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经济的罩门

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译裙带资本主义或亲信资本主义)捆住了东南亚，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它在造就和维系一个个政治关联密切的公司和富豪家族的同时，增加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阻断了普通民众致富的道路和希望。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南亚的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却给那里的华裔创造了致富甚至暴富的机会。

《新闻周刊》记者Joe Studwell报导说，几年前，他非常幸运的得以与鲍勃·佐利克（Bob Zoellick）共进晚餐，现在这名聪慧的美国人已是世界银行的新掌门人了。聊天时，他们谈到了一个佐利克非常熟悉的地区：东南亚。而且，这位记者也刚在不久前同意写一本有关东南亚的书。自1997年的金融危机起，东南亚已被中印两个国家代替，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和跨国企业心目中的理想情人，可是，《新闻周刊》这位记者对东南亚仍然非常乐观。在餐桌上，他向佐利克描述了他心目中的东南亚理想，设想着那次金融危机将如何启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转变成一个不受官僚和政客操纵的自由市场经济。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佐利克从桌对面看着他，直截了当地说：“恐怕你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东南亚仍是家族企业中心随后3年的研究结果显示，佐利克是对的。东南亚经济结构仍然保持着10年、50年，乃至100年前的模式。虽然，他们的数量减少了，但是，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本土经济仍然是由那些神秘兮兮的亿万富翁和他们的家族所垄断。

1996年时，富比士的全球富豪榜上，前二十几名中就有至少8名是东南亚人；而到2006年时，只有香港的李嘉诚仍以188亿美元的身价排在第24位。不过，不管怎样，虽然一些东南亚大亨已被其他国家的企业家和亿万富翁取代，但是，东南亚仍然是家族企业的中心。这在普通百姓之间，早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了。

40多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一直与出口业的扩展同步增长，这些都要直接归功于跨国企业或者小规模的地方合同承包制造商。而亿万富翁们都在回避制造业和该行业所要求的全球竞争性。相反，他们专注在商品贩卖上，通过垄断和像海港装箱、房地产、电信和娱乐等联合性质的地方服务业获利。

东南亚的亿万富翁仍然维持着他们的优越地位，因为原本预料要来的冲破陈规的浪潮从未到来。甚至被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称赞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个体的香港，也未能通过已是世界各地的发展中经济大国的经济栋梁的那种反垄断法规。尽管，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表面亮丽，但是，联盟的各国在为成员国创造一个共同自由市场上却毫无进展。东南亚国家联盟只是一只纸老虎，陷入不同利益的纠纷，毫无执行法规的实力。

与欧盟不同的是，东南亚没有任何地域性或者全球性品牌的企业，没有原创新服务和原创新技术的能力。他们只有在当地称王称霸的亿万富翁，他们在本国媒体的夸大下成为了商场雄狮，但是，从实际的经营成效来看，他们的生产力普遍低于东南亚制造业和全球性企业。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吧，香港港口的装箱费用要比德国的高出2倍呢，如果不是如此，为什么会高那么多？

尽管，现在东南亚股市保持牛市，但是，由于亿万富翁们松散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及他们幕后操纵地方银行来提供廉价、简单的替代信用，他们也是造成全世界长期业绩最糟糕的新兴证券市场的罪魁祸首之一。从1993年开始，也就是第一个巨额国际股份投资进入东南亚股票交易市场起，直到2006年底，泰国和菲律宾的红利再投资的总美元回报金额实际上是负数。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股市回报率要比把钱存入一家伦敦银行里拿利息还要糟糕。新加坡的回报率不到伦敦或者纽约市场的一半，值得一提的只有香港。只有一名够胆大的投资者才会相信，在经济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东南亚的长期证券回报会有改善。

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

《新闻周刊》的报导说，对亚洲的工人和中产阶层来说，过去10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依据国际上通行的吉尼标准来衡量，东南亚最富裕的两座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如今的贫富差距与阿根廷的都市地区有得一比。金融危机过后的时期，在菲律宾、泰国和印尼3国，每天生活费不到世界银行贫困线的2美元的人口比例，要比拉丁美洲还要大。如今，随着东南亚富人继续凭着先辈的遗产过着奢侈的生活，普通民众的梦想在破灭，看起来，东南亚国家那些在温床上长大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很有可能将使得他们的国家堕落到拉丁美洲的地步。

造成东南亚以及整个富豪阶层这种现状的原因，一部分要归咎到殖民主义。虽然，泰国从未被殖民化，但是，国王自从16世纪起，就雇用波斯人和中国人来经营垄断交易品的贸易和租税农场(tax farm)。在印尼，华裔企业家也在欧洲人到来前，与爪哇人贵族们一起形成了垄断管理的格局。

本地人和外来人的权势划分

《新闻周刊》的报导说，通常，东南亚国家的精英们之间有种族的分野，当地人要的是官位，当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他们反对外来竞争对手的非本族人，要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力，后来，他们又与西方殖民者形成合作关系。外来人通常是华裔移民，他们是经济企业家。所以，在印尼，荷兰人给那些有头面的华裔商人起了些专卖和假性军衔的称呼，如少校、中校、上尉等。直到1898年，一直控制着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把华裔大商人称为“gobernadorcillo de los sangleyes”，翻译过来就是商人州长。

在马来西亚，英国人和当地的皇族合作贩卖贸易、挖矿等执照给华裔和印度裔移民，与此同时，鼓励本地人重操耕田的老本行。在马来西亚，本地马来人在官僚体制及巫统中扮演主导的角色，而华商则在马华公会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上世纪4、50年代，东南亚独立运动期间，新东南亚领袖们创建了一个政治统治经济的系统。

在泰国，军方领导人要求掌握华裔经营的公司的大部分实权，并且，成为公司董事成员；马来西亚的政治精英清楚的列出他们对华裔商人的要求，这些协议在当地被称为“the bargain”。另外，当泰国和马来精英要与颇具规模的华裔商人家族打交道，东南亚两个战后时期最大独裁者，印尼的苏哈托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则要对付一些新出头的无名暴发户，从而获得绝对忠诚。例如，在短短几年里成为印尼首席大亨的林绍良，和从清洁工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被《财富》杂志曾将其列为菲律宾首富菲律宾商人陈永栽。

政治关联增加公司价值

专家们的研究显示，如果某家企业的大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中有一位是：（a）议院议员（MP）；（b）大臣或州长；或者（c）与某位高层官员有密切关系，那么这家企业就被认定是与某位政客存在关联。而这种关联能够增加公司的价值。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是学者们认为研究企业政治关联的典型地区，他们提取大部分案例集中在这些国家。

研究发现，当商业人员从政时，企业价值会获得明显的增加。而且无论何时，只要商人当选为内阁总理而不是议院议员，或者是大股东而不是管理人员从政，那么这种新的关联将会对股票价格产生更大的影响。政治学家Fisman的研究推断，在印度尼西亚，关联密切的企业其价值大部分来源于政治关联。而且，他还特地比较了在传闻印度尼西亚总统舒哈托健康日益恶化的时期，不同程度的政治披露为企业所带来的回报。在那一时期，与舒哈托关联密切的企业其股价比那些关联不密切的企业股价下跌更大。而且，当消息更负面时，股价的反应更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