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光绪 作者 : 美国 黑德兰
中国宫廷和达官贵人的家庭都极为封闭，一个男性外国人，不管身份如何，想要踏入这种禁地显然鞭长莫及，就是对于普通的外国女性恐怕也不一定可能，但对一位西医女内科医生来说就两样了……
第一部分
少数几个见过这位太后的人将她叙述为一位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性。她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态度高贵而傲慢，嗓音中带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绝对的威严。
·译序 ·序
·慈禧太后的早年生活 ·慈禧太后历练的年代
·作为统治者的慈禧太后
第二部分
同治夫妇的婚姻生活极短。他们结婚大礼的三年之后，尚未留下子嗣，年轻的君王就感染了天花，撒手西归了。而过了不久，他那年轻的妻子一点不打折扣地听从了他们女教师的教诲，不久也跟了去。女教师告诉她，她要与自己的丈夫“共甘苦，同贫富”，“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作为反动派的慈禧太后 ·作为改革家的慈禧太后
·作为艺术家的慈禧太后 ·作为女人的慈禧太后
·光绪的自我发展
第三部分
即使不说在世界历史上慈禧太后绝无仅有，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她是独一无二的。她不仅在近半个世纪里把握着国家的航船，而且把握得很好。她将中国政治家设想出的一切重大改革都付诸了实施。与她的人民比起来，她远远高出任何一个蒙古种的女性。
·作为皇帝和改革家的光绪 ·作为囚徒的光绪
·中国的王公大臣
第一部分
译序
作者 : 何德兰
本书作者是美国人依查克·泰勒·黑德兰(1859～1942)，中文名字何德兰。他是美国美以美会教士，1888年来华，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亲眼目睹了清朝的全部最后岁月。他留华既久，又与上层社会多所接触，依据自己的见闻所写的此书颇能增进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比如对于光绪的喜欢看书和慈禧的书画曾有不少材料提及，但书中披露的那些详尽细节却是前所未闻。
不过此书的关键还在于作者的妻子，作者在自序中承认：“这本书中许多材料的取得都受惠于我的妻子。”情况是这样：
“二十多年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除行医之外她也去她们家里作客，还带她的朋友同去，而这些格格福晋对这些朋友都非常客气，她们自己也常常来我家拜访。”（作者原序）
中国宫廷和达官贵人的家庭都极为封闭，一个男性外国人，不管身份如何，想要踏入这种禁地显然鞭长莫及，就是对于普通的外国女性恐怕也不一定可能，但对一位西医女内科医生来说就两样了。
于是就有了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与慈禧的交谈、与大公主的接触、与隆裕的妹妹的交往、与肃亲王善耆的福晋和妹妹的交往等等。
作者对当时的一般社会情况也时有生动的描述，比如满汉妇女的不相往来、贞节思想的流毒、办学热潮的轰轰烈烈等。作者这些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但时至今日，我们对这方面的陌生可能也不亚于当时的外国人了，阅读一下至少是会觉得很有趣的。
第一部分
序
作者 : 何德兰
就在十年之前，对中国的宫廷生活作研究还是不可能的事。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嫔妃们都深居紫禁城之内，与世隔绝，尽管他们急切地想见到世界，而世界也急切地想见到他们。接着，光绪实行了改革，慈禧太后从幕后走了出来。这样，宫廷与欧洲人开始了社交关系。
二十多年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除行医之外她也去她们家里作客，还带她的朋友同去，而这些格格福晋对这些朋友都非常客气，她们自己也常常来我家拜访。所以这本书中许多材料的取得都受惠于我的妻子。
有许多人认为慈禧太后被歪曲了，人们是在她加入义和拳运动这一最大错误的基础上对她加以评判的，这似乎有欠公平，也没有把那场只有她才能设想出来并推行下去的大规模改革考虑进去。中国的高官们一致承认任何情况下她都是主宰，与她接触密切的外国人都对她表示好感，而对她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大部分限于那些从来不认识她的人。就是为了这一缘故，我对她的生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同样，人们也认为光绪皇帝被世人误解了。因为他那特殊的想法和特殊的性格，有的人高估了他，有的人低估了他。说他不同寻常，没人会否认；说他是中国许多伟大改革举措的创始人，也同样正确；但缺乏实施他的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的政治家来辅佐自己的能力似乎是他最主要的缺点。
对我妻子在本书准备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以及我的岳父文科硕士威廉·辛克莱先生的建议，我表示极大的感激。
何德兰
第一部分
慈禧太后的早年生活
作者 : 何德兰
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该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是一个比此前244年的时间都更为动荡的多事之秋。这一时期始于一支侵略军在她的首都鉴定和约之后，始于太平军叛乱大获全胜之时……
少数几个见过这位太后的人将她叙述为一位身板挺直、面目秀丽的高个子女性。她长着一双鹰眼，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态度高贵而傲慢，嗓音中带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绝对的威严。
——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中国，长寿帝国》
有一天，有位福晋来我们家作客，我向她打听太后是在哪里出生的。她以一种怪异的表情看了我一会儿，这才带着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说：“我们从不说太后早先那些个事。”我也对她笑笑，接下去道：“我听说她出生于一幢小房子，就在元故城东门——就是庚子年日本人进北京时炸毁的城门——内一条小巷里面。”这位福晋点点头。“我又听说她的父亲姓赵，是名小军官（她又点点头），后来因为玩忽职守被杀了头。”听了这话，福晋再次点了点头。
几天之后，北京某位名声显赫的学者的几个女儿——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姑娘——来看我妻子，我又接着打听起来。“你对慈禧太后早先的生活知道些什么吗？”我问老大。她面带与先前那位福晋相同的茫然表情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十分谨慎小心地答道：“是的，人人都知道，可没人谈起。”显然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最伟大的蒙古女性——而且如那些最熟悉她的人所认为的，是19世纪最不寻常的女性——的早年生活一直包裹在神秘之中的缘故。太后是否是希图通过拒绝让人们谈论自已的少儿时代来使它销声匿迹，这我不知道，不过我对自己说：“人人都知道的东西，我也能知道。”于是我就着手去了解了。
慈禧太后朝服像我发现她出生于1834年左右，有几个兄弟姊妹。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很好，她还是孩子时就得帮着照看更小的孩子，就像一般的中国姑娘们那样把他们背在背上，用街上兜售或是店里买的一两个铜板的简单玩具逗他们。她和弟弟妹妹们跟邻居的孩子在一起以捉迷藏、抓俘虏、踢弹子、放风筝取乐。早年她喜爱木偶戏和逗鼠、逗熊的表演，其程度并不亚于后来喜爱在宫里招待客人的舞台表演。在需要时她不得不为母亲跑跑腿，上街去买每天吃的食油、洋葱、大蒜和别的蔬菜，这些构成了她们食物的大部分。我还发现，她孩提时曾被卖作丫环并被带到南方的说法没有丝毫事实根据。
她所过的户外生活、她所玩的游戏，加上因为没有仆人而不得不干家务活，使这个小姑娘有了发育良好的身子和健壮的体格，也使她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见识。这种阅历和见识是别无其他途径可以获得的。她属于庞大的中产阶层，知道穷人的疾苦，也感受过饥饿的痛苦。她同情成千上万雄心勃勃的女孩子。她们企图挣脱无知的束缚和过去千百年来的传统——这是种战斗，因为必须在悄无声息中进行而显得更真实。谁能说不是这场斗争和她少儿时代的穷困使得她在晚年产生了让自己国家里的女孩子都能上学的希望？
当这位赵小姐长到了十四五岁，她的父母就带她到北京皇城北边一个衙门里，将她的姓名、年龄、长相、大致的文化程度和可能有的能力都登记了下来，像其他的满族姑娘一样。这种奇怪的程序为的是到了皇上选皇后或妃子、或者宫里挑选宫女的时候，那些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可以知道到哪里去找合适的女孩。
这项习俗并未被满族人视为纯粹的福音。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果敢的话，是很想避免把自己的女儿送去登记的。但这规定是强制性的，隶属于八旗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送自己的女儿去登记。他们对这项习俗的反感在以下这件事中反映得很清楚：
北京的一个女子学校里有个漂亮的孩子，是一位守了寡的满族妇女的女儿。有一天，这位妇女来到学校的校长那里，说道：“宫里来了话，让我们族里的姑娘去见官，预备着送到宫里当差呢。”“她什么时候去？”校长问道。“本月十六那天，”那妇女答道。“看来你是很想让她入选的吧，”校长说道，“不过学校失去了她我会感到遗憾。”“才不是呢，”那妇女说道，“她要是选中了我还不得伤心死了，我来就为了和您商议着看能不能花钱找个人顶替。”校长大吃一惊，问这是为什么。“我们的闺女要给送进宫，”那妇女说道，“那对我们来说可不就跟死了一个样，要到二十五岁才准回家呢。要是呆头呆脑或不会办事，那就少不了时不时的挨顿毒打。说不定什么时候生场病死了，就是死了也不告诉家里人。要是能干，让上头看上了呢，她们就出不来了，也就一辈子甭想再见上一面。”
一开始校长想赞同雇人顶替的做法，不过再一想这样会违反法律，就劝她还是让孩子去好。但那妇女总想让孩子落选，就让她蓬头垢面、穿着脏衣服去见官，好使她尽量显得难看点。
妃子的命运比起宫女来更糟糕，因为她一进宫之后就很少有离开的希望了。她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仆人，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婢女，只不过是玫瑰园一百株蓓蕾之中的一株，很少有开花或被采作宫廷用花的希望。所以当紫禁城的城门在进去当皇妃的年轻姑娘后面关上时，她们就远离了宫外喧闹、美丽而诱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满是男人和女人、姑娘和小伙子、孩子和家庭、绿色的田野和丰收的年成。她们被限制在了一平方英里砖铺的、由二十五英尺高三十英尺厚的墙围绕的狭窄范围内。这里面只有一个不是父亲、不是兄弟、不是丈夫、不是朋友的孤独的男人，再说这个男人她们可能根本连见也见不到一眼。
所以，当咸丰帝选妃的时候，我们的赵小姐被带进宫中，她父母完全可能像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自己家里厄运降临。未来会怎么样，他们谁也说不清楚。紫禁城围着高大的带雉堞的城墙，似乎不像皇宫而更像是一所监狱。不错，他们还有别的孩子，而且她只是个女孩子，可俗话说，“女孩子也是父母的福气”。她已经长大了，家里用得着，而且他们无疑已有了咸丰帝朝服像把她许给什么商人或官员的儿子的打算，这样可以给家里增添财富或荣誉。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没有人会想到这姑娘以后可能享有权力、荣誉甚至辉煌，而最后他们不论作为个人或作为一家子都将因之受惠。他们当时再异想天开也想不到自己能成为承恩公和亲王福晋，而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福晋，或者宫中的侍从女官。可事情后来就是这样。
第一部分
慈禧太后历练的年代
作者 : 何德兰
太后慈恩宽似海。
太后有若天人。
胆识过人，起寒微而母仪天下，
拯危难于不测。
——袁帆①（何德兰译）
①袁帆，不详，现音译。诗也不可考，这里从英文转译。
洪秀全像我们的赵小姐进宫那年是中国历史上难忘的一年。约三年之前（1850年）兴起于南方的太平天国已经在长江边上的南京建都，并派出“长毛”叛军一路向北攻城略地，目标直指北京。他们一路摧枯拉朽，留下满目疮痍，1853年底已到达离京师不足一百英里的地方。
他们的成功实在非同寻常。从西南起兵时是一支一万人的队伍，当到达南京城下时，他们已经有八万之众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军需部门，没有经过训练的军事领导人，但却有不顾一切的胆量和勇气，使官军望风披靡，根本不敢跟他们打照面。他们每攻克一处新的地方，一般的小偷和强盗就怀着抢劫和发财的动机蜂拥加入。每一个村庄里都谣言四起。他们逼近京师时，城里从紫禁城内年轻皇帝的宫殿到城墙根下最穷的乞丐的席棚，每一个角落都流传着荒诞不经的故事。
我妻子说：“我记得刚到中国时，一天晚上和一个老护士银妈坐在炕上，惟一的灯光来自一根浮在油盏中的灯芯。银妈的年纪跟慈禧太后差不多，但她和太后不同，头发已经全白了。当我走进这昏暗的屋子时，有一群妇女和姑娘——都是医院里的病人——围在她旁边，屏着呼吸听她讲太平军叛乱时的恐怖。
“‘嘿！’银妈说道，‘长毛往北京打来，一路上要做的不过是想剪多少纸兵就剪多少纸兵，放在盒儿里，遇上官兵往上面吹口气，它们就成了了不得的兵将，真是锐不可挡。待会儿打完仗，他们得了胜，只要再往它们上面吹口气就完了。它们会化作纸人，仍旧给装在盒子里，不用吃饭，也不用穿衣。真的，长毛的魂儿到处都是，饶他是谁，只要剪了纸兵，它就真能变成兵。’
“‘可是，银妈，你并不相信那些个迷信，是吗？’
“‘那可不是迷信，大夫，是真的，那时人人都信。那时女的不能让人看见有纸和剪子，就怕街坊邻居去官府告密说她给长毛剪纸兵呢。谣言多得什么似的，每个人干什么说什么都得处处小心，要不就被加个通匪的罪名给抓了去。’
“‘可是，银妈，你真的见过什么纸人变成士兵？’
“‘没，我自己是没见过，可离我们不远住着一个老婆子，人们说她通长毛来着。一天晚上我爸看见有兵进了她家，就跟了进去，见里面尽是纸人。你们美国不一定有这些个事，可在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不少人见过。’”
中国各地每逢战乱动荡的时期都会流传这类故事。老百姓走到哪里都面带恐惧、声音不安地悄悄告诉其他人据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看见或听见什么。这些迷信也不是仅仅普通老百姓才有，上层社会的许多人也都相信，怕得不得了。太平天国礼拜堂
太平军叛乱是在赵小姐十五、六岁时发生的，那么在进宫之前的两三年，她一直听说过这些故事。她被送进紫禁城之后肯定仍会听到太监带进来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在宫中所有的妇女中，也在太监的伙伴中流传，而且对于这些与世隔绝的人来说，它们显得更神秘、更吓人，就像鬼故事在夜色朦胧中讲听起来会更恐怖一样。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不正可以说明慈禧太后对1900年的义和拳迷信，以及对他们所称的能随意召唤天兵天将而自己则刀枪不入所持的态度吗？
被称为“鸦片战争”的那场战事结束时赵小姐是十岁。据说当时的皇帝在接到批准鸦片进口的请求时答道：“禁例一开，终为国家之害，断难允准。”不过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大家都承认中央政府强烈反对在中国境内销售和使用这种毒品。退一步说，中国同欧洲政府的第一次冲突就是在这样一种事情上。光荣归于中国的钦差大臣，引起争端的两万箱鸦片移交给他之后，他就下令将其倾倒在巨大的桶内，混合在生石灰之中彻底销毁，以免毒害百姓。中国官员可能表现出了对国际法的无知，他们可能显示了一种不聪明的对外国人的蔑视，但他们鸦片吸食者宁可承担巨大的财政损失而不肯以危害自己的臣民为代价获取税收，而英国投入战争的目的就是为被销毁的鸦片索取赔偿，这些都是抹杀不掉的历史事实。
中国人一般将鸦片称为洋烟。我的妻子说：“访问中国家庭时，他们常常向我递上烟枪，妇女们见我拒绝就会表示惊讶，说她们还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抽大烟呢。”
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此印象如何？英国要求两千一百万两白银的赔款、将香港——南部海岸的一个岛——割让给他们，以及五个港口城市开放对英贸易。中国在东方民族中丧失了宗主国地位，第一回见识了来自西方的白祸。
吸鸦片的满清官员虽然慈禧太后那时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但对外国人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那是一个来抢夺他们财富的海盗，来盗取他们的土地，来他们的国家横行无忌。不论对于男人、女人和孩子来说，外国人都成了真正的妖魔，“洋鬼子”这一语词即由这种印象具体化而成，大部分中国人对外国人都是如此称呼的。一天我在北京的街上散步，遇上一名妇女抱着个两岁的孩子。我从她们旁边过去的时候，那孩子拍拍母亲的脸，悄声说“洋鬼子来了”，惊恐的母亲连忙用手捂住了孩子的眼睛，免得它们看见后受伤害。
有一次，一位朋友在中国各地周游，有一个身穿绸缎、头戴官帽的中国绅士去他住的那个客栈拜访他，对他深鞠一躬，称他为“老洋鬼子先生”。
我妻子说道：“我被上层社会的家庭第一次请去出诊时，常常看见小孩子边从外面的院子里跑进屋里边嚷着：‘洋鬼子大夫来啦!’我甚至听见妇女和我的助手说话时用这一名词称呼我，直到我表示反对了她们还惊讶地问道：‘敢情她不喜欢让人叫洋鬼子？’”所以慈禧太后对外国人的第一印象肯定是恶鬼。
丹比上校告诉我们说：“一个法国人和他的妻子被躲藏在中国的匪徒从东京①抓走了，中国政府接到营救这两个人并使他们恢复自由的请求，于是派出一协军队追到了匪徒的老巢，把被抓的人救了出来。法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协助表示感谢，并奖给了那位协统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可过了不久，他们又以中国耽搁了营救的实施为由要求就这一暴行得到一笔巨额赔偿。中国人目瞪口呆，可他们还是支付了这笔款子。”
①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
这一事件并不孤立，中国政府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中类似的经历还有不少。赫尔科姆、贝雷斯福德、戈斯特·科尔科豪恩等作家在试图说明中国人对我们的情绪时，对这些都报道过。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赵小姐作为妃子而受历练的年代里。
