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元旦南昌会议,决定规复长江下游计画,以李宗仁、程潜分别为江左、江右军总指挥,白健生以东路前敌总指挥率第一军出衢州,取杭州,我属江左军,因陈调元已于三月四日投诚,经武穴、黄梅撤归安庆,与我之进兵路线相同。为避免误会,俟陈军过后,始领军经合肥取蚌埠。陈为我在武昌陆军中学之地理老师,其归降亦为唐生智、程潜及我三人保证者。
当江西底定后,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至武汉。但由大庾岭出江西后,即止于南昌(蒋先生在南昌),武汉其共党因之大哗,狰狞面目完全曝露。蒋先生被迫,始派谭祖安前往武汉。李宗仁时在汉口,已为共党分子包围。我于十六年二月抵汉口小住(住所在文化里),董必武、詹大悲即手持印就之反蒋宣言找我,要我签字。我答以:第七军的政治问题统由李德公决定。二人又追问我是否赞成该项宣言,我亦不置可否,即陪同二人到同丰里李之寓所,向李说明后离去。次日即返九江司令部,指挥部队准备渡江。在牯岭住约一周,由黄梅迁至宿松,李匆来一电报,要我到九江商量。显然李受到某种压力,不能决定。我于起程前,先给健生一电报,请其表示意见。因过去凡我与白同意之事,李绝无异议。二日后抵达九江,李即表示,决定态度的标准在计算双方实力。国民革命军北伐共八个军。第一军是蒋先生的基本力量,但薛岳的第二师是拥汪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闓,现在汉口,态度似已明显。第三、四两军是亲共的,程潜的第六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更不用说,第五军只出来两团人,不必说。八个军已有五个表明态度,第七军虽反对也没有用。我说:「革命不能只计算力量。当初我们在广西不过几千人,照样能统一全桂。可见力量不足为凭,只看我们愿不愿做共产党。」恰巧白之电报亦在此时到达,上称:「此事没什么可讨论的,请德公快到南京! 」李之态度于是决定。此外另有一重要原因,即第七军历史较久,军中干部之共党分子较少,故我有此把握。
次日我回部队,李返汉口不久,即去南京,与李济琛共同通电拥蒋,大局于是稳定。当时第七军之态度实有决定性之作用,不然,局面将整个改观。
程潜部队尚有二师在南京,此外江北有第二军鲁涤平部,我即奉命由合肥回师芜湖,将南京城内杨源浚之十九师包围缴械(后改编为十八军,杨杰军长),江北鲁涤平部急忙撤走。首都至此始固,第三期北伐才有可能。
节录自《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台北:中央研院)第7期。网上见:博讯析世鉴:boxun.com/hero/xsj1/101_1.shtml