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如拿「準宗教」代替又如何？

甚麼是中國的宗教？當然是道、佛，此屬常識。但學術上深究起來，還有儒之教，合共儒釋道三教。不過由宗教的觀點看中國民間，極少很具體的集團性儒教存在，而且正信的佛教與道教，許多也僅繫于個別大德或道真之身。活躍于百姓日常生活裡的，實際只是一類簡化自三教的混融信仰，概為準宗教。這「準宗教」是甚麼？那我們該由其載體，即通書、善書、鄉約三事，再為一說。

通書內容，結合術數的考吉凶，和曆書的究擇日。曆書本皇家的時憲，即行事曆，據說源出黃帝，由先秦迄漢，流入民間，則為大眾擇時以趨吉避凶的日書。但帝王是得天命的天子，當奉正朔，曆書該作權力永享的象徵，懂日書術數之士便給吸收入宮庭，組成欽天監，觀測天象，推制皇曆，交聖上頒佈，官方印發，不許私刻。清代廢除翻印禁例，久藏煙埃的日書浮現，正式變身民用通書，自詡發皇曆之隱微，風行里巷。朝廷起初還要針對通書的訛謬，出版皇曆《欽定協紀辨方書》，大談造葬、補龍、扶山、立向、盤針、羅經等風水的正宗方式。然民間的風水一發不可收拾，仍氾濫成種種別流，術數更替推衍，剋擇彼此牴牾。明明是太多宜忌混淆，吉凶矛盾，是非顛倒，信者依然自信，蔚然成風。通書定型以後，大體分為祭祀、婚姻、喪葬、家居、農牧、建築、工商，共七類，上百項。裡頭的宜忌，隨時而變，解釋人言言殊。結果講到底應算是共識的，還是要你各自檢點，好好保持住良知靈明：一面應掌握运勢，得其先機，定吉凶，明趨避；一面知善惡有報，改過修福，人在做，天在看。故通書者，乃以皇帝始，而以靈明終。

善書內容，結合道釋的陰騭文，和儒道的功過格。善書顧名思義即勸人為善的書，雖是千言萬語，範圍概不出在講天人感應，畏禍致祥，功德陰騭，神靈福祐，自省覺世，人道無愧，德積果善，功圓行滿。善根于心，人須先不怍于內，無慚屋漏，才能做到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故善書者，乃以靈明始，而以五倫終。

至于鄉約內容，則以講五倫作始，結果核心是皇帝的聖訓。明初《聖諭六言》去到清初《聖諭六訓》，終不過廿四字：「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守生理，勿作非為」。康熙添飾六訓，成《上諭十六條》，變百又一十二字：
敦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
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民；
誡匿逃以免株連；完糧錢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贼；解讐忿以重身命。
十六條傳到雍正之手，成《聖諭廣訓》一卷，忽焉擴為萬言。名臣換上白話鋪敘的《聖諭廣訓直解》，更衍成三萬言。這講諭鄉約，以五倫始，皇帝終，跟以皇帝始靈明終的通書，及以靈明始五倫終的善書，五倫－靈明－皇帝，三者緊緊環環相扣，成一框架，儒釋道「會同」其中，而為最終的「中華文化」，亦宗教信仰。

不過通書、善書、鄉約裡的「五倫、靈明、皇帝」，如由宗教看，非該同一層面上的循環。儒家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皇帝放在後，最貴者首先是民。這是因為：「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眾民才是上天起頭直接生育者！民既為天生貴物，必都有得自上天的法則。民之為民，首當珍惜天賜之則，秉持而為常則。民能承天則之常道，一定愛好追求天則之美德。因是乃知民之所以為貴，皆由于民秉有天命下貫于人性中的常德。故此儒之為教，乃以存心，養性，事天，為第一要義；敬天，知命，踐仁，才是做人頭等的大事。