要记住，对许多选来的妃子，皇帝从来没费心去看一眼。到了宫里之后，她们的脾气性情被仔仔细细地记录了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她们对分派给她们的职责的忠诚，她们执行任务时的勤谨，她们御下之宽、对上之恭，以及同列间的相处，所有这一切再加上许多其他方面是她们获得提拔的全部依据。
赵小姐进宫的时候也像她那个阶层的大多数姑娘，并没受过多少教育。她也许学过《女诫》，从中学到：“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她也许被进一步要求：十五岁，过二十；辞亲人，别家里；娴妇职，①从英文转译。习妇事。①要不她也许读过《女孝经》，从里面了解到对地位比她尊贵的人采取什么态度并非小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没受过什么教育。
但她有比受过教育还要好的东西——对学习的爱好。所以当她有幸——或者可以说是不幸，因为我们看到有人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进宫之后，就在那里发现了专教后宫的都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太监。她聪明，有魅力，而且我想还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她野心勃勃，当然这里面没有贬义。她以全副精力投入了学习之中，非常勤勉，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引起教师的注意，而且也是为了把自己造就成一位还过得去的学者、一位不错的书法家、一位杰出的画家。没过多久，她在众多嫔妃中脱颖而出，不但赢得皇后的赞赏和垂青——也许说感情更合适一点——而且得到皇帝本人的赏识，于是被选为贵妃。从那时开始直至皇后的死亡，这两名女子都一直是最坚定的朋友。
这位新的宠妃小时候经历过不少户外生活，是个健康而生气勃勃的姑娘。不久，她就成了咸丰帝独子的幸福母亲了。于是她就被称为母后。过没多长时间她就升到太后的位置，得到了西太后的封号，因为另外的那位是被称为东太后的。从那时之后，这两名女子的地位就相等了，而且在世人的眼里权力也相等。
东太后是娇惯的富室千金，既没有旺盛的精力，也没有坚定的主张，只想得到安逸和舒适，对政治权力并不在乎。慈禧太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皇帝的幸运母亲，又在权力上远远高于她上面的那位，却丝毫未引起后者的羡慕、妒忌、愤怒或敌意。这一事实最能令人信服地体现出慈禧太后的真正伟大之处。现在在看这本书的任何女性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假如她处于这两人当中某一人的位置，作为慈禧她是否能不轻视不那么幸运的、爱舒适的东太后，作为东太后她是否能不恨权力比她大的慈禧？两个女性相处超过二十五年的这种融洽状态在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两广总督叶名琛像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事件，也许是1860年发生的作为“亚罗号战争”载入史册的那次战事。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几年之前几个拥有一条名为“亚罗号”的船的中国人把船在香港注了册，因此被允许悬挂英国国旗。看来这些人无疑是干起了海盗的勾当。鉴于这种行为是数百年来南部沿海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就决定为国家除去这一蟊贼。注册过期九天之后，船上的英国旗依然非法地悬挂着，这时总督将船扣下，逮捕了所有的船员，扯下了英国旗。这一侮辱是英国不能也不想容忍的，所以英国人命令该总督释放被关押的人——这些人全是中国的臣民——要是他拒绝就炮轰他的衙门，把他轰得粉身碎骨。
总督面对这一威胁害了怕，又想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就把关押的人捆着送到了英国领事馆，不过对侮辱国旗的事并未妥善地加以道歉。英国领事恼火了，他把这些人又送还了总督。总督连审判的样子也不做一做，立即将他们砍了头。英国当时正急于打开中华帝国对外贸易的每一扇门户，又将此用作了发动战争的借口。
英国发动了战争，总督被俘虏了，带到印度，从此再未释回。英国似乎羞于第二次单独进行一场没有理由的不义战争，便邀请法国、俄国、美国和它联起手来。法国为了增强自己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很愿意这么做，它仅以有个传教士在广西被谋害为借口就将一支军队投入了战场，其规模使得它足以在事关紧急和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打败英国或羞辱中国。美国和俄国没有宣战的理由，没有要求赔偿的借口，也不想要领土，拒绝像英国一样派遣军队，但给了英国足够的同情和支持，使英国在中国能获得更满意的利益——就是说更能使英国满意，而不顾中国的愿望，虽说不一定不顾中国的利益。
我们都知道，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知道圆明园是因为一连士兵在休战的旗帜下遭到杀害而被报复性地烧成了一片废墟，也知道咸丰帝和他妻子以及他独子的母亲即后来慈禧太后被迫第一次在外国入侵者面前逃走。他们藏身之地热河是荒凉而崎岖的山口上一个设防的重镇，处于中国同鞑靼地区交界处，在北京东北一百英里。这位皇帝就在这地方死了，是由于疾病、愤恨或者伤心，还是这些加在一起的作用，就很难说得清楚了。这时京城和皇位第一次处于西方野蛮人的控制之下，慈禧成了流亡者加寡妇。
这是慈禧太后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她的苦难和她的权力——的开始，她的伟大既反映在她如何运用后者上，也反映在她如何承受前者上。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女人死了丈夫会伤心过度，以致忘记了国家事务，或在那段时间把国家事务交给别人去处理。这位伟大的女性却不是这样。咸丰的弟弟恭亲王被留在北京与欧洲人商谈条约，最后这条约以中外双方全都满意的方式达成了。
咸丰帝死后，有两位亲王组织了一个摄政班子，其中不包括恭亲王，也对两位太后视而不见。一时间对恭亲王来说仿佛是大势已去。但他岳父是与外国人办过交涉的老政治家，催促他在两位太后回京时先行进言。他就这么做了。因为摄政班子和军机处似乎是专门为压倒两位太后和小皇帝而设，结果这些人立即遭到逮捕，为首的砍头，别的或被流放，或被赐以自裁。小皇帝即位时的年号是“祺祥”，可现在由两位太后和恭亲王联手的新摄政班子形成了，年号于是改为“同治”。慈禧历练的年代就这么结束了，从此登上政治舞台。
第一部分
作为统治者的慈禧太后
作者 : 何德兰
作为一个满族女人，慈禧太后能得知事情真相的机会非常少，但她在每个场合都能做到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被周围的反对力量所压倒。这迥然不同于东方宫闱中那些只会纺纱织布的女子。这现象本身就只有对这位半专制主义中国的统治者身上个人特点的影响也予以充分承认才能解释。
——阿瑟·H·史密斯《动荡中的中国》
康、乾二帝共在位一百二十一年。慈禧像从慈禧摄政之后所采取的政策看来，人们不会不感到她完全明白自己曾经做过咸丰皇帝的妻子、现在是同治皇帝的母亲的这个皇室正在腐烂。她那个朝代统治的二百一十八年之中，有一百二十年是由两位皇帝当政的，曾在位的君主只有七人，与整个中国历史上相同时间内出现的君主人数比是最少的。这两位皇帝，第二代的康熙和第四代的乾隆，每人在位六十年①。如果不把慈禧当政的最后六年算在内，这一百二十年是大清朝最辉煌的时期，号称“康乾盛世”。剩下的九十八年中有五位统治者起起落落，在性格和体格上一个比一个弱。等到她儿子同治死亡，这个朝代就连个直接继承人也没有了。
①康熙帝在位时间为六十一年，作者所记有误。
皇室的腐烂、外国的蚕食，再加上汉人对满族统治的反抗，使慈禧太后意识到如想保住她的人民和这个朝代，必须要由一只比她丈夫有力的手来掌舵。在中国传教十三年的丹比上校说：“可以强调，慈禧太后是满族人中第一个懂得中外关系问题，以及运用这种关系来增强王朝力量、推进物质进步的人。”她摄政时幸运地得到了恭亲王的合作。恭亲王长得英俊，身材修长，体态庄严，是乾隆以后皇室中所出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恭亲王像这里就显示出慈禧太后作为统治者的主要特点。她能从成千上万、不管是进步还是保守的中国官员中挑选最杰出的政治家、最聪明的顾问、最安全的领导人以及最好的向导。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中国首都除紫禁城之外的的首要人物。他二十六岁时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那时他参与对一位未能履行其说服额尔金勋爵及其战舰1858年退出天津的诺言的军机大臣的审判。第二年他进入管理“夷狄”事务的理藩院。再过一年当朝廷逃跑之后，他被留在北京同已占领了北京的英国和法国人商订和平条约。杰尔士教授说：“在那种棘手的情况下，恭亲王的老练机智嬴得了他的对手们的钦佩。”当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成立时，恭亲王就成了它的第一任长官，这一职务他连任多年。
我们已经看到，他在他的兄长咸丰死后靠智谋成功地推翻了僭越的摄政班子。他与慈禧太后一起将她年幼的儿子扶上了皇位。恭亲王与两位太后联合摄政。这样的情况持续多年，其间东太后并不行使任何权力，而恭亲王的权位日隆。这样的安排似乎各方都能满意——除了慈禧太后。在她看来，他正越来越快地大权独揽，她和东太后却在以同样的速度向后退却，而实际上当时的计划是让他和她们一起“同治”的。朝廷在接见官员时，每一次都只有恭亲王能与他们面对面，而两位太后不得不留在帘子后面听他们商议，除提一些建议之外无法亲自参与其间。
恭亲王是出头露面的政府首脑，而且加官晋爵不能不通过他，所以难免就受到中国官员们的阿谀奉承。这使得他妄自尊大起来，而且有意无意地在两宫太后面前也不再显得那么恭敬了。可是某天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他被褫夺了所有的职位和权力，连走出自己府第的大门也不可能了。两位太后联合发了道懿旨，责备他“目无君上”。恭亲王立即认罪告饶，这样他的全部荣誉以及相应的尊严都得到了恢复，但他此前作为联合摄政者之一的权力却荡然无存了。就这样慈禧太后除去了她重建清王朝的第一个障碍。不过为了向恭亲王表明她们对他并无恶意，两位太后将他的女儿收作义女，授予固伦公主衔。尽管恭亲王早已去世，他的女儿仍然健在，她在过去十年与外国的交往中，是宫廷圈子里仅次于慈禧太后的主要人物。
驱逐了一起摄政的恭亲王之后，慈禧太后在同治帝亲政之前逐渐把握了国家大事的权柄，而那个东太后慢慢退居幕后。慈禧太后的目光很远。她只有一个儿子，而生活中又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她开始进行一个确保皇位继承局限于自己家族的计划。为了这一目的，她安排了自己妹妹和一般称为七王爷的咸丰小弟弟之间的婚姻。慈禧希望万一她自己的儿子同治死后无子，他们这一结合可以产生一个够格的儿子来坐龙床。她觉得这个国家需要能激起信心并能消除不稳定的核心人物，需要强有力而又稳健、气量大而又能克己奉公的国家首脑。她想要制造一个这样的人物。她能成功与否只能俟诸未来，但命运布置给她的一大任务是，让够格的继位者准备好公开而明智地面对并解决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她的前任们来说由于过大、崭新和复杂而无法解决。虽然对她来说，并不是这样。
同治帝十七岁时娶了京城名门出身的满族年轻女人阿鲁特氏，名义上亲政，但实际上对国家事务的最高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他强有力的母亲手中。英、法、德、俄、美等欧美国家的公使当时已经长驻北京，觉得这是个提出觐见新皇帝的好时机。经过与恭亲王和慈禧太后长时间的讨论，这事果真就安排好了。公使们再也不像以前觐见皇帝那样必须跪拜了。
同治夫妇的婚姻生活极短。他们结婚大礼的三年之后，尚未留下子嗣，年轻的君王就感染了天花，撒手西归了。而过了不久，他那年轻的妻子一点不打折扣地听从了他们女教师的教诲，不久也跟了去。女教师告诉她，她要与自己的丈夫“共甘苦，同贫富”，“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人们认为阿鲁特氏的死里面有“猫腻”，但她的娘家人并不相信，因为她父亲的官位一直未倒。拳民之乱时，他跟朝廷逃到保定府后听说京城已落到可憎的外国人手里，于是传话给家里人说他宁愿自杀也不会去吃外国人的东西。家里人得到他这一口信后就吩咐仆人们在他们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然后他们全都躺在坑里，命令这些苦力们把他们埋了。开始这些人不肯这么干，后来没办法，也就服从了。这么一来，她父亲家里除一个孩子被一名忠实的奶妈救下来之外，所有男性成员全都死了。
李鸿章像同治死的时候，宫里一个有势力的集团反对两位太后，力图推翻太后集团，把恭亲王的一个浪荡子扶上皇位。不过慈禧太后就在宫里，自然能很快知道同治的死亡并选好和宣布即位的嗣君，在外面的人要想捷足先登，非绝顶聪明不可。慈禧太后先是派人把同治的病情秘密通知在八十英里之外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并督促他带着他的军队火速进京，以应付同治死亡和宣布即位嗣君时可能引起的任何动乱。
李鸿章接到命令之后，立即着手付诸实施。他带领最可靠的四千名淮军，步、骑、炮兵全都装备精良，开始秘密地向北京急行军。八十英里路程三十六小时走完，他计划午夜到达。李鸿章和他的精良部队按时进入北京，他们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开进了紫禁城，人衔枚，马摘铃。进紫禁城之后，各城门的八旗守军就被李鸿章的淮军兵勇所代替了。慈禧太后这时已派出太监指认了宫中有反叛之嫌的和公开支持叛逆分子的禁卫军，这些人就被解除了武装，绑起来送进了监狱。炮兵奉命把守紫禁城城门，骑兵在城中巡逻，步兵则缉拿零星的叛逆分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分遣队被布置在慈禧太后和她挑选的嗣君四周。当早晨的太阳在紫禁城上空辉煌而明亮地升起的时候，一觉醒来的叛逆分子们惊讶得发了傻。剩下的那些，有的被投入了监狱，有的被永远流放到了满洲原先的荒野里。当慈禧太后宣布她儿子同治死亡的消息时，也宣告由她妹妹的儿子光绪入继大统，并在其未成年期间由她和东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安排好之后，李鸿章跟阿拉伯人似地卷起了帐篷，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慈禧太后的聪明和伟大之处就表现在这里，她把京城里和外省杰出人士都聚集到了自己周围。李鸿章在太平军叛乱时期获得了能干之名，并由于他在最后歼灭太平军中所起的作用而被授予伯爵。从那时候起她就把他放在离京城足够近的显要位置上，以便能很方便地得到他的效力。他二十四年来一直呆在直隶总督的位子上，手上掌握着中国历史上最大和最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他也一直清楚地知道，他是被一双鹰的眼睛紧盯着，看他是否有任何叛逆的迹象露出来，而他的侄子则被留在京里当作人质。当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或者被外国当权者李鸿章及其家人招待得忘乎所以时，他就会被善意而坚决地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以提醒他北京有一个强权人物才是他所依靠的。
李鸿章的杰出才能导致自己树敌太多——他的敌人包括那些败在他手下的人，那些他不想或无法帮助的人，那些受过他处罚或被他罢了官的人，以及那些因为妒忌他而怀恨在心的人。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派了张荫桓前往谈判和平条约，但日本人拒绝接受他，而且除非“李鸿章主要以其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及所受民众的爱戴而被任命为特使”，不然对此事不予考虑。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去的，脸上又是怎么挨了一个日本狂人的枪子的。子弹嵌入他左眼下部，到死都没取出。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恢复的，又是怎么因为他的不幸遭遇而谈成了比较好的条款。接着他回了国，可是照丹比上校的说法，“只是由于太后与他的友谊和他个人的不幸遭遇，他才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因为“这项新的条约在中国遭到了”吹毛求疵者的“强烈谴责”。他们正是那些不被日本承认为特使的人。
1896年他被派到莫斯科去参加沙皇的加冕仪式，接着进行环球旅行。李鸿章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热情的款待，这对中国的政治家或者亲王来说都是所没有享受到过的礼遇。他将要起程时，我应他要求让人在一柄团扇上替他画了幅地图，一面是东半球，另一面是西半球，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他旅行时车船将要经由的全部航线和铁道，以及他预定逗留的港口和城市。他同格莱斯顿①一起合影留念，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②”。但在他回到北京之后，仅仅出于妒嫉，人们把“他当作死火山对待”。慈禧太后邀请他参观颐和园。太监带着他到处游览，招待他喝茶抽烟，把他领进只有太后才能进去的楼阁，接下来他就下了无人不与他作对的刑部。现在这位被许多国王和宫廷尊崇、被许多皇帝和总统优礼、就是我国政府也化了三万美元来招待的大学士再一次被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并罚没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薪水半年，数目是有趣的四十五两金子，约合三十五美元。当时在北京，人们传说仅仅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干预才使他免遭监禁和进一步受辱。
①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度担任英国首相。
② ②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以战争击败法、奥，统一德意志，有“铁血宰相”之称。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军机大臣领班的职位上呆过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被贬黜过许多次，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在三十年里则始终是个“不倒翁”，所得到的荣耀全都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大学士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从来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未遭过她的贬黜。用得着问理由吗？答案并不难找。他们都是她的国家里最进步的官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统治，所以没有必要提醒他们上面有个强权人物。只要她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他们从天上掉到地下。不过，对袁世凯就不是这样了——我们会在下面的章节中讲到他。
