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可爱”之处
1896年4月30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李鸿章抵达俄国圣彼得堡。其时，距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尚有一月之久。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认为，这正是中俄双方举行会谈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启奏俄皇说，由于加冕期间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谈判很难进行，故而最好改在加冕礼前。经尼古拉二世允准，维特于李鸿章抵达敖德萨的次日，急忙调遣专列快车将李鸿章接到了圣彼得堡。这时，“彼得堡方面已准备好了和平甘休的方法”，与“俄国在北京方面不得不使用恐吓的言词”遥相呼应。李鸿章抵俄，使维特感到如同猎物到手，顿感轻松。
维特与李鸿章正式会面之前，罗启泰与格罗特讨论了“私家筑路公司”的计划。罗启泰对格罗特说：他的这一计划在1895年已向“中国参加人提出”。罗启泰的计划实际上是要组织一个中、俄混合的股份公司，“这公司欢迎一切人参加”，中国方面则可由若干私人作代表，其名额事先不予确定。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所说：
后来李鸿章就与维特正式接见了，但是这种仪式的接见不久就变成了事务的商谈。其所得的结果与罗特施坦（即罗启泰）所得到者当然不甚相同。李鸿章与维特讨论了整整一个月，其结果就是1896年5月22日的《莫斯科条约》。这条约是被收买的中国代表多次坚持与多次让步之结果。中国方面之让步已超过俄方所预料者，所以结果竟大大超过了罗特施坦提议中所包含的俄国要求。
还在李鸿章抵达彼得堡的同一天，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来到总理衙门谈判东三省铁路问题。清军机大臣翁同龢告诉他：东三省铁路将由中国自办，“而驳其公司代办”。据翁日记记载：
喀语不逊，直谓“中国既不顾邦交，我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余直斥之，并指图谓之：“此路汝省八百余里，我无分毫之力，勉力成之者为邦交也。汝为公使，不顾大体耶？”喀语塞乃云：“必六年造成，否则缓不济急。”余颔之。
翁同龢与喀西尼会谈了三个小时，喀西尼始终未得售其奸，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在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鉴于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俄国的远东政策和远东问题，不够了解，且“不感兴趣”[1]指令维特与李鸿章会谈。
李鸿章到达圣彼得堡的次日，到沙俄财政部对维特进行了正式拜会，维特也作了回拜。维特真不愧是老奸巨滑的外交家，他在与李鸿章会谈前，就接受了俄国外交官的下述劝告：
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认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
维特虽然可能不知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一句古语及其深刻含义，但在实践中他确实这样作了，而且作得非常逼真，显示出一付精明的绅士风度。
李鸿章首次拜会维特、来到财政部客厅时，维特身着整齐的文官礼服，立即出门迎接。两人见面互行大礼，相互间深深地鞠大躬。接着，维特亲自将李鸿章迎入第二间会客厅，并下令侍从献茶。两人落座后，维特问李鸿章是否吸烟。此时，李鸿章虽已入俄国人的彀中，但封建官僚所特有的虚荣与骄横习气依然暴露无遗。只见他发出了一声谁也听不懂的、颇似牡马嘶叫的声音，立即有两名中国侍从从邻室里快步走出来，一个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个人拿着烟丝，然后就向人们展现了一场吸烟的仪式：李鸿章端坐不动，口不出声，只是一个劲地用嘴吸烟、喷烟；而点烟袋、拿烟袋，往李鸿章嘴里送烟袋，这些都是由身旁的中国侍从十分虔敬地来完成。而坐在一旁的维特，面对这一切，头脑里立即闪出“李鸿章想通过这样的礼仪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于是，他默不作声，不为所动，表现得“十分沉着”，而且作出对这一切处之泰然的样子。李鸿章见他的这一“下马威”对维特不起任何作用，只好收起架子。在这次会晤中，维特对“正事”只字不提，而是一个劲地与李鸿章寒暄：他向李问及光绪帝、西太后及光绪后妃、皇室的身体健康状况；而李鸿章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向维特问及尼古拉二世陛下及皇后陛下的健康，以及每个皇子、公主的健康状况。据维特的回忆录说，两人首次会晤时，“所谈的只是这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5月3日，维特和李鸿章双方的谈判正式开始。维特继续显示出沉稳不急噪，一切从容不迫，而又胸有成竹，同时交替使用着俄国外交官中惯用的伎俩，即奉迎和蔑视、威吓和抚慰、劝诱和贿赂，终于使与维特刚一“交火”即在气质上败下阵来的李鸿章，像被灌了迷魂汤似的，束手就擒。
谈判一开始，维特就利用清廷新近为日本战败因而急于与俄结盟的心理，逼使李鸿章在“借地修路”上就范。他大谈特谈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好处”，声称中国依靠俄国的帮助，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并对李鸿章说：
我们宣布了保持中国完整性的原则，我们将坚持下去。
接着，话题一转，转到了“借地修路”的主题。他说：
为了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所宣布的原则，首先必须使我们在一旦有事的时候，真正能给中国以援助。但如果没有铁路，我们就无法援助。因为我们全部军事力量都配置在俄国欧洲部分，并且将一直驻扎在那里，可见，一方面，在必要时我们应当能够从俄国欧洲部分运送军队；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能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军队。
说到这里，维特举了个例子，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俄国派兵“助”华，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向中国吉林时，由于没有交通线，军队行动迟缓，走得很慢，还没有到达吉林，而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指出，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维特还慷慨激昂地说：
要使我们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首先需要铁路，需要一条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径，为此，它得要通过蒙古和满洲北部。
为了坚定李鸿章的信心，并接受他的意见和计划，维特说：
这铁路在经济方面也是必须的，因为它能提高沿路我们俄国地区的生产力，也能提高沿线中国地区的生产力。此外，这条铁路大概也不会招致日本方面的任何怨恨，因为这条铁路从实质上说，将把日本同整个西欧连接起来。大家知道，日本过去早就同欧洲的文明挂上钩了，至少在对外方面，在各种技术问题上是如此，所以，修筑这样一条铁路只会受到日本的欢迎。
在维特眼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不仅对俄国有利，对中国有利，而且对俄中两国的敌人日本也有利。维特为此设计的“一石三鸟”政策真可谓是天衣无缝。
维特在会谈中，为了使李鸿章能够俯首帖耳，几乎用尽了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赞美他。维特说：
我在我的国事活动中，见过不少国务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名垂青史的。在这些人中，我认为李鸿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的思考。
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显然，维特希望能以此美好语言换取李鸿章与俄国的真诚合作。他还对李鸿章说：
缘自尼布楚至伯力，道迂河多，工费太巨，不若由赤塔过宁古塔之捷速省费。本欲借路速成，藉纾倭患，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颟顸，恐十二年无成。
但是，李鸿章还不便贸然允诺，仍以俄“接地修路”“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及中国欲自办铁路为辞婉拒。于是维特恫吓说，中国如拒不准许俄国修路，而自办又遥遥无期的话，俄国可将铁路修至尼布楚一带，即停工等待机会，但从此俄不能再助中国。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不过，维特从与李鸿章的谈判中，看出李鸿章的矛盾心情和“难言”的苦衷，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请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马和对李鸿章进行金钱贿赂。
5月4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堡皇村行宫接见了李鸿章。李鸿章向他呈递了国书、宝星，并读颂词。尼古拉二世对李鸿章远道而来的辛苦“慰劳周至”，并问他“马关伤痕是否作痛”。这显然是要李鸿章不忘“射钩之耻”，坚定联俄决心，为自己提出“借地修路”的要求投石问路。尼古拉二世还告诉李鸿章，三天后，他回宫验收礼物时“拟再面谈”。
按向例国宾递交国书后，驻在国国君不再接见。但是，尼古拉二世借回宫验收礼物为名，于5月7日破例接见了李鸿章。李鸿章向他出示了镂金托、金玉如意、乾隆古稀天子玉玺等清宫珍藏精品。尼古拉二世看过之后非常高兴，嘱托李鸿章代其向清帝致谢。然后，尼古拉二世将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座后便单刀直入地说：
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在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
尼古拉二世说到这里，大概自觉未免太唐突了，于是，又赶紧找来一块侵华的遮羞布，也就是华俄道胜银行。他对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办铁路恐怕力所不能及不如令在沪之华俄银行承办，妥立定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他还不厌其烦地反复唠叨，此类事各国所在多有，并非特例，况且将来英日难保不再生事，一旦有事，俄国即可出力援助中国。按理说，李鸿章对尼古拉二世的侵略言论应予以驳斥，但他却上奏清廷说，尼古拉二世的话“较微德（即维特）前议和厚”，竭力为沙俄的侵华政策辩解。
