其中出任首辅长达十五年之久,是明朝１７０个首辅中少数几位在位时间最长的首辅之一，对明代政治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研究明史不可不研究严嵩。
严嵩这个人特别难说，从他下台后就有人认为他是奸臣很冤枉。《明史》里严嵩是赫然列在奸臣传里的，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但修明史时，写作班子对于严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争论。分宜人对严嵩的评价却很高，说他是一位忠君勤政、爱国爱民、建树卓著、为人谦和、有识人之明的高官。目前, 学术界对严嵩的评价也仍然是毁誉不一,或基本否定，或褒贬相间，或为之“翻案”，一些有关的历史疑案也尚未得到合理的解决。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汉学家，写了《大学士严嵩新论》引起很大反响，全面替严嵩翻案。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严嵩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这是历史公认的。他的书法成就很令人敬佩，可以说举世罕见，堪称一绝。北京的老字号，著名的酱菜铺“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写的，还有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就连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几个字，目前比较可信的说法也是严嵩的手笔。想当年，乾隆皇帝想把贡院里面严嵩的字换掉，不想在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地方挂一个“奸臣”的字。然后满朝文武都写，都希望自己的字受到皇帝的青睐，乾隆皇帝自己也写。等乾隆皇帝把所有人写的字都仔细打量一番后，不禁摇头，觉得没有一个人的字能比得上严嵩的字，包括他自己。于是，乾隆爷硬着头皮，默许严嵩的字继续挂在贡院里了。除此之外，严嵩的文学成就也很高，诗词“清丽婉约”，文章出奇的好，青词写得更好，受到皇帝的大力赏识。
严嵩幼时聪慧，加上他父亲对他的学业格外关心，8岁时就能诵书，能为文，属对有奇语。据《严氏族谱》，嵩读私塾时，曾与其老师及叔父对联语有曰：“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一湾秀水足陶情，流珠溅玉；四顾好山皆入望，削碧攒青”；“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因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严嵩思路敏捷，善于应对，19岁中了举人，26岁中了进士， 在家乡当时是受人称道的青年才俊，读书人的榜样，介桥村的骄傲。
严嵩非常的“护犊子”，对自己家乡做了不少的好事。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严嵩自掏腰包，出资白银25000两，在分宜县城东南的清源古渡，建了一座十一孔的石桥，使家乡百姓免受摆渡之苦。严嵩将此桥起名为“万年桥”，并立碑纪念。万年桥是一座我国著名的古桥，现已淹没在分宜水库的库区，只有在枯水期，桥的大部分才露出水面。在分宜，严嵩主持或支持兴建的古桥还有“广泽桥”、“广润桥”、“永济桥”，给分宜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极大地改变了严嵩在分宜人民心中的形象，使之有极佳的口碑。
严嵩在家乡的另一善举是主持修筑了一条分宜至安福县的“官道”，全长60公里，使分宜与邻县的交通大为改善，但这条古道今天已不存在。他还两次捐资助分宜县学堂，在分宜兴建钤麓书院，是袁州府（今宜春市）规模最大的书院，可惜也淹没在水库库底。分宜县重建县城城廓，严嵩还捐出白银三千两。有了这些善举，严嵩在分宜人心中一直是个正面形象，400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严嵩的家乡一直呵护着他，在明清两朝，《打严嵩》这出戏在江南数省演得轰轰烈烈，极为解气，处处叫好。但一到分宜演出，剧团就被轰出分宜，扮严嵩的演员还遭到痛打。
说到这儿，我只能说严嵩是大明朝的著名“公共关系学家”，他懂得人家关系的重要，也懂得老百姓、家乡人民最需要什么。结果，哪怕自己真的哪一天“遗臭万年”，家乡的人民不会抛弃他。眼光之远，用心之细，何等的高明！
考究史实，严嵩确实有不少非议之处，如位居宰辅二十年，慑于专制皇权的淫威，被迫和群臣一样献媚君上，对世宗的失德失政行为不敢大胆谏阻，甚至代为推行，以致遭来非议代为受过被目为“奸臣”，并卷入残酷、激烈的官场斗争，教子不严等，对嘉靖朝的腐败政治是难辞其咎的。但应当看到，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在世宗沉迷享乐长生不愿理政的情况下，恪守忠君之道，代行积极有为之政。面对国弊民穷、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局，严嵩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勤政爱民，关心民瘼，兴利除弊，反对大兴土木，倡导节俭，尽量节约民财。对于“北虏南倭”之患，严嵩针对当时国弊民穷的社会状况和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促使世宗否决了收复河套等不切实际的主张，在“庚戌之变”蒙古兵临城下时力主坚守不战的正确决策，对“北虏”实行以防御为主、辅以通贡互市的羁縻之策，主持了北京外城的建设，使得北京城更加坚固雄伟。对倭寇则采取安抚与镇压并举之方略，并知人善任，为国家选拔任用了大批社稷之才，如翁万达、杨溥、赵文华、胡宗宪、戚继光、尹耕、唐顺之、湛若水等，对有效控制当时的“北虏南倭”之患起了积极的作用。
严嵩生活俭朴，不尚奢华，从未利用职权为家乡子弟谋取一官半职和良田美宅。他唯一的亲弟弟严岳三次向其谋官未准，终生教书至死一介布衣。严嵩也是一个好丈夫，与结发妻子欧阳氏的感情很好，没有其他姬妾。严嵩夫妇二人育有二女一子：“配一品夫人欧阳氏，助公食贫力学，比贵不失素风，与公白首相敬，旁无妾膡” 。这在当时商品经济高度活跃，各级官员贪赃枉法，逐金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形势下是十分难得的。这些客观历史业绩是不应有意淡化甚至抹杀的。
嘉靖帝是一位刚愎自用、多疑嗜杀、威柄不移的专制皇帝。独断专行的夏言、愍厚偏激的杨继盛、狂诞不羁的沈炼、一时失职的王忬、抗倭不力的张经都是因为触怒喜怒无常的嘉靖帝而被诛杀的。根据史书记载，严嵩至少有几次试图纠正嘉靖皇帝的一些做法。
赞玄修，献青词，助炼丹，结交宦官等柔顺逢迎之举确实是严嵩被人非议的一个重要污点，对此我们应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全面予以看待。在世宗皇权专制的淫威下，满朝官员可谓争相取悦皇上，拍马迎奉蔚然成风。顾可学、盛端明以房中秘方见幸，朱隆禧进春药“太极衣”，都御史汪鋐献“甘露”，督抚吴山、李遂、胡宗宪等献白鹤、白鹿、灵芝等“祥瑞”之物。世宗以道士斋醮用的青词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标准，顾鼎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夏言、徐阶等阁臣即以青词获宠，前五人还被讥为“青词宰相”。这种献媚，连严嵩、张居正这样较有作为的人物也不能例外。