釋氏之旨，自度度人，慈悲喜捨。佛陀以開示人生實相，為唯一大事因緣，故教化眾生，也未忘同向君王說法。因見阿育王之皈依佛法，洗心革面，放下身段，受持五戒，捨棄榮華，加入僧團。南傳佛教直到如今，如泰王即位之前，還需短期出家，待通過僧伽威儀的訓練，慈悲精神的薰陶。貴霜王朝以後的大乘佛教，喜用印度帝王的徽識輪寶，作為理想君主的象徵。經文提出了轉輪法王一觀念：寶輪旋轉，所向無敵，領有四洲天下。不過大乘經論中的輪王，並非用來形容時主，主要比擬佛陀說法，或稱言太古之聖王，後世頂多指阿育王。大乘傳入中國，六朝隋唐不少帝王在崇佛之餘，也要護法，他們本人或好事佛徒，竟把今主的角色代入了法王。佛經本有一佛一轉輪王之說，即以佛陀說法的法施，相對會有轉輪王供養的財施。此傳統來到中土，初期僧人說法、君王供養，施受主從，關係依舊是相當清楚的，故有「沙門不敬王者」之義，帝王接受沙門開悟，視僧人不拜君主實屬當然。漢魏僧人對王者僅自稱名，或簡稱我，晉宋間謙曰貧道或沙門。貧道又作乏道，為梵語沙門之義譯，即謂自己距離修正道、斷生死的境地仍遠，尚很貧乏。但唐高宗年間頒令，沙門須向君親拜禮。再又百年，禪宗六祖慧能門下弟子上疏，已改稱「臣」。宋以後沙門更作「臣頓首」；頓首者，乃下拜禮，以頭叩地。據佛典說，轉輪王再偉大也得仰承佛法，他即使統管了四洲大地，身分仍是王，難與佛等，更不是佛。可是後來的中國帝王，供養僧人，興建塔寺，製作佛像，資助譯經，鎮壓外道，只要做了些被認為利于佛門的事，也常給人隨口歌頌，吹捧成轉輪聖王，甚至誇誕到一個地步，拿轉輪聖王當佛，目為當今如來。

道冠羽客，內煉登仙，敬道、敬經、敬師為三寶。道為萬有之祖，經為度世津梁，師為人天眼目，不敬有罪。敬信乃道根德蒂，修道可養精、氣、神，行道得知慈、儉、讓。道教雖不像佛教有不敬王者之論，可是基本教義也不說敬王者。道教含有前身黃老道的思想，但非黃老學，不講黃帝與老子南面而王的治術，而是致意黃老得道升仙乘龍飛天。真正的道教，尊敬黃帝老君，並不為宣揚帝王神威權重，亦非標榜人王成仙，而是要啟發人人當學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尊敬師寶，才是教中當然之義，只有上士為帝王之師輔，沒有說要天師在皇帝面前低首下心。道真所授帝王者與世人同，一樣該法天地自然，歸根復命，致虛極，守靜篤，清靜乃為天下正。國猶身也，治國安民，濟世利人，其要仍是與萬物和諧，與世人無爭，治大國若烹小鮮，清簡政務，乃致太平。不過道教早期經典《太平經》，當發揮此類「天人感應」「天人并尊」的思想時，講過「天地君父師」，君緊跟天地列序父師前。東晉葛洪的《抱朴子》由「內篇」的神仙方藥講至「外篇」的世事臧否，曾言「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更嘗把君抬至與天與父並重的地位。不過即使到了北魏太武及諸帝奉道，仍親詣道壇，恭受天師法籙，敬師不稍怠慢。唐、宋、明崇道的皇帝很多，如唐太宗，以宗室姓李，老子李聃之後，自注《道德經》。宋徽宗不甘其後，親注道經數本，但姓趙無法也跟著認祖歸宗，唯示意道籙院冊己，一身三任，兼皇帝、教主同時道君，號稱神霄帝君，自視九霄天中最高神下凡。明世宗尤醉心道教，日事齋醮，荒疏朝政，未經道院便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集道君教主皇帝一身，名聲更過徽宗。其後意有未足，再加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原號無標點，今附之為方便回氣通讀。

由三教本身看，皇帝無論如何都非宗教關心的重點，成德、成佛、成仙，又與王者何干？但通書、善書、鄉約的世界，政治的皇帝、道德的五倫、信仰的靈明，竟都揉成一團，皇帝更舉足輕重，不依國主，幾乎事事難成。從文化廣義看三教，雖說是「會同」于「五倫、靈明、皇帝」此框架之內，然以儒釋道本宗的宗義看，三教結果不過是「燴同」于此！信仰七拼八湊，拉扯攪拌，而成一「準宗教」！「準」即類同之謂，是準擬宗教，類同宗教，或半似宗教。準宗教雖有仿似宗教的信仰，卻無宗教之實，義理缺乏條貫，明前昧後，顧此失彼。或也有表面的實踐，卻流于形式，功利至上，自我中心。準宗教總都是自我指涉的，難以超越此在，興起終極關懷。真正的宗教，固非捨我于不顧，「靈明」即宗教的「我」，今語作「靈性」spirituality，此為真正的我，甦醒的心。當我這一心靈明淨洞開，方知天地之寬，又我何其渺小，渴慕感通小我之外那更大的實在。我願意答應非為自己卻義不容辭的責任，交出小我，倒空自己，迎入大我。五倫－靈明－皇帝的準宗教，不足語此。通書、善書、鄉約的世界，僅風化民俗，與時遷移，應物權變，比擬行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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