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在1405-1430年间,曾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七次远航,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许多地方。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在从红海到中国的海路上建立了一些居留地【Ｄ·Ｃ·Ｅ·霍尔.东南亚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Ｐ257)。公元8世纪后,更是有大量的穆斯林从海路到中国来经商传教。按理说,伊斯兰教应先在沿途各地广泛传播,然后才到达中国。但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大规模迅速传播却是在15世纪以后,也就是说,是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才开始的。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地区正是郑和航行中活动最频繁的满剌加、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而在郑和舰队的活动难以抵达的东南亚半岛内陆地区(今天的缅、泰、老、柬、越),伊斯兰教基本就没有传入。同样是阿拉伯人活动范围内、而且比东南亚各国距阿拉伯半岛更近的锡兰、印度南部等地,伊斯兰教的传播反而却远没有在东南亚海岛地区普遍.
郑和七下西洋带上了越来越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如第三次航行归来后到故乡云南昆阳上坟,参加伊斯兰斋月活动,从第四次航行起带上了马欢、哈三等穆斯林随员,第五次出访前到泉州拜谒伊斯兰先贤墓,后来又帮助重修南京、西安等地的清真寺。郑和与随他航行的马欢、郭崇礼、哈三、蒲和日等人都是穆斯林,据说他们每到一地都要举行伊斯兰教仪式并宣传教义【孔远志.郑和与印尼、马来西亚[Ａ].郑和论丛第一集[Ｃ].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Ｐ111)】。郑和第七次远航时,派出马欢等7人从古里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天方国)和麦地那,摹绘了麦加大清真寺图,后与麦加、麦地那派出的使者一起返回中国。
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到过麦加朝觐的
“哈只”,是当地有地位有身份的穆斯林。郑和是元末云南穆斯林望族之后,甚至认为他是赛典赤的六世孙,并说其祖父和父亲都被封为滇阳侯【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Ｍ].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Ｐ24-25)】 。郑和的父亲1382年在明军征服云南时死去,当时只有39岁, 郑和年仅11岁便被掳入宫中,沦为太监。有这样家庭背景和身世的郑和,尽管后来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在伊斯兰教问题上仍然会有许多忌讳。在第一次下西洋前为其父立的《故马公墓志铭》中,郑和只称其父和祖父为“马哈只”,而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在第三次远航后,郑和奉命回故乡上坟,本来此事应该立碑纪念,但他也只在碑阴右上角作了简单的记录。
郑和不是最早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的人,但他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发展和传播。 郑和七下西洋，为什么强迫东南亚人信奉伊斯兰教？为什么不让其信奉中国的儒教？郑和不择手段的在东南亚转播伊斯兰教，谁给了太监郑和的权力？当然是明朝的皇帝，因为明朝皇帝是回族穆斯林。
一。新华网消息
郑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者
新华网银川７月５日电 “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上，与会的中外学者盛赞郑和在传播人类文明与促进文明对话上做出的重大贡献，尤其是郑和在传播伊斯兰文化方面扮演的历史性角色。 伊斯兰教自唐宋传入中国后便迅速发展形成中国伊斯兰文化。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儒家文化在中国占统治地位。
云南民族学院教授王子华认为，郑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才负经纬，文通孔孟”，又坚守着伊斯兰文化阵地。他在奉使西洋３０年间，将儒家和伊斯兰两种文化集于一身，并在实践中进行有机的调和。他每次出使西洋都有伊斯兰活动，均得到朝廷的认可，这大大提高了伊斯兰文化的知名度，促进国人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和汉文化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认同。 随行者马欢著的《灜涯胜览》、费信著的《星槎胜览》、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为国人正确认识伊斯兰世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马欢等７人受郑和派遣到麦加朝觐，在完成朝觐功课的同时摹绘了《克尔白图》，带回国上奏朝廷，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影响重大而深远。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肖宪博士认为，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发展和传播。 郑和第一
次航行时在苏门答腊南部的旧港（巨港）建立了华人穆斯林社区，郑和在爪哇鼓励当地华人穆斯林与当地人通婚等，都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并为其在东南亚地区更大范围的传播打下了基础。此外，郑和在马六甲的外交活动，还促成了马六甲第一位君主拜里迷苏剌在１４１１年亲率使团访问中国之后改信伊斯兰教。而强大的马六甲穆斯林王国兴起后，加速了伊斯兰教在整个东南亚的传播。 “在１４－１５世纪之交，中国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就如同两处位置高低不同的水一样，其中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只要有一条能联通两边的渠道，高处的水就会流向低处。这条连接１５世纪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东南亚的通道，就是七下西洋的郑和。”