严嵩很注意在青词上下功夫，并“巧为迎合，结诸阉人”，使之为己所用，以免其成为自己施政的绊脚石。严嵩还以高龄之躯冒着生命危险服用丹药充当世宗的试验“小白鼠”，结果弄得“痛下血两碗”（拉血），可见其为皇上确实忠心。
张居正则是在取得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后，才得以顺利执掌国政的。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满足他的奢欲，送礼金3万两，银10万两，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其他珍玩尤多。
可见，在皇权专制政治下，献媚君上与权阉是阁臣们的共性，是不得已之举。因为严嵩、张居正他们深知朝政的特点，不谗媚君上，不交结利用皇帝身边的近幸宦官，不仅无法爬上高位执掌国政，甚至还会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更谈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有所作为。
不过，严嵩升任首辅后，并没有像传说的因此谋取什么私利。他多次辞免加秩、赏赐与恩荫，三次辞谢少师的官品，并屡次闻过即自劾求罢。严嵩没有从家乡带一个私人入仕为官，独子严世藩入仕走的是普通的荫官之路，入仕后还请世宗给以简僻闲职。
严嵩的倒台和去世充满着悲惨，就算他“作恶多端”，八十多岁的老人，破落到那个地步，也算付出代价了。当时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邹应龙也是揣摩着圣意，发现皇帝开始反感严氏父子，于是找准时机，当个扛旗手。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可惜严世蕃不争气，仍然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大言皇帝离不开他，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定会收拾徐阶人等。严嵩叫苦，说严世蕃不久就会让严家横尸满门。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又被御史弹劾。世宗大怒，将严世蕃逮捕下狱。第二年案结，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严嵩只得在坟地寄食，晚景非常凄凉。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吊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有关严嵩“纵子通倭谋叛”，更是无稽之谈。上文已经提到，严嵩在剿倭问题上旗帜鲜明，起用胡宗宪为剿倭主帅，东征北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没有“通倭”。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是个狡黠多谋、腐化堕落的公子哥，满朝文武深为痛恨，说他“通倭”也就是“通敌”，也没有依据。有人要扳倒严嵩与严世藩，认为不安上“通倭”的罪名就不足以置人于死地，就在给嘉靖皇帝的报告中加上了“通倭”大罪，所持的证据就是严世藩的门客罗龙文与倭寇大头目王直是同乡，又是亲戚，在严嵩家中还搜出了几件如珊瑚之类的海上珍宝，这些就成了严世藩与倭寇相勾结的证据。其实这些海上珍宝是胡宗宪从王直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胡宗宪又送给了严世藩，严世藩收受胡宗宪的贿赂是真，通“倭寇”是假。至于严世藩“叛谋”更不存在。这位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工部侍郎被发配广东雷州半岛，他不想在天涯海角服苦役，发配途中偷偷逃回北京，一心想的是皇帝能回心转意，使他东山再起，官复原职，重过荣华富贵、一呼百应的生活，既没有举兵谋反的图谋，也没有举兵谋反的行动。
历代史籍皆言严嵩贪污，但《明世宗实录》却记载了严氏抄家持续多年，仍未达到原定的数额，最后把其他人的财物当作“严党”资产没收才算勉强完成任务：“严氏追赃二百万，其赀稍佚，蔓及无辜，一省骚然” 。可见，严嵩没有想象得那么贪，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富庶。尽管抄家二十余年，将其亲眷故吏的抄没之财全归结其名下，但至隆庆7年仅抄出“奸臣”严嵩２万７千余亩田产，金银远没达到既定的二百万两数目。而号称“贤相”的徐阶，其家横行乡里，田产后来被著名清官海瑞查出竟高达40万亩。谁更贪，自在人心。那么严氏抄家二十年，到底抄了什么东西呢？《天水冰山录》，对严氏抄家情况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现在的“湖广会馆”就是当时严嵩的家，今天保留下来的湖广会馆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分之一）：计有金13171.65两、净银2013478.9两、成千上万件的金银器皿、玉器和书画、房屋宅基地57所、田地山塘27161.819亩，还有新旧衣服2706件、布匹16886匹零一段、零碎段绢51035块、扇柄27308把、旧屏风药材14064包、旧帐幔被褥5461件等，各银器、首饰、变卖田产、房屋以及各种衣被、布料全部折合算成银两，加上净银，共计银2342731.7772两。这次抄家可谓十分彻底，连破旧衣布都抄了数万件。显然，严氏本身财产远远不够其政敌徐阶所预定的200万银两，其余财物包括金银都是从别处没收充公的，凑足数额，以彰显严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 贪官。
但不容否认，严嵩位居首府，一味阿谀奉承明世宗，对这位刚愎自用、很难对付、荒唐到近乎变态的皇帝，极为顺从，从不直言进谏，因此，严嵩不是一位好宰相。严嵩对儿子庇护有佳，使得严世蕃胆子越来越大，贪婪成性，骄奢淫逸，权力欲望也越来越大，父子俩被称作“阁老”和“小阁老”。所以，说严嵩纵子作恶，也不为过。严嵩身居高位，掌握着国家公器，但没有对受冤屈的同僚施以援手，更没有仗义执言。上文提到的明嘉靖朝出现的一系列冤案，如夏言案、沈炼案、王世贞之父的王抒案、杨继盛案等等，拍板定案的是嘉靖皇帝，推波助澜的是严嵩。
因此，严嵩是个非常复杂的人，既自私又为公，既小人又大度，既狠毒又胆小，既节俭又奢侈，既能干又献媚，既文化又狡诈。于是，我评价严嵩是：奸佞的忠臣。
严嵩、徐阶比较研究
尹选波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著名历史人物，在传统的史书中，这些人物大致被分成好坏两类：皇帝被分成英主与昏君，大臣被分成忠良与奸邪。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二分法”，很难全面、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事实上，在多数场合下，历史人物好坏、忠奸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纵横交错，纠合在一起，难解难分。在这方面，明朝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徐阶就是很好的例子。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是列入《明史·奸臣传》里的人物。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被誉为“名相”。然而，仔细考察他们二人的为人行事，尤其他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对世宗皇帝的态度及政事，我们简直找不出忠奸之间的界线，无法分辨孰忠孰奸。