至此提及的所有杰出官员都属于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他们全是慈禧太后的心腹，被委以重任，全都为进步和改革而努力。可是欧洲作家一说到慈禧太后总认为她是反动派。正如我们所见，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慈禧让一些保守派官员仍呆在总督或大学士的位置上，因为这样所有重大问题的正反方意见她全都可以听到。
这些保守派中有一个是现在摄政王载沣的岳父荣禄。当太后让袁世凯负责北洋新军的时候，她也将荣禄任命为直隶总督。一个是进步派，一个是保守派，不彼此通知，不得到对方的同意，什么重大的行动都无法实行。慈禧太后是否预见到了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可是她已经做了防范。这个危险是指1898年那件事。当时皇上命令袁世凯带领他的军队进入荣禄像北京，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并保护改革运动。这件事以后会讲到，这里提一下不过是为了显示慈禧太后是如何以一位官员对付另一位官员、以一派对付另一派，来防止任何这类灾难或突发事件的。袁世凯不论带他的队伍去北京干什么，不首先通知他的上司荣禄是不可能的，除非将他处死。而要袁世凯去幽禁慈禧太后那样重要的人物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他和荣禄的职位全都出自她的任命。
慈禧太后以一派对付另一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派端王兼管总理衙门。自从他的儿子一度被定为皇位继承人以来，慈禧太后似乎认为为了他自己的教育和发展，应该让他去接触接触外国人。大多数外国人鉴于端王的排外倾向，对这项任命很是反感，但罗伯特·哈德爵士说道：“可是照我看来，这没什么不好。慈禧太后很可能对端王说：‘你和你的一派人往这边拉，庆王和他的那派人往那边拉——我夹在你们中间怎么办好？可你是将来皇帝的父亲，得为自己儿子着想。你还是义和团统领和九门提督，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我就让你兼管这个衙门，做你感到最最合适的事情吧，小心别让祖宗的宝座传给你儿子时给玷污了，也别让祖宗的疆土有所萎缩。权力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主要的利益也是你的！’我可以想象出慈禧太后对端王采用了这种方法。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大臣进入总理衙门之前都极端排外，但以后就改变了，行为变得很有理智，我相信这种对国家的责任和与外国人的实际接触对端王将是很好的经历和有益的教育，他最终会坚定地支持进步事业和中外友好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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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作为反动派的慈禧太后
作者 : 何德兰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来直到现在，中国最有趣的人物是我们称之为慈禧太后的那位夫人。太后在垂帘听政期间处于每一个带有改革性质的运动的前列，其统治的性质只能从这一时期的性质加以判断。由于意志和感觉缺乏一个赖以遵循的明确中心，外交是失败了。它的杠杆找不到支点。于是在中国获得成功的永远只有依靠军事力量。与太后这么一个女人就真的不大可能打交道吗？
——《布莱克伍德氏杂志》
在1897年11月1日至1898年4月16日之间，德、俄、法、英从光绪皇帝无力的手中攫取了中华帝国四个最好的港口，弄得中国连集结一个舰队的地方也没有。整个国家都愤怒地沸腾起来，甚至我们的教会学校里，每篇文章、每场演说、每次对话或辩论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如何改革中国和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学生们、青年改革者们和外国人都认为光绪的路走对了。但中国的大官却疑虑重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疑虑——进步的和守旧的都一样——慈禧太后才被要求重新训政。
慈禧太后的敌人不妨问问他们自己看，在遭到列强的巧取豪夺之后，如果是由他们当政，他们会怎么做呢？你们说她是排外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形下，你们会和德、俄、法、英诸国眉目传情吗？必须坦白地承认，她将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握之中并与迷信的拳民结盟，那是太不明智了，但如果是你又会怎么样呢？处于她那种几乎要被淹死的情形之下，爱国的拳民好像是一根巨大的原木，你难道就不会——当然喽，如果你的理智还相当健全的话，你是不会——你难道就不会用手去抓吗？
某位批评她的人说：“一般人认为，康有为向光绪帝提出，要是皇上想确保自己的地位，他就必须让慈禧太后退休，并将荣禄斩首。”这似乎合情合理。但它如果是真的的话，情况一定十分危急，使改革派不得不开始杀他们最大的对头、并幽禁那些曾给改革派大权的人了。然而当时还没有人要对改革派动一只手指头。不知你注意过没有？我们对手所做的受到我们强烈谴责的事，如果我们这边的人做了，很快就会得到原谅。谴责慈禧太后杀害六位青年改革者的人，对光绪帝下令杀掉荣禄和囚禁他的养母就很乐意加以宽恕了。
北京有两个势力强大的派别：以庆亲王为首的进步派和以荣禄为首的保守派。慈禧太后也许是这么想的：“进步派和改革派过时了。他们已经试过他们的法子，可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只有和平——可那和平总是疆土换来的。现在我想试试另一个法子。我不想再把港口送人了，面对每一回侵犯，我都要抵抗到底。”于是她对谋杀德国传教士一案时在山东巡抚任上被革职的李秉衡大加青睐，任命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无疑保证过在那片疆土上对外国人的侵犯抵抗到最后一刻。同时，而荣禄作为直隶省和北洋三军的统帅则被留在了北京。随后慈禧太后又任命另一名与李秉衡同样排外的保守派刚毅巡视全国的防守情况，并为枯竭的国库筹集巨款。去南方各省活动的刚毅这时筹集到了不下二百万两银子，显然都用在购买枪支弹药和备战上了。慈禧任命另一个同样守旧的满族人毓贤接替李秉衡的山东巡抚一职，后来的拳民之乱就是由他造成的。当他由于外国人的反复请求被从山东巡抚任上撤换时，她还在北京接见了他，对他进一步加以恩赏，并派他担任邻近的山西省的巡抚。后来的屠杀，几乎全都是在那里，在他的管辖之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认为，毓贤就是整个义和拳运动，因为杀尽洋人似乎就是他的计划。
但是在如此深结保守派的同时，慈禧太后并未与进步派一刀两断。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端方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而刘坤一、张之洞、奎俊也都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所以这两派当中的精英人士又一次全都为她服务了。接着她开始发出谕旨，收回那些光绪帝早先所发改革诏书。这些谕旨中，1898年9月26日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下面这道措辞最为得体、最能体贴皇上的情绪了：
“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本意。
“所有现行诸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转多摭饰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裁撤。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
我请读者研究一下，如果还不明白就抄写一遍，看看改革的精华是否真让慈禧太后给抹杀了，即：“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要是不幸的传教士、遭黜贬的官员以及可以“自便”的民众意识到这一点，可以省去多少是非！
前面的谕旨颁布三天之后，就是9月29日，慈禧太后又假借皇上的名义下了道诏书，命令惩处康有为及其同党。如果康有为真无缘无故地建议皇上杀荣禄、囚太后的话，要是你处在她的位置上你又会怎么对待他？诏书说道：
“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这个诏书以及处决了一、两个别的官员，可以算是慈禧太后最大的罪——确实罪行不小——不过完全不能跟“好女王贝丝”①的那些罪过比。
①好女王贝丝，指英国都铎王朝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在位时期厉行专制统治，初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
现在我们来谈谈据说是慈禧太后发给她的督抚、将军和提督的一封密诏，日期为1899年11月21日。我将此视为这位伟大女性所实施的一件最伟大、最勇敢的事情。
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之后，意大利步别的列强的后尘，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但它遇到的掌权者变了。它和每个别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中国对此的回答是断然拒绝， 而且开始为抵制这种欲望作准备。不久事情时局图变得很清楚，意大利想要取得三门湾的话，就必须通过战争。可它对战争并没有兴趣，所以要求就收回了。这件事对理解前述11月21日的密诏（见下）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时事艰难，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目下中国财力兵力而论，断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负情形非可逆料。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往往预存一和字于胸，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特严行申斥。
“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忱，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
某个批评她的人指着上述诏书的最后一句问道：“这话不是挑战吗？”我们答道：是的。慈禧太后渴望通过抗争来拯救先人的家园和坟墓，使其免于受到破坏和劫掠。北美十三州不是为了比这更小的事就向英国挑战吗？日本不是为了比这更小的事就向俄国挑战吗？慈禧太后不惜一战，不是为征服，而是为自保；不是为荣耀，而是为家园；不是为邻居的嘲笑，而是为“强敌”的“凭陵”。她的不明智，不在于不惜一战，而在于把迷信的拳民这种乌合之众当作结盟和依靠的对象，在于相信她“数万万”毫无约束的“壮丁”可以抵挡西方来的数千或数万名指挥有方、训练有素的聪明士兵。
1902年法国明信片慈禧太后不惜一战，而不是软弱地屈从欧洲列强的领土要求，这可以从以下总理衙门发给督抚们的诏书中进一步得到证明：
“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她派了两个特使去日本，希望与其就西方来的白祸达成一项防卫联盟。但这一次千虑一失，她在人员的挑选上犯了个错误。这两位使臣跟我们一般所见的黄种人不同，对他们的使命泄露得太过分，最后被不体面地召回，而条约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部分
作为改革家的慈禧太后
作者 : 何德兰
慈禧太后在其以权位性命为赌注的保守做法遭受失败之后得了教训，转而实行进步政策。实际上，她做得超过了她的外甥。“千秋万岁！”“长治久安！”在她的有生之年，是可以指望她将她如此热情支持的事业进行下去的。她实行铁腕统治。她充满勇气，在许多崭新未知的道路上驾驭国家战车而毫无动摇之意。她知道她可以依靠她那些总督巡抚——由她任命的人——的支持。她也知道改革思想在国内已经深入人心，人民的心是向着她的。
——W·A·P·马丁《中国的觉醒》
1902年6月，朝廷从西安回到北京后没多久，就向驻华各使馆的外交官太太们发出了去宫里觐见慈禧太后和赴宴的邀请。外交官太太们于是到一处使馆开会，一起进行磋商如何应对此事。许多出席者的动机跟普通旅游观光的人差不多，只想进宫看看而已。除了一、两个人曾到过宫里之外，这些太太从未觐见过太后。其中有几个人在1900年使馆被围期间被困在英国使馆，度过了从六月到八月令人难熬的八个星期。她们眼见皇城城墙上的枪炮向使馆倾泄，出来以后就有了一肚子火。当中有一个人还因为表现勇敢而获得了本国政府的授勋。当时她和她的丈夫躲在防御工事里。她的丈夫被爆炸的地雷掀起的尘土盖在下面，又被另一处爆炸震了出去，居然没有受伤。还有几个是新近来北京的，没有这些辛酸的经历，但对慈禧太后却听说过不少，她们叫她“雌龙”，急于一见。
慈禧回銮图
主持会议的人在北京呆得最久，是外交官夫人中的元老了。第一个要决定的问题是乘什么交通工具去紫禁城。结果没怎么讨论就决定了坐轿子，因为那样显得最尊严，而且在中国只有贵妇人才坐轿。接着会议主席要求就引见的礼仪形式发表意见。一个人提出不要规定什么礼仪，而是大家一齐涌上前去，这样就没有人可占先，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随意观察这条母龙。还有一个人说：“六月的天气，那天一定会火烤一样。离她远点的好。而且她还要叫卫兵保护着，烤我们的还不仅是火呢。”会议主席听了这些提议看上去很担心，但依然很有尊严，保持着冷静。随后有个温和的声音提出一般所有的觐见都要行屈膝礼的。“屈膝礼！”立即就有另一个声音愤愤地说，“要我们向她行屈膝礼，还不如让她跪拜在我们面前，求我们原谅她想开枪打死我们。”不过到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宫内接待公使们的形式办。在这第一回觐见时，北京有些公使馆的外交人员之间普遍存在的情绪从这些小事中可见一斑。
“几天之后，当我们跟着那些华丽的格格福晋走进朝会大殿时，一切都改变了。我们抬眼望去，慈禧太后坐在丹陛之上的宝座中，左边是皇上，旁边跪着军机大臣，仪态万方的格格福晋们行礼时膝部弯曲到碰在地上。我们忘记了前几天会议上的那种愤慨情绪，感受到了她尊严的举止和环境所引起的敬畏，于是不由自主地行了三下觐见帝后时必须行的屈膝礼。我们由衷地感到，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庄严女性真不愧为标标准准的女皇。她的手里操着全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祸福。她明亮的黑眸仿佛能猜透我们在想些什么。事实上她也颇以能一眼就看出眼前出现的每个人的性格自豪。”
外交官夫人们按照级别站好后，带队的夫人就向太后表达了她们美好的祝愿，而太后也和蔼地回答了一、两句。接着每位夫人的名字被一一唱出。被正式引见时，她走上丹陛，行屈膝礼，而慈禧太后就伸出手来，与她握握手。然后她来到左边，被以同样方式向皇上引见。
慈禧太后就是这样开始对宫廷习俗进行改革。直到那时，这种习俗还使她不得不呆在帘子后面，难以在台前行使她的统治权。外界无法看见她，她也无法得知百姓的实际需要。在她之前，国家和百姓都是古老习俗的奴隶。可是在她掌权之后礼仪变成了民众的仆人。照诗人的说法，她似乎认为：“规则是好东西，但别永远不敢拆散他人的脚手架；它不是搭来让你攀的，虽然它也许对你有用。”
皇上引进铁路、电报电话、新的教育制度和其他一些改革措施，自然有其功劳。但是不得不承认，是慈禧太后的个性、权力，以及政治才能将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另章叙述的妇女教育运动则应该永远归功于这位伟大的女性。自从她从幕后后面走出来，让画家绘制自己的肖像，妇女的自由就确立了。
一天我去美国使馆时，他们给我看了两帧太后的大幅照片。一帧约三英尺见方，准备送去给罗斯福总统①，另一帧是给康格少校的礼物。同样的照片也送给了每个国家的驻京公使和该国的当政者。我对自已说：“慈禧太后真精明。她知道自己已被歪曲地描绘了，她知道自己的肖像画得远不如相片真实，所以就想让所有的文明政府都保存着她真正的形象。”这精明不一定生而有之，是那些劝她让外国人替自己画像的人促成她这么做的。
①罗斯福总统，指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
几年之前慈禧太后有一个梦想，梦想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制度。这就像她所有的行动一样，比她那位聪明的外甥伟大得多。当然，政府是满族人的，真的要给也得由满族人给，任何激进的改革都得由当政者实施。不过慈禧太后想自己享有这一荣誉，希望它能在她的有生之年成功实施。
这遭到了不少阻力，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她推翻光绪时自己所在的保守派。保守派把这看成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冒险，竭力来制止这一改革。但慈禧太后召来了满人中最杰出、最进步的端方，派他带领代表团周游世界，去仔细考察各种各样的政府，以便回来对在中国实施宪政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向她提供建议。
一列专列拨了出来，就停靠在皇上居所前的宫门外面的车站上，准备将代表团从北京送到天津。代表团已经进了车厢，旁边狭长的过道上挤满了来送行的人群。这时嘭的一声，发生了爆炸。车厢炸开了，有几个人受了伤，其中包括某些受了轻伤的代表团成员，而那个拿炸药包的人则被炸得面目全非。有好几天城里是一片混乱，所有的城门上都派了卫兵，尤其那些通往宫里的城门更是戒备森严。那个恐怖分子的身份也在被想方设法予以查证。但一切努力都未收效，没有再发生任何事可以显示他是有同伙的。于是代表团分散开来，独自悄悄地出发，到天津会合后再踏上出国考察的旅程。
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经过的国家都尽量为他们提供了考察该国宪政的便利。回到北京之后，这次行程的报告以一百二十卷的篇幅发表了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以日本宪政为蓝本，准备尽快在中国实行宪政。