按维特的说法，这次接见完全是一种“私人性质”的，除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外，任何人不得参加，而且当时所有的俄国官方报刊均奉命不提此事，全部接见仪式既不为人所知，也不见任何记载，甚至连李鸿章的奏稿和电文也无“多余”话语。此次接见后，维特又迫不及待地进宫朝见俄皇。尼古拉二世容光焕发，与维特兴高采烈的握手，几乎对他耳语说：
李鸿章上我这里来过了，我同他谈了话。
尼古拉二世和李鸿章谈了什么话？除了上面所述外是否另有奥秘呢？
根据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分析，尼古拉二世在接见李鸿章时，对他做出以金钱贿赂的允诺。当时国际、俄国国内的舆论也流行着这种说法。维特自己对此千方百计地加以掩饰。他说，他对中国人只用了一次贿赂。他的一切言论和文章都在描绘“此次贿赂之不得已，是收拾别人‘幼稚行动’之结果”，并企图掩饰此行动不得不用的方法，这次贿赂是他自己的“伟大计划之策略的展开，在某种情形之下所不能不用的方法”。维特还狡辩说，他的这种方法并不希奇，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中也是经常使用的。维特的辩白虽然苍白无力，显得扭扭捏捏，但他毕竟承认了这次与李鸿章的会谈中使用了贿赂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这确实是维特的“可爱”之处。
维特的贿赂之所以见效，与清代后期的腐败政治密切相关。清代自乾隆后期已走向下坡路，封建末世的衰败景象到处可见。朝政腐败，政治黑暗。朝廷内外贿赂公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正如苏联历史学家阿瓦林所说：
加倍盘削的、亚洲式的高利贷在满族统治的后半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它使中国经济衰落和官吏营私舞弊达到了极点。封建官僚们认为高利贷、贿赂行为跟对农民榨取“合法”捐税同样是非常现象。边疆各省的封建官僚上层都被各国所收买。其中俄国花费几十万卢布主要是用来收买边疆的将军们的。对李鸿章行贿是自然的事情。只有在俄帝国主义统治权的建立威胁到要代替中国统治阶级对劳动大众剥削者地位的情况下，以及被别国收买的人员已从各该国领到有关任务的情况下，才能指望中国统治阶级会抵制俄国的侵略意图。
李鸿章正是封建贪官污吏的代表，维特行贿的对象确实是找对了。沙俄政府心理十分清楚，没有贿赂便无法解决“接地修路”这个问题，无法实现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伟大宏愿”。他们也深知在清代京城是很难进行这件事情的，因为它不是一件细微小事：而其所牵涉的人也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像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样一件大规模的具有经济与政治意义的事情，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俄国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次中俄谈判牵涉到的李鸿章是一个非常高贵而重要的人物，所以贿赂款项的决定与秘密的保持都是很困难的事，如今到了圣彼得堡之后，交涉的对象只限特派大臣李鸿章一人，而李又是一个专主联俄的人，他的到来，既能使“当前的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又能最大程度地保守秘密。
尼古拉二世有关对李鸿章以金钱行贿的旨意一下，维特立即成立一种“与东清铁路租借问题有关系之支出之特别基金”，亦即“华俄道胜银行中财政部特别记帐的李鸿章基金”，简称“李鸿章基金”，根据尼古拉二世的诏令，该基金完全由维特一人支配。这是为了严格保密的缘故。“李鸿章基金”有议定书、沙皇密旨。议定书是由华俄银行董事会的负责人乌赫唐斯基、罗曼诺夫和罗特施坦（即罗启泰）三人的签字，维特也在其上亲笔批“同意”。其中说：为便于东清铁路交涉的正常进行，华俄银行董事会决定拨出300万卢布“为（铁路交涉）事业进行之方便而耗用”，该款的主要用途是：（一）在清帝业已降旨允将铁路租借权交由华俄银行承办，而李鸿章又以书面文件证明其同意租借合同中的主要条件时拨付100万卢布；（二）在租借合同业已最后签字、而铁路路线又经中国官方正式确定时再拨付100万卢布；（三）铁路全筑成时再拨付100万卢布。而尼古拉二世的密旨则授予了维特一人对该基金的分配权。正如罗曼诺夫所说，维特为了打开与李鸿章谈判的局面，为着避免“今后的许多麻烦”，不惜以金钱贿赂李鸿章：只要俄国能取得铁路租借权，李就可以得到300万卢布。像俄国这样一个堂堂大国，在外交活动中竟不惜使出无赖所惯用的伎俩，来满足自己的侵略欲望，从这里，人们确实进一步看清了俄国帝国主义卑劣的强盗嘴脸。
在维特的威胁、恫吓和利诱、行贿双管齐下的方针之下，李鸿章同他“把一切都谈妥了，规定了下列对华密约的原则”。对此维特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
（一）中华帝国允许我们从赤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达铁路在其境内通过；但该铁路的修建应由私营公司承包，……为此设立了中东铁路公司。这个公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然一直完全是由政府经营的，但是因为它名义上是私营公司，而所有私营公司又是属于财政部管辖，所以那里的官员不算是公务员。……
（二）我们将在这条铁路两旁划出一段土地供铁路运行之需。在这段划出的土地上，我们将是主人，……可以配备警察，设置警卫，亦即建立所谓中东铁路警务段。但划归铁路的土地数量，只应是铁路经营所必需的数量，在这块土地上，俄国更正确点说是中东铁路公司的主人。铁路的最后走向将根据勘察的情况确定，但不管怎样，这条铁路将是从赤塔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条比较直的线路。在这条铁路的建筑和运行方面，中国不承担任何风险。
另一方面，我们承担义务保卫中国领土，不让它遭受日本的任何侵略。这样一来，我们便同中国结成了对付日本的防御同盟。上面这些就是我同李鸿章达成协议的那些原则的实质。
在尼古拉二世第二次接见李鸿章的次日，即5月8日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邀请李鸿章共进晚餐，维特作陪。罗拔诺夫向李鸿章表达了沙俄君臣“皆以东省铁路为急”的迫切心情。维特更进一步表示，只要清廷准许俄国“借地修路”，那么，俄国三年之内定可将铁路修通。对此，李鸿章冷笑不止。维特不解其意，忙问原因。李鸿章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他：
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险，我办漠河矿久，知漠至齐哈尔省，高山丛莽，人迹不通，（铁路）必须穿过（此地），亦甚难办。
维特不听，坚持沙俄的侵略意图。他说：
（铁路在此处）多费工而直捷合算，中朝自办，无款无期，不如令俄华银行承办较速。
他装摸作样地表示要听清廷的意见，要李鸿章“妥议章程送核”。李鸿章对此回答说，此事须请皇帝旨意才能办理，并问尼古拉二世所说的“出力助华”何时兑现。这时，罗拔诺夫见沙俄侵略意图遇到了阻力，接过话茬说，此事尚未奉俄皇谕旨，过几天请示俄皇后再面商。他还凶相毕露地威胁清廷说：
若请（俄国）派兵，须代办粮饷。华有事俄助，俄有事华助，总要东路接成乃变，俟奉准后另订密约。
这就是说，你中国要想和俄国订立密约，就得先让俄国承办东省铁路，才能取得俄国的援助。何去何从，中国自为之计。
第二天李鸿章电商总理衙门：
我自办接路，实恐无力，又难中止，两事相因，应否先定援助，后议公司，请代奏，候旨。
他还以急切地心情，告诉总理衙门，过几日，他将赴莫斯科参加俄皇加冕礼，“更无暇及”此事，催促清廷接受俄国侵略意图。可见，李鸿章在对待承修东省铁路问题的态度上，沿着俄国人的思路前进了一大步。这大概也是300万卢布贿费的迷魂汤开始起了作用吧。
随之，维特向尼古拉二世禀奏了他同李鸿章谈判的结果。尼古拉二世授权他进一步同罗拔诺夫交换意见。维特把他同李鸿章达成的上述协议通知了罗拔诺夫，并告诉罗拔诺夫说，他们的协议只是口头协议，目前要做的就是使这项协议形成文字。
据维特回忆录说，罗拔诺夫在知道了维特与李鸿章所达成的谈判协议之后“展示他的天才，使我大吃一惊”。罗拔诺夫对维特说：
您能否从头到尾详细地对我谈一谈，你们商妥了什么？
在听取了维特的详述后，他拿起笔来把维特与李鸿章两人达成协议的各点“逐条地写成了一份协议”。维特看完这份协议说：
他的准确而井井有条的叙述使我感到吃惊。……（罗拔诺夫）公爵把我所讲的从头到尾眉目清晰地写成了文字。
接着，罗拔诺夫把他写好的文字递交到了维特的手中说：
请您看一下，这样写是否合适，需不需要作什么修改。
维特看后，对罗拔诺夫谄媚地说：
我没有任何修改意见，因为您把所有事情都说得非常恰当，正如您亲自跟李鸿章谈判过一样。……要是叫我自己写，所花的时间可能要比您多得多，恐怕还不如您写得那么贴切。
随之，罗拔诺夫告诉维特他将把这份协议草案呈交给皇上尼古拉二世，如果皇上同意，再把它拿给维特。
5月13日，罗拔诺夫蛮横地将沙俄片面拟就的中俄密约稿面交李鸿章让其转奏清廷，尽速批准。该稿的正式名称是《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因欲保守亚洲大地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之事，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是以大清国特派某、大俄国特派某为全权大臣，即将全权文凭互换校阅，均属如式，立定条款如左：
第一，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夺俄国属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第三，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议于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
第五，无论和时战时，俄国均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
第六，此约应由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年为限。
维特也向李鸿章出示了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是：中俄集股，不准收别国商股，无论赢亏岁贴中国二十五万，先交二百万，俟路成五十年或八十年，中国可自收回，均照各国商路通例。
罗拔诺夫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六款草稿，就是后来《中俄密约》的雏形。对于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严重行为，李鸿章基本同意，但在第四款中加了以下两句：
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
这样第六款就变成了：“此约应由第四款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年为限。”沙俄方面对此“无异词”。
5月14日，李鸿章在致电总理衙门时特意强调说：
