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与垄断政治

亦文

天安门事件后，国内民主运动并没因镇压而陷入底潮，不少民运人士 ，甚至不少旅居海外的民众都认为，中共会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的下场一样，很快垮台，民运精英不久就可以回国执政了。然而，十八年过去了，这一天并没有等到，刘宾燕死了，王若望死了，老年民运人士所剩无几；中年民运人士也已人老珠黄，日薄西山；当年的热血青年则步入了中年，朝气已逝。有的挣钱去了，有的洗手不干了，剩下的亦四分五裂，早就没了兴风作浪的气力。有人说，虽然民主是永生的，但民运实际上已经死了。

相反，中共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本性依旧，一党专政，却顺利地完成了世代交替，没有任何将倾的迹像。经济改革的资本主义化，不仅没能改变中共的政治垄断，反而使它度过了危机，巩固了垄断。这里面的奥妙究意竟在哪里呢？

一．经济改革没有动摇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联产承包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权释放给农民，使农业产出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随后，农村包围城市，承包制被引入了城市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与此同时，城乡的各类私营经济，也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几十年下来，私有经济的产出在GDP中的比重已超越了国有经济。八十年代后期逐步推行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使国有经济的所有权已经量化和分化，纯粹的国有企业已不存在。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处在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渐进过程中。

私有化的过程，应该是政府的经济垄断逐步瓦解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私有经济的产生，国有企业股份化的过程，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同的起点和运动轨迹，因而，迄今为止没能结出西方资本主义化产生的那种政治成果。

西方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专制社会私有的手工工场，小土地所有和地主土地所有的基础上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吞噬和瓦解封建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逐步形成和壮大，有了摆脱封建专制的经济和政治垄断的力量。例如：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圈地运动，最初从名为公有，实质上为封建王室所有，但已失去管理和控制的土地开始，逐步发展到侵圈或收购农民和教会，甚至没落封建庄园主的土地。资产阶级不仅要求按照它所需要的方式重新分配，占有和使用社会的经济资源，而且要求改变政治权利由封建王室垄断的局面来保证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它们的双重需求受到封建王室的阻挠和反对，最终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结果是封建王室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垄断被年轻，充满朝气的资产阶级瓦解。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废除上院和君主制，以及各种圈地法案的陆续通过，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几经波折，并发生过王室复辟，但封建专制的经济和政治垄断再也无法重建。今天我们看到的君主立宪制下的王室，实际上己有名无实，成了资本主义用以揽客生财的旅游资源。

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的基础是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当初是在剥夺了处于萌生状态的资产阶级的资产和消灭了通过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中，实在无法搞出资本主义的效率，摆脱贫困的纠缠，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小到大的渐进式发生发展的。它是自上而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开来的。虽然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反动和否定，而且越来越显示出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趋势。但是，政府仍然控制和垄断了包括土地，矿山等几乎所有的经济资源的所有权。任何私有经济团体所需的土地，矿山等资源，以及大中型经济项目，很难从真正意义的市场中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它们与权利资本的所有者——官僚阶层的关系。国有企业的股份化，私有股份的加入和中国经济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就生产资料控制总量而言，政府以大股东的身份控制企业，垄断的规模反而比改革前更大。经济垄断规模的扩大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有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用于利益各层官僚，扩展组织系统，控制舆论导向，强化专政机器，巩固政党合一的政治垄断。

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决定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不会，也没有功力反对和瓦解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垄断。

中国现阶段新生资产阶级中的实力层，并不是象西方那样，是从基层经逐步产生和壮大起来的。他们中有的许多人本身就是高官的家属，亲戚，有的则通过贿赂，搭上了政府官僚的关系。他们的成长壮大，是靠政府的利益输送，离开了政府的特殊关照，它们获利将会减少。据香港学者Carsten A. Holz统计，中国拥有一亿元（1千3百万美元）或更多个人财产的3,220个人里， 2,932人是中共高干的子女。五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开发，大型工程和安全行业，85%到90%的核心职位控制在中共高干子女手里。(1) 它们与政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阶层的发展与政府的双重垄断没有冲突，它们本身就是垄断的产物。

