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pk毛泽东和邓小平
看见一个文章，“历史将见证一切: 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此文真假不详，但从里面透露的史料看，基本符合其他相关报导。比如，毛的遗嘱是伪造的，这可以通过毛选第五卷得到印证。华国锋无能，但权力欲望很强，被周恩来派系的人马当枪使，最后自己下台。看到一个史料，文中说。叶剑英曾经在历史上三次叛变，他是政变的关键角色。
无论毛和非毛派路线哪个好哪个坏，但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毛派的人先是自我之间就窝里斗，实力下降，后来再被人家彻底踢出政治圈，可怜，可悲，又可笑。
最妙的是，华国锋竟然学毛的一套放邓小平一次，愚蠢到极点。毛当时的威望，他可以放，也可以收，而华国锋是请神不能送神，自挖坟墓，毛的这个“接班人”智商低的可怜。
其实，中国有今天，如果把今天的局面定义为坏的话，那么造成今天恶果的最大恶人是毛泽东。因为，是毛早就把邓看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是，江青曾经提议废除邓的党籍，但毛却保护邓，让其在江西劳动，这是变相保护邓。以至有后来的政变。而中国在邓的“南巡”等措施下，才有了今天中国江山彻底的根本的变色。今天的国有资产企业比例连20%都不到吧？至少不到50%，因此，从定义上看，中国今天不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罪恶，还有是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有人说江青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无论怎样，江青进监狱是真的。毛泽东完全有时间和机会保护她，他口口声声说什么邓等会复辟，而毛却没有什么动作，比如，在他在世的时候，把华国锋或者其他接班人扶上台，自己在背后掌舵，这比毛死后，毛左派互相内斗要好的多。
世界范围来看，古巴，朝鲜和越南等变天，都晚于中国，有的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毛的政治才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比，差远了。如此无能的毛却有伟大的政治家称号，毛的这个称号不那么适合。
胡耀邦是当时政变的力量之一，绝对不是主力，因为胡爷爷没有军权，在政界的人望也远不如邓和周恩来派系。所以，把政变和改革后的弊端都加给胡爷爷是错误的。谁都知道背后是叶剑英的周恩来派系，还有邓的人马。
反对毛的路线的人，早已有之，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否则，不会有文革中的“批周公”运动；刘少奇是其一，他的路线和邓的改革开放没本质差别；林彪的571工程纪要也是要“改革开放”。不过，这些人没有成功罢了，而邓在周恩来系人马的帮助下成功了。
要批判现在的弊端，罪魁是毛泽东，其次是周恩来派系，第三是邓的人马。把责任都推给胡耀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纪念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会议估计有350人参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座谈会，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发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主持。
个人认为，胡耀邦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勤奋，开放，给知识分子以空间。胡耀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很亲民，平反冤假错案和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比毛和邓都廉洁多了，邓的残废儿子通过残疾人基金而发财。毛的女儿二十出头就当上了解放军报社长,后来又当了北京市委书记.他的侄子,老婆都是权倾一时.照此来看,他的亲生儿子,也就是刚刚走掉的那一个,如果不是脑子出了点问题,当个政治局常委应该不成问题的. 八亿人民只有八部样板戏可看，毛的老婆江青却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电影供自己欣赏，难道不是腐败？！ 和毛比，胡爷爷是圣人了。毛时代有多腐败? 看看林彪的行宫就行了.那时候，大家都穷，所以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奢侈。这就造成了那个时代没有腐败的假象。恰恰是越往上，越腐败。就连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品，都要用什么工程来造，这不是用国家资源来为个人消费吗？这不算腐败，什么叫腐败？最大的腐败是权力腐败，毛泽东在大跃进已经犯下了弥天大罪,还有什么资格发动文革来革别人的命?毛当然也有毛的道理.怕最后被自己一手培养的接班人给弄得遗臭万年,弄不好还要被鞭尸.可是,这一切难道不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吗?所以他宁可用一个错误(文革)来掩盖另一个错误(大跃进).太自私太残忍了！1949年建国以后，在全国曾出现了广泛的干部“休妻运动”，而且取代以前国民党的达官富贵们，住进了高档的别墅，高档的公寓房。
1973年，中共中央发布文件，严肃处理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干部利用职权奸污玩弄女知青的恶性事件。由于毛时代没有私有制，虽然腐败非常普遍，但表现形式比较隐蔽，如子女优先入党，提干，进好单位，可以多享受到普通人享受不到的物质待遇等等，在腐败的深度上没有现在这样惊人，如动则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等等，所以很多人感觉毛时代比现在清廉许多，其实这是一个错觉，毛时代腐败的广度并不逊色于现在。从1952年起开始“三反运动”，一直到1976年毛死的24个年头，一连三十几个政治运动、经济运动，没有那哪次运动没有反腐败的内容。湖南省常宁县自1952年“三反”后，由于县里主持这些运动的领导成员只反他人，自己没有受制约，因而他们的权力更扩大了。就在“三反运动”不久的“1963年春，揭露了常宁县委主要的严重问题，五个正副书记，四个乱搞女人，副书记兼县长张宗光腐烂透顶，张自1957年以来，利用职权，强奸、调戏妇女69人，王、张、何三个书记，同与一名女干部（县委办公室主任）长期通奸、安插亲信、包庇坏人。
胡耀邦时代对西藏和新疆有六条政策，调整自治区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招工、参军、上大学、干部向少数民族倾斜，少数民族语文、宗教复苏。
我认为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是好的，缓和了民族矛盾，发展了民族地区。因为改革开放是和世界接轨，再用毛时代的高压政策必将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此，如果这个政策是错，错首先是邓等，谁让他们要和世界接轨了。美国怎么对待少数民族的？印地安人可以开赌场，在入学和工作等等方面比中国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要强百倍。
从中国的历史看，清朝有“满不点元”，就是清朝为了照顾其他民族，满族人不可以当状元，清朝期间有蒙古人当状元等等，就是没有满族人当状元，满族人不够聪明么？满族人有最伟大的文学巨著“红楼梦”，还有不亚于宋朝词人的纳兰若容，近现代的作家老舍如果不死于文革中的谋杀，他是1968年的诺贝儿文学奖得主，而不是日本人获得。中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翻译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诺贝尔奖评选程序，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经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者胜。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最后秘密投票，第一名就是老舍。但老舍1966年就已经去世，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作品是《雪国·千只鹤·古都》 。
对比国际和清朝的民族政策，我们做的远远不够好，但是，某些“大汉族”主义者却鼠肚鸡肠，比如王力雄的《天葬》等甚至指责胡耀邦的民族政策为“胡乱邦”。身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汉族”，如此的心胸和眼光，让人惊叹。某些左派人士本质上也是大汉族沙文主义者，比如邓力群这个当代左派旗手，也指责胡耀邦的民族政策。