驻倭之俄使与倭亲王偕行，欲为倭解说与俄密约图朝鲜，俄皇不许，故廷臣皆疏远之。[2]今愿结好于我，约文无甚悖谬，若回绝必至失欢，有碍大局……密约如奉旨准，可即画押，路事须派员在北京妥商。
在这里，李鸿章完全充当了一名俄国说客，用俄国说客的口吻恳请奉旨允准，以便画押。一位中国的全权代表，面对丧权辱国的密约，不仅不予抵制，反而从维护俄国的立场出发，千方百计充当俄国人的说客，这充分暴露了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面对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密约草稿，光绪帝寝食不宁。中日甲午战后，中国国内日益兴起的以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等为主旨的自强雪耻和维新变法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光绪帝。他渐渐产生了利用变法以图富强的想法，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不断有所提高。所以，他对李鸿章俄国之行保持着一定的警觉性。光绪帝在得知李鸿章抵达俄国后，立即发了一道谕旨表达了这种心情。他在谕旨中说：
李鸿章安抵彼得堡，深慰廑系。至联络邦交，筹商一切办法，可随时电闻。
表达了对李鸿章的不信任感。但是，当时朝野上下一片连俄呼声，前述刘坤一、张之洞的言论已可概见。此时，御史张仲炘在《商务不振，请商俄人改订税额》一折中指出：
海关税则，华重洋轻，国课商情，两皆亏损，积弊已非一日。户部议增进口洋税，以为补苴。
他建议此时加重进口税，减轻出口税，并声称俄必同意这样作。他说：
各国商务，唯英独获赢余，各国则无不绌，俄为尤甚。……现在俄商我办东三省铁路，亟宜乘此机会，以允筑铁路偿其望，即以改增税则要其酬。俄一允从，即可与各国一律改定。
总理衙门也赞成张仲炘的意见，在奏折中说：
请旨饬下李鸿章，即以朝命商诸俄廷，揆度情形，傥得转圜之机，径与俄重定税则，以为各国先声，于国际裨益，良非浅鲜。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翁同龢等重臣依然建议，穿越中国境内的铁路必须“由中国自行承造”，其路轨“照中国尺寸”；该路出入中国境内的货物“应照关税率一半征税”；至于铁路沿线矿藏的开采权，他主张另外讨论。自然他的意见不符合西太后的旨意，未被采纳。但是清廷也拟就了一份中俄密约文稿于16日通过总理衙门电示李鸿章。该稿共三条：第一，如有兵事，俄与中国彼此援助；第二，松花江、混同江两河彼此行船；第三，中国令资本五百万附入华俄银行。另外，清廷还给李鸿章下了一道谕旨，其中说：
俄君厚意可感，此后邦交益固，著李鸿章代达申谢。至接路，我欲自办，一则兴中国商务，一则杜他人援请，非有所疑也。用俄公司、雇俄工匠、购俄物料，皆可行，著将此意与外部商酌。
可以看出，清廷拟就的这份密约文稿，基本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因此，当18日李鸿章到达莫斯科、会晤罗拔诺夫之时，遭到了罗拔诺夫的粗暴拒绝。罗拔诺夫甚至威胁说：“铁路无成，另约即无庸议。”蛮横地坚持侵华立场。
后来，维特在仔细审议俄国拟就的密约全文时发现，罗拔诺夫原稿中第一条是这样写的：
我们同中国结成对付日本的防御同盟，一旦日本进攻中国或进攻我们的滨海领土，我们应当保卫或者中国应当保卫我们。
但现在维特手中的草案变成了“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他认为草案两稿间差别很大。他说：
一个是同中国缔结防御条约单独对付日本，另一个则是对付所有强国，而中国同英国也有关系，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各种纠葛，不断出现问题（如关于西藏的纠葛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中国同我们的盟国法国之间也存在着麻烦，因为法国在印度之那占有领地东京。再有，其他欧洲国家也有某些殖民地和各式各样的租借地等等。
所以，如果要承担保卫中国免遭所有强国侵犯的义务，那不仅是办不到的，而且，协定一旦缔结，倘为某个大国得知，那就会招致许多欧洲国家反对我们。
维特越想越害怕，越想后果越严重。他认为，决不能为中国这样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小国家的利益，而得罪所有的西方帝国主义大国，使俄国处于孤立地位。于是，他立即觐见尼古拉二世，向后者禀奏说：
（罗拔诺夫）公爵在我向他陈述我同李鸿章商定好的一切原则后，已把协定写成文字，并且让我过了目，我已同意，但协定中有一款后来作了修改，而且作了极其危险的修改。
尼古拉二世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立即对维特说：
您到罗拔诺夫公爵那里去谈谈这个意见，要说服他照第一稿那样写。
维特面有难色，启奏说：
这项任务我太难完成了，因为罗拔诺夫的年龄同我父亲差不多，而他的地位，他的职衔都比我高得多。此外，全部谈判都是我进行的，而现在却要我去纠正罗拔诺夫公爵作的决定，这肯定会大大激怒公爵，使他对我怀恨。当然，我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害怕，不过，这对罗拔诺夫公爵毕竟不大方便，最好还是陛下亲自对罗拔诺夫公爵谈谈。
尼古拉二世同意维特的意见，决定自己亲自同罗拔诺夫谈谈。不久，加冕大典的时间到了。尼古拉二世、维特和李鸿章等外宾都来到了莫斯科。维特虽然身在莫斯科，可心依然系在中俄密约上。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绘自己的心情的：
我觉得，同李鸿章打交道是一件有关国家决策的大事，要把我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这是因为，一方面，俄国可以修筑一条不必往北沿阿穆尔河绕大弯，就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另一方面，可以同中国这样一个与俄国毗邻的庞然人物建立牢固的、不可动摇的关系。
在以后的会谈中，罗拔诺夫奉尼古拉二世之命，正式对李鸿章说要删掉第一款中的“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免人猜疑”，以下则改为“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属地”；另外，又对俄稿中第四、六两款提出了如下修改办法：第四款在“起见”句下改为“中国国家议允于满洲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此路由中国国家准交俄华银行承造经理。至此项合同条款，由中国国家与华俄银行妥善商订”。这实际上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提法。如前所述，华俄银行是俄国财政部在华的一个分支机构，一切均受沙俄政府控制。因此，这一款的修改，依然还是准许沙俄政府承办铁路。至于第六款则改为：“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两国再行商办。”这就是说，中俄密约必须在东省铁路合同批准后才能生效。显然，清廷终究未能逃脱俄国人设置的陷阱，而且在这“井”里呆的时间由10年增加为15年。对此，李鸿章欣然同意，再次要求“奉旨准行”，并以全权大臣身份画押。
5月20日，李鸿章未经请旨，擅自还与维特讨论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草案，两人在原则问题上更取得了一致意见，其大要是：
一、作为中国东省铁路公司，令华俄银行承办；一、此路据微德（即维特）约计需费六千万罗布（即卢布），每罗布合洋壹元，由银行借四千万，中国助五百万，共成本壹千万，岁认四厘息，馀招中俄商股；一、铁路进款，中国不能保利，如不敷，由公司自行弥补；一、批准合同日起，限十二个月开工，六年工竣；一、所过城市、村庄、庐墓均应避让；一、中俄铁路交界处分设税关，查核应征、应免；一、由中国政府派妥员总办督查保护。
这样，不仅使沙俄政府一直梦寐以求的“借地修路”的主要目标业已达到，而且俄国人在中国修铁路，中国政府既未能从中取得任何利益，同时还得派员保护俄国铁路。也就是说，沙俄政府的侵华利益在中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古往今来的卖国者中，恐怕没有人能超过李鸿章了。
李鸿章如此我行我素，使清廷处于骑虎难下的狼狈境地。在北京始终参与谈判适宜的翁同龢，虽然看出中俄密约是沙俄玩弄的政治花招，目的在于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但此时也无能为力了，在西太后的指令下，替光绪帝起草了一份指令：
各国惟俄与中为数百年旧好，今复连盟，益征推诚相与，所拟约稿，均已阅悉。惟末两条皆可省去，著李鸿章转达俄廷，即将四条定立密约。倘中国西南水、陆有事，俄国如何援助之处，亦应于约内叙明，以期周密。
由此可以看出，清廷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既被迫同意俄国造铁路，以与俄国结盟；同时又企图进行最后的努力，提出省去末两条，也就是坚持不以沙俄“接地修路”为订密约的先决条件，以及不让俄国随意用中国境内的铁路运兵、粮和军械。但不管怎么说，清廷的立场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防洪堤坝一旦被冲开，不让洪水向里灌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光绪帝的旨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李鸿章的妥协退让，迫使他在5月24日中俄会谈中，向俄方提出删去密约草案末两条。但罗拔诺夫早就看清了李鸿章妥协投降的真面目，坚持对其实施粗暴的压服办法，口称：
五款尚可商改，六款通篇结穴，一字不能改动，否则此约作罢论。
李鸿章不敢违背圣旨，以“五款字句含混”进行了辩驳。于是，罗拔诺夫决定将谈判气氛改变一下，将第五款改成以下文字：
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路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藉他故停留。
这里的“过路”专指过往海参崴，“可免流弊”。至第二款末添加“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和第一款添加“中国土地”，罗拔诺夫解释是：
（第二款）明指敌国言，与他国无干，应毋赘文。至第一言“中国土地”系包西南在内，日本有事，可商办援助；若英、法启衅，俄不使明帮，牵动欧亚大局，应勿添叙。
可以看出，这一修改并无实质内容，纯系玩弄文字游戏；而李鸿章的辩驳，只换得了一句俄国兵车“不得藉他故停留”的空话。随后，罗拔诺夫又假惺惺地说：
俄既推诚，华亦应推诚相与，勿过疑虑。
这实际上，是引诱李鸿章尽快上钩。
5月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隆重的加冕礼，李鸿章应邀观看致贺。沙俄政府为了笼络李鸿章，给其特殊礼遇，让他“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这样，在沙俄政府软硬兼施下，在三百万卢布的诱惑下，李鸿章的思想防线全面崩溃。他于5月28日致总理衙门电文竟公然要挟清廷说：
连日皆有宴会，俄主定廿六回銮，部臣随去。亟盼文电核准施行，迟则无及。
这再次暴露了李鸿章为一己之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丑恶嘴脸。