中小资本，虽然对经济上任何垄断都不满，希望有一个公平竟争的环境。但是，他们是被社会主义耽误的一代，等到充许他们发展了，国外市场，强敌如林；国内市场既有国际垄断资本，又有官僚资本，或者说与官僚勾结的垄断资本。对外，他们既要靠政府与外国政府在关贸协定的谈判中为他们争取有利的条件，又要靠政府的经济垄断，在退税政策，货币政策等方面帮助他们向外开拓。对内，他们所需发展的各种资源都卡在政府手中，不得不夹在国际垄断资本，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下求生存，求发展。处在这种环境下的中小资本，先天不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还相当软弱。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瓦解专制或垄断政治，用民主政治取而代之，可以通过经济或暴力的手段，也可以二者兼用。但是，在一个暴力革命已经失去民意基础的现代经济社会，任何争取政治民主的行为都更加依赖经济力量的支撑和配合。在垄断高层执政的精英们，亦深明此理。当他们驯服了新生资产阶级，把这个阶级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也就跨越了由资产阶级挑大梁，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历史轨迹。从而阻隔了在野精英和反垄断势力可能获得的财源，化解了垄断政府面对的压力，抽了国内民运的筋，断了民运的骨。

二.国际垄断资本相中了中国的垄断政治

西方资本主义最初是打着经济自由，政治民主两面大旗冲破封建专制的经济和政治藩篱的。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确立后，它也不可避免会走到与自已的起点相反的方向——垄断。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和政治上的民主。笔者虽然认为，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过的社会制度中最有活力，最合理的制度，但是，并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经济自由和政治的民主，是处在这个社会的各层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断地竞争和制衡的结果。这一制度仅仅为这种竟争和制衡提供了可能。

资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引发科技和管理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资本的淘汰和吞并。上个世纪初，美国崛起,超越英国,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资本也逐步由自由竟争走向垄断阶段：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曾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提炼工业，钢铁产量的65%掌握在摩根集团手中，铁路七个垄断集团的获利，占整个行业的85%。国家资产的60%，掌握在占人口的2%的垄断资本家手中。

垄断资本与政府官僚相互勾结，政府官僚几乎成了垄断资本的政治代理。利益输送极为普遍，也引发了政府官僚，大公司管理层的腐败。政治权力几乎垄断在集团资本精英手中。 资本的高度垄断，市场竟争机制遭到破坏，阻碍科枝和管理的进一步创新；伤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影响了利润或者说社会财富的分配，使社会出现宝塔形的分配格局，造成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从而也把自已推向了生与死的十字路口。一个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精英层，绝对贫困化阶层占居人口的多数的社会，是暴力革命的温床。在资本主义社会，唯有通过财富的合理分配，形成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层，才能制约大资本对经济，政治的垄断，并化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用形像来比喻，也就是要形成传统可乐瓶或丰臀女性身材式的社会结构。

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危险，并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方案。俄国沙皇拒绝了改革，最终引发了十月革命。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则明智地接受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提出的社会进步运动，使美国避开了危机，走上了长治久安，繁荣倡盛康庄大道。西奥多. 罗斯福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强有力裁决者，以保证劳工与资本在分配中的公平。他表示，他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则，但反对资本的垄断，腐败和违法活动。他推行了一系列监管经济的措施。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标准石油违反垄断法，必须解散重组，分为若干个小公司。这一时期有40多家垄断公司被起诉, 并被强行打散。政府通过法律限制垄断，保证公平竞争的角色和原则得到了确定。

此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始终处在垄断与反垄断的交替过程中。一旦反垄断浪潮有所消退，新的垄断又逐所形成。美国政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AT&T电话公司的反垄断诉讼，迫使这家曾垄断了95%以上的长途电话业务和85%的电话设备的垄断集团，自行宣告分割为七个股份公司。随后，美国和欧盟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虽以赔款合解告终，但微软的垄断行为亦不得不有所收敛。在美国和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大型企业的合并和收购，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防止行业性垄断破坏市场竞争的环境，伤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初所确认的反垄断原则和法规的延续。

可见，在西方民主社会中，资本要走向垄断，获得垄断利润，其前景非常不确定。当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权益受到威胁，政党政治中各层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政府受到自下而上的中小资本和民众、政府和议会中不同党派的自上而下的双向压力，它不得不出面制止或瓦解资本走向垄断的行为。同时，在一个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民主社会，垄断资本还要受到强有力的工会对雇员权益的保护。与资本获得的利润相匹配，工资水涨船高，从反面制约了垄断利润率的提高。