至于，西藏和新疆分裂势力，早在胡耀邦政策之前就有，当时对付的办法是不合适的，甚至是残酷的，比如王震的回忆文章上说，某些分裂分子躲进村庄，王震竟然命令把整个村庄轰平，这不是滥杀无辜么？竟然好意思吹嘘。请看，“王震的强硬也是令人害怕的，当年如果那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了解放军战士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令在规定时间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解放军会自己先把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牺牲的解放军5-10倍数额来补偿，曾经有个村子因为在抓人时抵抗再杀害解放军，结果被大炮轰平。王震的强硬使南疆维族不敢造反。俗话说：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
王震这种大汉族沙文主义行为造成了后来的民族矛盾激烈，胡耀邦的做法是“温水煮青蛙”的高级策略。王力雄之辈，竟然这都看不明白，还写出一本垃圾书《天葬》。此人如果智商正常，那么他就是用心险恶，试图调拨民族矛盾，反正王力雄不是什么好鸟。
网上看见别人骂新疆小偷就不舒服，虽然小偷可恶，可那些小偷多是未成年，真可伶。警察看见也不管把他们送回原籍找父母找福利机构，这些孩子有些拐卖来的，个别还做秀似的抓着小偷打一顿给愚蠢无脑没同情心的群体看。当初王震血洗维族村庄，维族人能不恨汉人吗？从中国的犯罪率来看，“汉人”的犯罪人数是否比维族多？最近的例子是山西大批儿童奴隶事件。
退一步说，中国和国际接轨，国际形式不允许胡耀邦再用高压手段来解决民族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批评让中国和国际接轨的邓，毛是伟人，邓是伟人，只有胡耀邦来当替罪羊，这些人要么对历史无知，要么本身就是喜欢颠倒黑白的无耻之徒。是的，毛喜欢高压，邓喜欢高压，他们的高压让其“成名”，还将永远记载史册。但他们的高压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毛有大跃进和文革，邓有64，64的处理时机和手段，让中国再次受到国际的联合封锁和制裁，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形象损失和经济损失，中国再次被迫“闭关锁国”。
总之，胡耀邦不过是中国“老人政治”的傀儡，他的上台和下台，都不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但在他在位期间，为中国做了不少好事，比毛和邓这两位伟人强的多，无论是对内和对外。毛参加朝鲜战争，又把长白山部分送给朝鲜，又和中美建交，搞出“中美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允许美国干涉台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从结果来看，他让中国参与的朝鲜战争就是一个彻底错误；邓为了自己抓到军权，发动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部分国土又画给了越南。可以说，毛邓都是为了自己私利出卖国家的罪人，胡爷爷才是人民的真正公仆和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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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纳兰若容作品：
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毁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卿字早醒侬自梦，更更。泣不尽风檐夜雨铃。
──《南乡子》
尘满疏帘素带飘，真成暗度可伶宵。几回偷拭青衫泪，忽傍犀奁见翠翘。
唯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潮。衰杨叶尽丝难尽，冷雨西风打画桥。
──《于中好》
__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__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鹧鸪天
雁贴寒云次第飞，向南犹自怨归迟。谁能瘦马关山道，又到西风扑鬓时。
人杳杳，思依依，更无芳树有鸟啼。凭将扫黛窗前月，持向今朝照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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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历史将见证一切: 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作者：邓复辟
珍贵史料
历史将见证一切！
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我在１９８９年５月，再次见到陈永贵。我请他给我介绍一下他到中央以后的情况，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会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一个大老粗容易吗？
你说：毛主席到底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毛泽东和张春桥究竟是怎么往来的？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摆出一付采访的架子，陈永贵把我的录音机关了。说：你说你是和我一起研究党的历史，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录音机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１９７０年８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筹。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天才，也要楸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我问道：毛主席逝世后，政治局研究过江青的问题吗？哪里来得及呢！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给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对我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讲过。这时，我估计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青好象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乎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些人，他的动机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为了给老干部平反申冤，而是为了他自己当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你参加和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陈永贵说：我哪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啊！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后，在我们面前过一下，并不是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之前，绝大多数都是江青她们研究好了后，拿到会议上通过。这个情况我是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经警告过你多次，不要总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讲话嘛！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
“我调到中央后本着一条原则，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以后，就能经常见到他老人家。谁知到了中央也很难见到他，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江青道是经常见面，我每次问主席的身体状态怎样，她都回答：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几天，她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谁知二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后来我还为此问过江青。她对我说：党内走资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体状态做文章，要是让他们知道主席的身体状态，他们会挺而走险呀！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工作岗位，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吗？’我回答：只要有毛主席领导，一定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毛主席完全是有准备的。”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１９７６年９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么傻瓜！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写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我还相信他，看来他也是个鬼。