然而，在北京，由于西太后和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的内外压力，翁同龢与恭亲王奕訢等人于5月27日决定全盘接受沙俄政府的要求，并替光绪帝起草了一道谕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沙俄外交大臣就中俄密约签字画押；至东省铁路合同，令驻沙俄公使许景澄就近与沙俄有关部门商酌，并随时奏闻请旨。
1896年6月1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在中俄密约即将成型之际，尼古拉二世派人送给李鸿章宝星，“系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并分赠参随十三员有差”。此举意图非常明显，除了以金钱贿赂外，用赏赐宝物的形式进一步拉拢李鸿章，敦促他尽快签定中俄密约，尽早实现“借地修路”和达到侵华目的。
6月2日，李鸿章和维特、罗拔诺夫最后一次就中俄密约中的第四、五、六三款内容进行了讨价还价。他在电文中说：
第四，“边地”彼欲改作“黑龙江、吉林省”，生意易旺。鸿（李鸿章）执不可，改写“地方”二字。“华俄银行承办”下原有“经理”二字，彼不肯删。第五，“平常无事”句下添“俄国亦可不用”，彼谓初无是说，且与下文“运过境之兵粮”语意相背。第六，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电称“条约批准”，彼谓应改添“限三个月铁路合同批准之日算起，迟则全约为废纸”等语。鸿谓许使必能赶办，限定三月太泥，不如仍用原字。其“再行商办”句下，前已商添“展限”二字。磋磨再四，此外无可商改。彼转讥中朝办事多疑多变也。俄主已派罗拔、微德为全权，事难中止，因改定二十二午初画押。
由此可看出，沙俄政府视“借地修路”为签定中俄密约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可以看出沙俄与清廷结盟完全是一种虚伪的行动。结盟是假，而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在中国东北、为其侵略政策服务是真。
随后，罗拔诺夫又对李鸿章说，应在中俄密约中添一专条，其内容是：
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本日中俄所定之约，应备汉文、法文约本两份，画押盖印为凭，所有汉文、法文，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
对此，李鸿章也表同意，并在致清廷电文中说：“此向例也”，要求清廷同样予以接受。
至此，中俄双方一个月的谈判以沙俄政府的胜利宣告结束。沙俄政府正式攫取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清朝发祥地东三省即将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难怪光绪帝在得知密约内容后，勃然大怒说：
是举祖宗发祥之地，一举而卖与俄人也。
沙俄财政大趁维特后来为了吹嘘自己在中俄谈判中的“功绩”，大肆渲染李鸿章在谈判中设置了“种种障碍”。实际上，这种“障碍”只集中在两点上。一点是东省铁路干线在形式上属于谁的问题。本来这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理所当然的应归中国政府管理。但是，沙俄政府却千方百计地要把东省铁路的管理权使用权归于自己。按理说，俄国政府即使用贿赂也不能取得李鸿章的让步，李鸿章最初奉旨也表明中国欲自办铁路。但是，李鸿章由于接受了维特提出的三百万卢布的贿赂，放弃了中国政府的意见。而维特和罗拔诺夫采取“退一步进两步”的方式，通过“由中国政府派妥员总办督察保护”铁路的字句，给中国一个“总办”的虚名，却攫取了筑路权和获得了中国的保护权。另一点是南满铁路的宽窄轨问题。李鸿章要求俄国用窄轨建造南满铁路，而维特却坚主与中东铁路一样使用俄式宽轨。这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所说：
这半英尺之差异曾使维特作了很大的难。而中国方面却很清楚，知道彼得堡和莫斯科条约中俄国方面之规模浩大的领土欲望。所以李鸿章在此尺寸问题上如此坚决是不可忽视的：他给俄国划了一个界线，他们不希望俄国在满洲走出了这个界线之外。俄国所提议的防御同盟之等重物为北满，而且只限于北满。
由于当时维特提出用俄式宽轨问题，只是想探听一下清廷的态度，并没有立即解决的愿望，所以这项谈判也就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李鸿章在上述谈判过程中，之所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视同儿戏，一味妥协、让步，迁就沙俄的侵略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一贯地并且又是千方百计地维护个人的尊严与利益，他在俄国期间遇到的两件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后，俄国政府在莫斯科城外的霍登广场举行人民游乐会。这次音乐会是由一支庞大的乐队演出，乐队由著名的指挥家萨弗诺夫指挥。演出的当天早上，广场上聚集的群众已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挤压，挤死压伤的达到两千人之多。
当维特驱车赶到广场前，听到这个惨祸的消息，生怕尼古拉二世和所有外宾都看见此事，从而搅乱了加冕礼。但是，在他到达广场时，眼前就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因为从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都收拾掉了，已经看不到发生过灾祸的明显痕迹，凡是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迹的地方全都遮掩起来了”，痕迹也都被清除了。
不过，李鸿章还是知道了霍登惨案的真相。他到达广场后，立即通过翻译问维特：
是否发生了一件惨祸，死伤约达两千人之多？
维特见霍登惨案的真相已经败露，李鸿章已经知道事情的详情，不好再对他加以隐瞒，只得对他说：
是的，的确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
李鸿章听完维特的话，立即就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请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
维特回答说：
这没有问题，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以后，已经立即禀奏了。
这时，只见李鸿章摇了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李鸿章说完这句话后，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对维特说：
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明，李鸿章做任何事情根本不是想着百姓的疾苦，而是如何才能讨得皇帝的欢心。
还有一件事，也足已说明李鸿章的为官为吏之道。在李鸿章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期间，有一次，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使臣布哈拉艾米尔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听得这个消息后，立即十分严肃地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当布哈拉艾米尔带着侍从走进李鸿章的会客厅时，李鸿章起身向前迎上几步，双方相互致意。
在双方落座后，布哈拉艾米尔显然对李鸿章的怠慢之情颇为不满，他先向李鸿章示意，称自己是沙皇的重臣，这次亲自来访李鸿章只是出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在接下去的谈话中，布哈拉艾米尔一直只向李鸿章问中国皇帝好，问皇太后好，而根本没有一字问候李鸿章本人，这对于很注意繁文缛节的李鸿章来说，当然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不过，李鸿章的不满之情丝毫没有溢于言表。
在两人的谈话中，李鸿章也是一直询问布哈拉艾米尔，问他信什么教？在得知他信奉伊斯兰教后，对他说，中国人一向信奉由孔夫子亲自制定的信仰原则。随后，李鸿章一个劲地向布哈拉艾米尔了解伊斯兰教的具体情况。布哈拉艾米尔对李鸿章说，他们的伊斯兰教尊奉穆罕默德亲手制定的教规，并进一步阐述了该教的实质。
谈话结束后，布哈拉艾米尔起身告辞。李鸿章也随即起身相送，一直将布哈拉艾米尔送到他乘坐的四轮马车旁。这时，按维特的说法，李鸿章的形象已显得比布哈拉艾米尔这位显贵卑微得多了。维特在想：
布哈拉艾米尔这位显要人物的态度对李鸿章起了多大作用啊！
不料，当布哈拉艾米尔坐上马车，马车刚一起动，李鸿章突然大声喊了一下，马车立即停了下来。只见随同布哈拉艾米尔前来的、担任翻译官的俄国军官跳下车来向李鸿章问道：
您有什么吩咐？
这时只见李鸿章不紧不慢地对俄国翻译说：
请转告艾米尔，我有一点刚才忘记讲了。现在想了起来：他们那个宗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曾在中国呆过，他那时是个苦役犯，后来中国把他撵走了，大概那时他就到艾米尔他们那里，创立了他们的宗教。
接着，李鸿章得意洋洋地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
当时在场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对李鸿章的言行是这样评论的：
这一招儿来得十分突然，如此狂妄的行为，显然把布哈拉艾米尔弄得十分难堪。我心中明白了，这是李鸿章对布哈拉艾米尔对他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的报复。
显然，在李鸿章看来，个人尊严超过了国家利益。
[1] 说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俄国的远东政策“不感兴趣”，这只不过是维特借机抬高自己形象和突出自己作用的话语。实际上，近代历届沙俄外交大臣不仅对远东、尤其是中国“感兴趣”，而且是俄国侵略政策的坚定的执行者。
[2] 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为缓和日俄矛盾，多次向俄暗送秋波，向彼得堡政府提出建议，在瓜分远东地区的问题上双方进行妥协，但每次都遭到沙俄政府的拒绝。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时，日本特使山县提出日俄瓜分朝鲜的建议也未得到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俄国政府一眼觉察，日本此举的目的是觊觎“满洲”。
主要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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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野史大观》，上海书店1981年版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内部读物）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谢俊美著：《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2月