民主政治，并非垄断资本的最爱。资本无祖国，全球化本身就是对祖国这一传统观念的否定，全球化越彻底，祖国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资本要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不得不向世界的每一角落寻求新的垄断市场和维护它们利益的代理人。中国在一党权力垄断下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成了垄断资本的最佳选择。

在政治和经济资源政府双重垄断的条件下，中国市场的竞争机制本身就是畸型的。在这里, 只要朝中有人发话, 让你垄断, 你就能垄断, 让你挣钱, 你就挣得到钱。否则，不论你实力再强，技术再先进也难以入门。西方垄断资本，很快就明了这一点。要以最小的耗费，垄断中国的市场，必须与官僚阶层拉上关系。

1.国际垄断资本利用手中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公关能力，甚至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买通中国政府的官僚，获得了市场上得不到或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或其他经济资源和项目。从现的情况来有，那些大垄断资本不论在中国投资的能源，交通，通讯，还是酒店和大型商场，它们所获得的土地和经济资源大都得到各级官僚特殊关照，并不需要真正通市场竞争。它们不仅从产出中获取利润，而且可以从土地和各类资源与市场的差价中获得其他中小资本无法得到的特殊利润。

2.借助垄断政治，垄断资本轻而易举地垄断了中国市场。例如，当初微软在中国市场的拓展并不顺利，后来看出了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更换在中国的领导班子，打通了政府关系，在政府在默许和放任之下，它几乎没遇到任何类似于它在欧洲和美国本土受到的反垄断阻力，轻而易举就在它的视窗系统中能把相关的所有中文软件都囊括进去，消灭了这些相关领域的几乎所有竞争对手，独霸这些领域的业务和利润。2006年，胡锦涛访美，刚下飞机,连布什还没见到,就被比尔.盖茨迎入私宅 ,殷勤款待，既饱口福，又饱眼福。与中国政府理顺关系，相互利用的意思极其明了。

近年来外资通过并购企业来建立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得到各层官僚的关照。它们主要针对各行业有竟争威胁的龙头企业下手。比如，一汽轿车被德国大众并购；四川长虹被荷兰飞利浦并购等等。外资并购了龙头企业，就控制了整个行业，而且多数并购都是这些垄断资本承诺高额佣金给参与游说和拉关系的个人或公司，然后由这些个人和企业去贿赂各层权力资本的所有者。万一出了问题，垄断公司也可推得一干二净，不会因此被抓住把柄，坏了名声。这些被并购企业在并购中往往没能得到应有的市场价格，更不要说得到并购时可能获取的高于市场的价格。又如，2003年8月，排名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收购。1999年，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要求下，它与摩根士丹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波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成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新成立时，中国电池有限公司掌握了南孚的绝对控股权。当时，南孚其实并不缺乏资金，为了配合市领导，被迫合资。接着，摩根士丹利通过收购、增资对南孚的控股达到了72％，几年后，它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中国电池的全部股份出售给美国吉列公司。外方股东的总投资约为4200万美元，一下转手，赚了5800万美元。吉列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十年，都无法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到南孚的1/10。现在控制了最大的股权，中国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消失了，并且还得到了一家年利润8000万美元，拥有300多万个销售点的电池生产企业。据说，撮合外资并购的领导因吸引外资有功，还得到了提升。（2）

3.垄断资本与中国党政合一的垄断政治相结合，它们更容易获得政府及其相关企业的定单和获取更高的利润。波音公关能力与其在市场上垄断一样出类拔萃。它对中国的销售，2001年只占其全球销售的4%，2006年，上升到14.7%。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是波音目前最大的客户。至2006年，波音在中国赚了93亿美金。它与空中巴士之间在中国市场的竟争，基本上不取决于价格和服务，而取决于它们于政府的关系和政府对这种关系的需要程度。去年，胡锦涛访美前，吴仪率领的采购团前往美国13个州，包括14个城市，与美方签署了大批商业合同或协议，採购总额超过150亿美元。而向波音採购的80架波音737，总价高达52亿美元，波音一口就咬下1/3块大饼。而2005年，温家宝访法，也在农业、航空、能源等领域，下了超过30亿欧元（约合305亿港元）的定单。其中包括购买30架空中巴士。