率领这一代表团的是端方阁下，他是当今满人中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像袁世凯一样，在拳民运动期间保护了他所辖境内所有外国人。他感激美国人在促进中国开放中所做的工作，这一点很明显地见之于1906年二月他在华尔道夫大酒店的讲话中，他说道：
“今晚吾人在此荣幸地见证美国教士推进中国人进步之功。彼等将西方文明之火光带进中国每一角落。彼等以中文翻译泰西宗教、科学著作，殚精竭虑，功德无量。彼等建医院、办学校，助吾人拯苦济贫。现今我国的觉醒隐隐在望，实与彼教士启导之功关系甚大。对此我国铭感无已。”①
一些人或许以为这只不过是在这一特殊场合发表的观点，因为他周围当时正巧全是秘书和其他对这一事业感兴趣的人。但此后他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参加了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更进一步地表明了事情并非如此。其中的一次他对学生们是这么致辞的：
“这是兄弟我第二次参加你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了。这里的良好秩序叫兄弟佩服。见到你们礼仪精熟，学问湛深，操守优秀，甚为欣慰。总教习及列位师长对我们的学生关爱有加，令兄弟万分感激。处处可以见到这种关照。兄弟希望这些学生将来出仕，不可忘记师长之爱，处处力行此种美德。无论东西方，良师之道在于仁爱，列位毕业后当老师总以身体力行为要。如此，则你们的知识就切实可行，才能就有用了。”②
①②从英文转译。
我引了以上这些，是用来证明这样一位皇太后挑选来带领代表团的人是多么宽容开明。代表团中另一名重要的成员是贵族载泽。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娶了皇后叶赫那拉氏的一个妹妹，因而是慈禧太后的外甥女婿。太后与端方的君臣关系决定了他无法像一个亲戚那样把旅行的细节一五一十地详细告诉她，而要日理万机的太后把他们回来后出版的那份一百二十卷的报告从头至尾看上一遍也同样不可能。但是，如果太后将这位外甥女婿叫到跟前，让他详尽地将一路所见说上一说，那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她急于在她的有生之年把宪政交到百姓手中，可是没法做到。这宪政制度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实行还是个未知数。
鸦片烟馆慈禧太后发起的第二个伟大改革是抵制鸦片。只有在考虑了这种毒品在中国是如何地泛滥成灾之后，才能对这一改革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中国人告诉我们，吸鸦片成瘾的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有一天，我在北京的街头散步，走过一个大门，里面冲出一股不但难闻而且令人恶心的气味。我又往前走了几步，进了这城里最好的一家古董店，发现街上那种气味增强了十倍，因为店里的一个伙计刚抽完烟。我离开了这家，又来到另一家店里，那里的店主已经吸鸦片吸得把生意全给败光了。差不多就在这期间慈禧太后颁布了以下的诏书：
“鸦片烟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且令神州故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近来官绅士庶，多知悔悟，争相结社劝戒，即素嗜鸦片者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自怨自艾。各国善士尚多倡设公会，劝禁栽卖，广施方药，每以中国鸦片不除引为深憾，则身受其害者应如何淬厉奋发，力拔根株。
“前经降旨，颁布禁烟章程，期以十年，使洋药与土药同时禁绝。着民政部度支部迅即会订稽核章程，严定考成，请旨颁行。”
民政部立即制订了一些执行这个诏书的细则，其中有：
所有吸食鸦片的人都必须登记，并申领执照。
吸食鸦片的官员被分成两类。年轻的必须在六个月之内戒断，而对老人则没有规定期限。但这两类人在戒鸦片期间都必须自己掏钱雇合适的人来代替他们执行公务。
所有的烟馆都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关闭，这之后无论烟枪还是烟灯都一概不准再制造、销售。不过卖鸦片的店仍能再继续营业十年，这是鸦片买卖可以存在的最长期限。
政府允诺为戒鸦片提供药品，并鼓励成立禁烟会，不过不允许这些禁烟会讨论其他政治事件。
除中国之外，最受这场改革运动影响的是英国。在这份诏书颁布时，英国每年要运送五万箱鸦片到中国市场，但它立即同意道，如果中国真心改革，并把自己国内的产量以每年百分之十递减的话，英国也将以同样的速度削减它的贸易。可惜慈禧太后没等到这场改革胜利结束就死了。但不管这场运动的结果会怎样，她的创始之功总是抹杀不了的。慈禧乘舆
这是慈禧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但除此之外，她还得负责实现光绪皇帝建立铁路局、矿务局以及采用西方教学制度的学校的努力。她不仅废除了旧的考试制度，而且引进了一套新的运作方式，这样所有从欧美大专院校毕业的人通过相应的考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根据他们所持的文凭——都可以获得中国的学位，可以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这样的考试已经举行过，一大批西方学校的毕业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得到了举人或者翰林的学位。
第二部分
作为艺术家的慈禧太后
作者 : 何德兰
中国的艺术家尝试过所有的艺术体载。他们曾经处理过各式各样的神话、宗教和历史的题材。他们画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也画那些从诗歌和浪漫故事中获取灵感的场景。他们描画静物、风景和肖像。他们的最高成就也许当属风景画，那些风景画透露了对大自然的热爱。艺术家们精心描画大自然的每个方面，包括它迷人的魅力和真切而生动的诗意等等。历朝历代，艺术家们在画动物和禽鸟的水平上都出类拔萃，尤其是画花丛中的禽鸟和飞虫。
——S·W·布舍尔《中国的艺术》
一天，顺王福晋府中的总管太监来我们家，请何德兰太太去给顺王福晋看病。他坐在我的书房中，看着墙上挂的中国画——其中有两幅出自慈禧太后的手笔，说道：
“您喜欢中国艺术？”
“我真的很喜欢。”我答道。
“我看您这儿有些画是老佛爷的真迹。”他接着说道，用北京尽人皆知的称呼来称呼慈禧太后。
“是啊，我有七幅她画的画。”我回答。
“您有书画供奉缪先生的画没有？”他问道。
“很可惜，没有，”我答道。“我好几次想法要弄一幅，可至今得不到。我在琉璃厂所有最好的铺子里都问过，但他们没有，也不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
“那是，店里怎么买得到?她的画不卖。”他解释道。
“这真太可惜了，”我接着说道，“我很想得到一幅。据说她画得非常好。”
“敢情，是画得不错，”他随随便便地说，“她住得离我们府里不远。我们有好多她的画，不难弄到。”
“你们也许不难弄到，”我答道，“可是对我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
“您要是想要，”他自告奋勇道，“我给您弄几张得了。”
“你真是太好了，”我答道，“可你怎么去弄呢？”
“喔，我就偷上几幅给您带来。”
不用说，我告诉他我不能同意偷缪先生的画。不过他一定是把我的爱好告诉了顺王福晋。何德兰太太下次去她们府里拜访时，福晋就给她看了慈禧太后画的画和一些缪先生的画。
“这些画真的是太后画的吗？”何德兰太太话音中有些惊讶。
“是啊，”顺王福晋答道。“我在现场看她画来着，所以都是真品。”
几个星期之后，何德兰太太又被请去给顺王福晋看病，没想到缪先生也在，她跟缪先生和顺王福晋在一起很愉快地度过了一、两个钟头。当她将要离去时，顺王福晋——她是皇后叶赫那拉氏最小的妹妹——拿出一幅雄鸡啄虫图，说是她请缪先生画的，要何德兰太太收下来，作为画家和她本人送的一个小礼物。
交谈之间，何德兰太太认为慈禧太后肯定学艺许多年了。
“可不是吗，”缪先生说，“她才学那会儿我们都还很年轻。她给送到宫里没多久就开始读书，拿起笔来多少有点消遣日子的意思，可主要还是因为喜欢艺术。她细细磋磨书上印的、宫中收藏的古画，没多久就显出了难得的才能。我那时还年轻，弟兄都画画，丈夫过世了，就应召到宫里供奉。”
“你是汉人吧？对不对，缪先生？”
“是啊，”她答道，“本朝没有汉人女子到宫里面的规矩。我是松了脚，梳了满式头，还穿了她们的袍子，这样才进宫的。”
“你每天去宫里吗？”
“年轻时每天去。万岁(对慈禧太后的另一种称呼)那时对画画挺起劲的。我们常常大半天不是画画就是学画史，看书里的画，或是宫中收藏的古代名画。您大概也知道，她最喜欢给人的礼物就是一幅自己画的画，上面盖了她的玉印，写了日期，还题首署名如意馆专作的诗。在她给的礼物里，人家最看重的就是这些画。”
我见过几个亲王府的墙上都有太后的画装点着，还有好几个做官的朋友家里也是这样。我觉得其中有些画很有魅力，似乎画得不错。它们的主人把它们当作宝贝，但我急切地想知道缪先生对太后的绘画才能怎么看，所以就问道：
“你觉得太后画得好吗？”
“太后是了不起的人。”她答道，“画画自然不是专门做的事，不过是空下来弄弄罢了。她要是把整个心思全扑上去，肯定会有很高的画名。太后作画时运笔准确有力，只有那些有天分的人经过训练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她鉴赏的眼光非常好，就可惜没人替她为国事分忧，让她空下来施展天生的画才。”
慈禧太后拥有十八位宫廷画师，都是从全国最好的画家当中选出来，并由她任命的。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为她作画。他们被分成三组，六人一组，每个月要值十天班。因为我对中国艺术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跟大多数宫廷画师都混得很熟，知道他们的艺术特点。有一组领头的是关先生。某一天，我知道他身体不太好，没去宫里当班，就到他家拜访，发现他正在起劲地工作。他对我说，他的病痛并不妨碍他工作，只是没法去宫里了，就像小孩子告诉母亲说他病得上不了学，可也不用上床躺着。另外，我还听说他的病也跟宫中使费太多而弄得囊中空空有关。
“太后许我不去宫里时，”他解释道，“要我一年至少给她画上六十幅画，约摸着在盛大的节庆日送去。这些画再加上如意馆的人专作的题词，由她在上面盖了自己的印章，就在节庆日当作她自己的画送出去。”关先生和我成了密友，他画了三幅画送给我收藏。
有一天，另一名宫廷画师来拜访我。交谈间，他告诉我他正在画一幅慈禧太后扮观音像。我到那时为止还并不习惯于把她想像成观世音，可是他告诉我她常常手抄观音的福音，让人把自己的肖像画成观音作为册页,再用黄色丝缎包好,作为礼物送给她宠幸的大臣。当然我马上想到了我的收藏画，就说道：
“我多想有一幅太后扮观音像啊。”
“我给你画一幅好了，”他说道。
慈禧扮观音大士过了一会儿功夫我就发现，谈的这些都不过是转弯抹角的开场白，他真正前来要告诉我的，是他几天以前在宫里一直吃鱼，不幸有一根鱼刺卡在了喉咙里。他说宫廷医生给过他化鱼刺的药，但没有效果，所以他想要知道我国是否有大夫能除掉它。我将他带到我住在附近的朋友霍布金斯大夫那里，说了这一情况。霍布金斯让他坐在窗前，张开嘴，然后看他的喉咙，发现了一小块红块，就拿镊子把鱼刺镊去了。要不是霍布金斯提供的这一服务，恐怕我根本得不到他答应的画。身为宫廷画师而为朋友画太后的像，他对这么做是否妥当颇怀踌躇。但后来他发现他要常常请何德兰太太去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看病，于是得出这并无不妥的结论，有一天就把画给我带来了。
慈禧太后不但喜欢让人把她画成观音，还穿上观音的服装，将某些宫廷女官打扮成龙女，而总管太监李莲英则扮成韦驮。她命令宫廷画师画出专门的前景和后景，然后叫她的宫廷摄影师小裕按下照相机快门，让太阳这位宇宙间最伟大的画家将她如实画下来。
有一天，去琉璃厂一家古董店时，店家向我推荐了慈禧太后画的四小幅水墨桃花。这些画原来是挂在颐和园太后居所两个房间之间的隔板上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得到它们真是很幸运。
慈禧所绘梅花“您瞧，”他说道，“这些枝条一眼看得出来，每一部分都是一笔画成的。这可是不容易的事。她得把笔蘸得能清清楚楚地钩勒出树岔，又要浓淡得当。就算是轮廓有毛病，她也不敢改；就算是太深或太淡，她也没法减一分，或加一点，因为要这么一来就是书法上的疵点了。画是画在纸上的，一落了笔，它就永远在那里了。这是中国艺术中最难的绝活。”
我得了这些画后，把它们拿给北京几个当今最好的画家看，他们都说这几幅是水墨花卉中的杰作。他们也都同意缪先生的观点，认为要是慈禧太后把她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绘画中去的话，她会作为本朝最杰出的画家之一而名标青史。
某一天，有位宫廷画师来访时我把这些画拿给他看。有关她笔底功力之佳，他同意其他人的说法，但向我指出其中一幅枝条像菱形一样交错在一起。
“这可以证明这些画作的的确确是她画的。”他说。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专门画画的根本不会把枝条画得像这么交错。”
“为什么不？”
“他们不会这么干，”他答道，“那样太碍眼。”
“她的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一点向她指出来？”我又问道。
“谁会这么做？”他反问说。
第二部分
作为女人的慈禧太后
作者 : 何德兰
慈禧太后首次接见外交使团的七名夫人是外国公使们催促和努力的结果。1900年的危难结束之后，宫廷从西安回到北京，太后的态度转变了，她主动地发出了许多接见的邀请，都被接受了。随后我请宫中嫔妃用午餐，她们也还请我。这使宫外的公主福晋和高官夫人与我相互拜访和宴请成为可能。许多情况下，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何德兰太太（她是不少中国上层家庭所接受的内科医生和所钟爱的朋友）从中安排。何德兰太太天生老练，心胸开阔，而且总是乐于成人之美，所以我得以与中国许多贵妇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
——E·H·康格夫人《中国来信》
慈禧太后固然已经去世，但像那些在觐见和燕居时同她接触过的人一样知道些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和个性，也许仍是有趣的事。她对外国习俗吸收得很快。我妻子详详细细地讲起过前后觐见时她餐桌上摆设的不同，很能说明这一点。
“前几回觐见时，有一次引见给太后和皇上的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和宫廷女官们一起前往宴会厅。我们一人由一个格格陪着坐下之后，太后出现了。我们站起来，看她在餐桌顶端坐下，而光绪皇上就站在她左边稍靠后一点。她坐下来后请我们也坐下，但格格、福晋和皇上都仍然站着，他们在太后面前是不能坐的。接着穿长袍的太监们送上了丰盛的中国筵席，而那名侍候太后的太监给她上菜时总是跪着。
“我们吃了一会儿之后，我们领队的问格格福晋们是不是也可以坐下来。慈禧太后先转脸向皇上，说道：‘皇上，坐下吧。’然后向格格福晋们摆摆手，叫她们坐下。她们怯生生、很不舒服地坐在椅子边上，可是对食物一动也不敢动。
“我们交谈时话题多种多样，其中谈到了拳民之乱。有一个外交官夫人戴了枚勋章。慈禧太后注意到了，问这是什么。
“‘陛下，’那人答道，‘这是我国皇帝颁发给我的，因为我在拳民叛乱中负了伤。’”
“慈禧太后双手握住这位夫人的手，泪水盈眶，说道：
“‘那些日子出了这么多麻烦，真叫我怪过意不去的。有段时间拳匪把朝廷也给压下去了，连炮也带进来架到宫墙上。这种事儿不会再有了。’
“餐桌上铺着颜色鲜艳的油布，没有正正规规的桌布和餐巾，我们把一方印度扎染印花大手帕大小的色布当作餐巾用。作为摆设的是大堆的糕和水果，没有鲜花。我说这个是因为后来觐见时这一切全都变了，餐桌上铺了雪白的桌布，放上了最漂亮的鲜花，显得喜气洋洋的。格格福晋和宫廷女官到美国使馆赴康格太太设的午宴之后，情况尤其是这样。这说明即使在餐桌的桌布和摆设之类小事情上，这些贵妇人也乐意接受新的主意。这些筵席从此就轮流着上中外两种食物。
“除了一次例外之外，慈禧太后从此再也没和她的客人一起在餐桌上出现过。但在正式的接见结束之后，她从宝座上下来，一边跟以前见过的人说话，一边就请她的客人和格格福晋们一起到宴会厅去享用酒席，并说在她们国家里，要是她在场的话，她们是不能坐下或吃东西的。不过宴会之后，慈禧太后总会出现，和她的客人亲切地交谈。
“她不在餐桌上出现可能与以下一件事有关：一位身份颇为重要的女客显然是急于想得到一件独一无二的古董，请求慈禧太后把她吃饭的碗送给她。那碗跟客人所用的不同，太后吃东西所用的盘碟从来不跟餐桌上别的人一样！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一个太监说道：
“‘不能给她一个碗［中国的习俗，给人东西总是成双作对的］。去，给她备上两个。’
“接着她转过脸来，对客人们歉意地说道：‘我很想给大伙儿都送两只碗，可外务部要我这回引见时别送礼。’以前，她的习惯是亲手送给每位客人一件小礼物，以后再让太监把礼物送到他们家里去。
“还有一次，上面提到的那位太太从一个装饰柜里取了件摆设，拿着想走。这时负责这些东西的人请她放回去，说这间屋子里每一样都是由她管着的，要是少了什么她会受责罚的。
“不只是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有的中国食物不怎么适合外国人的口味，于是一些欧洲大陆的客人常会当着宫廷女官的面就说些不中听的话。当然她们认为中国人听不懂这些话，虽说慈禧太后的餐桌上总有她自己的翻译。这些夫人中有些人常常让人觉得，在她们努力去看见一切、得到一切时，忘记了对自己的祖国应负有的责任和对太后所应有的尊重。
“中国宫廷礼仪规矩非常苛刻，即使它自己的臣民也只有在礼部学上一周至六个月的宫廷礼仪才敢在太后面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交官夫人失礼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太后和格格福晋们也许对这些不会追究，但那是因为古老的信念在起作用，即她们认为外国人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不过，参与觐见的外交官夫人并不是全都这样。也有的人理解那些接触对开放中国的重要意义，小心翼翼地努力去遵从这些苛刻无比的宫廷礼仪。在促进中国宫廷向西方开放这一方面的贡献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及得上美国公使的妻子康格夫人。她能得到慈禧太后的亲密友谊，肯定是因为太后明白康格夫人非常注意尊重自己。
慈禧与外国使节夫人“这位伟大女性的女人味、迷人的魅力以及待人接物之老练在不公开的接见时才会体现出来。她会拉着客人的手，十分关切地问我们来宫里时一路是否劳累。她夏天会埋怨天太热，冬天会埋怨天太冷。她会担心点心不适合我们的口味。她会语气真诚地告诉我们大家能走到一起真是太幸运了。她会对她的客人分别关注一小会儿，这使对她素有偏见的客人也会受到感染，显示了她做女主人的大才干。
“只要一有机会，她总是很想了解外国的习俗和做法。有一天看戏时，她把我叫到她旁边，给了我一把椅子，详详细细地询问我美国的妇女教育制度。
“‘我听说，’她说道，‘在贵国，女孩们全都读书。’
“‘是的，陛下。’
“‘她们跟男孩子学的一样不一样？’
“‘在公立学校里是一样的。’
“‘我真盼望中国的女孩子也能读上书，可百姓供男孩上学就已经不容易了。’
“于是我用几句话稍稍解释了一下我们的公立学校制度。她答道：
“‘眼下中国赋税很重，要这么着再增加开支是不行的。’