一、严嵩、徐阶之争
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权力很大，争夺首辅之位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嘉靖初，杨廷合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张璁以大礼议倒阁，坐上了首辅的宝座。数年后，夏言又攻击张璁，当上了内阁首辅。但好景不长，严嵩以河套事件攻击夏言，使夏言惨遭弃市之刑。严嵩于是成为内阁首辅，沿袭成例，独操相权。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少保兼礼部尚书的身份入内阁，参预机务。严嵩、徐阶之间争夺内阁首辅之位的政治斗争也就开始了。
徐阶为人聪颖机敏，富于权谋韬略，“阴重不泄”，〔1〕城府很深。他是嘉靖二年探花，读书作古文辞章闻名士大夫间。世宗修玄崇道，徐阶迎合世宗心理，擅长撰写世宗斋醮用的“青词”，很受世宗赏识。这自然引起内阁首辅严嵩的关注，严嵩、徐阶之间斗争的幄幕就拉开了。其实，严嵩忌恨徐阶还有一个历史渊源。原来在夏言任内阁首辅秉政时，曾推荐过徐阶，按当时人的看法，徐阶是“夏党”了。严嵩既然除掉了夏言，就不能不提防徐阶。
世宗孝烈皇后去世，世宗打破成规，欲令皇后先入太庙供奉。礼部尚书徐阶抗言女后没有先入太庙之先例，不同意世宗的主张。这使世宗勃然大怒，徐阶惶恐谢罪，尽改前说。世宗又让徐阶前往邯郸，主持吕仙祠的落成仪式，徐阶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借故不去，这也引起世宗不满。这些情况，严嵩知道后，“谓阶可间也，中伤之百方”。〔2〕一次，世宗单独召见严嵩，遍论大臣贤否优劣，语及徐阶，严嵩乘机离间道：“（徐）阶所乏不在才，乃才胜耳，是多二心。”〔3〕这时，徐阶地位岌岌可危，估计自己战胜不了严嵩，于是小心谨慎，委屈求全，恭谨地侍奉严嵩。与此同时，对撰写“青词”更加精益求精，以便博得世宗的欢心，寻找得力的靠山。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迷惑老于仕途的严嵩。不久，咸宁侯仇鸾得罪，严嵩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将徐阶牵连进去。但是，一打听，却发现请求治罪仇鸾的竟是徐阶！这件事使严嵩大吃一惊：徐阶过去与仇鸾关系密切，他们共同入直斋宫，徐阶能不顾友于之情，抢先告状，以使自己摆脱干系，其手段老辣狠毒，不可小觑。
严嵩、徐阶争权夺利，都是依恃世宗皇帝的支持，因此他俩有一共同之处：不顾事实、公理、正义，竭尽全力博取皇帝的宠信。严嵩位极人臣，虽然号称小心畏慎，但也难免疏乎大意，怠慢了世宗。徐阶与严嵩斗法，暂时处于劣势，不得不更加小心，更加恭慎，更加处心积虑。徐阶不仅精心撰写“青词”，还主动请求为世宗烧炼灵芝。一次，世宗将五色灵芝分给严嵩等人，让他们按药方炼就仙丹，供自己服食。世宗没有分给徐阶，并且对徐阶说：“卿（阶）政本所关，不相溷也。”徐阶为人机敏，马上嗅出世宗对自己的不信任气息，惶恐奏道：“人臣之义，孰有过于保天子万年者？（炼仙丹）且非政本而何？”〔4〕这一番话，使世宗非常高兴，马上将五色灵芝分给徐阶，让徐阶参与炼长生不死之药的活动。在这件事上，徐阶也接受了教训，“于上（世宗）所向往，不复持矣”〔5〕——对于世宗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反对意见，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了。
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不复居住大内。但是世宗在西苑的居处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临时迁往玉熙殿，玉熙殿室屋湫隘，一向迷信的世宗一心想重修宫殿。世宗将重修的想法告诉严嵩，严嵩并未能理解世宗的心情，反而劝世宗迁回大内居住，这又引起世宗想起伤心旧事，因此对严嵩很不满。世宗转而询问徐阶，徐阶马上领会世宗的意图，提出修建新宫，并建议以修建三大殿余材，让工部尚书雷礼负责，很快就会建成。世宗对徐阶的建议非常满意，任命徐阶之子尚宝丞徐璠任工部主事，负责营建事宜。十旬之后，新宫建成，世宗立即搬了进去。〔6〕在这件事上，严嵩考虑到世宗久居于西苑，不召见大臣，营建又要花费大量民脂民膏，可谓处于公心；徐阶则一意讨好世宗，置朝政大事、财力、人力于脑后，可谓机心太盛了。当时人也“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臾旨”〔7〕。但是，这件事后，世宗更加亲近徐阶，疏远严嵩。朝政大事多问及徐阶，很少顾问严嵩了。
严嵩鉴于自己败局已定的局面，害怕徐阶报复自己及子女，转过来乞怜于徐阶。一天，严嵩摆酒设宴，隆重地宴请徐阶。严嵩让子孙家人跪拜徐阶，自己则举杯说道：“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之。”〔8〕徐阶表面上客客气气地表示不敢，内心则窃喜起来：终于从恭谨地侍奉严嵩过渡到严嵩乞怜于自己了。
这时徐阶早已想好了除掉严嵩的办法。针对世宗皇帝信奉道教的特点，徐阶设法表明罢黜严氏，乃是神仙玉帝的旨意。这时，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士大夫间，徐阶将他推荐给世宗。于是蓝道行进入了西苑，为世宗预决吉凶祸福。由于蓝道行串通世宗心腹太监，所以言事每每奇中，使世宗深信不疑。一天，严嵩有密札进呈，徐阶事先通告了蓝道行。蓝道行于是进行扶乩活动，预告说：“今日有奸臣奏事。”一会儿，严嵩的密札送到了。这样，通过仙语道术，在世宗的心中严嵩有奸臣之嫌了。又有一天，世宗又让蓝道行扶乩，世宗问：“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装成乩仙回答说：“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世宗又问：“谁为贤，不肖？”蓝道行回答说：“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世宗又问：“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上帝何不震而殛之？”蓝道行机敏地回答说：“上帝殛之，则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属汝。”〔9〕这番话，对崇信道教的世宗震动很大。
接着，徐阶又令御史邹应龙趁热打铁，上疏弹劾严嵩。邹应龙很快写成《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弹劾严嵩纵容其子严世蕃“念污误国”诸罪，洋洋洒洒有数千言之多。世宗读着邹应龙的奏疏，思考着蓝道行扶乩之语，终于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致仕。在圣谕中，世宗仍不忘严嵩“力赞玄修”之功，只纠其“纵爱逆子”之罪。
