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上将早逝之谜
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开国上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在昆明军区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突然去世。阎红彦的死，在云南，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陆军上将，没有在枪林弹雨中被敌人击倒，却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而且死的有点“不明不白”。有关传记中只一句“阎红彦已经停止了呼吸”简单了事，让人一头雾水。
著书的说“事后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但没有文字记载现场有物证，似乎证据不足。
写诗的云：“‘莫须有’罪遭戕杀 ，反诬自缢乱伪真！”但其中掺杂个人的情绪化成分多点。
有的说阎红彦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逼迫而自杀，理由是阎红彦跟陈伯达结怨颇深。理由似乎比较充分，但不免使人产生了他为什么要自杀的疑问。“文革”中，受迫害的并非阎红彦一人，有许多人都是战斗到最后一息，阎红彦是不是有点经不起“风浪考验”，“胆怯”陈伯达？
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一方面，阎红彦是被逼心脏病突发而亡的，这与陈伯达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阎红彦的死与他本人耿直刚烈的性格有关。
因不同意见，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争吵。
陈伯达指责阎红彦是“大西北主义”
１９３３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５月２６日，以冯玉祥为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围剿”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８月５日，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同盟军中党的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一万余人，于８月９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县。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共产党员）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８月２７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的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陈伯达主张我党应当退出同盟军。为此，阎红彦和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阎红彦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后叛变）批评阎红彦，并要他检讨，遭阎红彦拒绝。不久，阎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１９３４年７月，阎红彦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苏联，次年底返回陕北。
阎红彦如实向毛泽东反映公共食堂中，存在的问题，并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０日，阎红彦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内容如下：
从４月１６日起，我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社队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应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以调查和试点推算预计全省调整后，社队都将增加两倍以上。
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当然，即使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三、关于分配“三七开”问题。根据我的调查，多数地区群众都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开支大体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五。这实际上是扩大公益金的办法。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供给部分大体上也只占到分配给社员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
四、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我认为这样做对大队并无损害，还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五、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现在的问题一是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废弛。调查中，大家认为：只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加强管理，山林恢复起来就很快。
六、实物分配问题。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这封信朴实无华、实事求是。阎红彦既没有昧着良心随波逐流说假话，也没有闭着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话。信写好后，不少同志都为阎红彦捏一把汗，劝他不要操之过急，想好了再作决定。公共食堂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心脏”，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谁反对谁就是“攻击三面红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阎红彦的主张，虽然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符合大家的心愿，但没人敢于公开支持。
对此，阎红彦的态度是：“不了解情况办错事是可以原谅的；明知不对，考虑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就是品质问题。”
这封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亲笔批示，转发。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合肥晚报》曾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为题作过报道，内容如下：
１９６２年８月至９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分析，会议决定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精神，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群众运动。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阎红彦把这个意见报告给邓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１２月２１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如今，这一文件被认为“是云南历史中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阎红彦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云南急于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
１９６３年５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主观主义的求证。不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告诉阎红彦，要他就此事在西南局会议上作个检查，并由省委写出检查报告。阎红彦为检查定的口径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实际的，但文件在文字上有“不妥”之处，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应该记取教训。
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经过调查，他认为云南是紧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的，那个文件只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检讨了就行了。彭真回京后，云南省委向各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紧抓好，公开讲话和在文字上不要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