“但没多久，就有一道奖励女学的诏书颁布了下来。目前北京和全国出现了数百所私人办的女学校。
“还有一次，外交官夫人们正在用点心，慈禧太后把我请到她的私人房间里。除了一名太监在那里用一柄孔雀毛的扇子打扇之外，就我们两人。她要我讲讲教会。从她一开始的话中就可以清楚地听出，她对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不加区分，一概称之为‘教’。我向她解释教会的目的是开启民众的智力，促进他们道德和精神的成长，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儿子和更好的臣民。
“很少有人像慈禧太后那么迷信。她的整个一生都受她信命、信符咒、信神灵、信厉鬼恶魔的影响。
“当她第一次听到让人给她画了肖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展出的建议时，简直是目瞪口呆。康格太太和她进行了长谈，向她解释欧洲许多国家元首的肖像也会送去的，包括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而且这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已经流传到国外的她那些不真实的画像。太后说西太后盛装图
（美国画师卡尔绘）她会把这事跟庆亲王商量一下。事情好像就这么搁置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她就让人带话给康格夫人，请她邀请卡尔小姐到北京来为她画肖像。
“我们都知道，这幅像一定要从某个吉样的日子开始画。太后一定要为此专修一段铁路到外务部，而不是让人像扛死人那样把画像放在肩上扛过去。她还为了禳灾，六十九岁时庆祝她的七十大寿，以免她过生日时再遇上六十岁那年的灾祸——当时喜庆被对日战争搅了。她衣服上缀着‘福’、‘寿’字样，她送出的大多数礼物都象征着好运气。她的宫里摆设着大盘大盘苹果，取其‘平平安安’的口彩，还有一盘盘桃子，意味着‘长寿’。她身上还佩戴护身符。康格夫人将离华时，她把其中一枚从脖子上取下来给她挂上，说她希望这能保佑康格夫人渡过重洋，就像它曾保佑她自己的西安之狩一样。她不许任何人身上带着丧哀标志在她面前出现。
“大家都知道，满族女子是从来不缠足的，而慈禧太后也像其他女子一样对缠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但她不允许她的臣民对她提出干涉汉人风俗习惯的方法。有一位中国驻外公使的妻子，自己和两个女儿的服装样式都是比欧洲还欧洲。有一天，她对太后说道：‘为汉人裹脚的事，洋人都耻笑咱们呢。’
“‘我听说，’慈禧太后道，‘洋人有种习俗也不怎么样。今儿个这里也没外人，我倒想瞧瞧洋人女子是怎么束腰的。’
“但那人很胖，样子跟沙漏似的。于是她转脸看着自己身材苗条的女儿，说道：
“‘来，让太后瞧瞧。’
“那位年轻的小姐犹豫着迟迟未动，最后慈禧太后发话了：
“‘你知不知道我说的话就是命令？’
“好奇心得到满足之后，她就派人去叫大学士，并吩咐给那人的两个女儿找两套像样的满族服装，说道：
“‘洋人女子得遭的那份罪也真怪可怜的。这么着让铁条裹着喘气也真难。可怜！可怜！’
“第二天，那位年轻小姐未在宫里出现，慈禧太后问她母亲她为什么不来。
“‘她今儿病了。’她母亲回答。
“‘这也难怪，’太后说道，‘卸掉了外面裹着的，再要挤进去总得要花点儿时间。’显然慈禧太后以为外国女子睡觉时，腰跟汉族女子的脚一样，也是裹束着的。”
二十年之前，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北京城里颇不平静。小皇帝已经长大，慈禧太后摄政的时期就要结束了。我以前说过如果彼此有亲戚关系，一位亲王娶一位格格为妻是不被允许的，即使是一介平民，也不能娶他的堂表姊妹。这是规矩。可是既有规矩，就总有打破规矩的。当光绪的订婚期到来时，慈禧太后决定让这个她妹妹的儿子娶她弟弟的女儿。至于年轻的光绪皇帝反对这一结合，想要另一个女子做妻子，那是没有作用的。慈禧太后一心一意要办成这件婚姻，她不会让自己的计划受到阻挠。于是一纸诏书颁了下去，叫老百姓某天晚上通通呆在家里，因为要用红轿把新娘从她父亲的府上抬到宫里来。无论这件事，还是其他事情，太后的意志对她周围的人来说就是法律。
慈禧听戏处：阅是楼西明间慈禧身高中等稍矮，可是穿的鞋鞋底正中有六英寸高——不知这是不是可以算作鞋跟？这个，再加上她从肩部一直拖下来的旗装，使她显得修长而庄严，似乎骨子里都是一个皇太后。她的身材无懈可击，举止敏捷而优雅，处处呈现出她作为一名杰出女性和统治者的丰姿。她的面容与其说十分美丽，倒不如说是活跃动人。她的肤色稍带橄榄色。照亮她的脸膛的是掩映在浓浓的睫毛后面的漆黑的双眸，其中潜伏着恩宠的笑容和盛怒的闪电。
坐在宝座上时，她显得尊严无比；可是，一旦走下来，双手将你的手握住，太后又极和蔼地笑道：“又得您瞧我来了，深感幸运。大老远地来，不累吧？”人们立即会感到她首先还是个女人，是个伴侣，是个朋友——不但如此，她更是一切场合的主人，不管该场合是外交场合、商业场合还是社交场合。
我真希望能像日本和其他摄影师给她照相一样，可以把她精神上的特点完全叙述出来。但是，也许正因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她才那么令人感兴趣。仅仅讲述她一生之中的这么几件事，就足以显示她为重建、延续这个朝代所付出的爱国心、政治才能、顽强意志和雄心壮志。我们已经看到，她的国家的敌人纷纷倒在她的刀剑之下。危险的政治家则倒在她的笔下，即使幸而东山再起，过去的实权已是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她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都被用权术或用武力一一清除。
即使不说在世界历史上慈禧太后绝无仅有，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她是独一无二的。她不仅在近半个世纪里把握着国家的航船，而且把握得很好。她将中国政治家设想出的一切重大改革都付诸了实施。与她的人民比起来，她远远高出任何一个蒙古种的女性。将她跟别的人种的伟大女性相比，我们该怎么说呢？在性格力量和能力上，肯定没人能超过她。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位年轻姑娘，她起初是为母亲跑跑腿，后来通过进宫当皇帝的小妾而成为一位皇帝的妻子和另一位皇帝的母亲；她立了一位皇帝，还废了一位皇帝；她几乎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权利也没有地位的国家。这么看来，即使将她说成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也不过份。
第二部分
光绪的自我发展
作者 : 何德兰
光绪皇帝身材瘦小，身体虚弱，看上去几乎像个孩子。他的眼睛大而忧郁，面部微呈橄榄色。他的表情透着随和，更多是表明了梦想而不是将梦想付诸行动的力量。蒙古部落的后裔中有这么空灵的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不过光绪皇帝也许可以被当做运气不佳的东方圣人的典型。
——查尔斯·约翰斯顿《中国的危机》
慈禧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龙驭上宾”那天，两乘轿子出紫禁城西门，穿过皇城来到了元故城西部，一乘里面坐着东太后，另一乘里面坐着慈禧太后。街上灯光朦朦胧胧。两乘四人抬的轿子被手持内置蜡烛的丝质大灯笼的卫兵前后簇拥着，一辆沉重的马车殿后，里面坐的是供替换的轿夫。她们所要进行的是一项重要的使命——扶立一位皇帝——因为随着同治的去世，这个朝代的皇位第一次没有了继承人。她们的目的地是七王爷也就是她们的小叔子府上。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太后成功地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而这妹妹这时已经成了两个儿子的母亲。
慈禧太后将其中的老大，一个不怎么结实的三岁多的男孩子，从他舒舒服服的床上拉起来立作皇帝。人们难免会想像他打着哈欠，在半睡半醒地哭哭啼啼：“我不要做皇帝。我要睡觉。”但她将小载穿戴整齐，从幸福的家庭之中、挚爱的父亲和母亲和快乐的小弟弟那里带走——光绪帝从此远离了广阔而美丽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自由来去，有玩具可玩，有别的小朋友可以一起做游戏，有富贵家庭中孩子喜欢的一切。为了什么呢？她把他抱在怀里，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带进了紫禁城——对他来说显然意味着“禁闭光绪帝”，里面他的世界是一平方英里，空荡荡的高墙内没有自由，没有别的孩子。他是数千太监和女人当中惟一的男人。第二天早晨，当皇族齐集，就慈禧太后的丧子之痛表示慰问时，她把小载抱到他们中间，宣布道：“这就是你们的皇上。”
那时北京还未对外开放，在东交民巷坐落着两家商店，都是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而开设的。这两家店为各使馆提供大部分日常食品。它们与各使馆离得非常近，而且又小，好像根本不足以引起官方的注意，但它们注定要对中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影响。有一家是一个丹麦人开的，卖些能让北京的中国人喜欢或者少数几个欧洲居民用得着的外国玩具、布料服装、干货和蔬菜。也凑巧，满城转悠着想找什么东西来讨好小载的宫中太监不知怎么正好就来到东交民巷的这家店里，为这位小皇帝买了些外国玩具。
他们为找中国玩具已把城里搜了个遍，去过所有的集市，到过所有的玩具店，找过所有的小贩，把那些特地为小皇帝制作的精品高价买了来。它们中有啼鸣的公鸡和咕咕叫的母鸡，汪汪叫的狗和哇哇哭的孩子，八音球和八音车，鼓角、空竹和帐篷，还有布狗和布猫，骆驼、大象和猛虎，以及林林总总、数以千计的其他玩具。倘若有别的孩子和他一起玩，这些也就够了。但他没有一件看得上的，它们全都缺少能够启发这孩子天才的那种微妙的东西。
外国玩具中有一些是藏了弹簧的，它似乎一下子就使死的东西活起来了。旋紧弹簧，它们会自己动。这正是这孩子所需要的——能使他这种天生爱机器的人感兴趣的东西，即使是布吉和托蒂①想知道“什么东西带动轮子转”也不过就是小载那样。玩着玩着，他的好奇心抑制不住了，于是像许多别的孩子一样，把它们拆了开来，发现了藏在里面的弹簧。这不但叫这孩子开了眼，也叫太监们开了眼，他们跑去买来更奇异、更复杂的玩具。没过多久，在那位富有事业心的丹麦人的怂恿下，欧洲的玩具厂商开始造起了为这位住在北京黄色琉璃瓦宫殿里的杏眼小皇帝专门设计的玩具。
①布吉和托蒂，均为J·哈勃顿（生平资料不详）的小说《海伦的孩子》中汤姆·劳伦斯上校的孩子。
随着这孩子的长大，丹麦老板的生意也发展了。他的货物数量和品种都有了增加，而载仍然是能让他挣大钱的主顾。他的货里有八音盒和八音车——真正的八音车，不是中国店里的那种——火车、轮船、自鸣钟以及拔出转柄就会报小时、半小时、一刻钟的瑞士表，所有这些东西太监们都换个儿买了带进宫去。随着小皇帝渐渐长大，丹麦老板也从他不竭的货源里提供与之年龄相称的玩具，直至欧洲适合孩子玩的复杂而奇妙的玩具全都被光绪玩过了——“光绪”这名称就是“继续明亮颖悟”的意思，而他似乎并不辜负这一名称。
我们不想让人以为光绪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他不是。倘若当时宫里传出的话可信，那么他是有他的脾气。如果他要什么东西而得不到，就会躺倒在肮脏的地上又是蹬腿又是大叫，闹得简直“沸反盈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妻子告诉我，她去中国人的家里访问，当他们在她面前放上她特别爱吃的食物，而她一边放量吃一边夸耀自己胃口多么好时，女主人总要笑嘻嘻地问她：“我们要不要像太监对皇上那样，跪下求您别吃得太多伤身子呀？”光绪没有父母亲的约束，成天受着太监和侍女们奉承，被惯坏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他没有被惯得更坏。
1901年，朝廷去了西安，紫禁城的正门由我们的海军士兵把守。有一天，我得到一张通行证，进去参观了一下。皇上的居所是一系列中国式平房，砖地，上盖瓦片，纸糊的窗子中间安着玻璃。房屋的东边好像是卧室，大约20×25英尺。南面全是窗户，一头到另一头全摆着钟。钟是各式各样的，从精巧的法国景泰蓝钟到有一个鸟跳出来报时的最为复杂的布谷鸟声自鸣钟，每座钟都自顾自地滴答滴答作响。房间的许多地方都有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座到三座钟。墙上挂着造形极为奇异而独特的瑞士表。还有的家具就是屋子中央背靠背放着的两张沙发、一张放着他所收藏的钟表精品的镀金小桌和几把套着毛绒和丝绒椅套的外国大椅子。那是个火热的夏天，我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休息，身子底下即刻响起一个藏在椅垫底下的音乐盒发出的好听的音乐。这不但出其不意，也让人放松舒坦，这时即使什么地方跳出一架电扇来扇着我入睡，我都不会惊讶。这屋子真是个东方神话。
当光绪是个少年时，听说这个仅在孩提时见过的巨大神奇的世界上竟有种以雷电的速度向远距离城市和省份传递消息的方法。几个世纪以来他和他的祖先都是用信使和驿马传送他们的诏书和邸报——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而将它们一霎那就发送出去，这种可能性使他怦然心动。他是个喜爱实干的人。我们以后会看到，他做事总想越快越好。于是他下令替他搞套收发电报的设备，又拿去像玩他那些极巧妙的玩具一样“玩”了。就这样没多久，朝廷就在全国用上了电报。
一天几位官员来汇文书院找我们，交谈中他们说道：
“皇上听说洋人发明了一种话匣子，是否有这回事？”
“不错，”我们答道，“学校的物理实验室里就有一架，你们可以看看。”
我们有一架老式的脚踏式爱迪生留声机，看上去十分像缝纫机。我们带他们到实验室里，让其中一人对着留声机说话，然后用它把话复述出来。这些官员很高兴，没多长时间他们又来了，一定要把留声机买下来当作礼物送给皇上。这是邀宠和升官的捷径。
火车图接着皇上又听说外国人发明了一种“火轮车”，但他是否也听到过他们曾在上海附近的吴凇造了一条小铁道，结果被中国人买下来拆了丢进河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许多官吏和老百姓做的事从来没有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去过。可是不管怎样，光绪听说了铁路和用火开的车之后就想要，而且直到沿着紫禁城内的荷花池畔建成了一条窄轨铁道才算满意。欧洲的工厂造了两节小车厢和一节机车，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带领宫廷女官们乘坐这不同寻常的旋转木马一游了。1901年我去紫禁城时，那铁道、车厢和机车还在，但没等到朝廷回銮就被联军中的有些人当作宝贵的战利品运到欧洲去了。
他听说铁道之后不久，又有人告诉他外国人还有“火轮船”。当然他又要的。我越过横跨荷花池的美丽的白石桥时，就看见附近停泊着三艘小汽艇。显然用过很久了。我在颐和园的湖中见过与此相似的汽艇。有人告诉我光绪未成年时，遇到放假的日子，常让人把这些汽艇拴在龙舟上，带了宫廷女官们在夏天傍晚的阴凉中去湖上游览，就像后来慈禧太后招待外国客人一样。慈禧乘坐无篷平底船游玩
那些日子里，光绪皇帝注意着外国机械方面的每件东西，他对一切发明都感兴趣。这方面他跟全部中国人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们的脸永远是朝着后面的，他们的最高愿望是能达到过去时代的那种海晏清平，能有他们祖先那样高尚的品德。在光绪帝即位的一百年之前，他的祖先乾隆统治满一个甲子之后，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以免自己的在位时间比祖父康熙帝在位时间长。这种往后看的情绪之强烈于此可见一斑。所以光绪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他主要的目标是拥有和掌握使西方人得以凌辱他的人民的每一种方法。
当他听说外国人有种跟十、二十、五十或者五百英里之外的人进行交谈的方法时，他并没像那位老农民那样说“不能吧，俺那小子约翰嗓子是这一带最响的，可他也不能叫两英里外的人听到啊”之类话。光绪却相信，他马上下令给他弄部电话来。
1894年，中国的基督教女教徒决定来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送她一部《新约》。新的字模准备好了，最精致的洋纸搞到了，这本书的制作以最好的印本为目标刻意求精，金框金边，银质书皮上压印出竹子的图案，装在一个银盒子里。然后把这银盒子装进一个红毛绒——红色象征着幸福——的盒子，而这红毛绒的盒子又放入一个雕刻得漂漂亮亮的柚木盒子，柚木盒子外面再套上一个普通的盒子，由英美公使带着送到外务部去，让他们转呈太后。
第二天，皇上派人到美国圣经学会去要几本《新约》和《旧约》，就是卖给他的百姓的那种。几天之后，一位中国朋友——一位每天带着花和蔬菜去宫里的园艺师和花匠——像是知道了什么重大秘密似的偷偷来找我，说道：
“宫里发生了非同一般的大事。”
“是吗？”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以前我去宫里，”他说道，“太监们都对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昨天他们忽然坐下来跟我极为亲切友好地谈起来，问我有关基督教的一切问题。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们，他们仍然跟我谈着，直至过了午饭时间很久。最后我饿得肚子咕咕叫，站起来想回家。他们一再挽留我，送进来一桌饭菜，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就这样一直把我留到晚上。他们中有一个人告诉我皇上正在学习《路德福音》。”
“他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正是这么问他的。”他答道，“他告诉我他是皇上的贴身侍从，皇上每天都要叫人把一部分路德福音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而他就坐在桌子前，把抄好了的摊在面前学习。这名太监就站在他椅子后面，看得清纸上的字。”
详细询问后，我发现那太监除了通过他说的那种情况，实在也不可能知道世界上还有路德福音。这人被一天连着一天邀请去和太监们一起吃饭，直到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基督教的一切全部给他们讲了。这之后他们请他把他所属教堂的教区牧师带去和他们一起吃饭，再给他们讲讲路德福音。那教区牧师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不太愿意接受这一邀请，但禁不住一天连着一天地请，最后也就陪着园艺学家去了宫里。
吃饭时教区牧师谢绝了敬酒，于是那太监说道：“喔，对了，我听说你们基督徒是不喝酒的。”于是作为殷勤的待客之道，酒被放到了一边，席上没人再喝了。下午他们带客人去参观了宫中一些建筑，借了笔三百元的款给园艺学家扩大他的设备，还送给教区牧师许多种礼物。
不过，不要据此推测道皇上正在变成基督徒，完全不是这样。当然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使不仅北京，而且许多外省的民众也开始学习它，这从当时基督教书籍的销量可以看出来。早在1891年，他就颁布了一道具有感染力的谕旨，其中说道：“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即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中国人说他有时候对太监进行考试，让他们按班站成一排排，就读过的书上内容对他们进行提问。