徐阶升任内阁首辅之后，知道世宗仍顾念严嵩，为防止严嵩反扑伤己，仍继续迷惑严氏父子。据记载，“嵩既去，（徐阶仍）书问不绝。久之，世蕃亦忘旧事，谓‘徐老不我毒’”。〔10〕放松了警惕，继续任意胡为。严世蕃未至戍所，在家乡征集人手大建馆舍，为所欲为。巡按御史林润劾严世蕃不法诸事。世宗大怒，下令逮捕严世蕃等人，交三法司审理。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人欲置严世蕃等于死地，将他的各种罪过，包括杀谏臣等都写进奏疏上报。徐阶认为，这样以来势必激起善护己短的明世宗之怒，反而救了严世蕃。因此，从袖中拿出自己早已写好的奏章，让人誉清上交。徐阶所写奏章，主要列举了严世蕃纠集亡命之徒，勾结倭寇，蓄意造反。见南昌仓地有王气，乃大造府第，图谋不轨。徐阶在奏疏中极言“事已勘实”〔11〕，世宗信以为真，下令处死严世蕃，籍没严氏家产。至此，徐阶与严氏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徐阶与严嵩的争权夺利，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徐阶在严嵩得势时，为了讨好严嵩，将其长子徐璠之女许配严世蕃之子，使严嵩很高兴，不再怀疑徐阶。后来严世蕃判处斩刑，徐璠进见父亲，愠怒不语，然后回到内宅，将亲生女儿毒杀，徐阶知道孙女已死，“冁然颔之”。〔12〕为了权位斗争，徐阶不惜牺牲自己的孙女，其心也太残忍了。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徐阶、严嵩为了争夺内阁首辅之位，都极力讨好世宗，力赞玄修，徐阶更进一步，辅助世宗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为扳倒严嵩，“名相”徐阶勾结道士，伪造乩仙之言；为杀死严世蕃，诬陷他勾结倭寇，图谋夺位。其斗争策略真是无所不用，阴险歹毒。这也反映出徐阶个人道德是很不高尚的。而“奸臣”严嵩则有所顾忌，反对大兴土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严嵩、徐阶执政的比较
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权力很大，虽然没有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内阁首辅独揽票拟之权，包括次辅在内的大学士鲜有决定权。严嵩作内阁首辅十五年，徐阶作内阁首辅六年。严嵩是嘉靖一朝的内阁首辅，徐阶则在嘉靖末、隆庆初作首辅，侍奉了两个皇帝。下面，我们从赞助玄修、执政方针、对庚戌之变和倭寇问题采取的对策等四个方面进行简单比较。
前文已经提到，为了争取世宗的支持，严嵩、徐阶都积极、主动赞助世宗玄修。对严嵩来说，他执政期间表里如一，前后一致地支持世宗，世宗曾赐给他“忠勤敏达”等印记，“忠弼”等字幅。即使在勒令严嵩致仕时，世宗仍认为严嵩有“力赞玄修”之功。这种前后一致，或许与他在世宗生前即被扳倒的事实有关。
与严嵩只作一朝内阁首辅相比，徐阶则作了两朝内阁首辅，但年限却不长。世宗在世时，徐阶极力赞助玄修，撰写青词精益求精，主动为世宗炼灵芝等长寿仙药，还认为这是政本所在。但是，世宗去世后，徐阶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世宗崇道修玄进行批评。在徐阶起草的世宗遗诏中，他以世宗的口气说道：“惟念朕远奉列圣家法，近承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祠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不亲，朝纲久废。既违成宪，又负初心。”〔13〕因此，下令凡斋醮、土木工程、采购珠宝、织作等事全部停罢。诏书最后对世宗朝大臣争献祥瑞、进“青词”一事进行辨解，诏书写道：“于戏！子以继志、述事兼善为孝，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14〕这一遗诏表明，徐阶在热衷于赞助世宗玄修的同时，已经意识到崇道修玄的荒诞不经、劳民伤财，但为了“将顺”、讨好世宗，徐阶仍知其不可而为之。世宗去世后，他起草遗诏，特别强调人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既是为了安抚那些进献祥瑞、“青词”的大臣，更是为自己以往的行为开脱，为以后政治上的主动创造条件。
徐阶所起草的诏书，在受到一些人称赞的同时，也受到同僚的反对。大学士郭朴即指出：“徐公谤先帝，可斩也。”〔15〕大学士高拱也指责徐阶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的态度。一次，大学士们一起吃饭，高拱指斥徐阶道：“公在先朝草‘青词’媚上，宫车甫宴驾，而即背之。今又结言路，必逐旧邸臣，何也？”〔16〕从大学士郭朴、高拱的言词来看，当时大臣对徐阶前后不一的政治手腕多有不满，多有指斥。
严嵩在内阁首辅任上，大权独揽，史书称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17〕。世宗自嘉靖十八年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即移居西苑，不入大内。这使“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18〕这表明，世宗虽不视朝，不接见大臣，但仍牢牢把握大权，独断专行。在这种情况下，严嵩的专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只是代皇帝总政而已。对此，明人多有记述。史臣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咎，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19〕范守己指出，世宗朝首辅拟旨，世宗多有窜改，有不留数字者，即使全合世宗之意，也改定数字，以显示自己的独断。因此，范守己指出：自古以来，“揽朝纲如帝（指世宗）者，几何人哉！”〔20〕在这种情况下，严嵩是无法专权的，即使专权，其程度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徐阶扳倒严嵩后，为彰显严嵩专权之过恶，表明自己执政的方针，在世宗所赐直房的壁上，书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21〕据记载，徐阶执政后，朝士侃侃而谈，言论发舒，得行其意，任事者得以令名终。朝政比钳制言论，镇压言官的严嵩为首辅时清明许多。但是，徐阶本人也专权。如起草世宗遗诏这等大事，徐阶独自完成，连同列大学士郭朴、高拱都不预知其事。而且，徐阶所标榜的执政方针并未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至多不过是权力的再分配而已，当时即有人反对，“或谓非宰臣体”〔22〕。
嘉靖年间比较重大的问题是北虏南倭的骚扰。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包围了北京，内阁首辅严嵩束手无策，听任俺答饱掠而去。当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除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大话外，也无破虏奇谋异策，同样睁眼看着俺答大军饱掠后出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人的作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或许是当时国力、军事实力使然，任何个人在这一问题上都难以有所作为。