二。伊斯兰教在中国元明两朝达到鼎盛时期
伊斯兰教始传后不久就通过著名的陆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据记载,唐代在中国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来华不归的使臣、士兵、学者。伊斯兰教也随他们来到了中国。宋代海上贸易更加发达,到中国来的西亚穆斯林更多,伊斯兰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还出现一些规模壮观的清真寺,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等。到了元朝时,中国与西亚均囊括在蒙古人的大帝国中,陆上交通畅通无阻,大批中亚、西亚的各族穆斯林迁入中国,被统称为“回回”。另外,在元朝,回回属于色目人,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这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改宗伊斯兰教。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在元朝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当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之多,以致于《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
元末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一个以汉语为其语言的民族共同体———回族,比较集中地聚居在甘肃、陕西、宁夏、云南等地,江南沿海以及从杭州到北京的运河两岸也有许多穆斯林聚居区。当时,穆斯林在中国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协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蓝玉、冯胜、沐英、丁德兴等一批重要将领都是穆斯林,由此可见一斑。郑和的家乡、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元代因来自西域的赛典赤·赡思丁主政多年,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成为中国穆斯林较多、伊斯兰宗教文化较发达的一个省份。
元明时期中国穆斯林严格地遵守着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建立了有自己特点的宗教礼仪、习俗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的经堂
教育制度,开展了传抄和背诵《古兰经》、用汉文碑刻记载伊斯兰教义等宗教学术活动,还在各地建立了许多规模宏伟、富有中国建筑特色的清真寺。这一切都说明,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发展得比较完善,已完全具备了向外发展和传播的条件。
三。元明两朝时期，东南亚却是佛教主导而伊斯兰教信仰者人数很少
东南亚海岛地区长期流行的是印度教和大乘佛教。虽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通往中国的海路沿途早就建立了一些立足点,但至少到13世纪末,伊斯兰教在绝大部分地区仍没有多少影响。英国东南亚史学者霍尔认为,除苏门答腊北端外,东南亚其他地方都是在15世纪以后才传入伊斯兰教的。马可·波罗父子13世纪末从中国返回欧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4世纪中期往返中国的途中都曾经过苏门答腊等地。据他们记载,当地人多为偶像崇拜者,伊斯兰教刚刚才开始传播,信奉者很少【Ｄ·Ｃ·Ｅ·霍尔.东南亚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Ｐ258)。
随郑和远航的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中也记载了当时爪哇等地除外来移民外,当地土著人仍“崇信鬼教”。这里说的“鬼教”很可能是当地的原始宗教。郑和的另一重要随员费信在谈到彭国(今马来西亚的彭州)时也写道,“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费信.星槎胜览·彭亨国[Ｍ].冯承钧校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沿海交通要途的情况尚且如此,在其他遥远偏僻的地方,伊斯兰教的传播更罕见。
四。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传播历史记录
伊斯兰教的传播并不像有的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穆罕默德一手拿着剑,一手持着《古兰经》”,靠军事征服完成的。在有的地方它确实是伴随着军事征服而传播的,但在大多数地区,它的传播是以非暴力的传教方式完成的。伊斯兰教的主要传播者也并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例如,伊斯兰教向西发展先是从阿拉伯人到埃及人,再由埃及人到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成为穆斯林后,再把伊斯兰教带到北非和西班牙的其他民族中去。向东也是先由阿拉伯人传到西亚的波斯人中,再由波斯人传到中亚的突厥人、蒙古人等民族中,这些民族又把伊斯兰教向东带到中国,向南带到印度等地【金宜久.伊斯兰教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的是中国人【
