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8 月 17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等首都报纸分别在主要版面刊登了如下这篇文章：
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
叶光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暴徒们抛起石头、砖块，疯狂地砸军车，砸解放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场面，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人们或者身临其境，或者通过电视屏幕，早就看到了，见识了。然而，恐怕谁也难于想到，一个西装笔挺、温文尔雅、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万润南，也举起了“石头”……
作为四通集团公司总裁的万润南多次说：“我们把四通的英文名字取意为 STONE---- 石头的意思。”“也许，我们是铺路石； 也许，我们是新世纪纪念碑的一块奠基石”。 5 月 21 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 2 天，万润南借非法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北京之音广播站”煽动说：政府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它就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各界人民要动员起来，粉碎戒严，打倒政府……同时重申：四通公司是一个战斗堡垒，就象它的英译名 STONE （石头）一样坚硬。怎样用这个“石头”（ STONE ） ？万润南的得力助手、公司副总裁崔铭山向闹事的学生头头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作为四通公司，我们作出的贡献，可以说在北京市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是冒着整个公司被政府整掉的危险！”
这就是说，万润南搬起块大石头 ---- “整个公司”砸过来了！
（ 一 ）
对于自己在这场风波中的表现，万润南 7 月 28 日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做了一番自供，他说：任何国家地区的企业家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在这次国内的学潮中，“我们却沾上了，而且涉入很深”。他不无得意地声言：“像 ‘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然而，学潮之初，万润来还需要有一个掩人耳目的假象。当时四通公司还有过职工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参加学潮活动的规定。实际的情况怎样呢？崔铭山就曾对天安门广场上闹事学生的头头说过：“从你们走上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开始，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监测着全国各阶层的反映，监测着全世界的反映。我们了解的情况比你们要全面一些，我们所作的判断，比你们要冷静一些。”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公共关系部副部长周舵整天不上班、和闹事的学生搞在一起。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万润南直截了当地说：“是我派去的。”
那么，这个期间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香港《明报》 6 月 28 日登了篇专讯，称“四通”为“海外支持北京学运管道”。文章说；“ 4 月下旬大陆学潮风卷云涌．四通公司成为海外与大陆学生沟通的管道之一。”作为海内外反动势力沟通的一条管道，万润南和四通公司极少数人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以学潮黑手自居的刘晓波， 4 月 22 日在纽约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搞了份 10 人签名的《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为学潮打气加油，出谋划策。事隔 4 天， 4 月 26 日早 9 时半，这份由刘晓波执笔的“公开信”，就张贴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了。这一代表国外反动势力为动乱所作的谋划，就是先从美国传真到四通公司，再从四通公司转递出去的。而担任“信使”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受万润南指派插手学潮的周舵。
刘晓波受“中国民联”派遣回北京直接参与动乱，也是这个周舵同“四通”另两名工作人员去首都机场迎接的。刘上飞机后，他在纽约下榻处的“房东”、“中国民联”头头胡平的老婆便打电话到北京，告知刘可能下不了飞机、出不了机场即被拘捕等等。刘到京次日，胡平老婆的询查电话，又打到了“四通”。刘晓波到北京后，便成了“四通”的常客。他多次拜访万润南。进行密谈。 6 月 1 日中午，即在刘晓波发起的 4 人有限绝食闹剧的前一天，他还同吾尔开希一起到四通公司拜会了万润南，双方晤谈了一个中午。
4 月 27 日，周舵从机场接回刘晓波之后， 4 月 30 日，他又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两名记者串连召开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参与起草了为钦本立鸣不平的请愿书。 5 月 3 日他们再次聚会通过了请愿书，并议定 5 月 4 日策动新闻界“集体围观”学生游行。 5 月 4 日 12 时，一些新闻单位的 200 来人在新华社前集合后，到民族宫前“集体围观”近两小时，有人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横标，队伍便卷进了学生游行的行列，并由此打开了社会参加动乱行动的缺口。这是事先策划好的预谋，香港报纸当天早上便预报了 1000 名记者要参加游行的消息。周舵集合时迟到，硬是追到西单、天安门，赶上队伍，自称“欣然”参加了游行。这以后，他卖力地参与文化界、知识界、新闻界、学生界的一系列活动；他多次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两次代该会起草“告人民书”：他领着海外来“客”去“四通”购买通讯器材支援闹事的学生；他被王军涛（《北京之春》头头、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指定为海外捐款的 3 位财务监督人之—……作为受命于万润南的“特派员”，应该说，周舵干得相当出色。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经说：现在社会上盛传，我们“四通”是学运的后勤部，参谋部和指挥部。这些评价，万润南是当之无愧的。
7 月 30 日香港《明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芝加哥 28 日专电，报道了万润前的一次讲话。万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四万元人民币。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靠什么呢？ “美国之音” 7 月 30 日播出的万润南讲话中，万自己作了回答：“广场上的学生主要是靠北京市民、北京的民营经济象‘四通’这样的公司，以及北京的个体户的资助。”公开地亮明了学潮“后勤部长”的身份。
“四通”的一位副总裁曾对学潮头头透露：“四通”支援了 20 多万元。除了大批直接送到“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的食品、饮料、药物，还提供了一批供反革命宣传煽动用的器材，如无线电话、高音喇叭、电讲仪等等。天安门广场“高自联”指挥中心那部为动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高效率的造谣机器，就是“四通”供给的！