有一天，三名太监跟着上面所说的那位园艺学家来拜访我，目的显然无非是看看外国人，对他的家瞥上一眼。其中的一个较其他两个年龄小，智力超过他们那一类人的平均水准。几天之后，园艺学家告诉我一件事，说明了皇上性格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已经暗示过了的——即他冲动的性格和难以控制的脾气。他要几个小太监到他这里来，但大家都有别的事，没来，只来了那个小太监一人。那个小太监跪下磕头时，皇上飞起一脚，踢在他嘴上，不仅踢破了他的嘴唇，也造成了别的伤害。园艺学家又说道：“服从命令还要加以处罚，这种人还怎么治国啊?”当时真有许多中国人觉得慈禧太后该像良母责罚劣子一样责罚皇上，虽说从他所做的其他事来看，他这种来自遗传又有所发展的性格与其该责备，还不如说该受到怜悯。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学英语。他下令任命了两位教师，并一反所有的惯例，允许御书房中的光绪帝他们在教他时坐着，而不是跪着。他挑选教师的时候，我正和其中一名教师的孙子互教中英文，故对他学业上的进步很了解。他匆匆忙忙地急于开始学习，等不及向英国或美国订书了，所以官员们访问了各个学校和宗教团体，以寻找适合初学者使用的初级课本。他们来拜访我们时，我们彻底搜寻了一遍，最后马科思·L·塔夫塔博士发现了一本漂亮的绘图初级课本，是他为他的小女儿弗兰西丝带到中国来的，就给光绪送去了。
一天，有个太监前来拜访我，说皇上听说各种各样的学习机构、教育协会、田径以及其他团体用中文出版了一些书，都是从欧洲语言翻译而来的。我当时是两三个这类协会的监管人，手里有许多种中文书籍。所以我就把当时我在书院教的天文学、地质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科学书籍叫他转送给光绪帝。
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带了一个苦力替他提着御膳房做的火腿以及一盒盒糕和水果，是送给我的。我向他表示了感谢，赏了苦力几个钱。我本来不是什么食量大的人，等到他走之后，就把这些转送给了我们的仆役。他们告诉我说宫里的肉确实非常好吃。连着六个星期，这太监天天上我这里来，我不给皇上找本新书出来他就不会离开。这些著作也许是文学方面的，也许是科学方面的，也许是宗教方面的。他对任何派别或机构出的书都一视同仁，一样积极地加以搜寻。有时候我被弄得只剩一本小册子，最后不得不从我妻子的私人藏书室取出她的中文医学书让他给皇上送去。我知道别的太监也在访问负责其他书籍的人。当时所有译自任何欧洲语言的中文书籍都被光绪买了去。
有一天，这个太监看见了我妻子停在廊上的自行车，说道：
“这是种什么车？”
“这是一种能自己动的车。”我答道。
“您怎么乘坐呢？”他问道。
我把自行车从廊上推下来，在院子里兜了一、两圈。他在旁边目瞪口呆地看着，等到我停下时突口而出道：
“这真奇了。它怎么不倒下来呢？”
“一件东西在动时，它是不会倒的。”我答道。这也不只是说自行车。
第二天他来时说道：“皇上想要那辆自行车。”我妻子同意了，让他把车带给光绪。这之后没多久，就传出消息说皇上曾试着骑过那辆自行车，他的辫子夹在后轮子里了，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他放弃了——就像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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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作为皇帝和改革家的光绪
作者 : 何德兰
1891年，光绪皇帝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查尔斯·丹比《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男人，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比光绪皇帝更令人感兴趣。天才的那些个心血来潮及其相应的优缺点他全都有。他可以像凯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一样那样害怕。
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X光和液态空气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
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位中国君主对这个国家年轻人思想的影响之深远会超过1895年到1898年的光绪。这一影响的酝酿已在政府和各传教团设立的教育机构之中进行了二、三十年。从这些学校里已经出来了大批年轻人，所有的商界和政界部门都有这些人任职。他们向民众和官员们显示了外国教育的力量。海关设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外交等人才的官学，出来的年轻人作为代表政府的领事或公使派驻各个欧美国家。
读光绪所读书籍的热潮极为汹涌，港口城市的印刷厂商的供应能力达到了极限。有些印刷协会的领导人担心已经出现了一种他们毫无准备的状况。像阿伦、马蒂厄、马丁、威廉、莱奇诸博士等人写的书都被上海的书店盗版复制出来，售价仅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作者们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就强迫盗版者交出他们所制的铅板，否则就要在官员们那里提起诉讼。可是在皇上研读这些外国书的三年里，这个国家里也在研读的年轻学者何止成千上万，都已为皇上在学习研究之后可能提出改革的紧急情况作好了准备。
早春的一天，一位年轻的中国改革家来我这里，跟我要一份英国和美国发行的一流报刊杂志的名单。我问他这一奇怪举动的理由，他说道：“北京的年轻维新人士组织了保国会。我们中间有会英文的，有会法文的，有会德文的，还有会俄文的。这些个国家的主要期刊我们全都要买来研读。我们租了一所房子，准备好了几间屋子，打算办个会所，也好得空随时在那儿谈谈，讨论讨论，看看书，演讲演讲，或做点别的，做一些对达到目的有利的事情。”
“那目的是什么？”我问道。
“在中国创造一个新政体。”他答道，“从最近我们被日本人打败看来，要没点根本上的改变，我们就要成为东方的二等民族了。”
“这在北京是一项新运动，对不对？”
“在北京新，”他答道，“在全国可不新。各大城市和省会都有了保国会。在西安，从省里的巡抚到小小的学者都有买书的，有些贵族还办了学堂，请来洋人教书。除几个顽固的老学究，都知道要顺应当今大势，不再去抱残守缺。如今人们是处在一场思想骚动中，新的中国会从中酝酿出来。我们得为这个做好准备。”
康有为这个改革派的领导人叫康有为，是位年轻的广东人。他彻底研究了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以及近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将它们的历史写成两卷书，上呈皇上。他在自己的家乡享有现代圣人和改革家的名声，被尊为“康圣人”。他被任命为工部主事。因为皇上和他的读书研究是同一范围，他就通过珍妃的兄长而被介绍给了皇上。他在总理衙门进行了三小时谈话，其间一再要求学习日本，用充满西方观念的年轻人取代年老守旧的军机大臣和总督。这些年轻人可以天天与皇上磋商一切改革措施。
这次会面由庆亲王和荣禄向光绪汇报。两人都已上了岁数，其中一个还是最大的保守派，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同意他的理论。不过康有为被要求把他的建议写在一份奏折里，接着又被皇上召见了一次，最后被皇上叫到宫里协助他进行这项已在进行的改革。如果康有为作为政治家也像他作为改革家那么杰出的话，光绪皇帝可能根本不会被废黜。
危机是1898年夏季到来的。当时我带了家人到海滨去度假，一位在书院学了几年、并正在和我一起翻译一本心理学著作的年轻中国学者——一位翰林——也跟我一起去。他订了邸报，每天看，多多少少饶有兴趣地作些评论。直至6月23日，一道诏书颁下，废除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代之以新知识的多个科目。“此次特降谕旨，”皇上说道，“实因时文积敝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虚之习。”
“这是目前为止跨出的最大一步。”他答道。
那位翰林并非激进的改革家，不过是许多一心想保存自己经受了这么许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些风风雨雨已经倾覆了亚述、巴比伦、米迪亚①、埃及、希腊、罗马，而中国虽未怎么成长，却还活着——的国家的官员之一。他是中华帝国中永远处于极端少数的进步政治家中的一个。
①米迪亚，伊朗西北部的古王国，约建国于公元前八世纪。“你对此怎么看？”我问那位翰林。
邸报仍然天天来，以下二十七份诏书是三个月的时间中颁布下来的。下面列出这些诏书的梗概，以使读者可以藉此清楚地看出光绪帝着手做了些什么。它们大致是：
1）设立京师大学堂。
2）分遣宗亲去外洋考察欧美的政府状况。
3）奖励艺术、科学以及现代农业。
4）皇上表示愿意倾听守旧派对进步和改革的异议。
5）废除科举考试中作为主要项目的八股文。
6）谴责那些希图拖延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7）催促尽快修筑芦汉铁路。
8）倡导所有的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和操练。
9）下令在各省设立农业学校，教会农民改进耕作方式。
10）下令引进专利和版权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务部就武举改制作出报告。
12）对发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别奖励。
13）下令官员们鼓励商业，帮助商人。
14）下令全国的每个城市都设立中小学堂。
15）成立铁路矿物总局。
16）鼓励记者对政治发表议论。
17）要求水师增添学额，购置战船。
18）号召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协助——不，请求他们尽量理解——他在改革的努力当中所要做的事。
19）下令所有的驻外使馆建立学校，以便于当地的华人儿童学习。
20）为了鼓励商业，下令在上海设立商务局。
21）裁撤北京六个无用的部院。
22）准许一切人上书言事。
23）礼部的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因为阻格上书言事而被革职。
24）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冗费而被裁撤。
25）下令成立学校教授丝茶加工方法。
26）举办邮政，裁撤驿站。
27）同意建立西方国家式的预算制度。
开平矿务局以上列出了这些诏书的梗概，这样所有关注中国这场改革运动性质的人士就可以就这位年轻皇帝的学习对他的影响有些了解了。诚然，这些诏书一个个出来得过急，但经过对它们的仔细研究之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倘若它们得以施行的话，其中没有一个不会给国家带来最大限度的效益。倘若光绪皇帝得以放手去做，使这些措施像京师大学堂那样得以一一落实，倘若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响应他的号召，费些心思来体察他的用心，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中国在采用西方观念方面也许就会紧随日本之后了。
随着诏书连续不断地以这种快节奏颁下来，我的翰林朋友担心起来。皇上谴责那些希图拖延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之后，有一天他来到我这里，说道：
“我得回北京。”
“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问道。
“皇上的维新要是以这种速度进行下去，会出乱子的。”
这位年轻的中国政治家是在皇上颁布了他二十七份诏书中的第六份时说这番话的。如果他的心腹谋士能事先预见到如此冒失的最终结果，他们会不会劝皇上行动得慢一点？当人们想起中国是如何被日本打败的，它的威望是如何扫地以尽，它是如何从东方国家的一家之长、被人争相奉承或者被人畏如蛇蝎，到被剥夺了一切荣耀，变成一个无奈而又无权无力的巨人，人们也就能很容易理解这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使帝国重登荣耀地位的渴望了。
他行动仓促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列强对他的疆土的侵占。他开始改革的几个月之前，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被一伙不负责任的暴民杀害了。德国以此为借口在该省的胶州港口登陆了一营水兵，占领了胶州和胶州周围五十英里土地。仿佛这还不够似的，它还要求得到这一省份的全部开矿修铁路的权利，逼迫中国人向被害传教士的家属支付赔偿金，并重建被暴民摧毁了的教堂和房屋。中国向曾答应保护它免受一切侵略的俄国求救，但俄国非但没有赶来帮助它，反而要求得到它自己两年之前反对让日本占有的旅顺、大连湾以及四周的土地。法国惟恐落后，也要求而且获得了广州湾的狭长土地。英国认为威海卫这个窝用来监视对岸的俄国熊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占领威海卫，而最让光绪皇帝难以理解的是英国为什么也有必要向中国要求香港周围四百英里的土地和水域。
当慈禧太后将政府的缰绳交给她外甥的时候，她很像一位教孩子驾驶一辆重要的马车奔驰在危险的道路上而将缰绳递在孩子手里的父亲——她坐在他后面，手中的缰绳仍然没有放松。那些个仍然保留的制度中，有一条是他必须每隔五天给她请安，不论她是在北京城里还是在颐和园。她还留下了必要的印章，使所有的朝中大员除去皇上那里谢恩外，也必须同时向她谢恩。这些个职责让十八岁的光绪履行也许还没说的，但到了他二十七岁时还这样就变得讨厌了，于是他要求自主地处理朝政。慈禧太后表面上也答应了。
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如何运用他的自主权——作为一名改革家，他也许运用得并不聪明，但中国改革的创始之功不能不归于光绪。他完全不同于慈禧太后的丈夫咸丰。据说咸丰死之前，“朝政全部落入军机八大臣之手，而他自己则以与一个强有力的大国君主完全不符的方式度着时光”。而光绪不管怎样，总不能说他是傲慢和奢侈，并对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漠不关心。
鉴于让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人发表意见，从而得悉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并非易事，光绪就在第四份诏书中请求保守派呈进他们对他改革和进步计划的反对理由。接着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人们的意见，他将上海的一份叫作《时务报》的杂志纳入了官办。但他怕这还不够，又在第二十二份诏书中给每位官员上书言事的权利。
这时有位叫王照的礼部主事上了个条陈，主张：
1）废除发辫。
2）将中国的服装式样改换成西式。
3）采用基督教为国教。
4）设立国会。
5）皇上和太后游历日本。
礼部拆阅之后，不免被其中言论的大胆弄得张皇失措，于是把这位上条陈的主事召来，要他收回。但他不肯。礼部的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就针对着写了份奏折，向皇上指责此人的狂悖和谬妄。两份东西一同递交了上去。
一方面因为他们拆阅了奏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阻挠言论自由，光绪又颁布了一份诏书，解释他为什么希望人们上书言事，并谴责他们向他解释什么是狂悖和谬妄，因为那好像他自己没能力看懂那条陈似的。接着他把他们全都移交吏部处理，让吏部对其定出适宜的处罚。他警告吏部，倘若处罚过轻，他的愤怒就会落到他们头上。吏部决定把这些人降三级调用，但皇上改了这一判决，将他们全都革了职，而这也就成了他垮台的开始。
慈禧太后当时一直在颐和园度夏，光绪两个多月拼命推行新政期间她并无言行表明自己反对他的什么做法。据我看来，她从那时起直至拳民之乱结束后的行动完全不能由她被置于他的改革和进步理论的对立面而加以解释。
只要皇上把心思集中在创造新的职位上，他就不会遇到保守派积极的反对，而改革派则在一旁全力鼓励。这一运动的范围是难以估量的。它打开了强烈排外的湖北省，把它转变成了一个将要修建连通南北的铁路的地方。它打开了巨大的矿业省份山西和巨大的原木区域满洲。它开创了铁路的建设，使它们今天成了整个国家的商业线。
当他颁布了第五份诏书，在考试中以西方科学代替八股文时，信和电报开始从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潮水般地向我们汇文书院涌来，请求我们在学校里为他们留个位子。信里都夹着学费。来的人里面有皇上师傅的孙子、各种学位的毕业生、有地位的人，以及富贵绅衿还未取得学位的儿子。有许多人来请我们的毕业生去官员们的家里教英文，其中有一个受雇教李鸿章的孙子，还有一个教一位皇室亲戚的儿子。
可是当皇上的改革像他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份诏书一样走到为了节省开支而裁汰繁冗的部门以及将抗命不遵的官员革职时，一声哀号就传遍了全国。第二十三份诏书中革了职的六位礼部尚书侍郎和一些他们的同情者去颐和园见慈禧太后，告诉她被她扶上皇位的那个小袁世凯伙子正在把国家这条船往死路上开，请求她再次出来掌舵。她以她那出了名的全神贯注和尊重的神态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然后并无任何表态地让他们走了。
皇上听说了他们的行动之后，火速派了个信使召袁世凯到宫里会面。袁世凯到来之后，他给他下了道旨，要他回天津去，除掉他的上司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带他手下的12500人的军队来北京，包围住颐和园，不准人进出。这样可以将慈禧太后困在里面，使他的改革能够继续进行。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跟皇上政治手腕的不同。当太后让两位官员中一位自由派掌管军队时，她任命另一位守旧派为他的上司，这么一来一个人不通知另一个人、不得到另一个人的同意就不能行动，像这样的圣旨也就不起作用了。真要执行小皇帝这道圣旨的话，袁世凯就不得不犯下两大罪行：谋害和背叛。前者针对一位上司，后者针对任命自己而且统治国家达三十七年的太后，不管哪一种都会使他遭中外人士的唾骂，在历史上留下恶名。不但如此，倘若他执行了这道圣旨，就会引发保守派的叛逆，就会使他们征集起一支规模大十倍的军队，就会以袁世凯企图叛逆为借口将他和他12500人的小小军队完全打垮。
新建陆军训练于是袁世凯做了他惟一可以做的聪明事。他来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那里，给他看了圣旨，请他定夺。荣禄要他把圣旨留下。等袁世凯一出门，他就乘上火车赶到北京，拜访了庆亲王，然后两人一起来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看了圣旨，向她提出不妨回紫禁城，在治国方面对皇上训导训导。