4.垄断资本依靠政府的政治垄断可以长期，稳定得到低于市场价格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和公司是没有工会的。在股份化的国有企业中保持了原有的工会系统，但这些公会都仅有虚名。它们是党和政府的派出机构。在与垄断政权的相互利用中，靠着政权机器摆平劳工阶层可能出现的任何反抗行为，国外垄断资本在中国投入完全不用耽心劳工阶层为争取提高工资，争取福利，缩短工时的罢工，罢市行为。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能尽情地享受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二战后，日本经过三十年的工业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劳动工资水平与美国己不相上下。而中国经济开放三十年，即使外资企业的劳工的实际工资也不到发达国家的1/4。

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初，垄断资本为了打入中国市场，也曾鼓吹过民主政治，遣责过垄断政治及其人权记录，特别是六四之后，有的资本集团曾主张撤资惩治中国政府。然而，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毕竟不是资本追求的目标，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对资本而言，那才是挡不住的诱惑。资本涌入中国市场恰恰是“六四”之后逐步形成巨浪的。一旦资本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在其他市场难得的利益，它们立马发现，当初试图用民主和人权改变中国政党合一垄断政治的主张，纯属误会。垄断政治可以更好地起到保护垄断资本利益的作用。因而，它们转而想方设法配合和维护政府的政治垄断，巩固自已既得利益，争取将来的更大利益。任何呼唤民主，民权，提高劳工的工资和福利，威胁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的行为都是垄断资本不愿意看到的。现存政治体制的稳定，意味着垄断资本的地位，既得利益和利益前景有了保障。事实上垄断资本正是这样回报和维护中国党政合一的垄断政治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当美国国一些迂腐的议员们试图把中国政府对人权和民主的践踏行为与经济制裁联系起来，这些垄断资本集团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或直接游说国会和政府的官僚，把政治与经济区分开来。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从没因没政治问题受到任何经济制裁。现在，很少有人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问题说三道四了。被洗了脑的政客们已完全接受了中共的政治垄断，把政治与经济分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定理。这次吴仪与美国议员们讨论中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遇到议员指责中国政府操控汇率，马上祭出“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是危险的”利剑，这些人马上感到了理曲词亏，态度软了下来。这应归功于这些年来，垄断资本集团对政客的洗脑。其实，任何经济行为都与政治垄断有着剪不断的联系，是这种关系的延伸。现实中，还不曾有过纯粹的经济行为。

GOOGLE, 雅虎, 微软等网络资本集团为自身的利益, 甚至不惜放弃自由民主的原则, 配合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 在搜索中过滤倡导民主，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共一党专权的内容。即使在国内偶尔还搜得少量相关内容，那仅仅是漏网之鱼，大部份己遭成功拦阻。为此，GOOGLE和雅虎还曾受到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指责和关切。实际上，为了它们的业务和利润，它们己经与垄断政治合为一体，做了中宣部该做的工作。最近，民运人士师涛的母亲还指控雅虎向政府泄露师涛的个人资料，协助政府将其定罪判刑。这些网络资本与政府的公安，检查部门亦有业务往来。

欧州的垄断资本也不甘落后。空中巴士集团，看中了中国将成为全球除美国之外，最大的民用航空市场，在未来的20年内有2600架新飞机的需求。 为了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曾与其他在华得到政府特殊关照的资本一道，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法国政府，鼓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的禁令。这一举措，得到了在华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德国大资本和政府的响应。尽管这一行动，目前在欧盟中遇到阻力，还末达到目的，但无疑提高了中共的声势和影响。

开革开放，就是要打开大门与资本市场接轨。中共老一辈改革家们深知，大门一开，轨道一接，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末日，资本主义的新生。走向这条回头路，并非他们心甘情愿的选择。继续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他们将与之同归灭亡。在形势的逼迫之下，邓小平无可奈何地喊出了：“管他白猫、黑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他们终于想通了，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令人可怕的东西，可怕的是共产党政治垄断的崩溃。既要转向资本主义，又要坚持共产党的政治垄断，这就是改革开放要探索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佩服几代执政精英的智慧，在实践中，终于走出了一条垄断资本与垄断政治相结合的路子。不仅政府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加，而且获得了国内外垄断资本集团的拥护和支持，化解了垄断资本及其反对势力对中共政治垄断的冲击。

三.民众的怕乱心理成全了政治垄断的稳定

垄断政治得以沿续和稳定除了得力于国内外垄断资本外，民众的怕乱心理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众的怕乱心理与他们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如果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吃不饱穿不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绝对贫困化，他们不仅不怕乱，而且还要起来作乱，起来造反，用一种适合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制度取代旧的制度。一旦他们的经济有所改善，特别是有了一定的财产，他们就开始怕乱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支持和同意社会出现新一轮改变现状的行为。