雷禄庆：《李鸿章新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出版
1896年4月30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李鸿章抵达俄国圣彼得堡。其时，距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尚有一月之久。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认为，这正是中俄双方举行会谈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启奏俄皇说，由于加冕期间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谈判很难进行，故而最好改在加冕礼前。经尼古拉二世允准，维特于李鸿章抵达敖德萨的次日，急忙调遣专列快车将李鸿章接到了圣彼得堡。这时，“彼得堡方面已准备好了和平甘休的方法”，与“俄国在北京方面不得不使用恐吓的言词”遥相呼应。李鸿章抵俄，使维特感到如同猎物到手，顿感轻松。
维特与李鸿章正式会面之前，罗启泰与格罗特讨论了“私家筑路公司”的计划。罗启泰对格罗特说：他的这一计划在1895年已向“中国参加人提出”。罗启泰的计划实际上是要组织一个中、俄混合的股份公司，“这公司欢迎一切人参加”，中国方面则可由若干私人作代表，其名额事先不予确定。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所说：
后来李鸿章就与维特正式接见了，但是这种仪式的接见不久就变成了事务的商谈。其所得的结果与罗特施坦（即罗启泰）所得到者当然不甚相同。李鸿章与维特讨论了整整一个月，其结果就是1896年5月22日的《莫斯科条约》。这条约是被收买的中国代表多次坚持与多次让步之结果。中国方面之让步已超过俄方所预料者，所以结果竟大大超过了罗特施坦提议中所包含的俄国要求。
还在李鸿章抵达彼得堡的同一天，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来到总理衙门谈判东三省铁路问题。清军机大臣翁同龢告诉他：东三省铁路将由中国自办，“而驳其公司代办”。据翁日记记载：
喀语不逊，直谓“中国既不顾邦交，我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余直斥之，并指图谓之：“此路汝省八百余里，我无分毫之力，勉力成之者为邦交也。汝为公使，不顾大体耶？”喀语塞乃云：“必六年造成，否则缓不济急。”余颔之。
翁同龢与喀西尼会谈了三个小时，喀西尼始终未得售其奸，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在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鉴于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俄国的远东政策和远东问题，不够了解，且“不感兴趣”[1]指令维特与李鸿章会谈。
李鸿章到达圣彼得堡的次日，到沙俄财政部对维特进行了正式拜会，维特也作了回拜。维特真不愧是老奸巨滑的外交家，他在与李鸿章会谈前，就接受了俄国外交官的下述劝告：
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认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
维特虽然可能不知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一句古语及其深刻含义，但在实践中他确实这样作了，而且作得非常逼真，显示出一付精明的绅士风度。
李鸿章首次拜会维特、来到财政部客厅时，维特身着整齐的文官礼服，立即出门迎接。两人见面互行大礼，相互间深深地鞠大躬。接着，维特亲自将李鸿章迎入第二间会客厅，并下令侍从献茶。两人落座后，维特问李鸿章是否吸烟。此时，李鸿章虽已入俄国人的彀中，但封建官僚所特有的虚荣与骄横习气依然暴露无遗。只见他发出了一声谁也听不懂的、颇似牡马嘶叫的声音，立即有两名中国侍从从邻室里快步走出来，一个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个人拿着烟丝，然后就向人们展现了一场吸烟的仪式：李鸿章端坐不动，口不出声，只是一个劲地用嘴吸烟、喷烟；而点烟袋、拿烟袋，往李鸿章嘴里送烟袋，这些都是由身旁的中国侍从十分虔敬地来完成。而坐在一旁的维特，面对这一切，头脑里立即闪出“李鸿章想通过这样的礼仪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于是，他默不作声，不为所动，表现得“十分沉着”，而且作出对这一切处之泰然的样子。李鸿章见他的这一“下马威”对维特不起任何作用，只好收起架子。在这次会晤中，维特对“正事”只字不提，而是一个劲地与李鸿章寒暄：他向李问及光绪帝、西太后及光绪后妃、皇室的身体健康状况；而李鸿章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向维特问及尼古拉二世陛下及皇后陛下的健康，以及每个皇子、公主的健康状况。据维特的回忆录说，两人首次会晤时，“所谈的只是这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5月3日，维特和李鸿章双方的谈判正式开始。维特继续显示出沉稳不急噪，一切从容不迫，而又胸有成竹，同时交替使用着俄国外交官中惯用的伎俩，即奉迎和蔑视、威吓和抚慰、劝诱和贿赂，终于使与维特刚一“交火”即在气质上败下阵来的李鸿章，像被灌了迷魂汤似的，束手就擒。
谈判一开始，维特就利用清廷新近为日本战败因而急于与俄结盟的心理，逼使李鸿章在“借地修路”上就范。他大谈特谈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好处”，声称中国依靠俄国的帮助，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并对李鸿章说：
我们宣布了保持中国完整性的原则，我们将坚持下去。
接着，话题一转，转到了“借地修路”的主题。他说：
为了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所宣布的原则，首先必须使我们在一旦有事的时候，真正能给中国以援助。但如果没有铁路，我们就无法援助。因为我们全部军事力量都配置在俄国欧洲部分，并且将一直驻扎在那里，可见，一方面，在必要时我们应当能够从俄国欧洲部分运送军队；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能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军队。
说到这里，维特举了个例子，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俄国派兵“助”华，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向中国吉林时，由于没有交通线，军队行动迟缓，走得很慢，还没有到达吉林，而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指出，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维特还慷慨激昂地说：
要使我们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首先需要铁路，需要一条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径，为此，它得要通过蒙古和满洲北部。
为了坚定李鸿章的信心，并接受他的意见和计划，维特说：
这铁路在经济方面也是必须的，因为它能提高沿路我们俄国地区的生产力，也能提高沿线中国地区的生产力。此外，这条铁路大概也不会招致日本方面的任何怨恨，因为这条铁路从实质上说，将把日本同整个西欧连接起来。大家知道，日本过去早就同欧洲的文明挂上钩了，至少在对外方面，在各种技术问题上是如此，所以，修筑这样一条铁路只会受到日本的欢迎。
在维特眼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不仅对俄国有利，对中国有利，而且对俄中两国的敌人日本也有利。维特为此设计的“一石三鸟”政策真可谓是天衣无缝。
维特在会谈中，为了使李鸿章能够俯首帖耳，几乎用尽了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赞美他。维特说：
我在我的国事活动中，见过不少国务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名垂青史的。在这些人中，我认为李鸿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的思考。
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显然，维特希望能以此美好语言换取李鸿章与俄国的真诚合作。他还对李鸿章说：
缘自尼布楚至伯力，道迂河多，工费太巨，不若由赤塔过宁古塔之捷速省费。本欲借路速成，藉纾倭患，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颟顸，恐十二年无成。
但是，李鸿章还不便贸然允诺，仍以俄“接地修路”“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及中国欲自办铁路为辞婉拒。于是维特恫吓说，中国如拒不准许俄国修路，而自办又遥遥无期的话，俄国可将铁路修至尼布楚一带，即停工等待机会，但从此俄不能再助中国。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不过，维特从与李鸿章的谈判中，看出李鸿章的矛盾心情和“难言”的苦衷，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请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马和对李鸿章进行金钱贿赂。
5月4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堡皇村行宫接见了李鸿章。李鸿章向他呈递了国书、宝星，并读颂词。尼古拉二世对李鸿章远道而来的辛苦“慰劳周至”，并问他“马关伤痕是否作痛”。这显然是要李鸿章不忘“射钩之耻”，坚定联俄决心，为自己提出“借地修路”的要求投石问路。尼古拉二世还告诉李鸿章，三天后，他回宫验收礼物时“拟再面谈”。
按向例国宾递交国书后，驻在国国君不再接见。但是，尼古拉二世借回宫验收礼物为名，于5月7日破例接见了李鸿章。李鸿章向他出示了镂金托、金玉如意、乾隆古稀天子玉玺等清宫珍藏精品。尼古拉二世看过之后非常高兴，嘱托李鸿章代其向清帝致谢。然后，尼古拉二世将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座后便单刀直入地说：
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在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