许友年.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Ｊ].思想战线,1983,(6).】。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剑桥伊斯兰史》中,“18世纪前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一章的作者虽然倾向于认为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是从印度和阿拉伯半岛传入的,但他也承认,关于早期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接受伊斯兰教的传说和资料是“很不可靠的”,认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迅速传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Ｐ·Ｍ·霍尔特,等.剑桥伊斯兰史(Ｐ.Ｍ.Ｈｏｌｔ,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ｓｌａｍ):第二卷[Ｍ].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Ｐ123)。 一些印尼学者近年来提出了爪哇等地的伊斯兰教是郑和传入的,而他们的主要依据却都是在爪哇三宝垄的郑和庙中发现的中文资料。据说一位荷兰殖民官员1925年在三宝垄郑和庙中发现了大量中文文件,这些资料披露了关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区建立和发展的许多情况【许友年.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Ｊ].思想战线,1983,(6)】。
郑和第一次航行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在旧港铲除海盗陈祖义,提拔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同时以招抚的手段,在旧港建立了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华人穆斯林社区。印尼学者巴林桐安写道:“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华人社区。”【许友年.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Ｊ].思想战线,1983,(6)】
新加坡学者陈育崧说:“这些早期中国殖民地的居民是中国的穆斯林移民。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这个时期的中国移民,在上述冒险事业中都是先驱者,他们既是穆斯林,同时又在重要的贸易中心,如旧港、革尔昔等地积极建立各种伊斯兰社区,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当地居民进行改宗伊斯兰教的工作。”【许友年.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Ｊ].思想战线,1983,(6)】。
郑和曾任命彭德文的孙子彭瑞和后来成了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九贤”之一,被尊称为“苏南岸倍尔”(苏南即贤人)。郑和访问爪哇之后,爪哇逐渐从佛教占统治地位过渡到了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淡目王国(Ｄｅｍａｋ)消灭了佛教王国满者伯夷(Ｍａｉａ ｐａｈｉｔ),标志着爪哇伊斯兰化的最终完成。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外国史
略》中写道:“众岛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指郑和)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帖·外国史略·六[Ｚ].孔远志.郑和与印尼、马来西亚[Ａ]. 】 。《剑桥伊斯兰史》说:“中国穆斯林给东爪哇的伊斯兰教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至今他们的后裔在外表上仍有别于当地的穆斯林。”【Ｐ·Ｍ·霍尔特,等.剑桥伊斯兰史(Ｐ.Ｍ.Ｈｏｌｔ,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ｓｌａｍ):第二卷[Ｍ].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Ｐ130)】
满剌加的伊斯兰化是与该国的第一位君主拜里迷苏剌(Ｐａｒａ ｍｅｓｊｗａｒａ)改宗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据《明史》载,拜里迷苏剌建立满剌加国后,受暹罗欺压,求助于中国。明帝同意给予帮助,1405年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并赐予诰印、袭衣等。但暹罗仍没有停止对满剌加的欺凌。于是,1409年郑和第三次航行时奉命来到暹罗和满剌加,一方面对暹罗提出警告,一方面正式为拜里迷苏剌举行命名封王仪式,赐银印、冠带袍服,“是后暹罗莫敢侵扰”【马欢.瀛涯胜览[Ｍ].冯承钧校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拜里迷苏剌1411年亲自率领一个540多人的庞大使团随郑和船队来中国,受到明成祖的热情接待。正是在这次中国之行后,72岁的拜里迷苏剌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一个穆斯林,并把自己的称号也改为伊斯坎达尔·沙【霍尔.东南亚史[Ｍ].关于拜里迷苏剌改宗、改名的问题,还可参见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Ｐ236-264)】。国王的改宗使满剌加成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明史·婆罗传》载:“永乐三年十月遣使(即郑和)赍玺书、彩币抚谕其王。……万历时,为王者闽人也。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竟据其国而王之。”【明史·外国传:卷323[Ｚ].北京:中华书局,1974】.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访问了加里曼丹北部的另一个国家渤泥。后该国国王率150多人随第二次航海的郑和前来中国,后国王在中国病逝。与满剌加一样,渤泥的伊斯兰化也是在15世纪后期完成的。
印尼学者斯拉默穆利亚纳说:“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三发(位于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华人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