勿容置疑，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大规模流入中国，推动了城乡经济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有了天壤之别。最贫困的阶层的经济状况，也比过去好了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绝对贫困化的现象己基本消灭。即使现在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人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惨不忍睹，催人泪下的例子，但整体而言，穷得象改革前那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群体已经没有了。贫困阶层目前所关心的是如何在现有框架下，通过自己的劳动进一步改善自已的经济状况或脱贫。他们并不寄希望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自已的经济状况，对任何试图改变社会制度，用民主政治来帮助他们脱离贫困的行为还缺乏信心。

理论上讲，中产阶级收入稳定，有一定的资产，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热衷。他们既不赞成暴力行为，引发社会动乱，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反对资本的过度贪婪，尽占劳资共创财富的好处。民主政治是他们唯一可用于兼左顾右，均衡社会财富和权益的平台。但现阶段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人数少，而且处在积极积累资产维护和提升自己的经济水平的时刻。打破大锅饭之后，他们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交换，以及各种投资如股票，公债，房地产等等。个人的经济行为，已纳入资本运行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的风险制约。他们关注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免失误，获得现有条件下的最大利益。要他们担负转向民主政治的使命，他们人数还太少，还太年轻，还缺乏民主的素质和热情，更没有精力和实力。

这两个阶层的民众，即使他们感到现在相对贫困化现象曰益严重，劳动工资收入没有跟随垄断资本的获利同步增长，他们也不愿意社会因民主化出现任何波动。在维持现实利益与转向政治民主的成本比较中，他们宁肯守旧，不愿承担纳新的风险。这无疑也帮助了中国政治垄断的稳定，加大了政治民主化的难度。

执政于垄断政治的精英们对此了如指掌，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朱镕基再到今天的胡锦涛、温家宝无不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强调稳定高于一切。在对外开放，经济改革的同时，拒绝任何威胁中共政治垄断的改革。其间，虽出现过胡耀邦、赵紫阳对对坚持政治垄断不够坚定，甚至有所动摇，但他们立即遭到垄断集团的罢黜。中共能够顺利地在垄断政治的框架下，推行经济改革，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实质上已说明了民众的关注仍局限于经济的范围。中国现在还没有立即转向民主政治的经济和民意基础，更无外部的国际环境。

四.化解政治垄断，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实实在在看待中国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希望的破灭，也不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需要民主政治。目前，虽然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叫好声不断，几乎到了言不离中国的地步。但是，现存体制中的各种与生俱来的矛盾和弊端并不会自动消除。这些矛盾和弊端逐渐激化，将迫经济改革走向全盘私有化。这也就为化解垄断政治提供了可能：

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垄断，难以形成一个真正的，竞争机制的市场。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创新，而且不利于消费者从市场中获得廉物美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不彻底的私有化，国家以国有企业最大股东的身份，撑控了对企业管理团队的任免和重大决策。国有股份公司很难从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最理想管理人材。即使企业管理层想有所作为，也处处要受到上一级政府部门的干预。大多数国有股份企业的官僚，为了自己的位置和权力，往往要花很大的精力和财力去讨好和贿赂上级主管，企业中充斥着政治和官场的恶习。这些恶习，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在管理和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开发所以开革开放三十年了，多数国有企业，在市场和资源的获取上，凭借政府的权力，占尽优势，但仍难转亏为盈，那些盈利的企业，收益也低于私有企业。尽管股份化后的国有企业的财务报告份份精彩，使人振奋，但每当贪官们东窗事发，审计部门一查账，亏损的黑洞往往令人触目惊心。

此外，农村土地联产承包的方式已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大批农民已不满足于在承包的土地上获得仅够温饱或微簿的收入，他们迫不待地要摆脱土地的束缚，转为城镇的产业工人。而在土地公有的现实中，需要土地进行资本主义规模经营的投资者无法得到土地；想离开土地农民又无法出售土地，把自己在土地上的利益货币化，用作转向城镇安身立业的本钱。

同时，公私混合经济的存在，为政府官僚将权利转化为资本提供了可能。公有经济的存在, 官僚阶层手中垄断了有限的资源和资产, 有了利益输送的源泉；私有经济的出现, 它们对这些垄断资源和资产的需求, 只能通过参与权力向资本的转化才能实现。二者互相利用, 互相促进, 造就了现阶段层出不穷的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现在己发展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自陈良宇被捕之后，因贪污属败的中共官僚并没受到任何阻赫而减少，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最近又有内蒙第一书记储波，国家医药总局局长等一大批省市官僚中箭落马。这种制度型贪污的根源在于公私混合经济本身，制度不改革，贪官污吏永远抓不尽斩不绝。

