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维尼亚音乐节每年在芝加哥北郊海兰帕克镇一个绿荫掩映的公园举行，迄今已有逾百年历史，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古典音乐节之一。拉维尼亚的音乐总监，一向由著名指挥家担任，例如小泽征尔和梅塔。上一任音乐总监埃森巴赫，由于提携了郎朗而在中国广为人知，事实上，拉维尼亚正是郎朗“梦开始的地方”。去年接替埃森巴赫的詹姆斯. 康伦，原为巴黎歌剧院音乐总监，是生于纽约的美国人，看上去却有些欧洲人的沉思气质。埃森巴赫虽然很优秀，不过看了许多年他的秃头与艺术家式的神经质后，换上康伦有清新之感。康伦更象一个教养良好，劲气内敛的普通人。他指挥的音乐不大张扬但注重对比，干净利落而富于歌唱性，大约和多年指挥歌剧有关系。康伦履新以来，推出相当多在拉维尼亚从未或极少演奏过的作品，无论指挥何种作品，都令人感到他是很认真琢磨了一番的。
我实在谈不上是“古典音乐爱好者”，那至少要是个发烧友级的，我只是爱听而已。做为一个文史爱好者，我喜读音乐与音乐人的历史与批评。毕竟，有关西方音乐的基本常识对于把握西方文化而言不可或缺。反之，有关西方文化的基本常识对于东方人把握西方音乐来说也至关重要。由于缺少起码的音乐训练和技能，我是断然不敢批评音乐的。同时我对从贝多芬那儿听出法国大革命，从德彪西听出森林小溪之类的索隐或图解式的诠释颇有保留。在我看来，音乐恰似天籁，以人间的语言解读多是隔着一层。对于音乐的描述，我更倾向于诉诸听者的内心感觉。专业人与业余人的区别，往往在于感觉的清晰与模糊之分。
上周五是康伦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五交响乐》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我主要是怀着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兴趣去听的这场音乐会，而《第五交响乐》是大学时听得很熟的曲子，二十年后也不妨重温。柴可夫斯基是我最早接触的古典音乐家之一，他的作品，一听就听得进去，但从来没有特别喜欢；年青时听过不少，三十岁后只偶尔在开车听古典音乐台时邂逅。而肖斯塔科维奇却是我三十岁后才开始听的。虽然我少年时就知道他是苏联最著名的音乐家，曾为卫国战争，十月革命写过作品，然而他的音乐当时国内十分罕见。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曾用很多时间听音乐，录制磁带，购买唱片。记得是在一家音像出租店借的一张《第七交响乐》，听了一遍，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只是觉得他的音乐好象和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大搭界。又过了几年，已是来美后的九十年代初期，此时人到中年，也经过了一些变故，再听肖斯塔科维奇，似乎感到在音乐背后的内心。虽然如此，我并未听过多少他的作品，上班族的日子过得紧凑，鲜有独处的时间，而肖斯塔科维奇是尤其要静下心仔细聆听的。
我开始关注这位我最晚听到的音乐家。八十年代初，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被译成中文内部发行，但我当时没来得及读就留学了。当时这本书的震撼力在于揭露真相，虽然未必有斯大林女儿的回忆录那样广为流传。十多年后，看到英文本“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而此书的真伪如何已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觉得，无论书中有无或有多少沃尔科夫的杜撰，《见证》毕竟透露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复杂灵魂的另一面，相对于此，书本身的历史真实性毋宁说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终生生存在极权政治旋涡里的肖斯塔科维奇，既是一个顺从的，明哲保身的知名人士，生前尽量沉默，从未说出真诚的话语；又是一个其实有为当局所不容的思想与感受，充满悲欢与挣扎的音乐家，将自己的内心世界，执着地倾注在作品中。
我喜爱拉维尼亚公园的夏夜，温暖祥和。躺在草地上，望着星光树影聆听乐声，就已是美好的感受。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坐在一把舒适的便携椅上，喝着啤酒或饮料，感觉就象在家里随意听一盘音乐一样放松。拉维尼亚公园的中央，是一个露天音乐厅，三面草坪环绕。整个公园的音响设置是下了大功夫的，如果听交响乐，剧场内外的音响效果差别不算大，所以我一般买草坪票，有时还约上朋友在音乐会前先一起野餐。
这是我第一次听《第十五交响乐》，在此之前，我对这部作品一无所知。是在音乐会后，我才从网上得知今年是肖斯塔科维奇百岁诞辰，得知二十多年来随着解冻的进展和《见证》的发行，国内已有相当多的人喜爱肖斯塔科维奇。的确，经历过相似情境的人，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里找到共鸣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近现代历史的渊源，到我这一代的几代人都深受俄苏文化影响。虽然以俄为师学来的东西很成问题，虽然历史更多地显示出中国缺少的恰恰正是俄罗斯深沉坚韧的人文传统，我们依然更容易走近俄罗斯的气质与心灵并心向往之。连音乐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接受俄国音乐，国内乐团演奏俄国音乐的水准，恐怕远高于演奏西欧古典的能力。
《第十五交响乐》写于一九七一年，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交响乐，四年后他离开了尘世。如今，覆盖了他毕生的苏联也已成为上个世纪的一段历史。喧嚣与苦难，压抑与悲欢，生命与死亡，最终都成尘土；就象这部交响乐的结束，缓缓地，缓缓地，走入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