庚戌之变后，世宗下令杀死不敢作战的兵部尚书丁汝夔，《明史·严嵩传》认为丁汝夔不敢指挥诸将作战，是秉承严嵩的旨意办的，似乎丁汝夔是严嵩的替死鬼。但是，当时人王世贞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严嵩之错仅仅是本能救丁汝夔一命，王世贞指出：“兵部尚书丁汝夔虽以调度失宜，然为人洁廉。杨守谦，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指世宗）怒其不能破贼，诛之。（严）嵩皆不能救。”〔23〕很明显，王世贞的记载是可信的，《明史》的记载有失偏颇。因为庚戌之变对世宗震动很大，世宗亲自处理此事，以其机敏善疑的个性，在事实面前，任何人也无法欺骗他。其二，王世贞之父王 ＠②亦被世宗所杀，严嵩未能挽救，王世贞与严嵩有仇，不可能美化严嵩。因此，王世贞认为严嵩的责任仅仅是不能救丁汝夔一命是真实可信的。
在江南发生的倭寇骚扰，给明朝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江南半壁河山。最后严嵩重用亲信赵文华督师江南，在总督胡宗宪策划下，明军逐步消灭了倭寇。在讨灭倭寇的过程中，一大批官员或被杀，或自杀，或被罢职。基中张经在取得“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后，仍被处死，时人多为其称冤。《明史》亦认为张经之死，“（严）嵩皆有力焉。”〔24〕把张经之冤死归罪于内阁首辅严嵩。但是，当时人王世贞在《大学士徐公阶传》中指出，张经之死与徐阶有很大关系，是徐阶促成了世宗处死张经。王世贞指出，徐阶的家乡是松江华亭，“而是时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徐）阶乡，而（徐）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以询问（徐阶）”。〔25〕可以说徐阶在倭寇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同时，王世贞详细记录了张经被杀之因由，他写道：“江南督臣张经素贵而汰，然老将能持重，守便宜，不轻与贼斗。而恶之者谓（张）经家在闽，故近贼，不欲击以市恩。而（徐）阶信之，数龁于上。其后（张）经破贼，卒不免于死。前后督臣杨宜、周＠①斥，抚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宠逮，（徐）阶有力焉。”〔26〕同上所述，我们认为王世贞所述是正确的，而《明史》所记则为贤者（徐阶）讳，为恶者（严嵩）添恶了。何以如此呢？我们知道，世宗去世后，徐阶及其门生张居正为《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世宗实录》上对政敌严嵩多贬词，而对徐阶多溢美。《明史》受实录影响，也是贬低严嵩而美化徐阶，甚而至于将张经之死归罪于无辜的严嵩，而为真正应当负责的徐阶开脱。这是当时修史者局限所在。
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一文记载，世宗在处死张经以后，也怀疑过张经是否冤枉。他询问严嵩，严嵩回答说：“此事，臣昨问徐阶、吕本（《明史》作李本）二臣，以乡邦被惨，闻见甚真，皆怨（张）经养寇损威，殃民糜饷，不逮问无以正法。”〔27〕明末清初人钱谦益也指出：“国史于（张）经之被逮，力言其功，为（赵）文华、（严）嵩所谗冤死，而东南之论殊不然。永陵史出江陵（指张居正）手，传闻异辞，不可以不核也。”〔28〕这些材料可以证实王世贞所记不误，同时也表明《世宗实录》确实对严嵩多贬词，对徐阶多溢美。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严嵩、徐阶执政情况作了比较，可以说严嵩并非全恶，在倭寇问题上是有所作为的；徐阶的所作所为，有不少亦非“名相”所当为者。其实，明朝人对严嵩蛮有不同的看法，有给予很高评价者。钱谦益即指出严嵩识见不凡，“分宜能知子莘（即尹耕），能用胡宗宪，其识见亦非他庸相可比”。〔29〕何良俊亦称他“怜才下士”。〔30〕徐阶在明人眼中，也不尽是良相的形象，对他批评亦复不少。明人支大纶批评徐阶，在嘉靖朝“玄文入直，伛偻献谀”，政绩“碌碌无奇”，至隆庆朝，才“稍惬公论”。〔31〕著名清官海瑞，对徐阶之品德也予以严厉的批评。海瑞指出，徐阶是“甘草国老”，“柔和之义胜，直方之德微”。〔32〕这些批评是颇中肯綮的。
三、严嵩、徐阶之个性行为
严嵩和徐阶都是科举制度的宠儿，严嵩中进士高第，入选庶吉士，徐阶更胜一筹，得中探花。他俩的文化水准都很高。严嵩作翰林院编修后，又辞官回家，“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33〕何良俊更称赞严嵩之诗，“近代名家鲜有出其右者”。〔34〕徐阶亦有文名，史载，徐阶“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35〕或许正是他们是词林高手，才都获得世宗青睐，入直西苑，供奉“青词”。
严嵩素有贪名，多次遭到言官弹劾，王世贞在《大学士严公嵩传》中亦多有论列。而徐阶却有“忠廉”之名，鲜有关于其贪污的记录。但是，我们从他们二人家产对比看，情况要复杂得多。
严嵩“降生于小家子”。〔36〕其父亲作吏；徐阶之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敝而补邑椽吏”，〔37〕可以说两人出身时，家业相当。可为官数十年后，严嵩积累了庞大家产。嘉靖四十一年三月籍没严嵩家时，登记的资产计有：黄金三万二千九百余两，白银二百二万余两，田地二万七千余亩，其他珠宝财物称是。为此，世宗下令将严嵩的财产一半拨入内府，一半充作边饷。但是过了十多个月，拨入内库的财产仅白银十万余两。对此，世宗大为不满，责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还，果何在耶？”〔38〕是的，登记如此之多的严嵩家产究竟在哪里？确实应该仔细考究。其实，如此巨额的财产，既不在犯家，又不在民家，国家亦未收，只能说明它根本不存在，是被人为地夸大了；夸大的目的，正是为了显示严嵩过恶而已。但是，为了补上登记上的数字，只能四处搜刮了。据记载，“比籍没严氏，赀财已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即彭孔，“严党”之一）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39〕查抄严氏私财，却株连无辜，搞得一省骚扰，很好地说明严氏的财产被严重夸大了。
徐阶虽有廉能之名，但为官数十年后也积累了庞大产业。由于徐阶致仕后死去，家产未被查抄，他所拥有的金银珠玉没有确切的记载，现已无法查知。但徐阶的确拥有巨额田地，数量多达四十余万亩。这些田产，多数以“投献”为借口，强占周围农民的。著名清官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接到无数状告徐阶一家侵占民田的状子，了解了徐阶土地的来源，于是勒令徐阶退田。这时，徐阶已致仕家居，慑于海瑞的威名，暂时退出了不少田产，但海瑞并不罢休，勒令徐阶退出大半田产，才能了结此案。这时，徐阶父子派人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以“鱼肉缙绅”之名，将海瑞罢免，徐阶保住了庞大的田产。