尼古拉二世说到这里，大概自觉未免太唐突了，于是，又赶紧找来一块侵华的遮羞布，也就是华俄道胜银行。他对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办铁路恐怕力所不能及不如令在沪之华俄银行承办，妥立定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他还不厌其烦地反复唠叨，此类事各国所在多有，并非特例，况且将来英日难保不再生事，一旦有事，俄国即可出力援助中国。按理说，李鸿章对尼古拉二世的侵略言论应予以驳斥，但他却上奏清廷说，尼古拉二世的话“较微德（即维特）前议和厚”，竭力为沙俄的侵华政策辩解。
按维特的说法，这次接见完全是一种“私人性质”的，除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外，任何人不得参加，而且当时所有的俄国官方报刊均奉命不提此事，全部接见仪式既不为人所知，也不见任何记载，甚至连李鸿章的奏稿和电文也无“多余”话语。此次接见后，维特又迫不及待地进宫朝见俄皇。尼古拉二世容光焕发，与维特兴高采烈的握手，几乎对他耳语说：
李鸿章上我这里来过了，我同他谈了话。
尼古拉二世和李鸿章谈了什么话？除了上面所述外是否另有奥秘呢？
根据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分析，尼古拉二世在接见李鸿章时，对他做出以金钱贿赂的允诺。当时国际、俄国国内的舆论也流行着这种说法。维特自己对此千方百计地加以掩饰。他说，他对中国人只用了一次贿赂。他的一切言论和文章都在描绘“此次贿赂之不得已，是收拾别人‘幼稚行动’之结果”，并企图掩饰此行动不得不用的方法，这次贿赂是他自己的“伟大计划之策略的展开，在某种情形之下所不能不用的方法”。维特还狡辩说，他的这种方法并不希奇，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外交史中也是经常使用的。维特的辩白虽然苍白无力，显得扭扭捏捏，但他毕竟承认了这次与李鸿章的会谈中使用了贿赂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这确实是维特的“可爱”之处。
维特的贿赂之所以见效，与清代后期的腐败政治密切相关。清代自乾隆后期已走向下坡路，封建末世的衰败景象到处可见。朝政腐败，政治黑暗。朝廷内外贿赂公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正如苏联历史学家阿瓦林所说：
加倍盘削的、亚洲式的高利贷在满族统治的后半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它使中国经济衰落和官吏营私舞弊达到了极点。封建官僚们认为高利贷、贿赂行为跟对农民榨取“合法”捐税同样是非常现象。边疆各省的封建官僚上层都被各国所收买。其中俄国花费几十万卢布主要是用来收买边疆的将军们的。对李鸿章行贿是自然的事情。只有在俄帝国主义统治权的建立威胁到要代替中国统治阶级对劳动大众剥削者地位的情况下，以及被别国收买的人员已从各该国领到有关任务的情况下，才能指望中国统治阶级会抵制俄国的侵略意图。
李鸿章正是封建贪官污吏的代表，维特行贿的对象确实是找对了。沙俄政府心理十分清楚，没有贿赂便无法解决“接地修路”这个问题，无法实现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伟大宏愿”。他们也深知在清代京城是很难进行这件事情的，因为它不是一件细微小事：而其所牵涉的人也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像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样一件大规模的具有经济与政治意义的事情，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俄国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次中俄谈判牵涉到的李鸿章是一个非常高贵而重要的人物，所以贿赂款项的决定与秘密的保持都是很困难的事，如今到了圣彼得堡之后，交涉的对象只限特派大臣李鸿章一人，而李又是一个专主联俄的人，他的到来，既能使“当前的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又能最大程度地保守秘密。
尼古拉二世有关对李鸿章以金钱行贿的旨意一下，维特立即成立一种“与东清铁路租借问题有关系之支出之特别基金”，亦即“华俄道胜银行中财政部特别记帐的李鸿章基金”，简称“李鸿章基金”，根据尼古拉二世的诏令，该基金完全由维特一人支配。这是为了严格保密的缘故。“李鸿章基金”有议定书、沙皇密旨。议定书是由华俄银行董事会的负责人乌赫唐斯基、罗曼诺夫和罗特施坦（即罗启泰）三人的签字，维特也在其上亲笔批“同意”。其中说：为便于东清铁路交涉的正常进行，华俄银行董事会决定拨出300万卢布“为（铁路交涉）事业进行之方便而耗用”，该款的主要用途是：（一）在清帝业已降旨允将铁路租借权交由华俄银行承办，而李鸿章又以书面文件证明其同意租借合同中的主要条件时拨付100万卢布；（二）在租借合同业已最后签字、而铁路路线又经中国官方正式确定时再拨付100万卢布；（三）铁路全筑成时再拨付100万卢布。而尼古拉二世的密旨则授予了维特一人对该基金的分配权。正如罗曼诺夫所说，维特为了打开与李鸿章谈判的局面，为着避免“今后的许多麻烦”，不惜以金钱贿赂李鸿章：只要俄国能取得铁路租借权，李就可以得到300万卢布。像俄国这样一个堂堂大国，在外交活动中竟不惜使出无赖所惯用的伎俩，来满足自己的侵略欲望，从这里，人们确实进一步看清了俄国帝国主义卑劣的强盗嘴脸。
在维特的威胁、恫吓和利诱、行贿双管齐下的方针之下，李鸿章同他“把一切都谈妥了，规定了下列对华密约的原则”。对此维特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
（一）中华帝国允许我们从赤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达铁路在其境内通过；但该铁路的修建应由私营公司承包，……为此设立了中东铁路公司。这个公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然一直完全是由政府经营的，但是因为它名义上是私营公司，而所有私营公司又是属于财政部管辖，所以那里的官员不算是公务员。……
（二）我们将在这条铁路两旁划出一段土地供铁路运行之需。在这段划出的土地上，我们将是主人，……可以配备警察，设置警卫，亦即建立所谓中东铁路警务段。但划归铁路的土地数量，只应是铁路经营所必需的数量，在这块土地上，俄国更正确点说是中东铁路公司的主人。铁路的最后走向将根据勘察的情况确定，但不管怎样，这条铁路将是从赤塔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条比较直的线路。在这条铁路的建筑和运行方面，中国不承担任何风险。
另一方面，我们承担义务保卫中国领土，不让它遭受日本的任何侵略。这样一来，我们便同中国结成了对付日本的防御同盟。上面这些就是我同李鸿章达成协议的那些原则的实质。
在尼古拉二世第二次接见李鸿章的次日，即5月8日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邀请李鸿章共进晚餐，维特作陪。罗拔诺夫向李鸿章表达了沙俄君臣“皆以东省铁路为急”的迫切心情。维特更进一步表示，只要清廷准许俄国“借地修路”，那么，俄国三年之内定可将铁路修通。对此，李鸿章冷笑不止。维特不解其意，忙问原因。李鸿章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他：
赤塔至三岔口，固多山险，我办漠河矿久，知漠至齐哈尔省，高山丛莽，人迹不通，（铁路）必须穿过（此地），亦甚难办。
维特不听，坚持沙俄的侵略意图。他说：
（铁路在此处）多费工而直捷合算，中朝自办，无款无期，不如令俄华银行承办较速。
他装摸作样地表示要听清廷的意见，要李鸿章“妥议章程送核”。李鸿章对此回答说，此事须请皇帝旨意才能办理，并问尼古拉二世所说的“出力助华”何时兑现。这时，罗拔诺夫见沙俄侵略意图遇到了阻力，接过话茬说，此事尚未奉俄皇谕旨，过几天请示俄皇后再面商。他还凶相毕露地威胁清廷说：
若请（俄国）派兵，须代办粮饷。华有事俄助，俄有事华助，总要东路接成乃变，俟奉准后另订密约。
这就是说，你中国要想和俄国订立密约，就得先让俄国承办东省铁路，才能取得俄国的援助。何去何从，中国自为之计。
第二天李鸿章电商总理衙门：
我自办接路，实恐无力，又难中止，两事相因，应否先定援助，后议公司，请代奏，候旨。
他还以急切地心情，告诉总理衙门，过几日，他将赴莫斯科参加俄皇加冕礼，“更无暇及”此事，催促清廷接受俄国侵略意图。可见，李鸿章在对待承修东省铁路问题的态度上，沿着俄国人的思路前进了一大步。这大概也是300万卢布贿费的迷魂汤开始起了作用吧。
随之，维特向尼古拉二世禀奏了他同李鸿章谈判的结果。尼古拉二世授权他进一步同罗拔诺夫交换意见。维特把他同李鸿章达成的上述协议通知了罗拔诺夫，并告诉罗拔诺夫说，他们的协议只是口头协议，目前要做的就是使这项协议形成文字。
据维特回忆录说，罗拔诺夫在知道了维特与李鸿章所达成的谈判协议之后“展示他的天才，使我大吃一惊”。罗拔诺夫对维特说：
您能否从头到尾详细地对我谈一谈，你们商妥了什么？
在听取了维特的详述后，他拿起笔来把维特与李鸿章两人达成协议的各点“逐条地写成了一份协议”。维特看完这份协议说：
他的准确而井井有条的叙述使我感到吃惊。……（罗拔诺夫）公爵把我所讲的从头到尾眉目清晰地写成了文字。
接着，罗拔诺夫把他写好的文字递交到了维特的手中说：
请您看一下，这样写是否合适，需不需要作什么修改。
维特看后，对罗拔诺夫谄媚地说：
我没有任何修改意见，因为您把所有事情都说得非常恰当，正如您亲自跟李鸿章谈判过一样。……要是叫我自己写，所花的时间可能要比您多得多，恐怕还不如您写得那么贴切。
随之，罗拔诺夫告诉维特他将把这份协议草案呈交给皇上尼古拉二世，如果皇上同意，再把它拿给维特。
5月13日，罗拔诺夫蛮横地将沙俄片面拟就的中俄密约稿面交李鸿章让其转奏清廷，尽速批准。该稿的正式名称是《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因欲保守亚洲大地现在和局，不使日后别国再有侵占之事，决计订立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是以大清国特派某、大俄国特派某为全权大臣，即将全权文凭互换校阅，均属如式，立定条款如左：
第一，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如侵夺俄国属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第三，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今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捷速起见，议于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
第五，无论和时战时，俄国均可用上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
第六，此约应由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年为限。
维特也向李鸿章出示了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是：中俄集股，不准收别国商股，无论赢亏岁贴中国二十五万，先交二百万，俟路成五十年或八十年，中国可自收回，均照各国商路通例。
罗拔诺夫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六款草稿，就是后来《中俄密约》的雏形。对于沙俄侵犯中国主权的严重行为，李鸿章基本同意，但在第四款中加了以下两句：
惟此项让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俄公司经理，其条款由两国妥善商订。