随着国内外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绝大多数国家控股的企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私有资本在市场上的竟争和被收买的贪官污史的侵掠。政府的控股公司和公有经济资源在外攻内蚀的过程中很难逃脱被无情地吞噬的命运。国际垄断资本一但在中国的垄断地位得到巩固，它们首先要吃掉的猎物就是国家控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国有股份，名义上属于社会的每一成员，实际谁也无法得到任何可以感觉到的实际利益。社会成员也无法行使自己的所有权来管理和监督属于自己的资产。垄断资本只要以经济或政治的利益收购这些企业权利资本的所有者，就可将这些国有资产在光天化日之下，名正理顺地化为私有，而且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微不足道。而另一些本身缺乏竞争能力，又无吞并价值的国有控股企业，在垄断或大资本的挤压下则很难逃脱破产关门的命远。同时，国内外垄断资本依靠垄断政治对市场的垄断，对劳动工资人为压低的情形终究会出现难以维持下去的时候。随着更多资本的进入中国市场，中小资本逐步成长壮大，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对垄断资本和垄断政治相互勾结，破坏市场竞争机制的行为展开激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精英必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现在的路子走，继续作平面运动，眼睁睁地看着公有经济从他们手中消失，并且搞得民怨四起，威胁他们的政治垄断；二是顺从济经发展的需要和民众自主管理和支配属于自已的资产的强烈要求，把土地和国有企业的股份重新分配给每一社会成员。不论执政精英选择哪一条道路，归宿都已注定，逃不出私有制这张大网！

反对党政合一的政治垄断，并不意味着要推翻执政党，而是要建立一种互相制衡，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看到，如果按照后一种私有化道路的思维走下去，现在的执政党也许还能借助私有化获得的民意，在一定的时期内，金枪不倒，继续执政。政治的博弈，没有政党会选择自己立即下台的路子，转型也许仍需时费日，但是，执政党在私有化基础上执政，却是垄断政治冰融雪化的开端。

彻底私有化民众手中可供支配的资金增多，将引发新一轮中小资本的创业高潮，一批人将成为中小资本家，而多数人的经济地位也将因此而有所提升，逐步形成一个人数日渐增多中产阶级。政府经济垄断的消失，资本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垄断资本，希望政府仍然维护它们的既得利益；新进入中国市场或新生的资本，希望政府能主持公道，限制垄断，保护竞争。而民众也需要政府成为公平的裁决者，以保证劳动与资本的合理分配。

处在不同层次的经济集团和民众的这种要求，在执政党内部的具体反映，是执政党将分化为代表各种不同利益阶层和团体的派别。事实上，随着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执政党内部的成员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由工农无产者组成，它会变成一个大杂烩。执政党中持现行主流经济理念并利用权力资本发了大财的官僚层将成为国内外垄断资本或大资本利益的代言人；主张改革开放和公平原则，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温和派将成为中小资本和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坚持毛主义的平均主义，逢资必反的左派将以底层民众的代言人自居。这些不同的派别，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时期，会部份放弃或修改自己的政治经济理念，以求得与其他派别的联合。即使同一派别，其利益和理念也不会完全一致。利益和理念相近的，可能求同存异，维系于同一政党之内；而利益差别较大，政治和经济理念不同甚至对立的派别则不得不重新组合成各种各样的党团。执政党内政军一体的超级强人如毛泽东、邓小平消逝后，在和平时期，要想重建个人迷信，超越经济利益维护执政党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执政党的分化，政党的重新组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瓜熟了，蒂不可能不落。

执政党的这种变化，使得政党合一的政治垄断将为多党多派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民主政党政治取代。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才有可能脱离专属某一特定政党支配的专制体系，走向国家化的道路。多层次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理念，是多党竞争的根源。武装力量不属于任何政党，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成为各党各派唯一可以用作解决争端，达成共识的平台。私有化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得社会阶级原有格局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形成一个两头小，中见大的阶级结构。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实力的壮大，民主素质的提高，将制约和平衡贫富两极的非理性诉求，从而使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局限在和平、理性和秩序的环境之下。





1《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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