田产是当时的主要财产，严嵩虽然颇著贪名，但田产仅为二万七千余亩，徐阶素有廉名，但田产却高达四十万亩，是严嵩的十五倍。仅从田产的数量上看，严嵩与徐阶相比，孰贪孰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或许与在家乡占有的土地数量有关，严嵩在家乡袁州颇受崇敬，怀念。万历时人朱国桢曾到过江西袁州，祭扫了严嵩之墓，了解到当地人对严氏的感情。他写道：“分宜之恶，谈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之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详自有不同处。”〔40〕江西人，尤其袁州人思念严嵩，表明严嵩对家乡是有贡献的，起码没有为恶于乡。据记载，一次江西按察佥事林一新至袁州，适逢严氏仆人犯法，林一新将其执而笞之。事后，严嵩很敬重林一新，“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41〕这也表明严嵩是严厉约束家人的，能够顾及大义，鼓励地方官惩治那些为恶的子弟家人。
与严嵩情形正相反，徐阶在家乡就很不得人心，侵占土地受到乡民的状告，被迫退田。又不能约束家人，造成“子弟颇横乡里”，在高拱为内阁首辅时，诸子“皆编戍”，〔42〕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严嵩执政时，一再受到言官弹劾，严嵩采取高压政策，或杀或遣，造成了沈炼等一批冤案，其过恶不小。徐阶对言官持支持态度，保护言官，赢得了美名，但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如抗倭名臣胡宗宪之瘐死，就是徐阶一手造成的，是徐阶打击政敌，不顾事实的牺牲品，当时人对此也颇多赀议。如王世贞即指出：“吾心知绩溪（指胡宗宪）之功，为华亭（指徐阶）所压，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两违心事也。”〔43〕布衣沈嘉则作过胡宗宪慕僚，胡宗宪死后，“嘉则走哭墓下，持所为诔，遍告士大夫，颂其冤状。”〔44〕徐阶能将抗倭功臣以“严党”之名瘐死，又能诬陷严世蕃至死，同严嵩诬陷夏言至死一样，其性格是狠辣的，有不顾一切置政敌于死地的政治手腕，他们的性格也有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史书中所称的奸相严嵩是要大打折扣的，所称名相徐阶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通过他们二人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说，严嵩有不少政绩，如任用胡宗宪等人讨平倭寇、善于识见人才，因此有不少人，尤其是袁州人怀念他；徐阶有不少劣迹，如纵子为恶，横行乡里，徐阶的政绩，只是在严嵩之后政变施政方针，实行宽松政治，还政于六部，乃赢得了人心。更重要的，一是一向富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廉臣”徐阶的十五分之一，表明徐阶亦是一大贪官，而非廉臣。二是严嵩、徐阶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赞助玄修，迎合世宗；打击政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心黑手辣。三是《世宗实录》及《明史》中对严嵩多有贬词，对徐阶多有溢美。这使后人对严嵩、徐阶很难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评价和认识。平心而论，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可以说他们二人都是功过相伴，难以全面肯定，也难以全面否定的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历史人物。
尽信书则不如不读书。严嵩、徐阶两个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告诉我们，读史书应当有鉴别真伪的功夫，敢于突破传统史书中将人物贴上“忠、奸”的标签的绝对的“二分法”，客观、公正、全面地分析、研究历史人物。
〔1〕〔2〕〔15〕〔21〕〔35〕《明史》卷２１３《徐阶传》。
〔3〕〔4〕〔5〕〔7〕〔25〕〔26〕〔37〕 《献征录》卷１６《大学士徐公阶传》。
〔6〕 此从《明史·徐阶传》，按《明史·严嵩传》与上述记载稍有不同。《严嵩传》谓：“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所居也。帝不悦。”
〔8〕〔17〕〔18〕〔24〕〔33〕 《明史》卷３０８《严嵩传》。
〔9〕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４《严嵩》。
〔10〕〔11〕 《明史纪事本末》卷５４《严嵩用事》。
〔1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８《严东楼》。
〔13〕〔14〕〔16〕〔19〕〔20〕 《国榷》卷６４。
〔22〕李贽：《续藏书》卷１２《徐阶传》。
〔23〕〔36〕《献征录》卷１６《大学士严公嵩传》。
〔27〕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于《倭变事略》。
〔2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张总督经》。
〔2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尹佥事耕》。
〔30〕〔3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２６。
〔31〕支大纶：《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４。
〔32〕《海瑞集》附录，《乞治党邪言官疏》。
〔38〕《世宗实录》卷５４９。
〔39〕《世宗实录》卷５４４。
〔40〕朱国桢：《涌幢小品》卷９。
〔41〕查继佐：《罪惟录》卷３０。
〔42〕《明史》卷２１３《高拱传》。
〔4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4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沈记室明臣》。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充
＠②原字忄加予
严嵩术则道也，阴则异也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
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 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 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
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 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惟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
（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在大明1566中的吕芳在明朝算是一个较仁慈,有理智的大太监.