这样第六款就变成了：“此约应由第四款所让之事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年为限。”沙俄方面对此“无异词”。
5月14日，李鸿章在致电总理衙门时特意强调说：
驻倭之俄使与倭亲王偕行，欲为倭解说与俄密约图朝鲜，俄皇不许，故廷臣皆疏远之。[2]今愿结好于我，约文无甚悖谬，若回绝必至失欢，有碍大局……密约如奉旨准，可即画押，路事须派员在北京妥商。
在这里，李鸿章完全充当了一名俄国说客，用俄国说客的口吻恳请奉旨允准，以便画押。一位中国的全权代表，面对丧权辱国的密约，不仅不予抵制，反而从维护俄国的立场出发，千方百计充当俄国人的说客，这充分暴露了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面对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密约草稿，光绪帝寝食不宁。中日甲午战后，中国国内日益兴起的以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等为主旨的自强雪耻和维新变法运动深深地影响着光绪帝。他渐渐产生了利用变法以图富强的想法，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不断有所提高。所以，他对李鸿章俄国之行保持着一定的警觉性。光绪帝在得知李鸿章抵达俄国后，立即发了一道谕旨表达了这种心情。他在谕旨中说：
李鸿章安抵彼得堡，深慰廑系。至联络邦交，筹商一切办法，可随时电闻。
表达了对李鸿章的不信任感。但是，当时朝野上下一片连俄呼声，前述刘坤一、张之洞的言论已可概见。此时，御史张仲炘在《商务不振，请商俄人改订税额》一折中指出：
海关税则，华重洋轻，国课商情，两皆亏损，积弊已非一日。户部议增进口洋税，以为补苴。
他建议此时加重进口税，减轻出口税，并声称俄必同意这样作。他说：
各国商务，唯英独获赢余，各国则无不绌，俄为尤甚。……现在俄商我办东三省铁路，亟宜乘此机会，以允筑铁路偿其望，即以改增税则要其酬。俄一允从，即可与各国一律改定。
总理衙门也赞成张仲炘的意见，在奏折中说：
请旨饬下李鸿章，即以朝命商诸俄廷，揆度情形，傥得转圜之机，径与俄重定税则，以为各国先声，于国际裨益，良非浅鲜。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翁同龢等重臣依然建议，穿越中国境内的铁路必须“由中国自行承造”，其路轨“照中国尺寸”；该路出入中国境内的货物“应照关税率一半征税”；至于铁路沿线矿藏的开采权，他主张另外讨论。自然他的意见不符合西太后的旨意，未被采纳。但是清廷也拟就了一份中俄密约文稿于16日通过总理衙门电示李鸿章。该稿共三条：第一，如有兵事，俄与中国彼此援助；第二，松花江、混同江两河彼此行船；第三，中国令资本五百万附入华俄银行。另外，清廷还给李鸿章下了一道谕旨，其中说：
俄君厚意可感，此后邦交益固，著李鸿章代达申谢。至接路，我欲自办，一则兴中国商务，一则杜他人援请，非有所疑也。用俄公司、雇俄工匠、购俄物料，皆可行，著将此意与外部商酌。
可以看出，清廷拟就的这份密约文稿，基本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因此，当18日李鸿章到达莫斯科、会晤罗拔诺夫之时，遭到了罗拔诺夫的粗暴拒绝。罗拔诺夫甚至威胁说：“铁路无成，另约即无庸议。”蛮横地坚持侵华立场。
后来，维特在仔细审议俄国拟就的密约全文时发现，罗拔诺夫原稿中第一条是这样写的：
我们同中国结成对付日本的防御同盟，一旦日本进攻中国或进攻我们的滨海领土，我们应当保卫或者中国应当保卫我们。
但现在维特手中的草案变成了“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他认为草案两稿间差别很大。他说：
一个是同中国缔结防御条约单独对付日本，另一个则是对付所有强国，而中国同英国也有关系，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各种纠葛，不断出现问题（如关于西藏的纠葛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中国同我们的盟国法国之间也存在着麻烦，因为法国在印度之那占有领地东京。再有，其他欧洲国家也有某些殖民地和各式各样的租借地等等。
所以，如果要承担保卫中国免遭所有强国侵犯的义务，那不仅是办不到的，而且，协定一旦缔结，倘为某个大国得知，那就会招致许多欧洲国家反对我们。
维特越想越害怕，越想后果越严重。他认为，决不能为中国这样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小国家的利益，而得罪所有的西方帝国主义大国，使俄国处于孤立地位。于是，他立即觐见尼古拉二世，向后者禀奏说：
（罗拔诺夫）公爵在我向他陈述我同李鸿章商定好的一切原则后，已把协定写成文字，并且让我过了目，我已同意，但协定中有一款后来作了修改，而且作了极其危险的修改。
尼古拉二世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立即对维特说：
您到罗拔诺夫公爵那里去谈谈这个意见，要说服他照第一稿那样写。
维特面有难色，启奏说：
这项任务我太难完成了，因为罗拔诺夫的年龄同我父亲差不多，而他的地位，他的职衔都比我高得多。此外，全部谈判都是我进行的，而现在却要我去纠正罗拔诺夫公爵作的决定，这肯定会大大激怒公爵，使他对我怀恨。当然，我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害怕，不过，这对罗拔诺夫公爵毕竟不大方便，最好还是陛下亲自对罗拔诺夫公爵谈谈。
尼古拉二世同意维特的意见，决定自己亲自同罗拔诺夫谈谈。不久，加冕大典的时间到了。尼古拉二世、维特和李鸿章等外宾都来到了莫斯科。维特虽然身在莫斯科，可心依然系在中俄密约上。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绘自己的心情的：
我觉得，同李鸿章打交道是一件有关国家决策的大事，要把我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这是因为，一方面，俄国可以修筑一条不必往北沿阿穆尔河绕大弯，就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另一方面，可以同中国这样一个与俄国毗邻的庞然人物建立牢固的、不可动摇的关系。
在以后的会谈中，罗拔诺夫奉尼古拉二世之命，正式对李鸿章说要删掉第一款中的“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免人猜疑”，以下则改为“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属地”；另外，又对俄稿中第四、六两款提出了如下修改办法：第四款在“起见”句下改为“中国国家议允于满洲黑龙江、吉林边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此路由中国国家准交俄华银行承造经理。至此项合同条款，由中国国家与华俄银行妥善商订”。这实际上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提法。如前所述，华俄银行是俄国财政部在华的一个分支机构，一切均受沙俄政府控制。因此，这一款的修改，依然还是准许沙俄政府承办铁路。至于第六款则改为：“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两国再行商办。”这就是说，中俄密约必须在东省铁路合同批准后才能生效。显然，清廷终究未能逃脱俄国人设置的陷阱，而且在这“井”里呆的时间由10年增加为15年。对此，李鸿章欣然同意，再次要求“奉旨准行”，并以全权大臣身份画押。
5月20日，李鸿章未经请旨，擅自还与维特讨论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草案，两人在原则问题上更取得了一致意见，其大要是：
一、作为中国东省铁路公司，令华俄银行承办；一、此路据微德（即维特）约计需费六千万罗布（即卢布），每罗布合洋壹元，由银行借四千万，中国助五百万，共成本壹千万，岁认四厘息，馀招中俄商股；一、铁路进款，中国不能保利，如不敷，由公司自行弥补；一、批准合同日起，限十二个月开工，六年工竣；一、所过城市、村庄、庐墓均应避让；一、中俄铁路交界处分设税关，查核应征、应免；一、由中国政府派妥员总办督查保护。
这样，不仅使沙俄政府一直梦寐以求的“借地修路”的主要目标业已达到，而且俄国人在中国修铁路，中国政府既未能从中取得任何利益，同时还得派员保护俄国铁路。也就是说，沙俄政府的侵华利益在中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古往今来的卖国者中，恐怕没有人能超过李鸿章了。
李鸿章如此我行我素，使清廷处于骑虎难下的狼狈境地。在北京始终参与谈判适宜的翁同龢，虽然看出中俄密约是沙俄玩弄的政治花招，目的在于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但此时也无能为力了，在西太后的指令下，替光绪帝起草了一份指令：
各国惟俄与中为数百年旧好，今复连盟，益征推诚相与，所拟约稿，均已阅悉。惟末两条皆可省去，著李鸿章转达俄廷，即将四条定立密约。倘中国西南水、陆有事，俄国如何援助之处，亦应于约内叙明，以期周密。
由此可以看出，清廷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既被迫同意俄国造铁路，以与俄国结盟；同时又企图进行最后的努力，提出省去末两条，也就是坚持不以沙俄“接地修路”为订密约的先决条件，以及不让俄国随意用中国境内的铁路运兵、粮和军械。但不管怎么说，清廷的立场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防洪堤坝一旦被冲开，不让洪水向里灌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光绪帝的旨令，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李鸿章的妥协退让，迫使他在5月24日中俄会谈中，向俄方提出删去密约草案末两条。但罗拔诺夫早就看清了李鸿章妥协投降的真面目，坚持对其实施粗暴的压服办法，口称：
五款尚可商改，六款通篇结穴，一字不能改动，否则此约作罢论。
李鸿章不敢违背圣旨，以“五款字句含混”进行了辩驳。于是，罗拔诺夫决定将谈判气氛改变一下，将第五款改成以下文字：
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路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藉他故停留。
这里的“过路”专指过往海参崴，“可免流弊”。至第二款末添加“如非敌国，不在此例”八字和第一款添加“中国土地”，罗拔诺夫解释是：
（第二款）明指敌国言，与他国无干，应毋赘文。至第一言“中国土地”系包西南在内，日本有事，可商办援助；若英、法启衅，俄不使明帮，牵动欧亚大局，应勿添叙。
可以看出，这一修改并无实质内容，纯系玩弄文字游戏；而李鸿章的辩驳，只换得了一句俄国兵车“不得藉他故停留”的空话。随后，罗拔诺夫又假惺惺地说：
俄既推诚，华亦应推诚相与，勿过疑虑。
这实际上，是引诱李鸿章尽快上钩。
5月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隆重的加冕礼，李鸿章应邀观看致贺。沙俄政府为了笼络李鸿章，给其特殊礼遇，让他“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这样，在沙俄政府软硬兼施下，在三百万卢布的诱惑下，李鸿章的思想防线全面崩溃。他于5月28日致总理衙门电文竟公然要挟清廷说：
连日皆有宴会，俄主定廿六回銮，部臣随去。亟盼文电核准施行，迟则无及。