慈禧太后在当年夏季的这几个月里行动一向十分谨慎，已经放手让皇上去表现他的统治能力，所以很难责备她为什么不愿意无缘无故就被关在颐和园里。当这两位重臣前来请求她再次执掌朝政时，她叫来了自己的轿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没带军队，只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宫内那些太监护卫着，一旦出起事来也足够可以抵挡皇上的那些太监了。从她训政以后处死了他的一些仆从这件事看来，她当时带着这队人并不是毫无必要。
皇上听说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后就派人送信给康有为，叫他逃走，并想办法挽救时局，而他自己则想要躲进外国使馆，但还未等到这么做就被慈禧太后抓住了。于是，光绪结束了他的亲政生涯，开始了囚徒生活。
第三部分
作为囚徒的光绪
作者 : 何德兰
历史应该为光绪皇帝这位一流叛逆者留有一席之地。他宣布，一个人的可用与否不能以此人写一首诗的能力或此人书法的高妙为准，这使文人学士们从头凉到脚。这太过分了。文人学士们指出这位皇帝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也许会废除筷子剪掉辫子。
——劳恩斯维尔·魏德迈《中国的门户开放》
光绪即位那年，北京发生了一场极大的灾难，天坛——最大的皇家寺庙，皇帝登基、悔过、祈祷和为五谷丰登谢恩的地方——被雷电击中，夷为平地。皇帝在这里祭祀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国家的大祭司，他是为他的国家祈祷，并不是为他个人。这座庙宇里面没有偶像，他直接向最高的上帝祈祷。所以当老天爷不是降下甘霖而是发下穷凶极恶的闪电将天子用于祈祷的庙宇摧毁时，百姓们惊慌失措了。
妇女们苍白的脸、男人们惴惴不安的点头、我们的儒学教员的压低了的声音，都说明了他们对此事的关切。这里有一个小孩被一个女人扶上了皇位，他跟大行皇帝同辈，无法将后者当作祖先祭祀。这既非皇帝本人之福，也非国家之福。所以小皇帝光绪就在一片凶兆之中开始了他的统治时代。
就在光绪名义上控制朝政的九年里，一系列可怕的灾祸降临了这个国家：旱灾导致的饥荒、黄河溢出引起的水灾、同日本进行的战争、欧洲国家对疆土的侵吞，而各港口城市英文报纸还天天出现大意是由列强瓜分中国的社论。不仅如此，光绪也没有子嗣，他并无给皇位提供继承者的希望。
对中国人来说，时间和季节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元旦那天发生的任何不祥之事都预示着祸殃。我的一个朋友陈先生是违背他母亲的意愿成为基督徒的，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姑娘，恰在元旦那天出生。他母亲摇摇头，看上去很不安，说是除了灾祸再也不会有别的东西上他的门了。他的第二个孩子是男的，可老太太又摇摇头，叹着气说元旦那天第一胎生了个姑娘，单靠一个男孩是消不了灾的。直到他连着生了六个男孩，她心里才踏实了。
1898年元旦那天发生了一次日食，向皇上预示了灾祸之警。那年夏天，他开始了他伟大的改革。到九月份，慈禧太后控制了国家事务，光绪被囚禁了起来，从此再未重登宝座。他的囚所就是他的冬宫。他一连许多个月被囚禁在某个小岛上一所仿佛镀金鸟笼的房子里，由慈禧太后的太监看守着。看守的人每天一换，以免他们同情这位不幸的君主，想出办法帮他逃走。每天看守的人换过之后，连通小岛和陆地的吊桥就被扯起，使得皇上只能在他宫室兼监狱前的院子里漫步徘徊，或是坐在俯视荷花池的朝南的平台上等着，希望着，也许还预期着，他向康有为的最后一次呼救——其中说道：“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会带来什么结果。囚禁光绪的瀛台
这场监禁是否妨碍了皇上的健康，没法说得清楚，但从一开始他就被作为病人对外亮相。随着邸报上一次次说起他健康状况恶化，外国人开始担心太后的用意是想除掉皇上，于是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清政府不得不同意让法国使馆所属医生进宫去给皇上作检查。他发现光绪没什么大病，只要透透新鲜空气、锻炼锻炼就会好的，向政府保证道完全用不着紧张。从那时以后，我们就不再听见他病情危急的消息了。
政变之后没多久，有一天一名太监冲进我们的大院，他脸上划破了，流着血，跪在我面前如捣蒜般磕头求我救他性命。
“出了什么事？”我问。
“唉！让我入教吧！”他恳求道。
“你为什么要入教呢？”我问道。
“为活命。”他答道。
“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我一面扶他起来一面催他说。
“您认识那跑您这儿来买书的太监吧？”他说道。
我对他说我的确认识。
“唉，”他接下去道，“我俩是好兄弟。太后把他罚去充军了，他给皇上买的书全让烧了，我也迟早要掉脑袋。让我入教吧，这么着能保住性命。”
我所能做的只是告诉他这与教会无关。再谈了一会儿之后他就走了，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皇上呆在他那孤独的小岛上，日复一日地收到邸报，一次次获悉他那梦寐以求的改革在他那威严的姨母旨意下化为泡影。更使他受不了的是，这些撤销新政的诏书常常是以他自己的名义颁布。到他被带去接待来宫廷里的外国公使时，他所有的改革中除京师大学堂和各省的学校之外，几乎什么也没留下了。所以他的沉默和沮丧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他得到的这一点自由，也不知是如何保证了又保证一定要规规矩矩才换来的。
至此为止，除了普鲁士的亨利亲王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见过慈禧太后，但这一回接见公使之后，她决定再接待外国公使的妻子们。她做出这一新举动是出于什么动机，让人无法猜透。她有可能是想弄清楚外国政府会怎样对待她这个据说是不事声张地废黜了他们的“皇帝好朋友”——使节就是向他派出的——的人，也有可能是她希图凭借这一外交手腕赢得对她作为政府首脑一定程度的承认。至少她可以知道自己是被怎么看待的。
接见异常成功。她喝茶时向七位前来觐见的公使夫人肯定地说：“咱们都是一家子。”她们被这位女主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迷住了。而且至那时为止，她的一生中从未发生过任何可以表明她的情感不真实的事。正如马丁博士所说，一直到戊戌政变，“她自己都是以进步的思想著称”。“不会有人能够否认，”丹比上校说道，他第一卷里所叙述的那些“改良和进步”“主要是得力于摄政太后的权力和意志。在她的全部生涯中，一直到这一阶段，她对她的人民都是善良和仁慈的，而对外国人则是公正的”。从她1900年出逃后的回銮直至她死亡那段时间内，她成了坐龙椅的伟大改革家之一，即使也许不是最伟大的。于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人们不由自主地希望可以将她从1898年到1900年所做的许多事情忽略掉，而从维护事实的角度上看，这些又是不能不正视的。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她是因为外国人对她的疆域的侵占，因为迷信的的拳民及其头目的胡言乱语，因为想保住她的国家，因而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
她囚禁光绪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悬巨赏捉拿他的谋士康有为，死活都要。既然没有逮到康有为，“她就逮捕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广仁和另外五位品格高尚而又爱国的年轻才俊之士在9月28日被砍了头，临死之前他慷慨激昂地说，杀他们不难，但他们一死，千千万万个志士仁人会继他们而起。”一位曾在这些人被绑赴刑场时亲眼目睹的年轻中国朋友告诉我——
“那场面无法描述。那五个年轻的维新人士（在说了以上引自史密斯博士的那几句话之后，）痛骂慈禧太后和保守派，骂得叫人胆战心惊。”谭嗣同康广仁
我先前说起过上条陈而导致礼部的全部尚书侍郎革职并间接导致皇上倒台的礼部主事王照，写这份条陈之前某一天，他上我家来过，请何德兰太太去给他母亲看病。他母亲病好之后被他送到了上海。政变时他没来得及出城，躲了起来。这事过了些天之后，有一次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来到我们家门口，他从上面走了下来，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对他仍在北京表示惊讶，问道：
“太后停止搜捕你们这些维新人士了吗？”
“还没有。”他答道。
“她在干什么呢？”我们问。
“她杀了几个人，别的充军，把许多人赶得离京师远远的。还有些人不得不亡命国外。”
“皇上知道这个吗？”我们问。
“那是自然，”他答道，“每个人都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
“这样的话他关在那里就更加不好受了，”我们说道。
“谁说不是呢。”他回答。
“城里普遍担心就是皇上自己也会被除掉，你怎么看？”
“谁知道？他在宫里除了珍妃就没有贴心的人，我还听说珍妃也像他一样给关了起来。皇后又是和她姑母慈禧太后一路，现在太监也都是太后的人。去宫里上朝的都是守旧一派，心也不向他，可我捉摸着他们也未必会真见他的面。”
“你认为他见过那些以他的名义颁布的诏书吗？”
“没这事。那是守旧派和太后背着他颁下的。”
“你想怎么样呢？”我们问道。
“我只要一有机会可以安全离开，就去上海。”他回答。
这一年还未过去，慈禧太后就不知是被人说动了心还是被逼无奈，挑选了一位新的皇帝。因为有以下一些理由，使人很难相信这出自她自己的主意。首先，被选中的孩子的父祖都极端守旧。我们不得不相信，由于她已将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握之中，这与其说是她的选择，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其次，当她发现她为了让皇位在自己家族之中延续下去而挑选来登基的自己外甥因为跟她已死的儿子是平辈而不能将他当作祖先供奉，因而也就不能合法地占有皇位时，肯定从此以后就感受到一种屈辱，虽说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
如果说她感受到了屈辱，那么被她囚禁起来的光绪皇帝所受的屈辱要多许多倍，因为他不得不目睹一份以他的名义下达的诏书，说什么他因为自己已经没有产生子嗣的希望，就请求慈禧太后挑拣一名合适的人选来承继他的前任同治，从而将他自己从皇帝世系之中剔除了出去。从她以后的行动也可以看出这事并不是她的主意：她刚刚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力，就杷除荣禄之外的大保守派都赶走了，在自己周围换上了进步的官员。她还驱逐了端王的儿子溥俊，而且在临死之前选中了她妹妹的孙子，在以下的诏书中宣布由他承嗣她的儿子，并兼祧光绪皇帝：“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这与慈禧太后除那糟糕的两年之外的一贯性格和做法非常一致。
1899年，随着光绪被剥夺了皇位，许多诏书的字里行间露出他不久就将为端王的儿子所取代之意。外国公使们的神情又开始严肃起来，他们公开地谈论自己对光绪的日子已经无多的担心，一再要求进行通常的元旦觐见。遭到幽禁的君主又一次被带了出来，坐在宝座上接待他们。但外交官的夫人们请求觐见时就被拒绝了。因为慈禧太后正忙于国事，不能分身。她那舞刀的义和团员时正在认真地考虑朝廷是否要跟拳民们合成一气，把所有的洋人和洋货都赶出中国。
有一位福晋告诉何德兰太太，下定这个决心之前，慈禧太后把铁帽子亲王和宗室亲王召进宫里，跟他们商议怎么做更好一点。她坐在那里，与他们面对面，皇上和端王站得离宝座很近。她向他们解释了外国人的危害，如何渐渐地攫取了一块又一块的中国疆土。
“如今咱们有了这些忠义之民，”她接着说，“说是刀枪不入的。该怎么办呢？咱们要不要招抚了他们，一起把洋人全都赶出中国呢？”
接下去迷信、没有文化，对洋务又一无所知的端王作为大阿哥的父亲发言，他说道：
“臣见过拳民操练，听到过他们念咒，相信他们准能办成这件大事。要不杀了洋人，要不把他们赶了出去，从今往后谁也不敢再来，咱们也落得清净。”
然后铁帽子亲王们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外国和外国人知之甚少，而未来皇帝的父亲端王又把话说到了那个份上，所以就都不愿发表相反的意见。但肃王是个性格强烈的人，对洋务又极为熟悉，不喜欢人云亦云，轮到他发言时，他激烈地反对这种做法。
“这些拳民是什么人？”他问道。“他们领头的是什么人？这么一群乌合之众，就敢说能杀败洋人的军队啦？”
端王答道他们“念动咒语就能呼唤天兵天将”。
肃王将这种迷信斥之为儿戏。但他跟端王又争论了一通之后，慈禧太后告诉他她曾将他们召到宫里来过，亲眼目睹过他们的神技，他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有了肃王的前车之鉴，亲王们或是赞成，或是不置可否。最后慈禧太后征求庆亲王的意见，他回答起来就较那些年轻的亲王们圆滑得多：
“臣以为这个事儿十分危险，不敢赞同。不过太后要一定主张招抚拳民，臣愿意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一位主持总理衙门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亲王尚且对这么大的事如此懦弱地不敢公然表示反对，慈禧太后被牵着鼻子搞了拳民运动那种蠢事也就毫不足怪了。
“那次没让光绪皇帝说话，”那位福晋说，“可他见统领义和团的那两个亲王得了势，眼泪就出来了，走了出去。”
类似的会议宫中还举行过两次。这种时候皇上都恳求他们不要同外国开战，他说道：“洋人无论财力兵力都强于咱们，士兵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开战必败，败了连讲和也不能，国家就给瓜分了。”但他的苦苦哀求根本没人听，会议结束之后只得回到他那小岛上，一连八个星期不得不坐在那里听格格格的枪声、轰轰轰的炮声，以及乒乒乓乓的鞭炮声。拳民们似乎希望用噪音来消灭外国人。他研读过那些书之后，一定感觉得出来，这只能给他的人民带来灾难。义和团运动
联军攻下北京之后，皇上被提出囚禁之所，不得不跟着朝廷逃亡。
“现在你对你那些刀枪不入的拳民怎么看？”当他看着他那位威严的姨母剪去长指甲、穿上蓝布衫，打扮成民间仆妇的模样钻进街上普通的马车时，人们不由得想像他会对她这么说。“当初要是肯听我和许景澄、袁昶的话该多好，倒反把赤胆忠心拼命想救国的人给处死了。你那些个守旧派又怎么样呢？能把他们当作国家栋梁依靠吗？”或者别的“我早说过”之类的话。
慈禧逃亡图他们流亡西安期间，诏令继续以他的名义颁发出来。随着事情开始有所好转，联军坚持废除排外的端王和他儿子的一切权利并将端王永远流放，皇上看上去很有希望恢复他的皇位。但使人失望的是，条约的制订者仅仅满足于“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皇帝礼节亦应一律更改”这样的条款，结果1902年朝廷回銮之后光绪皇帝仍然是一个囚徒。
每一个写过觐见慈禧太后一类文字的人都说“皇上坐在近旁，不过比她稍微低了一点”，但从未有人说出这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宫里的囚徒，要让他们看见他离宝座不远，可又不能让他们跟他说话。公使们的致辞是由跪在地上的大巨们传达给慈禧太后的，答辞也是这些大巨作出的。虽说皇上的健康状况似乎很好，但没有人注意他。朝政的重荷仍然由太后代他承担，仍然由她“训政”。
“我见过皇上许多次，”何德兰太太告诉我，“许多时间里光绪皇帝都在场。我们每次在宫里时，皇上都陪着太后——不是在她身旁，而是落后几步。她坐下后，他总是离着几步在后面站着，除非她叫他坐下，从来不敢坐。他面容清秀而高雅，穿着深色的长衫。他是个孤独的人，与阿谀奉承的太监、聪明伶俐的嫔妃和珠光宝气的太后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没有一个大臣在他面前叩着头压低声音颤颤抖抖地说话，惯于奉承讨好的太监到他面前也从不跪下。相反，我一次次看见他被太后这帮工于谄媚的仆人挤得靠在墙边上。
“有一天我们在宫里时，一个人高马大的太监站到皇上面前，把他完全挡住了。我看见光绪的手伸到那人肩头，默默地将他拨过来，让他看看他是站在谁的面前。当光绪抬起头来看这个身材高大的仆人时，脸上并无愤怒的迹象，只显出一副温和而可怜的笑容。我以为那人一定会在皇上面前扑通跪下的，没想到他只往左边挪了几英寸，依旧直挺挺地站在他前面。在宫里我从未见过有人向皇上屈过膝，除非是在外国人问候他或向他告别的时候。而大巨们和太监们每次跟太后说话都要跪下。这些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第一次见过光绪皇帝之后，他那双可怜而深沉的大眼睛在我面前有好几天久久不去。我无法忘掉它们，我决心只要有机会就对他说几句话，让他知道全世界的人仍然在希望他能将他所开创的伟大改革继续下去。但他被监视得很严，我从未发现和他说话的机会。而我们在宫中的全部时间里，他也从未跟客人、嫔妃、慈禧太后或是侍从说过话。
“有位公使告诉我，有一天召见之后，太后和皇上已经下了丹陛，太后正跟他的一位同僚说着话，他因为皇上离得不远，就对皇上说了句什么。太后立即打住了跟刚才那人的话，代皇上回答了他。
“有一次宫里只有我们四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坐着，皇上站在太后后面几步远的地方。她谈起了拳民运动，为损失了她的长指甲和她所找到的各式各样吉祥葫芦而惋惜。皇上很可能是听着这场没有他的份的谈话听腻了，静悄悄地出边门去了戏楼,当时那里正唱着戏。有一会儿太后并未觉察到他不在，但当她一发现他已经走了，脸上马上显得很是焦躁，转过脸去声色俱厉地问总管太监李莲英道：‘皇帝去哪儿啦？’太监们急忙东奔西跑起来，被差到一处一处去问。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说他在戏楼那里。焦躁的表情这才像乌云见太阳一样从她脸上散开了——有几个太监于是就留在了戏楼。
“我听说有时太后邀请皇上和她一起进餐，这时他不得不跪在她的餐桌前，只能吃她给他的东西。这种荣誉他并不企求，不过也不敢拒绝，因为怕惹她不高兴。”
第三部分
中国的王公大臣
作者 : 何德兰
在中国，对领导和控制舆论——各个方面的舆论，从村落里一群农民到最高级别的官员和皇帝自己——的力量进行的任何评价，都必须特别重视文人学士，即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科举考试又在逐年扩大之中。他们是社会阶层中的最高层。这一帝国的每一位文职官员都必须从他们中间选拔。他们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制衡机制完备的行政系统的基础。这一系统假如矫正完善并与现代生活和观念联系上，很容易就能博得全世界的艳羡。
——切斯特·霍尔科姆《中国的真正问题》
有一天，北京某大亲王府上的总管太监坐在我书房里的时候说道：
“快到新年了。贵国过不过年呢？”
“也过，”我答道，“不过过得跟你们这里不是完全一样。”
“你们放爆竹不？”
“放。放爆竹方面，我们过年时跟你们倒是一模一样。”
“你们也像我们这里一样把欠下的钱全还清吗？”
“恐怕不。这个不是我们过年的内容。”
“我们王爷今年元旦要讨两房小。”他还没等我问就说道。
“真的?他好像已经有三位侧福晋了。”
“是有三个，可他可以有五个。”
“照我想起来，一个男人有那么多女人，家里怕会闹麻烦的。”我试探着说。
他一面用中国人说“别提了”的方式摇摇手，一面答道：