严嵩(1480-1566)，江西新余市分宜人，是明代有影响力的政治名人,他在嘉靖年间居内阁凡二十载,其中出任首辅长达十五年之久,是明朝１７０个首辅中少数几位在位时间最长的首辅之一，对明代政治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研究明史不可不研究严嵩。目前, 学术界对严嵩的评价毁誉不一,或基本否定，或褒贬相间，或为之“翻案”，一些有关的历史疑案也尚未得到合理的解决。
历代史籍多谓严嵩 “窃弄威柄”、“残害忠良”、“贪污受贿”、“昏庸无能、废弛边防”，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最臭名昭著的奸臣之一。但考究史实，严嵩确实有不少非议之处，如位居宰辅二十年，慑于专制皇权的淫威，被迫与群臣一样献媚君上，对世宗的失德失政行为不敢大胆谏阻，甚至被迫代为推行，以致遭来非议代为受过被目为“奸臣”，并卷入残酷、激烈的官场斗争，教子不严等，对嘉靖朝的腐败政治是难辞其咎的。但我们应当看到，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在世宗沉迷享乐长生不愿理政的情况下，严嵩没有象其他许多官僚士大夫一样碌碌无为，甚至愤而辞官离去，而是恪守忠君之道，代行积极有为之政。面对国弊民穷、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局，严嵩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勤政爱民，关心民瘼，兴利除弊，反对大兴土木，倡导节俭，尽量节约民财。对于“北虏南倭”之患，严嵩针对当时国弊民穷的社会状况和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促使世宗否决了收复河套等不切实际的主张，在“庚戌之变”蒙古兵临城下时力主坚守不战的正确决策，对“北虏”实行以防御为主、辅以通贡互市的羁縻之策，对倭寇则采取安抚与镇压并举之方略，并知人善任，为国家擢拔任用了大批社稷之才，如翁万达、杨溥、赵文华、胡宗宪、戚继光、尹耕、唐顺之、湛若水等，对有效控制当时的“北虏南倭”之患起了积极的作用。严嵩生活俭朴，不尚奢华，个人还捐资为家乡袁州府做了不少造福桑梓的好事，但从未利用职权为家乡子弟谋取一官半职和良田美宅。此外，严嵩的文学与书法造诣亦冠绝一时。这些客观历史业绩是不应有意淡化甚至抹杀的。嘉靖帝是一位刚愎自用、多疑嗜杀、威柄不移的专制皇帝，独断专行的夏言、愍厚偏激的杨继盛、狂诞不羁的沈炼、一时失职的王忬、抗倭不力的张经都是因为触怒喜怒无常的嘉靖帝而被诛杀的，有的严嵩曾为之多次上书相救未果。严嵩恪守君臣之道，勤勉理政，但在皇权专制而内阁辅政无权、百官贪污成凤、体制腐朽的历史条件下，严嵩不敢大胆谏阻世宗崇道修斋，不敢对弊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仅仅依靠节约守成挽救不了日益没落的朱明王朝。严嵩未能成为乱世之秋的救时伟相，年老不济时即失去皇帝宠信而沦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其子严世藩被扣上“通倭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子孙或流或杀，家产籍没。尽管抄家二十余年，将其亲眷故吏甚至仇鸾的抄没之财全归结其名下，但至隆庆17年仅抄出“奸臣”严嵩２万７千余亩田产，金银远没达到既定的二百万两数目，而号称“贤相”的徐阶为了扳倒严嵩，道德与手段很不高尚，其家横行乡里，田产后来被著名清官海瑞查出竟高达40万
严嵩很象文革时期的周恩来。他尽忠尽责，夙兴夜寐，70多岁的老人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为国事惨淡经营，但在政治昏暗的时代背景下，他却也如周恩来一样，必须追随最高领导者——皇帝的意愿，办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成为体制中的“共犯”，因而不能力挽狂澜，做出很大的业绩，甚至因追随专制暴君而被目为“奸臣”，遗臭至今。
正统以来，明朝国力衰退，吏治腐败，军备废弛，社会奢靡之风盛行，土地兼并加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勤政求治，待皇帝宝座坐稳之后，即怠政转而追求享乐长生，国事遂又不可为。严嵩就是在明朝走向没落的这个时候走上历史舞台。世宗是一位“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 的专制皇帝，凡触犯其皇权与修玄享乐这两个切身利益者即或贬或杀，即其宗亲也将受到严厉惩处。世宗为了享乐长生不愿亲理繁巨的朝政，看中了温顺谨慎、“忠勤敏达”、“寿君爱国”的严嵩， 以之为朝政代理人。世宗虽重用严嵩，但对之仍注意加以防范。“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 。这就是皇帝的“统治术”，严嵩在这样的皇权专制下安敢不俯首听命？事实上，自嘉靖21年（1542）以60岁高龄入阁到80岁致仕，严嵩始终怀着对世宗忠诚而敬畏的、诚惶诚恐的心理，“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 ，可谓循规蹈矩、勤勤恳恳。在皇权专制淫威下，严嵩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对世宗强行议礼、斋醮浪费等一些失德失政行为大胆谏阻，甚至被迫代为执行，缺乏视死如归的精神，气节上固然不如杨最、杨爵、杨继盛等人刚直。但试想，如果严嵩采取正面抗命冲突的话，恐怕他早以已被罢黜甚至像夏言一样白白丧失性命，且于事无补。因为内阁是皇权的附属物，严嵩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就必须设法与皇帝和谐相处，他对世宗采取调和、妥协和实用主义的灵活态度，倒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惟有如此，严嵩才能在帝怒莫测、伴君如伴虎之下保全自己，并有所作为，实行与民休息、蠲免赋税、御虏抗倭的政策，维持弊端百出的明王朝于不坠。不过，由于专制皇权的淫威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严嵩不敢触犯宗室世勋大地主的利益，不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不敢通过限革庄田来遏制当时十分严重的土地兼并狂潮，也不敢改革赋役制度以抒解赋役不均所造成民生痛困，而只得奉命唯谨，在世宗大肆斋醮浪费、百官贪污成风之余，尽量节约开支，勉力守成，因而成效不足，未能把积弊已深的明王朝从日益衰败没落的颓势中挽救过来，自己反因违心赞助世宗的不少失德失政行为而饱受人弹劾非议，以致被目为“奸臣”，身败名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成了世宗这个昏聩帝王的替罪羊。著名清官海瑞就曾大胆指责世宗一意修玄斋醮，致使“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他还说“即近事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 “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 。可见，朝政败坏的主要责任在于世宗这个昏聩帝王，而不是俯首听命的阁臣。继任首辅徐阶则比较幸运，世宗死后，他即一改以前媚态，“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嘉隆之政多所匡正” ，乃赢得了人心，博得“贤相”的美名。张居正相比更为幸运，他所侍奉的神宗皇帝不过是个慒懂孩童，因而得以全权处理朝政，整顿吏治，改革赋役，始建功业，成为一代救时名相。如果他处于世宗时代，不仅事功难立，恐怕还早已成为夏言第二。