提到胡耀邦的时候，陈永贵非常生气地说：“他是一个胡日鬼，好多鬼点子都是他提出来的。我过去不知道他和邓小平那些人怎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文革没有半点感情，开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还要坏。我曾经当着他的面问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来的江山？还是你打出来的江山？’他对我说：‘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这话哄鬼，千千万万的先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儿。我和他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还公开吵过架。我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会失败。’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条条出发。’唉！现在想起，我真是糊涂，人家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呢。我还闷在鼓里和他争论什么定义。在处理我和吴德等人的时候，胡耀邦和邓小平就一再对我们说：‘你们作为一名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象当年我们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要按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比如对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而是用刑法来处理。’应该说这话对我们是有威慑作用的，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象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就在他生命脆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我和一些山西老乡去看他。他几次对我们说：“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想一想毛主席也够可怜的。战争年代，他献出了六位亲人。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他又献出了几位亲人。——”
抓江青、张春桥内幕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华国锋、叶剑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秘密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了起来，一举完成了政治突变，扫清了障碍的中国也从此走上了营造剥削压迫的道路。
十月六日，晚八点，华国锋通知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叶剑英就坐，事先已写好一个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宣布，由汪东兴组织执行。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被通知来讨论毛选编辑工作）先后到来被抓。
张耀祠、武健华负责在江青、毛远新住处解决。
九时三十分以前行动全部结束。
十月七日，吴德等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抓捕的过程，可以看看两个具体执行人的叙述：
邬吉成说：
我在这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内容都？派你的司机小王，接某某同志到汪东兴同志处。“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嘛老用中央警卫局这边的车？
大约到了下午５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
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晚上７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汪东兴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松开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他的随卫，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８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据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进了怀仁堂后，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把他们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我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对我说：“汪主任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
摘自《红色警卫》，作者：邬吉成、王凡
张耀祠说：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３时，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那时，汪东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则是他的副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们常见面。张耀祠像平常一样来到汪东兴办公室，坐了下来。不过，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同时奉命前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低缓的语调，对张耀祠、武健华说道：“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张耀祠虽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一决定，但是他一听就颇为振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江青小组。他对张耀祠、武健华说：“你们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若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在“文革”中，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二０一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称她为江青同志，这一回没称她为同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处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其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７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１０月６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不是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事后，陈永贵说：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
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周群点评：详情参阅我的《幸遇研究“四人帮”领域中最伟大的头号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