除了“四通”自己的资金，还有“许多海外金钱的支援通过四通公司源源流入天安门广场”（香港《明报》 6 月 28 日）。 4 月下旬以后，海外反动势力就利用“四通”向非法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高自联”等，陆续提供了油印机、打字机、复印机、微型收录机以及传真机多台。充当联络员和提货人的，是王丹的一位挚友、北大民主沙龙的积极参与者。
“援助”是有条件的。“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 18000 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前边提到的那位从“四通”提取美国“资助”的“高自联”提货人，还借助“四通”的通讯条件，多次向海外汇报北京学潮情况及下步打算，并接受指令。 5 月初，高校纷纷复课、学潮面对难题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位提供“援助”的神秘人物就曾在电话中指示说，一、要坚持学生组织合法化的要求，这是当务之急。二、除了要求恢复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职务外，还可要求江泽民、李锡铭下台。三、要把学生办的《新闻导报》坚持办下去。
海外的反动势力远隔重洋的指挥，就这样通过万润南主持的“通道”不断下达。
（ 二 ）
5 月 20 日，在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国务院断然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明白：一旦戒严实施，部队进城，动乱被制止，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他们设想的从北京乱起，搞乱全国，借动乱搞垮国家政权的预谋，就将完全破灭。于是．反对戒严，阻止部队进城，搞垮政府，便成了他们当时行动的总纲领、总目标。他们要“进行决死的斗争”（“体改委”一批人 5 月 19 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说）了。
面对这种形势，万润南及其得力助手们感到不能再待在后台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拚死一搏！” ---- 正象他的一位得力助手描述的那样，他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举起“石
头” ----STONE ，“拼死一搏”了。
5 月 21 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他先召集北大等校的 4 个学生头头商谈，再次派助手去天安门广场“调查”之后，召开了“四通”全体干部大会，郑重其事地宣布他要亲自介入学潮，并提醒说：“我介入就是四通公司介入了！面对员工们的疑惑，他交底说：“上边支持我们这样做！”有了“上边”的授意，万润南不顾“四通”广大员工的意愿，决心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描述当时他们的心情：“如果能劝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撤走，赵紫阳也许还能复出。”于是，一个以学生撤退为筹码，逼迫政府取消戒严、逼迫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下台、保赵紫阳复出的策略形成了。这是万润南下的第一着棋。
从 5 月 21 日至 23 日短短 3 天里，万润南不仅两次召开四通公司干部大会，五次与“高自联”的头头王丹等人个别接触谈话，还两次召集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学生头头开会、商谈。
5 月 22 日下午 4 时许，万润南派人派车直接从天安门广场召来了首都和外地近 80 所高等院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头头。来到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之后，万润南谢绝饭店服务人员任何服务，关起门来，以大老板身份挥舞起了指挥棒。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接着打气说：“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
怎样才能“写好下篇”？万润南出主意说：“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撤回学校，坚持校园斗争。”他特别强调：“这样，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更有利于下一步的斗争。”“下一步”是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知道，军队进京意味着什么吗？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就使得外边的部队进京的理由少了一分……那时候你部队进来，要干什么？”他亮出底牌说：“撤退，我们是有前提的，是有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军队回去，你们回校；第二条，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他还特别强调这最后一条“很重要”。
在这次国际饭店会议上，万润南俨然以一个“指挥官”的身份，做出了具体安排：“你们首先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亮明观点。其次，撤离广场时，可以举行‘凯旋在子夜’的大活动，大进军。”他还着重地说：“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的才回学校。”
5 月 23 日，万润南一边派车去天安门广场接昨天到会的学生头头到“四通”饭店继续开会，协商通过由“四通”副总裁曹务奇代行起草的所谓撤离《倡议书》；一边把首都新闻界近 20 名记者邀请到四通公司，企图通过他们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按照万润南们的意愿行事。
然而，绞尽脑汁策划的《倡议书》，尽管在最后成文时删去了一些露骨的反动内容，终因戒严令已经颁布，报纸未能刊登，他们精心筹办的所谓“凯旋在子夜”的示威活动，自然也成了泡影。
万润南不只有这一着棋，为了推翻合法政府，他还有另一着棋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迫使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进而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撤销戒严，罢免总理。
5 月 20 日以后，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深感从党内解决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了，便把希望转寄到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上。严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攻击国务院按宪法授予的权力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胡说“目前宪法受到极少数人的粗暴践踏”，因而“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随即又在香港《明报》上，抛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 ---- 并告李鹏书》一文，叫喊“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与此相策应、相配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在万润南的直接支持和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策划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非法活动。