不错，赞玄修，献青词，助炼丹，结交宦官等柔顺逢迎之举确实是严嵩被人非议的一个重要污点，对此我们应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全面予以看待。在世宗皇权专制的淫威下，满朝官员可谓争相取悦皇上，拍马迎奉蔚然成风。顾可学、盛端明以房中秘方见幸，朱隆禧进春药“太极衣”，都御史汪鋐献“甘露”，督抚吴山、李遂、胡宗宪等献白鹤、白鹿、灵芝等“祥瑞”之物。世宗以道士斋醮用的青词作为选拔任用官员的标准，顾鼎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夏言、徐阶等阁臣即以青词获宠，前五人还被讥为“青词宰相”。这种献媚，连严嵩、张居正这样较有作为的人物也不能例外。严嵩很注意在青词上下功夫，还以高龄之躯冒着生命危险服用丹药充当世宗的试药者，并“巧为迎合，结诸阉人”，使之为己所用，以免其成为自己施政的绊脚石。张居正则是在取得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后，才得以顺利执掌国政的。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满足他的奢欲，送礼金3万两，银10万两，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其他珍玩尤多 。可见，在皇权专制政治下，献媚君上与权阉是阁臣们的共性，是不得已之举。因为严嵩、张居正他们深知朝政的特点，不谗媚君上，不交结利用皇帝身边的近幸宦官，不仅无法爬上高位执掌国政，甚至还会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更谈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有所作为。不过，严嵩升任首辅后，并没有像邓文所说的因此谋取什么私利，更没有卖国通倭。他多次辞免加秩、赏赐与恩荫，三次辞谢少师的官品，并屡次闻过即自劾求罢。严嵩没有从家乡带一个私人入仕为官，独子严世藩入仕走的是普通的荫官之路，入仕后还请世宗给以简僻闲职。在个人生活上，严嵩为人朴素，不逐奢华，“配一品夫人欧阳氏，助公食贫力学，比贵不失素风，与公白首相敬，旁无妾膡” ，这在当时商品经济高度活跃，各级官员贪赃枉法，逐金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形势下是十分难得的。历代史籍皆言严嵩贪污，但《明世宗实录》却记载了严氏抄家持续多年，仍未达到原定的数额，最后把其他人的财物当作“严党”资产没收才算完成任务，“严氏追赃二百万，其赀稍佚，蔓及无辜，一省骚然” 。那么严氏抄家二十年，到底抄了什么东西呢？笔者查阅了明人所著的《天水冰山录》，该书对严氏抄家情况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计有金13171.65两、净银2013478.9两、成千上万件的金银器皿、玉器和书画、房屋宅基地57所、田地山塘27161.819亩，还有新旧衣服2706件、布匹16886匹零一段、零碎段绢51035块、扇柄27308把、旧屏风药材14064包、旧帐幔被褥5461件等，各银器、首饰、变卖田产、房屋以及各种衣被、布料全部折合算成银两，加上净银，共计银2342731.7772两 。这次抄家可谓十分彻底，连破旧衣布都抄了数万件。但试问，严嵩贪污这些东西何用，谁会给一品大员送如此寒碜之礼？显然，严氏本身财产远远不够其政敌徐阶所预定的200万银两，其余财物包括金银都是从别处没收充公的，凑足数额，以彰显严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
严嵩的悲剧，说到底是专制皇权体制下臣子的悲哀。鲁迅说的没错，历史上的中国人，特别是女人，都是奴隶，从来没有当过人。在家庭里，女人包括皇后，都是男人的奴隶，生活极为悲惨；在社会上，全国人都是一个人的奴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体制腐朽，积重难反，条件限制，严嵩内政没作出多大的功绩，其最大的功绩是处理民族关系，抵御外族入侵。对于北方蒙古强敌，严嵩鉴于国弊民穷、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力主不可轻启战端，而应采取以防御为主、辅以通贡互市的羁縻之策。严嵩用翁万达镇守西北，修筑了长城八百里，并修建了北京外城。今天的长城、北京城市建设格局与严嵩是分不开的。对于东南沿海实力相对更弱的倭寇，严嵩则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收效也更为显著。在严嵩的信任与支持下，胡宗宪擒杀了王直、陈东、徐海、麻叶等诸多横行一时的海盗巨魁，取得了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尽管严嵩执政时未能完全肃清倭寇，但倭寇受到致命的打击，东南沿海人民遭受的侵害减少，残余势力最后为胡宗宪手下的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所灭。今人独美张居正与戚继光抗倭，而不提严嵩与胡宗宪，这岂是公平之论？
如此看来，严嵩还可以与刘禅时期的诸葛亮相比啦，与周恩来一样都是在不良局面下的努力把事办好的人。
周打击过的人还少吗？我敬重周总理，但有些历史……算了，不好说，不说了。
没有皇帝了，也不是宰相了。周文莱表面奉承，暗地里使绊。要不然毛哥那么想让他死。小周能力弱阿，搞不定毛戈阿。硬抗只能嗝屁，他不动手整人，别人也会动的，他至少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的秩序。功劳不小啊。我还是很佩服他的，他的生存技能太高了。达到艺术的地步。到了文革，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在自己手上了，我们现在站着说话腰不疼。
严嵩残害了忠良吗？
夏言坐“交通近律”斩，严嵩连送《请容侑首辅夏言》、《再救夏言》等三篇奏疏给嘉靖皇帝，嘉靖盛怒不理；杨继盛乃清议偏激之人物，他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盲目主战，反对开马市以暂时缓和民族关系，视之为城下之耻；其个人气节固然可嘉，青史留名，严嵩却留下骂名。可是若按其主张，只会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杨氏攻击严嵩之文“十罪五奸”之说，美国大学教授苏均炜做了考证，认为全是一派胡言。至于沈炼，更是狂放之辈，不值一硒（口）。王抒之死，因为蒙古入侵，不少中人太监受到生命财产损失，乃向嘉靖控诉，嘉靖大怒，处死之。
民间故老相传,严嵩清誉尚存,以政敌家资来看,严嵩似有蒙冤之疑,望为史者探之!
政治从来是肮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