“这就难说了。要是这个女的看见王爷跟那个女的说话，这个女的就会吃醋。”他这话使我们窥见了一点中国上层阶级的某些家庭矛盾。不过有一点要记住的是，满族亲王除非有五个妾，每个妾又都生有儿子，要不他就得不到全俸。
新体制系统下主要的王公是庆亲王、肃亲王和溥伦。庆亲王自从恭亲王失势以来就是满人的首领，慈禧太后有权给的位置他几乎个个都有了，虽说皇上不喜欢他。他1884年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自那以后直至目前从来未受过贬黜或失去过任何形式的圣眷。他个头矮小，一点没有李鸿章、张之洞或者恭亲王那种伟人因素，但他一向具有圆滑的特点，使他成为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像身边最有用的官员之一。而且外国公使馆在1900年被拳民围困期间得以保全，也完全是他的功劳。
肃亲王是八大铁帽子亲王中惟一由于职务的关系而与外国人往来密切的人。拳民围困使馆期间，他将自己的府第让给了当地的基督徒使用，事件结束之后被任命为崇文门税关监督。担任过这一职务的人上交税款的比例从没有像他那么高，他的举动引起了别的官员的妒忌，他们彼此间说道：“要是让肃王再呆在这个位子上，那别人就什么也别想再捞到了。”于是他们就找他的碴子，也真找到了。以他们守旧的眼光看来，他乘外国车，建洋式小楼而以洋式家具加以布置，又雇了英国人教他的男孩子，还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为家中的妇女和姑娘们办了个学校，所有这些都是罪名。这样他就失去了他的职位。不过由于新摄政王醇亲王和他的进步政策，肃亲王成了海军大臣，而庆亲王只不过是海军衙门的一名会办。
袁世凯像与新体制有关的王公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袁世凯。他是河南人，就是黄河这条几乎年年泛滥的浊流之南那个省份的人。年轻时，他勤奋地学习中国典籍，学习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书，但从未学过外语，也从未到过外国。这里就体现了他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在对外国语言、外国法律、外国文学、政治学、进步史和文明史全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占据了国内最高、最重要的职位，驾驶着国家这艘船在一边是保守主义、一边是激进的改革这两侧险滩之间笔直地航行，直至将它开近安全的进步政策的港湾。
他一直是李鸿章的徒弟，一向得其赏识，政治才能有可能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而且他这么平步青云，仕途之初可能也多多少少会受惠于李鸿章的影响。其他官员无法同他相比。
他从朝鲜回来之后成为道员，然后又受命统率直隶的军队。在德国军官的协助之下，他成功地运用欧洲方式训练了一支12500人的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时，皇上有了推行有史以来一场最为惊人的政府改革计划——就是在数个月的短时期内改变四亿人民四千年以来的保守主义。
让连钉子也不会造一根的人民去造一条铁路。
让连犁地也不敢深犁、生怕触犯相关神灵的人民去开采金矿、银矿、铁矿和煤矿。
让四千年里连好好的高中也未办出一所的人民在首都和各省各自开办一所大学。
与这三个问题同样棘手的有二十来个，皇上就在双倍于这个数字的天数里着手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头脑发热的激进年轻学者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这些人之中后来没有一个成为政治家。他们有许多都是聪明的年轻人，但在改革的热情中丧失了理智，忘记了掌握他们政府的保守势力与四十个世纪以来的那些保守人士并无差别。
正如前面所说，他们将康有为推荐给皇上作为私人顾问，而他也因此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就是成为这场伟大改革的领导人。他被称之为“康圣人”，不过他受到拥戴和推崇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各项政治才能都不具备，竟至于听任年轻的皇上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颁下二十七份诏书、处理二十七个上面说过的那种棘手问题。而就是这位头脑发热、毫无政治才能的“圣人”，因为袁世凯不肯加入下面所说的阴谋而将他斥之为看风使舵和背叛之徒。
皇上罢免了某部两名守旧的侍郎、两个省的巡抚以及其他五、六个没用的守旧派领袖之后，他们策划了推翻他的方式，即唤起慈禧太后的野心，说服她废黜皇上而重新执掌朝政。他们说他是她的养子，是她将他扶上皇位的，所以她对他的错误就负有责任。他们奉承她三十多年的垂帘听政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政治才干。对这一切，她听得如饥似渴，但并无任何举动。
这个时候皇上和他的康圣人清闲吗？一点也不。他们想好了一个对策，决定用武力来做在政治手段和义正词严的劝说下所无法做到的事。于是他们向操练和统领国内最精良的12500人军队的袁世凯下达了一道谕旨，催促他火速到京，将慈禧太后围在颐和园中，使之无法干预朝政，从而维护改革措施。
军队大部分控制在慈禧太后的一个守旧派朋友、也就是现在摄政王的岳父荣禄手中。皇上知道没有对它的指挥权什么事都办不成。袁世凯统领着一个12500人的军团，但即使有皇上的谕旨，他如果不通知顶头上司荣禄而将它贸然带出，那就意味着即刻就会脑袋搬家。所以袁世凯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这道谕旨去见荣禄。袁世凯对改革是赞成的，不过他可能不赞成皇上所用的方法。荣禄火速来到庆亲王那里，两人一起赶到颐和园去见慈禧太后，向她说明了一切。她匆匆回到北京，当面激烈地斥责了皇上，取走了他的御玺，将他在紫禁城内关押了起来。康有为这位“圣人”逃走了，但慈禧太后捉到了他的弟弟和另外五位爱国的年轻改革家，下令将他们在北京的法场当众斩首。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这种保护她而不是监禁她、因而使她得以重掌朝政的举动自然十分赞同，她将他任命为工部侍郎。当她不得不把组织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撤职时，就指令袁世凯署理这一职务。阿瑟·H·史密斯说袁世凯跟去职的那位比起来“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如果他可以放开手脚去做的话，整个义和团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消灭干净。但他被宫廷里来的‘密诏’所掣肘，除了发布发布音调铿锵的公告和斥责斥责下属办事不力之外也就不能再有别的什么作为了”。
袁世凯成为山东巡抚时，几位拳民领袖前去拜访他，满心以为他会和他的前任一样同情他们。他们告诉他他们是如何地有能耐，如何地刀枪不入。袁世凯耐心而感兴趣地听他们说着，还邀请他们不久之后跟他和别的官员朋友一起用餐。
筵席上，袁世凯将话题引向拳民领袖和他们的技艺，让他们对他那些个朋友再次谈起他们的刀枪不入之功。他让他们尽情吃喝，等到吃喝完毕，建议他们向他请来的朋友展示一下他们的神技。他们一通胡吹之后，很难拒绝这么做。于是袁世凯让他们排成一排，叫来了他最好的射手，将这场表演进行了下去。慈禧太后的那次王公会议因为相信拳民的超凡力量而讨论加入他们的可行性，不用说，倘若当时袁世凯也在场的话，她或许就不会受到1900年的屈辱了。
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就袁世凯的政治手腕来说，他对慈禧太后的“密诏”看得并不比皇上的谕旨重。他惟一的职责就是治理和保护他那个省的百姓。由于他聪明的政治手腕和强烈的个性，在1900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季节里不但没有外国人被害，即使别的地方普遍存在的那种苦难在该省相对来说也少得很。
张之洞像现在我们来说另一个可以表明袁世凯和另外两名大总督——现在的大学士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个性的计谋。众所周知，拳民叛乱期间，他们把外国人全都赶出去的诺言深深打动了慈禧太后，竟使她颁下了一些不明智的诏书，要求各省对外国人进行大屠杀。袁世凯和他的两位同事私底下规定，只要外国军舰不靠近他们所在省份的港口，不管朝廷有什么旨意，他们都将维持和平和保护外国人。所以当宫里颁下屠杀外国人的密诏之后，为了拖时间，他们假装不相信朝廷会下达这样的旨意，说是拳民伪造的，于是就拒绝接受，要自己派专人一路前往北京，从太后那里亲手接到诏书，然后再带回来。派去的人又受到密令，要设法弄清楚诏书的内容，如果它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此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必须尽量磨磨蹭蹭，直至拳民之乱结束，或者外国人全都离开了省境。就是三位汉族总督和一位满族总督的这一类行动方式使中国在1900年避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慈禧太后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给予赏赐。
刘坤—像1900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而朝廷被迫逃往西安。就在朝廷流亡西安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足以说明慈禧太后的多智和中国的全部社会习俗都具有弹性。袁世凯的母亲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风俗习惯和孝道原则都要求一个人辞去一切官职，守制三年。于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递上了辞呈，“泣血以闻”。
这个国家正在绝望的困境中，仅仅为了一点儿感情因素就失去三年它最杰出和最有力的政治家的服务，实在难以承受。而袁世凯不管对放弃这一才刚刚有声有色地开始的辉煌前程是多么痛惜，无疑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他接到太后那道慰谕的旨意后很出意外，其中高度赞扬他母亲诞育了这么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儿子，不过又说道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接受他的辞职，因为这个时候他对国家的服务是不可或缺的。但她会派个人代他守制，这个，再加上他母亲知悉自己生了个对朝廷和国家的安全如此举足轻重的儿子，会使死者的在天之灵得到足够的安慰。袁世凯不得不留在他一省巡抚的职位上，守制一天也不可能。在慈禧皇太后这样的大师手里，经久不变的东方法律和风俗习惯就是这样通权达变和富于弹性。
人们可以想像，慈禧太后对袁世凯在无意中使她得以重登宝座这方面显示的政治手腕有多么满意，皇上就会因为这是自己被废黜的根源而对之有多么愤恨。不过这也并非单单对袁世凯一个人，对现今摄政王的岳父甚至庆亲王也一样。从1898年直到他的死亡，整整十年里，光绪皇帝在被囚禁期间都对造成他失势的人心中充满了仇恨。
直至1900年的拳民之乱结束，袁世凯因为巧妙地无视诏书而在保持安宁的同时保护和保全了他那个省中所有外国人的生命，这时候他才开始接连不断地得到大量荣誉。而这下面要说到，也并非没有其理由。
1901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受太子少保衔。1902年他得到黄马褂，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以及参预政务大臣。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对城市治理都和对国家、对一省的治理同样关心。尽管他未曾受过外国教育，却开始在自己的省份之内建立起一套公共学校系统，这在全中国独一无二。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在整个这段时期当中，宫里的一柄达摩克勒斯之剑时刻在他头顶上方悬着，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解释，因为它是这出戏的最后一幕了。
袁世凯到天津就任直隶总督时，在那里发现了天津大学总教习丁家立博士。天津大学是李鸿章在十几年前创建的，有良好的学习课程，造就了大批年轻的毕业生。这些人本该有比在天津和其他各个城市的商业事务所当翻译更好的前程。于是他将丁家立博士叫了去，特意询问整个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
“本省有啥东西阻止推行这一套系统？”袁世凯问。
“没有，”丁家立博士答道，“只是要那样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条件。”
“有啥条件？”袁世凯问道。
“条件是要在每个主要的市镇开办一所学校，在里面安排受过良好教育、精明能干的教师，支付给他们的薪水要同他们进企业所能得到的不相上下。”
“你愿不愿意把创建这么一套的事担起来？”他又问。
“有个条件。”丁家立博士答道。
“啥条件？”
“你允许我认为哪里合适就在哪里办所学校，想到哪里去征集教师就到哪里去征集教师，觉得他们该拿多少薪水就付给他们多少薪水。完事后我把账单给阁下送去，你要问也不问就付清。”
袁世凯和丁家立相识有年，对他的能力和忠诚都一向绝对信任，所以减轻了他在天津和保定府大学的事务，委托他建立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教育意义上的公共学校系统。即使他从未做过任何其他事，即使他“现患足疾”，单凭这一点，一位明智的摄政王就没有罢免他的理由。不过摄政王这么做也许有他情有可原的地方，这我们以后会谈到。
拳民起事的有一个方面未见任何书报杂志好好介绍过。我们都知道欧洲各国政府的公使和他们的妻儿，以及海关官员、传教士、商人和当时正在北京的游客，再加上中国的基督教徒，都一起被困在了英国使馆和肃王府里面；我们都知道他们如何修筑防御工事；我们都知道他们连着六星期遭到拳民领袖和董福祥带领的保守派队伍的日夜攻击；但我们不知道、或者至少未听见有人谈得足够多的，是庆亲王等人所领导下的自由进步派为了挫败慈禧太后与拳民领袖、保守派和他们的军队，保护这批名气之大前所未有的使馆区囚徒，秘密策划了极为有趣的计谋。该计谋是这样的：
当庆亲王和他在北京的同事发现已无法用表决来压倒附和拳民的王公时，他们不敢对之公然反对，而是私底下决定一定不可以让列强的代表遭到屠杀，要不中国的厄运就难以挽回了。等到他们知道袁世凯和其他的大总督已决定冒着蔑视圣旨的风险以计抗拒拳民时，为了保护使馆和保存这个国家，也就决计仿效了。他们给处在围困中的人秘密运送食品，而这些人却不敢食用，担心其中投了毒。更重要的是，庆王他们在北京以卫队的形式保持着自己的军队，准备万一使馆有被攻克的危险时就用作最后的手段。事实上，庆亲王和他的同事的军队同拳民领袖和董福祥的军队之间常有激战。一旦拳民获胜，袁世凯、庆亲王和他们的同事势必头颅难保，而现在既以拳民失败告终，当然这些拳民也就难逃法场上的一刀了。
所以袁世凯处于两股火力的夹击之中。一者违背了皇上的旨意，未来北京，因而导致了他的失势，招致了他的不快；一者违抗了慈禧太后，未将他那个省内的外国人处死。如果拳民得胜，他肯定会为此掉脑袋。但拳民没有得胜，而因为他的抗旨有助于拯救这个国家，只要权还在慈禧太后手里，袁世凯就是安全的。
可是算账的一天总要来的。慈禧太后年事已高，皇上正富于春秋，按照各种可能性来说，她总会先死，而袁世凯的惟一希望就在于她活得比发誓要向所有导致自己被监禁的人复仇的皇上长久。
我在北京有个朋友，他也是一位大官的朋友。这位大官过去十余年来每天去宫里，对这段时期里这一与世隔绝的巢穴中策划的各种阴谋没有不知道的，不过他哪一件也未牵扯进去。他拥有这个国家最高的职位，一次也未遭到过贬黜。有一天，他在宫里时，皇上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皇上认为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决不会传到敌人的耳朵里。
“你压根儿想不到我受的这份罪。”皇上说道。
“真的？”这位大官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可不是，”皇上接下去道，“跟外面来的什么人都不能说话。我没权，没伴，就连内监也像是不把我当回事似的。这宫里最下等的人哪一个不比我强。”接着他又压低嗓子说道：“可总有算账的那一天。太后也不能总活着，我一旦再坐上龙椅，会让那些叫我这样的人也受受我那份罪。”
皇上的这些话传到袁世凯耳朵里并非没有可能，在中国总是隔墙有耳。一切都有耳朵，大自然的每一部分都有舌头。真是如此的话，皇上的一生这出戏里所以有那最后一个情节，袁世凯的官场生活中所以有那倒数第二个情节，原因全在里面了。
问题是如何操纵自然规律来防止慈禧太后死而皇上还活着，同时又不让外人知道那些神秘的力量已经被你玩弄过了。他必须是自然死亡，死得毫无可疑之处。他不可以比慈禧太后死得晚一天，这样会引起议论。他应该比她早一点死。死亡的导火索燃起来要比我们想象中的长久得多——有一位英国国王说过“先生们，恐怕我死的过程持续得太长久了”——有时候它又烧得比计划中的快。北京的紫禁城里有两根死亡的导火索在同一时间里点着了。慈禧太后是“病势陡重”的，她的死无疑出于自然的原因。但袁世凯的敌人告诉我们皇上有个中医，袁世凯用三万三千元收买了他。他们说慈禧太后实际上比皇上先死，虽说皇上的死讯是首先公布的，而太后的死讯第二天才公布出来。
那么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皇上是被毒死的？就算这样吧。当时日本人也这么认为。不过是谁下的毒？肯定不是一个人。人们可以为他请个中国医生，但袁世凯的医生是皇上最不可能接受的。你我生病之后会允许让我们吃尽苦头的人为我们选择医生吗？即使他的医生真是袁世凯请来的，但他的死是慢性中毒的结果，袁世凯还能让庆亲王、摄政王（他是已故皇上的弟弟）、宫内嫔妃和那数千名太监全都在他慢慢地毒死皇上之前对慈禧太后的死保持沉默？不！如果皇上真是被毒死的——世人也都相信是这样——那么涉及此事的决不会仅仅是袁世凯一个人，要不回到老家的他也不会只不过“患足疾”，早该是一具无头尸体了。
那么这件事怎么解释呢？也许是这样：整个宫廷和官场都觉得让皇上重登宝座不安全，与其乱了整个体制，还不如死一个人。他们甚至拒绝允许外国医生去看他，说他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又喜欢让中国人看病了。所有这些都表明，那决不是任何一个人就能实行的阴谋。
那为什么袁世凯会成为宫廷和大臣们的替罪羊，在全世界面前被称作杀人犯呢？这可能又是一个阴谋。激进的改革派，那些康有为的追随者，他们在皇上和太后死后将此事大做文章，宣扬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他们说袁世凯背叛了改革事业，他不仅在1898年卖主求荣，而且现在害死了皇上。
为了安抚这些敌人，摄政王也许觉得暂且将袁世凯罢免一段时期是最好的办法。他说明所以要这么做的鸡毛蒜皮的理由也支持这种看法——“现患足疾”，而后面又加上“以示体恤之至意”——一句也许是严厉，也许是毫无意义的句子。等到暴风雨过后、天气再次晴朗时，袁世凯有可能也会像以前李鸿章和其他人那样又被推到第一线，倘若结局真能如此该多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