5 月 20 日，宣布戒严的第一天，万润南就找该所所长曹思源商谈，面授机宜。 5 月 21 日一早曹思源口授起草了一封《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短信，派该所办公室主任中午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家，胡略作修改后第一个签名。下午，该所所有人员一起出动，有的登门拜访，有的电话征询。有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四通研究所插手有怀疑，拒绝签名，胡绩伟委员便给加上了个“由我委托你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名义。尽管征集签名信隐去了他们取消戒严、打倒李鹏的真实目的，但是直到 23 日，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仍然不多。于是，曹思源便把在戒严以前表示过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而没有在征集信上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拉进来，还把几位没有同意签名的人大常委委员也擅自列入，拼凑了个 50 多人的名单。胡绩伟提议将“征求”的结果交香港《文汇报》发表，曹思源便多次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通电话联系，商议发出事宜。
5 月 25 日，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 57 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
其后，知悉香港《文汇报》这条消息的一些人大常委委员，纷纷辟谣，并提出了严正抗议。“四通”内部也议论纷纷，许多员工表示怀疑和不满，插手签名活动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也乱了阵脚。针对这个情况， 5 月 31 日晚，万润南紧急召开了四通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会上。万态度强硬地重申：“四通研究所就是四通集团公司的！”并就 5 月 30 日部分人大常委委员的指责，发表了 3 点意见：“一是血要热，二头脑要冷，三是骨头要硬。”公开为他的同伙撑腰打气，要他们站稳反动立场，与党和政府顽固对抗到底。
（ 三 ）
无可奈何花落去。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在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公安干警的共同努力下，被平息了。万润南的美梦破灭了，孤注一掷的挣扎失败了。他躲过公安部门的缉拿，和海外反动势力相勾结， 6 月初私逃出了国境。
到了国外，在洋主人的卵翼下，再也没有必要继续伪装，万润南便赤裸裸地坦露出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来了。为了实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定目标，万润南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立刻和海外反动势力、新近叛逃国外及先期出国的“政治精英”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公开亮出旗帜，开始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新阶段。
7 月，趁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纪念活动的契机，万润南和通缉犯吾尔开希、严家其以及苏绍智、刘宾雁等麇集巴黎，又是参加所谓“民主女神”像揭幕式，又是筹建“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还被推为这个的反动组织的秘书长。事实表明，万润南是横下一条心，要和人民作对到底了。
走到这一步，决非偶然。四通公司本来是以高科技开发为己任的，万润南也借此换来了巨大荣誉。然而，万润南本人早就声明过，他办“四通”并非着眼科技和经济，他要搞政治。 5 月 30 日，动乱高潮之际，万接见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就明确地说：“政治民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云云，正是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如何使“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万润南叛逃国外后，点得更透了：关键在解决“产权关系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的界定”。说白了，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讲，“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同时，“活跃的经济势力必然会有它的政治代表”。万润南除了自己充当这样的“政治代表”以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探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由曹思源牵头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该所从开张之日起，就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今年 3 月 26 日， 该所和《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修改宪法理论研讨会”。曹思源在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名字统统从宪法中勾去，否则他“感到羞愧”。有人则挖苦“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由一个阶级、一党一派、一二个人的权力来‘决定一切’”。这次会议严格谢绝外人进入，然而，英国《卫报》记者还是作了报道说：“这次 4 小时会议的参加者们要求删除宪法中任何提及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字。”
一个实现私有化，让一批所谓“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一个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现所谓“议会民主” ---- 这就是万润南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这，当然是一枕黄梁！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阴霾终于被廓清了。万润南带着破碎的梦逃到了国外。四通公司广大员工看清了万润南及其亲信策动、支持和参与动乱，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最近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撤销万润南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将其开除出公司。至此，万润南搬起石头终于只能砸在自己的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