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乃斐派的教义和义务用汉语传播伊斯兰教。” 著名的印尼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加在1961年写道:“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孔远志.郑和与印尼、马来西亚[Ａ].郑和论丛第一集[Ｃ].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Ｐ113)】 西方学者也承认,在欧洲人来到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人通过海上航行无可争辩地在东南亚起主导作用,而这一时期正是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传入和大发展时期,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尼古拉斯·塔林.东南亚简明史(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Ｔａｒｌｉｎｇ:ＡＣｏｎｃｉ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Ｍ].美国普里泽公司,1966.(Ｐ32)】
五。明朝皇帝是回族穆斯林
朱元璋的夫人姓马，不曾缠足，这几乎说明了一切，十个回民九个姓马，回民女性皆不缠足，那时回民不大可能与外族通婚。 在民间文学《大明英烈传》中宣扬他们的武功业绩，形容他们为“刚烈之回民”。
《明史》载：“至正四年(1344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 《明史》没有说明是如何克葬的。海外著名史学家黎东方博士所着的细说中国历史系列中《细说明朝》记载：“他是贫农家庭的安分守己的子弟，在他十七岁的一年，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旱灾，蝗虫与瘟疫先后降临到他的家乡，濠州钟离县(安徽凤阳)，父亲朱世珍，母亲陈氏，大哥朱兴隆，在几天内相继去世，家里的现款极少，买不起三口棺材，更买不起坟地，幸亏有邻居刘家心好，准他和二哥朱兴盛把父母和大哥三人的尸首用白布裹起，埋在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 按汉族的传统习惯，富户人家所用棺材一般以杉木制成；中等家庭则使用普通木材制成；贫户人家庭则使用薄皮棺材；赤贫者则使用芦苇包卷，抬往旷野埋葬。朱氏一家如是汉族，为何一反汉族的传统习惯而改用白布呢?况且白布的价格比薄板、芦苇昂贵，朱氏一家属赤贫，为何舍弃廉价之物不买而去买昂贵的白布呢? 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亡者须穿“克凡”(白布殓衣)后土葬。由此可以推断朱家并非穷得买不起最简单的棺材才用白布，而是按伊斯兰教的规定处理丧事。
《明史》卷一载：“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
僧。”黎东方的《细说明朝》记载：“就这样，从阴历四月挨到九月，九月里他进了皇觉寺，受戒当和尚。” 但是，皇觉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佛道教的寺庙，而是一座清真寺，朱元璋出家为“僧”实际上是在清真寺里做“海里凡”(经堂学生，西北地区称“满拉”)，皇觉寺这一名称则是朱元璋登基称帝后所赐的名称，意为皇帝在此寺中觉醒。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是一座坐西向东的寺院。根据中国传统，凡儒、佛、道教的寺庙、观均坐北向南，而中国的清真寺一律坐西朝东，因为中国穆斯林做礼拜时，须朝向位于中国西方的麦加天房，皇觉寺正好坐西朝东，且其建筑形式与我国清真寺建筑形式雷同。
朱元璋登基后敕建清真寺于南京、西安及滇、闽、粤等地区。南京清真寺赐名“净觉寺”落成后频临幸，并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百字赞》赞颂了真主和穆圣，并褒扬了伊斯兰，如果对伊斯兰没有感情和深刻的认识，写不出如此杰作。《百字赞》收录于清代刘智著作《天方至圣实录》内，其全文如下：“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另外还依据明武宗朱厚照（1506—1521在位）对各宗教的评论和《御制尊真主事诗》。武宗评论各宗教日：“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物，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归真。盖诸教之道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乘万世与天壤久也。”《尊真主事诗》日：“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
明朝还有刻有伊斯兰教教义经文的宫廷御用瓷器散落于民间， 在CCTV的鉴宝节目里出现过， 这件珍品得到国家文物专家的鉴定认可。
19世纪，在土耳其发现了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于1516年(即回历922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 ，用波斯文写的《中国纪行》一书。 全书共2l章，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 特别记述了明代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中国张至善、张铁伟、岳家明三人以英、德译本和新波斯文本为依据， 编译成汉文本，并附有国际上对该书研究之论文13篇,照片和图表
7幅,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于1500游历中国，于1516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一书，作为礼物奉献给土耳其素丹赛利姆一世。该书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作者出于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以较多的篇幅着重介绍了明朝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说：“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规定的……。”阿里·阿克巴尔的描述是他亲眼所见，与中国民间的传说相吻合。