这再次暴露了李鸿章为一己之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丑恶嘴脸。
然而，在北京，由于西太后和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的内外压力，翁同龢与恭亲王奕訢等人于5月27日决定全盘接受沙俄政府的要求，并替光绪帝起草了一道谕旨：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沙俄外交大臣就中俄密约签字画押；至东省铁路合同，令驻沙俄公使许景澄就近与沙俄有关部门商酌，并随时奏闻请旨。
1896年6月1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在中俄密约即将成型之际，尼古拉二世派人送给李鸿章宝星，“系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并分赠参随十三员有差”。此举意图非常明显，除了以金钱贿赂外，用赏赐宝物的形式进一步拉拢李鸿章，敦促他尽快签定中俄密约，尽早实现“借地修路”和达到侵华目的。
6月2日，李鸿章和维特、罗拔诺夫最后一次就中俄密约中的第四、五、六三款内容进行了讨价还价。他在电文中说：
第四，“边地”彼欲改作“黑龙江、吉林省”，生意易旺。鸿（李鸿章）执不可，改写“地方”二字。“华俄银行承办”下原有“经理”二字，彼不肯删。第五，“平常无事”句下添“俄国亦可不用”，彼谓初无是说，且与下文“运过境之兵粮”语意相背。第六，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电称“条约批准”，彼谓应改添“限三个月铁路合同批准之日算起，迟则全约为废纸”等语。鸿谓许使必能赶办，限定三月太泥，不如仍用原字。其“再行商办”句下，前已商添“展限”二字。磋磨再四，此外无可商改。彼转讥中朝办事多疑多变也。俄主已派罗拔、微德为全权，事难中止，因改定二十二午初画押。
由此可看出，沙俄政府视“借地修路”为签定中俄密约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可以看出沙俄与清廷结盟完全是一种虚伪的行动。结盟是假，而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在中国东北、为其侵略政策服务是真。
随后，罗拔诺夫又对李鸿章说，应在中俄密约中添一专条，其内容是：
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本日中俄所定之约，应备汉文、法文约本两份，画押盖印为凭，所有汉文、法文，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证。
对此，李鸿章也表同意，并在致清廷电文中说：“此向例也”，要求清廷同样予以接受。
至此，中俄双方一个月的谈判以沙俄政府的胜利宣告结束。沙俄政府正式攫取了中东铁路的筑路权，清朝发祥地东三省即将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难怪光绪帝在得知密约内容后，勃然大怒说：
是举祖宗发祥之地，一举而卖与俄人也。
沙俄财政大趁维特后来为了吹嘘自己在中俄谈判中的“功绩”，大肆渲染李鸿章在谈判中设置了“种种障碍”。实际上，这种“障碍”只集中在两点上。一点是东省铁路干线在形式上属于谁的问题。本来这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理所当然的应归中国政府管理。但是，沙俄政府却千方百计地要把东省铁路的管理权使用权归于自己。按理说，俄国政府即使用贿赂也不能取得李鸿章的让步，李鸿章最初奉旨也表明中国欲自办铁路。但是，李鸿章由于接受了维特提出的三百万卢布的贿赂，放弃了中国政府的意见。而维特和罗拔诺夫采取“退一步进两步”的方式，通过“由中国政府派妥员总办督察保护”铁路的字句，给中国一个“总办”的虚名，却攫取了筑路权和获得了中国的保护权。另一点是南满铁路的宽窄轨问题。李鸿章要求俄国用窄轨建造南满铁路，而维特却坚主与中东铁路一样使用俄式宽轨。这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所说：
这半英尺之差异曾使维特作了很大的难。而中国方面却很清楚，知道彼得堡和莫斯科条约中俄国方面之规模浩大的领土欲望。所以李鸿章在此尺寸问题上如此坚决是不可忽视的：他给俄国划了一个界线，他们不希望俄国在满洲走出了这个界线之外。俄国所提议的防御同盟之等重物为北满，而且只限于北满。
由于当时维特提出用俄式宽轨问题，只是想探听一下清廷的态度，并没有立即解决的愿望，所以这项谈判也就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李鸿章在上述谈判过程中，之所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视同儿戏，一味妥协、让步，迁就沙俄的侵略利益，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一贯地并且又是千方百计地维护个人的尊严与利益，他在俄国期间遇到的两件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后，俄国政府在莫斯科城外的霍登广场举行人民游乐会。这次音乐会是由一支庞大的乐队演出，乐队由著名的指挥家萨弗诺夫指挥。演出的当天早上，广场上聚集的群众已人山人海，大家相互挤压，挤死压伤的达到两千人之多。
当维特驱车赶到广场前，听到这个惨祸的消息，生怕尼古拉二世和所有外宾都看见此事，从而搅乱了加冕礼。但是，在他到达广场时，眼前就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因为从早上起，就把一切全都收拾掉了，已经看不到发生过灾祸的明显痕迹，凡是可能露出出事的痕迹的地方全都遮掩起来了”，痕迹也都被清除了。
不过，李鸿章还是知道了霍登惨案的真相。他到达广场后，立即通过翻译问维特：
是否发生了一件惨祸，死伤约达两千人之多？
维特见霍登惨案的真相已经败露，李鸿章已经知道事情的详情，不好再对他加以隐瞒，只得对他说：
是的，的确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
李鸿章听完维特的话，立即就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请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
维特回答说：
这没有问题，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以后，已经立即禀奏了。
这时，只见李鸿章摇了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李鸿章说完这句话后，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对维特说：
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明，李鸿章做任何事情根本不是想着百姓的疾苦，而是如何才能讨得皇帝的欢心。
还有一件事，也足已说明李鸿章的为官为吏之道。在李鸿章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期间，有一次，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使臣布哈拉艾米尔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听得这个消息后，立即十分严肃地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当布哈拉艾米尔带着侍从走进李鸿章的会客厅时，李鸿章起身向前迎上几步，双方相互致意。
在双方落座后，布哈拉艾米尔显然对李鸿章的怠慢之情颇为不满，他先向李鸿章示意，称自己是沙皇的重臣，这次亲自来访李鸿章只是出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在接下去的谈话中，布哈拉艾米尔一直只向李鸿章问中国皇帝好，问皇太后好，而根本没有一字问候李鸿章本人，这对于很注意繁文缛节的李鸿章来说，当然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不过，李鸿章的不满之情丝毫没有溢于言表。
在两人的谈话中，李鸿章也是一直询问布哈拉艾米尔，问他信什么教？在得知他信奉伊斯兰教后，对他说，中国人一向信奉由孔夫子亲自制定的信仰原则。随后，李鸿章一个劲地向布哈拉艾米尔了解伊斯兰教的具体情况。布哈拉艾米尔对李鸿章说，他们的伊斯兰教尊奉穆罕默德亲手制定的教规，并进一步阐述了该教的实质。
谈话结束后，布哈拉艾米尔起身告辞。李鸿章也随即起身相送，一直将布哈拉艾米尔送到他乘坐的四轮马车旁。这时，按维特的说法，李鸿章的形象已显得比布哈拉艾米尔这位显贵卑微得多了。维特在想：
布哈拉艾米尔这位显要人物的态度对李鸿章起了多大作用啊！
不料，当布哈拉艾米尔坐上马车，马车刚一起动，李鸿章突然大声喊了一下，马车立即停了下来。只见随同布哈拉艾米尔前来的、担任翻译官的俄国军官跳下车来向李鸿章问道：
您有什么吩咐？
这时只见李鸿章不紧不慢地对俄国翻译说：
请转告艾米尔，我有一点刚才忘记讲了。现在想了起来：他们那个宗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也曾在中国呆过，他那时是个苦役犯，后来中国把他撵走了，大概那时他就到艾米尔他们那里，创立了他们的宗教。
接着，李鸿章得意洋洋地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
当时在场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对李鸿章的言行是这样评论的：
这一招儿来得十分突然，如此狂妄的行为，显然把布哈拉艾米尔弄得十分难堪。我心中明白了，这是李鸿章对布哈拉艾米尔对他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的报复。
显然，在李鸿章看来，个人尊严超过了国家利益。
[1] 说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俄国的远东政策“不感兴趣”，这只不过是维特借机抬高自己形象和突出自己作用的话语。实际上，近代历届沙俄外交大臣不仅对远东、尤其是中国“感兴趣”，而且是俄国侵略政策的坚定的执行者。
[2] 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为缓和日俄矛盾，多次向俄暗送秋波，向彼得堡政府提出建议，在瓜分远东地区的问题上双方进行妥协，但每次都遭到沙俄政府的拒绝。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时，日本特使山县提出日俄瓜分朝鲜的建议也未得到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俄国政府一眼觉察，日本此举的目的是觊觎“满洲”。
主要引用书目：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清朝野史大观》，上海书店1981年版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内部读物）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谢俊美著：《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2月
雷禄庆：《李鸿章新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