台湾马明道参照该书及明正史、野史、史学家的评述、回民口碑传说， 对明朝王室的族属和宗教信仰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考证， 于1973年写出《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一书。 确认朱元璋、马皇后及其家族和亲戚均为回回。 明太祖洪武帝姓朱，名元璋，字国瑞，原名兴宗，生于安徽凤阳县，古称濠州，其周围各县，如定远、寿县、怀远、临淮等为历史上回回聚居区。父名朱世珍，母陈氏，生兄弟四人，元璋排行第四，长兄兴隆，次兄兴盛，三兄兴祖，全家务农，地仅数亩，颇贫寒。凤阳城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小城，西门直对东门，两门之间为一长街，将风阳城分为南北两部分，称南城与北城，北城居民几乎全部都是汉民；而南城居民全部为回民，其中绝大多数姓朱，有清真寺一所，位于南城中央偏西。朱元璋生于南城朱姓群内，按常理推，朱元璋应为回回。1935年，马明道先生随其兄马宏道先生(1899一1968)到凤阳考察访问，当时所见所闻和当地回民父老所说与上述情况相符。
周有光 ，我国德高望重的著名语言学家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语言文字应用委员会研究员，他的话可是有份量的 ，以他的年龄和身份没必要哗众取崇的。他说： 辽、金、元、明、清这五代的1000年，都是外族打进中原来加以统治的。 其中辽、金、元、清是外族，大家都是同意的， 明朝是不是外族呢？ 现在新的考证说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这已经证明了。
陈梧桐，著名明史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兼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朱立璋研究会顾问。 他对周有光
上面的话反驳， 但他的反驳软弱无力，基本都是推测或者主观上的。 这从反面证实了周有光的观点。
白寿彝先生, 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致力于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及中国通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学步集》、《回族人物志》、《中国史学史教本》、《中国通史》等，视野恢宏，器识卓越，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中，有条脚注提到过“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又颇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指伊斯兰教）”（《民族宗教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朱元璋的菜单。 “参加第10届明史学术讨论会的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邱仲麟先生首次公开了他从明人笔记中发现的这张菜单。 “胡椒醋鲜虾、烧鹅、燌羊头蹄、鹅肉巴子、咸鼓芥末羊肚盘、蒜醋白血汤、五味蒸鸡、元汁羊骨头、糊辣醋腰子、蒸鲜鱼、五味蒸面筋、羊肉水晶角儿、丝鹅粉汤、三鲜汤、绿豆棋子面、椒末羊肉、香米饭、蒜酪、豆汤、泡茶”。这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6月某天，明太祖朱元璋的午餐菜谱。
洪祖朱元璋的血洗湖南，与明朝武宗皇帝的禁止养猪，记载的有：“九月，上次保定(河北省清苑县)禁民间养猪，着为令。”《明书武宗本纪》； “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明实录武宗实录》
明朝武宗皇帝的禁止养猪，记载的有：“九月，上次保定(河北省清苑县)禁民间养猪，着为令。”《明书武宗本纪》； “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明实录武宗实录》
朱元璋血洗湖南，朱元璋从一个“和尚”当上了大明皇帝，当过丫头的大脚婆马氏，册立了正宫娘娘，在南京登基之日，臣民欢庆，南京有条湖南街，装了一台故事灯，一匹马上，骑了一个大脚婆婆娘，后面跟着一个人，捧着个大南瓜，被彩灯锣鼓簇拥着在街上游行。有人向朱元璋密报说：湖南街人讽刺当今皇帝，骑马者，暗指姓马也；太脚也者，讽刺马氏皇后也；捧南瓜者，攻击朱元璋的明朝江山是从他原来的主子小明王韩林儿那里篡夺来的。原来史载元朝至正甘六年，朱元璋部将，廖永忠假以迎接之名，将韩林儿沉于瓜步（今江苏省六合县南瓜捍）江中，于是
主洪武当上了皇帝。 朱洪武闻之大怒：连呼“湖南街杀”。领旨的武官顿时荒了手脚，误听为“湖南皆杀”。等到有人报告时，已经杀到常宁州。皇帝猛然一怔，立即传旨，快马追止。追止人追到常宁庙前以上时才追到 ，这时天已经亮了，所以这个地方名叫赶火埔。由于这一音之误，演出一场“血洗湖南”的残案。
若要把清朝修的《明史》三百三十二卷，从头至尾，展阅一遍，要好几年工夫。这么大的《明史》, 却找不到明朝皇帝和回族的关系，找不到百字赞, 找不到“洪武血洗”湖南一案，“扯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史迹也不见踪影。而地方族谱方志，却很多。《同志常宁志》：“常宁自洪武甘八年峒寇窃发，民无孓遗，荡平之后，移民安插，调衡州卫中之军丁守卫御。永乐二年，诏军丁垦田”。 又载：“明洪武甘八年，邓良奉平峒寇有功，留填溪洞，世其籍”。 《厚雅田王氏谱》记：“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又说：“时湖南丁大乱之后，人烟稀少，朝廷调江西户口于衡，至者，各插标以记，谓之‘安插户’`````时安插户，屯户，军民阡陌，杂错不睦。” 《吕氏宗谱》记：“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调镇常。” 《依湖邓氏族谱》记：“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 族谱，堪称民间档案，方志也是一方之史，它们常补国史之不足。从中可见，由江西移民，应有其实
央视：明朝皇帝是伊斯兰教徒
当时的皇宫里面竟然有刻伊斯兰文的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